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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幸，你很耐心的看完了這長篇大論，那你獲得的不僅僅是體育老師所不能教給你的數學知識，還有對我國社保新政全面的、可用於吹牛的談資；如果不幸，你真的喜歡保持沉默，那請蹦至文末，看傑倫（結論）。不過，明確一點，這篇文章講社保新政是如何增加企業社保負擔和減少個人應稅所得額的。
觀點：減少個人應稅所得不可怕，畢竟多繳的社保會在未來多年後“統籌”返還，而沒有返還個人所得稅這麼一說，交了就交了。而對非合規繳納職工社保的企業，中性估計企業的社保費用成本相比現在會提高47%。
開篇先普及一個工資小常識：通常來說，我們拿到手的工資是扣減了我們自身需要承擔的五險一金或者三險一金，再扣減個人所得稅之後的剩餘。
五險包括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一金就是公積金。
而這五險是由公司和我們共同承擔的，能在我們自己的工資單上看到的、被扣除的五險是我們自己承擔的部分，這一部分五險合計通常占到我們工資總額的10.5%的比重；而另外一部分在我們的工資單上看不到的，通常是我們所承擔部分的三倍的，也就是我們工資總額的31.5%是公司幫我們承擔的五險剩餘部分。
而公積金通常是個人和公司一半一半的承擔，並且也是我們工資總額中的一個比重，這個比重一般為7%或12%。
我們工資總額扣除占到一定比重的五險一金之後再減個個人所得稅，剩下的就是我們到手的工資。
那根據目前的全國標準，企業承擔的五險也就是社保費率為30%（取中值），個人為10.5%，也就是說企業的人工成本其實是員工工資的1.3倍，個人到手的收入是工資的67%。如果再算上公積金影響，那麼前面兩個數字將變成1.42（=1.3+0.12）和55%。
那這個“中國標準”在全世界排名如何呢？
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2018年全球企業綜合稅率排行榜，中國以67.3%的綜合稅率在全球189個有數據的經濟體中名列12位，但是看其中的社保稅負排名，中國已經穩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了。
工資常識普及完了、中國位居世界前列的標準知道了，那要說個啥事兒呢？
先看兩個新聞：
新華社7月20日報道，中辦國辦印發了《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其中有一條是“從2019年1月1日起，將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險費等各五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
8月20日，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人社部等五部委局聯合召開社會保險費和非稅收征管職責劃轉會議，提出“在今年12月10日前完成社保費和第一批非稅收入職責劃轉交接工作，自2019年1月1日起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各項社會保險費和先行劃轉的非稅收入”，再次明確了社保費該有稅務部門徵收的時間表。
社保部門的優勢：熟悉各項社會保險政策和業務，貫穿了企業和個人參保、費用征繳、待遇發放及相關服務的環節。
社保部門的劣勢：無法及時個精准的掌握企業給員工工資的發放情況，因此在核定和徵收社保費時，也使得企業存在不規範的可能性。
稅務部門的優勢：在核實繳費人數、繳費基數等基礎數據方面更加具備專業優勢，並且擁有成熟有效的征管手段和足夠的專業人員配備，由稅務部門徵收社保費將提升社保征管的規範程度，提高征繳力度。
這一明確社保費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的變動，積極一面當然是將改變當前“雙重征繳”體制格局，提升征繳效率，降低征繳成本，而消極一面的影響將如何？
這還得從目前國內社保現狀說起，巧的是，8月24日《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以下簡稱：白皮書）新鮮出爐，不過這也正是這一資訊標題的一半，而另一半是“社保基數完全合規企業不及三成（至27%）”。
（百度釋義：社會保險基數簡稱社保基數，是指職工在一個社保年度的社會保險繳費基數。它是按照職工上一年度1月至12月的所有工資性收入所得的月平均額來進行確定。社會保險繳費基數是計算用人單位及其職工繳納社保費和職工社會保險待遇的重要依據，有上限和下限之分，具體數額根據各地區實際情況而定。）
