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5-16 楊玉川 稻穗)
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以來,美國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各種矛盾逐漸公開化和尖銳化,在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對國家發展的共識空間似乎在縮小,代表共和黨的特朗普總統幾乎反對前任民主黨總統奧巴馬的所有主要政策,例如TPP和奧巴馬醫保等。民主與共和兩黨從支持者到經濟政策理念上的差異似乎都在擴大。民主黨的支持者中相當重要的力量來自於高科技企業與金融資本,是全球化的積極支持者;而共和黨支持者的中間力量則主要是軍工、油氣、汽車、鋼鐵等傳統產業資本,大量鐵銹地帶的藍領工人與農民也是特朗普總統的堅定支持者,他們普遍對全球化持負面態度。
特朗普經濟政策的主要傾向明顯較為保護傳統產業,比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輕視環保,顯然對發展新能源不利而有利於傳統的油氣產業;推出鋼鋁關稅,自然是為了保護美國的鋼鐵產業和鐵銹地帶的工作機會;另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時間5月11日,在與大型汽車製造商的產業討論會上,特朗普提議對進口汽車徵收20%關稅,還提議在進口時附加比國內汽車更嚴格的排放標準,這顯然是試圖保護美國的汽車產業;而5月8日,特朗普不顧盟友的反對,執意退出伊朗核協議,增加了中東爆發新一輪衝突的機會,製造了緊張空氣、支援了油價,既符合美國軍工產業的利益也潛在支持了美國的油氣產業。
最近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貿易戰,其中的部分理由也是為了重振美國實業、平衡貿易赤字。所以,從特朗普上任以來的施政看,他對‘重振美國實業、減少貿易赤字’是相當認真的,並不只是喊喊口號。
但是,按照經濟理論,‘重振實業、刺激出口’需要弱勢貨幣配合,特朗普本人多次罔顧事實指責中國有意令匯率貶值來刺激出口、不公平競爭,雖然他的指責與事實相反(中國政府實際上在過去一兩年經常出手支持人民幣匯率),但其潛臺詞顯然是希望美元兌人民幣貶值,以刺激美國出口;而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前不久在瑞士達沃斯支持弱美元的表態,也與特朗普‘重振實業、刺激出口’的理念一致。
不過,對金融資本來講,弱勢美元卻不一定有利,強美元通常更容易增加美元的吸引力,相對更有利於金融資本的擴張。從過去的歷史看,美元通常都呈從弱到強,再從強轉弱的週期性波動,而隨著美元轉強,資金通常會回流美國,造成新興市場資產價格的巨大波動;隨著美元轉弱,資金再離開美元進入新興市場,又常常造成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和經濟過熱。
目前美元正處於加息帶來的強勢週期中,美聯儲的官員也經常用加息預期誘導美元走強,在特朗普政府希望用弱美元來刺激出口的時候,美元又持續走強,這個矛盾對美元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呢?
4月中旬以來,在美國通脹升溫、國債利率上漲、週邊有些不穩定等因素的支持下,美元指數走出了一波漲勢,突破了今年1月以來的高位90.89,5月9日最高沖到93.26,技術上出現向上突破。而隨著美元的向上突破,多個新興國家貨幣急速貶值,阿根廷披索在過去幾周大幅貶值,出現了貨幣危機,阿根廷央行將指標利率調高到40厘,並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據報要求的信貸額度達300億美元。
到目前為止,亞洲金融市場受阿根廷貨幣危機的影響不大,表現大致平穩,雖然港元在4月份一度出現港元匯率達至弱方保證、金管局連續入市買入港元、資金流向美元的情況,但近期港元匯率未見異動,顯示恐慌情緒沒有擴散。
如果未來美元加息步伐加快,美元進一步升值,亞洲貨幣不排除遭到進一步衝擊的可能性。但是特朗普‘重振實業、刺激出口’的理念與強美元政策存在內在矛盾性;美國經濟復蘇在相當程度上又依賴資產市場創造的財富效應,資產市場的脆弱性很難承受太高的利息水準;加上美國經濟本身已進入經濟復蘇的尾聲,未來經濟增長的風險加大;特朗普的減稅政策造成的財政赤字也將長期對美元走強不利。所以,雖然通脹升溫、經濟增長加快、中東風險加大等因素有利於美聯儲持續加息和美元走強,但考慮到上述對美元走強的不利因素,我們仍然認為美元指數未來持續上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換言之,投資者暫時不必過於擔憂美元上升對新興市場帶來的衝擊可能擴散。
我們在2月20日的博文「股災元兇追蹤」裡討論過對美國經濟較為有利的政策組合,認為“較高的通脹,較弱的美元,相對緩慢的加息步伐”對美國的經濟增長和資產市場的暢旺較為有利。而較高的美元以及進取的加息步伐卻可能有壓制出口和打壓資產市場的作用,一但資產市場泡沫爆破,產生負財富效應,美國的經濟增長必將受到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