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
經由 在 11月 2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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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公司?我看重的是企业的价值观和文化。如果文化不对继续待下去是很难受的,既妨碍了别人,也难为了自己,事业就更难成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说的就是这个理。
前段时间讲过,企业家不仅需要情怀还需要胸怀,而一个人的胸怀基本都表现在文化上了。老板文化决定企业文化,这与办公室政治有关。所谓政治,是关于如何影响、组织和控制一个两人以上的群体的。这样的群体小到一个家庭、一家公司,大到一个国际组织。政治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就是因为群体中的不同意见不可避免。办公室政治最能体现一个企业的文化,如何处理是办公室政治最基本的课题。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就会牵涉到政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列宁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何对待这关键的少数人?伏尔泰给出了他的建议:“我反对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胡适认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据说英国议会更有趣,如果大会表决一致通过则视为不通过。这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胸怀,当然更是一种文化。
文化不虚,体现在随时随地。那天饭桌上,一位领导正滔滔不绝讲述一个收购兼并案例:“……甲方动用很少的资源并购了乙方的零资产,实现了……”旁边的同事随口接嘴道:“零收购。”话音刚落,立即遭来另一位同事的提醒:“明白就行。”结果带来无语的尴尬。有人纳闷,这里谁做错了呢?其实都没错,因为立场不同,表达的意思当然不一样。有人说得精辟,不要看谁说得好,关键看他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这个例子和立场有关系吗)
因此有人建议,面对不同政见者,首先该做的不是上纲上线的盲目反对,而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倾听对方的声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即使大部分观点不认可,客观的分析也会从另一个角度给你不同的启发。不然,心理学中的“证实性偏见”会蒙蔽你的双眼,让你永远走不出自己思想狭隘的一亩三分地。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反、合”来说,需要正题、反题,才会出现合题。如果一个人只关注本方的正题,用反对的情绪一味排斥不同政见者的反题,就难以形成合题。
其实,讨论问题是可以的,对每一个人都要有基本的尊重,打击报复、不予理睬的做法太不成熟,这不就是党同伐异么,同意我的我就亲近,不同意的统统疏远甚至让人家不好过,这样还怎么去了解自己熟悉的事物和见解之外的东西?固步自封,不讨论不妥协,那就没有交流了。对事不对人,咱们可以在一个问题上吵得面红耳赤,吵完了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前提是双方都能有这种认识,如果一方的素质不到位,这种良好局面就达不成了。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位资深的职场中人说,既要情怀也要胸怀,但要警惕三种情况:
第一种,带有强烈的负面情绪。不是指责这个,就是在谩骂那个。就像那些“爱国愤青”,对祖国的自豪感也是建立在“打倒小日本”的基础上。
第二种,只管表达不顾效果。你的观点或许很正确,但是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吗?没有。很多时候有些人甚至以此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为自己的不努力找借口,但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种,零碎肤浅,或无病呻吟。试想,周围有个人天天在你耳边说“我好喜欢A啊”“B真恶心啊”,而那个A却恰恰是你最讨厌的人,B却是你喜欢的人,你有何感受?就算是政见和我相同的人,把生活中的东西都上升到政治层面——要真的能达到理论的深度也就罢了,可大多数人不过就是表达观点而已,而且还是零碎的、肤浅的、千篇一律的观点。
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文化,对于事业的效用也大不相同。比如,吃饭时发出声音在日本是好的行为,在英国是不礼貌的行为。不要以为企业文化是务虚行为,其实企业文化才是真正管理学的范畴,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管理,制度是管理的一部分,文化也是管理的一部分,有时文化比制度更重要。中国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文化管理的结果,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就是一个管理不完善的企业。
文化无所谓对错,更不是非此即彼的回答,不同的人对文化的感受也不一样。比如,一个人认为是秩序井然,另一个人也许会觉得太过官僚。有一点必须引起重视,你必须确信你是在考虑如何使自己觉得快乐,而不是让你的朋友、家人或同事觉得可以接受。将你认为理想的公司文化写下来进行仔细分析也许对你会有所帮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自己觉得如何?不合适就只能选择离开,因为个人力量很难改变群体的行为和意志,何况你是小人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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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天納
做打工仔,三個選項很重要:一行業、二文化、三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