白皮書顯示，2018年我國社會社保合規小幅提升。從社保合規三要素模型來看，企業參保在及時性、險種覆蓋面上遵守程度較好，但基數合規性仍面臨較大壓力。其中，險種覆蓋面保持高位，參加社會保險全險種的企業比例連續三年保持高位，額外購買商業保險的企業超33%；在入職當月或次月及時參保的企業比例達到73.1%；而基數合規企業比例呈現兩極分化，一方面，社保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增加至27%，比上年小幅提升3%；另一方面，仍然有31.7%的企業統一按最低基數下限參保。
此處注：2015年社保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比例為38.34%，2016年下滑至25.11%，2017年繼續下滑1%至25.11%，如今雖然該指數有回升但仍在30%之下。這一現象反映出的是企業社保合規逐步走過了“不繳社保”、“遲繳社保”的階段，現在進入了“繳了但基數不足”的階段。
白皮書中還顯示，所有受訪企業中，有53%的企業人力成本占總成本比重超過30%；其中，有16.27%的受訪企業人力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高達50%。
此處注：51社保此次發佈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是其連續第6年對中國企業社保現狀的調查報告，在白皮書連續幾年的調查中，“成本過高”長期穩居企業社保難題之首，企業呼籲在加強合規監管的同時進一步推進社保政策上的減費降負。雖然我國自2015年以來,先後降低或階段性多次降低了社保費率,住房公積金也允許在5%—12%浮動區間內自主確定,但受訪企業仍希望繼續降低社保費率。另外，其他相關社保情況的具體指標將在此後局部更新。
以上內容一直會時不時的蹦出“社保繳費基數”，我國的社保繳費基數是這麼確定的：
根據國發[1997]26號、國發[2005]38號等規定、社會保險法釋義，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基數是本人工資月平均工資按國家統計局規定的列入工資總額統計的專案計算，一般以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資為個人繳費工資基數，包括工資、獎金、津貼、補貼等全部收入算總在一起作為繳費基數。當然，應屆畢業生或者新入職一家公司的員工的繳費基數將按照在此公司的勞動合同內寫明的工作做重新調整。
如果某員工的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資或者勞動合同工資低於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的60%，則繳費基數就按照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0%繳費；超過當地職工平均工資300%的，則繳費基數就按照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的300%繳費。醫療、失業、工傷、生育費的繳費基數與養老繳費基數基本一致。
前文還提到了一點，說以後由稅務機構統一徵收社會保險費用將會改變當下的“雙重征繳”格局，此處的“雙重”並非指對同一份收入分別由兩個國家部門徵收兩份相同的稅，具體指什麼看一下我國目前存在的社保征繳模式就知道了。我國目前存在兩種社保征繳模式：
一是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徵收，即“社保徵收模式”，例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山東、四川等10多個省份；
二是由“稅務徵收模式”，例如河北、內蒙古、遼寧、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廣東、海南、重慶、雲南、陝西、甘肅、青海、河南及寧波市、廈門市等22個省市地方；稅務徵收模式又可以分為兩類（1）“稅務代征模式”，即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核定繳費數額，由稅務部門負責徵收，大部分稅務徵收的地方都是這種模式；（2）“稅務全責徵收”，即稅務部門負責核定和徵收社保費，例如廣東（除深圳）、廈門、浙江。
而從文章一開始對社保部門和稅務部門的優劣勢比較來看，稅務部門作為社保費用的征繳單位將規範社保費的徵稅，大力提高征繳力度。
至此，從前面這一塊內容，我們至少明確了這麼幾個問題：社保、稅務部門在徵收社保費用上的優劣勢、2019年1月1日之後社保費用有哪個部門（稅務部門）徵收、目前國內根據合規性繳費基數確定社保費用並上繳相關部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或者稅務部門）的企業的比例（27%，逐年下降後有小幅回升但仍在30%之下）、社保繳費基數是怎麼確定的（當地職工當年度平均工資的60%-300%為下限和上限）以及目前國內存在的社保費用的“雙重征繳”模式。
