(2021-04-30 劉瀾昌)
首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曾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而事實上，在回歸之初，他真的誠心誠意且極度嚴謹地貫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大凡屬於香港的內部事務，一丁點兒也不過。那時候，內地的官員到香港，還要到港澳辦申請。但是，24年過去了，香港特區卻步履艱難？24年其實很不短了，北平、上海、廣州、重慶，莫不是一解放不久便入正軌；深圳建市24年，更成為中國第一等級的城市。香港的徘徊、蹉跎、以至出現大面積的“暴亂”，原因在哪？
第一，香港有政治家嗎？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蔭權競選時自填履歷為“政治家” ，但是他的競選口號卻是“打好這份工作工”。這一個小小的細節，可一斑窺全豹，從殖民地過度而來的港人其實欠奉“政治家”。後來，中央領導也忍不住了，說，不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回歸之初，不少人認為，一國兩制，就是“換一面旗幟”，其他就照常運作了。事實上，在通過傳真機發指令的“倫敦決策香港執行”的模式終結之後，香港的公務員體系明顯不適應，在決策能力和執行力等層面都展現幼嫩的不足。管治權的急速轉變，治港人才的儲備和培訓不足也隨之急劇暴露。尤其，對於殖民體系留下的管治體系全盤接受而未反思更談不上改革，施政效率遲緩低下的問題越發突出。近期說吧，小小700萬人的防疫，與內地14億的一比，差天共地；武漢三個月就解封，香港已經一年半羅湖還是水靜河飛。還有，最近暴露 羅湖邊境殯葬城的問題，也是匪夷所思。香港公務員所謂“高效”的招牌，早就丟到維多利亞港。也許，在落實一國兩制2.0版本之後，香港的治港班子才會有一個飛躍。
第二，香港的資本家，也曾被賦予“港人治港”的厚望，因為，相信工商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力量，而香港的工商界也總體上表現出愛國愛港的政治傾向。於是，在制度設計上，偏向倚重工商界，在立法會和行政會議都照顧工商界。首任特首董建華也來自商界，他的家族做船務出身，而他的的確確是一個非常愛國愛港的人士。他執政之初就洞察到香港房屋問題是要害點，提出了“八萬五”的年建屋計畫。不料內外形勢突變，香港先是受到國際金融風暴衝擊，接著“非典”、禽流感等連番肆虐，香港樓價大跌，出現大範圍“負資產”。於是，他為“地產黨”矛頭所指，換了個港英的舊電池曾蔭權上臺。此人做特首七年沒有開闢一吋建房儲備土地。之後的特首，要填海也填不動。這樣的政策取向，就是不斷向市場放出“土地房屋供應不足”信號，英國人留下來的“地價樓價租金三高”的畸形現象不但沒有糾正，反而高冠全球。大批在珠三角做工廠的港商全都撤回香港“炒樓”。地產商當然偷著樂，但是香港完了，陷入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
筆者每每聽到歐美富豪大規模捐獻還富於社會時會感慨，香港的富豪還是處於熱衷原始積累的那一代。但是，你能怨那些如同李嘉誠那樣從做“膠花” 起家，一個一個銅板賺起來，也沒有受過什麼現代文明的教育大老闆？只是，必須明白，香港當下資產階級原始性、幼稚性、過分逐利性，決定了他們治港只能是嚴重偏向本階層的利益，他們不是一個照顧香港整體利益的統治者。
也因此，嚴重影響到香港回歸後的“二次分配未解決”，成為了“一國兩制之痛”。實際上，在香港短視的仍處於原始積累期的地產商把持下，二次分配是不可能解決，港府沖不破制約，只有靠中央出手。相信，在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搞掂後，中央必定要出手了。事實上中央也有香港的土地支配權。
第三，筆者一直在思考，上面說的兩個層次的問題，其實也未違背“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公務員體系和工商界整體屬於“愛國者範疇”，也許假以時日，他們在治港中學習治港，從不懂到懂，終於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但是，香港還有一個擺不脫的制約，香港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一個可以脫離百年大變局之下大博弈的世外桃源。
誠然，有一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大概港人可以學會治港，可惜，香港，並不存在可以純粹的“港人治港”的環境。香港不是世外桃源，反而是美英、臺灣等“遏華亂中”的前線。殖民統治下，香港人“有自由沒民主”，然而過渡期港英政府已開始“埋雷”，民主抗共是其中一招。而美國，在香港回歸前就強力在港部署，超級的總領事館不斷擴張，一方面接管英國留下的力量，一方面在香港種種社會界別精密部署和培植力量。從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直至2019年“黑暴”，CIA在全球顏色革命的極致手段都在香港展現。拜登政府上任後不但繼承了特朗普的對港政策，而且還拉上歐洲、日本等國家公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2019的“黑色暴亂”，雖然中央沒有派一兵一卒來港，基本由香港員警低度維護社會秩序，但是最終的“止暴制亂”以至政制的“由亂達治”，非中央出手不能成功。從確立港區國安法，DQ四名亂港立法會議員，直到完善選舉制度，徹底杜絕內外“反中亂港”勢力在香港特區權力架構破壞的土壤和機會。這絕對不是任何一個香港人，任何一個香港的政治團體可以做到的。
回過頭來思考，也可以認為，回歸24年始終未能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不能埋怨“港人”，非其不能乃勢所不能。以政治幼嫩的香港領導人，與霸淩的境外反對力量相比，是極之不對稱，只有強大的國家力量可以與之抗衡。
毫無疑問，在未來中美博弈的大變局中，香港依然處於前沿，未來的鬥爭依然激烈，時起時伏。愛國愛港的香港人，只有依靠國家，才能將一國兩制的史無前例的偉大構想真正落實，使香港重新出發，以一個“嶄新的東方之珠”的姿態展現在二十一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