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9-16 稻穗)
8月17日國家領導人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會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至此，“共同富裕”這個敏感詞彙再一次醒目地走入大眾視野，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支持的人說，“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中國的社會主義如果不搞“共同富裕”，那和資本主義有什麼差別；反對的人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得益於把提升經濟運行的效率放在首位，現在舍效率而重公平，是不是要搞殺富濟貧？重回“大鍋飯”舊路？那樣的話，經濟如何發展？
正反雙方在“共同富裕”議題上的鮮明對立，實際上反映的是對這個議題的不同理解，那麼，“共同富裕”的準確含義究竟是什麼？應該如何理解？
在我們看來，要理解“共同富裕”的準確含義，最好的辦法是回到歷史，從中國發展的歷史脈絡裡，找到“共同富裕”含義的真諦。
對於新中國發展的歷史，國家領導人在2013年1月5日的‘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簡稱：“兩個不能否定”。
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稱‘前三十年’，其顯著特點是較為平均，也常常被人詬病為“大鍋飯”時期，認為會養懶人，不利經濟發展。
不過，如果瞭解1949年建國時的經濟狀況，可能會對這個說法有不同的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一窮二白，打了幾十年仗，經濟基礎接近零，全國僅有的一點黃金儲備，還被國民黨帶去了臺灣。除了最簡單的產品，例如桌子板凳、飯碗茶壺、磨面等，複雜一點的工業品就基本不能生產，全國建國時的鋼產量大約只有15萬噸左右，不及印度的零頭。
不討論其他因素，單就發展經濟所需投入的資本來看，建國時的投入資本或者說原始積累從何而來就是個大問題，去借吧，面臨西方國家的封鎖，當時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恨不得將新生的中國掐死在搖籃中，怎麼可能借錢支援中國的發展。雖然新中國與蘇聯關係較好，不過同樣存在一些利益矛盾，蘇聯對對新中國半信半疑，並不積極支援中國發展，一直到抗美援朝勝利後，才開始大量援助中國。而且，以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體量，靠外援能解決多少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靠自己想辦法解決發展資金的來源。
一不能靠借，二不能學帝國主義的辦法去搶，籌集發展資本就只剩下一條路，就是節衣縮食，從牙縫裡省。‘前三十年’的艱辛背景就是這麼形成的，為了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國家實行了“統購統銷”“人民公社”等經濟制度，全中國人民都不同程度為國家的工業化貢獻了力量，農民承受的負擔尤重。
為什麼要搞“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從經濟角度看，中國是個農業國，籌集資本只能靠搜集農業剩餘。但是怎麼才可以較有效率而不是高成本地搜集農業剩餘，就只能靠組織起來的新制度。因為如果不用類似“人民公社”的集體將農民組織起來，國家就要直接面對每個個人，如果國家靠和每個個人直接交易來截取農業剩餘，其成本就會高得難以想像，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農業稅，中國的農業稅在2006年取消，取消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徵稅的成本要超過徵稅的所得，將農業稅純粹變成了一個養活徵稅部門和相關官員的稅種。
“人民公社”建立後，就可以以集體的身份與政府及其所屬企業交易，由國家統一收購和銷售的“統購統銷”制度也就具備了可行性，國家用較低的價格從“人民公社”等集體收購農業產品，再以較高的價格將工業品銷售給他們，一來一去就可以利用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較高效率地搜集農業剩餘，籌集到投資工業的原始資本。
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人的收入都被壓縮到僅僅維持生活的程度，形成了生活水準較為平均的客觀現象，另外，由於建國後醫療衛生水準的提高，新生兒死亡率急速下跌，導致人口快速增長，從1949年到1970年，人口由建國時的5.4億人增長到8.3億人，二十年左右淨增2.9億人。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工作崗位的不足交織在一起，政府只好要求企業在實際工作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擴大招工，產生了所謂‘一個人的飯兩個人吃’的“大鍋飯”現象，一定程度造成了人浮於事的新問題。
實事求是地看，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也有一些負面影響。不過全國人民的共同艱苦付出和努力創造了巨大成績，到1978年，新中國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已經初步建成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國家的工業化奠定了雄厚基礎。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從來沒有追求過絕對平均主義，之所以那段時間給人留下“大鍋飯”的印象，有其不得已的歷史原因。隨著工業基礎逐步建立，節衣縮食搞建設的時代過去，經濟也在改革開放後走向“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新階段，經濟迅速發展，人群的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大。現在，國家推動“共同富裕”，不是要消滅差距搞平均主義，而是要對憑藉資本力量控制各行各業的資本無序擴張加以限制，讓各個市場經濟參與的主體可以公平競爭；受限制的，是那些憑藉資本或者其他優勢鞏固自己的地位，不需要經過公平競爭和努力就可以“躺贏”的經營模式；受鼓勵的，是為社會創造價值、公平競爭的經營模式。簡單來說，就是仍然允許創造價值、誠實勞動的合法“先富”，但同時鼓勵“先富”回饋社會，帶動大家走向“共同富裕”。
“前三十年”的奮鬥，創造了巨大成績，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節衣縮食搞建設的原則下，民眾的生活普遍較為艱苦；為籌集資本發展工業，所有人都成為所在單位和集體的螺絲釘，較為缺乏個人自由；為維持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水準，社會形成了較為明顯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現象，一定程度存在“養懶人”問題，影響一些人工作的積極性。
由於工業基礎已初步建立，“統購統銷”“人民公社”等低成本籌集農業剩餘舉措的必要性下降，加上舊有體制存在已久的一些弊病的顯性化，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發展的重點轉向經濟建設，效率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創造了驚人的財富和發展速度，到目前，中國經濟規模已經穩居全球第二，多個領域已經進入或接近全球一流水準，中國發展的勢頭相當強勁，已經動搖了長期固有的美國獨大的全球基本格局。
但是，中國的高速發展、效率優先同樣帶來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影響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從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的發展歷程看，一味追求效率，不關注和改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遇到了嚴重問題。社會基層和中產的逐漸貧困化，影響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導致社會的總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情況下，為了維持經濟的增長，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政府投入增加，由於社會對立，又無法向富裕階層大量加稅來增加收入，收入趕不上支出增長，於是出現大量赤字。大量赤字無法彌補，於是只好大量印鈔，由央行給政府財政融資。但是，印鈔不可能無限，因此，目前美國和西方國家靠印鈔拖延問題的辦法不可持續，必定在未來某個時間爆發危機。
從這個意義上講，認為提高效率有助經濟發展的觀點是短視和有害的，即使單純提高效率在短期有助於經濟的發展，但長期來看，只注重效率所造成的貧富分化，卻必定會在未來反噬經濟和社會，造成經濟發展的停滯和社會的動盪。
因此，在已經具備較好的物質基礎的現在，強調“共同富裕”，把公平放在效率的前面，雖然短期會因為關注重點的改變而引起一些陣痛，但長期而言，卻更能兼顧二者，對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更為有利。
“前三十年”中國經濟中公平或者平均的色彩很濃，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強調效率的色彩很濃，同樣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同樣存在一些不足。現在，在“共同富裕”的旗幟下，把公平和效率統一起來，既要讓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也要允許差別，允許個人憑能力合法致富，是一條兼顧公平和效率的新路。
與單純強調公平或者單純強調效率相比，“共同富裕”的新路包含著對過去探索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保留了其中的優點，改善了其中不足，必將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為全人類的長遠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