那麼我們利用按合規基數上繳社保費用的這27%的企業再來明確一下，為什麼在現存制度下只有27%的企業是“合規的”。
因為社保部門自身有無法及時個精准掌握企業給員工工資的發放情況的劣勢，五險一金設置齊全的企業在五險一金上多為職工負擔的平均費用為職工上年平均工資（如果此職工的上年平均工資在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的60-300%）的41.75%（通常來說這一水準在38.1-45.4%之間），基於這兩方面的原因有31.7%的企業就會萌生虛報職工工資、將職工平均工資拉低至當地平均工資的60%之下的水準、並最終按當地平均工資水準的60%確定征繳社保費用的基數的“邪惡想法”。
那麼自2019年1月1日之後，社保費用統一有稅務部門徵收，稅務部門憑藉其在核實繳費人數、繳費基數等基礎數據方面更加具備專業優勢，並且擁有成熟有效的征管手段和足夠的專業人員配備等優勢矯正此前虛報職工薪酬的行為，最終讓按合規基數計算社保費用的公司大大增加，同時稅務部門的社保收入也會大幅增加，利用白皮書中提到的73%（1-27%）的不合規企業和31.7%的按照60%確定繳費基數的企業計算，中性估計企業的社保費用成本相比現在就會提高47%。
既然提到了社保收入增幅，那我們也就具體算一下，目前還處於非合規繳費基數狀態的企業將面臨多大的社保費增幅，以及當前未按照合規基數計繳社保費用的個人計稅所得額將減少多少。
不過在計算之前先明確這樣一件事情：不同企業以及員工受影響程度不同，以前把繳費基數降得越多受這個政策衝擊也就越大，例如未上市的中小企業受衝擊程度可能大於已上市的大企業。以前完全按照規則繳納社保費用的企業就不受影響，但是如果人為的降低繳費基數，這在未上市的小企業中比較常見，就會受到較大的影響，也就是白皮書中提到的73%的不合規企業。如果人為的把繳費基數調降至60%的下限，也就是白皮書中提到的31.7%的不合規企業。
計算開始：
根據2017年基本養老保險人均繳費11701元和2016年社會平均工資數據54256元計算，2017年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這一項的實際繳費率是21.6%（=11701/54256），低於28%的全國標準。
有三個“合規性、合理性”原因是導致實際繳費率低於全國標準，但暫時不受社保費由稅務部門徵收影響的。
（1）少數省市自主降低繳費費率或者降低繳費基數。例如廣東省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費率為13-14%，比全國標準降低了6-7%，而且深圳基本養老保險、生育和失業保險繳費基數下限為最低工資；廈門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費率為12%，比全國標準低了8%，杭州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費率為14%，比全國標準低了6%，不過醫療保險10.5%，生育保險1.2%略高於全國標準。然而大部分省市都是按照全國標準來征繳的。考慮這些因素以及有條件的階段性調降費率共影響約2%，那麼在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這一單項上的全國標準調降至26%（28%-2%）。
（2）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比例為20%，低於全國標準8%。《社會保險法》規定“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分別記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基金和個人帳戶”。國發[2005]38號規定“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的繳費基數為當地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繳費比例為20%”。這部分人群在總參保人數中占比約為25%，在社會工資總額中占比約為17%，那麼這部分人群的低費率對全國標準的影響約為1.4%，那麼全國標準繼續調降至24.6%（=26%-1.4%）
（3）收入超過社會平均工資三倍的人員實際繳費比例會低於標準，收入低於社會平均工資60%的人員實際繳費比例會高於標準。根據《全國住房公積金2015年年度報告》，2015年繳存職工中，收入高於上年當地社會平均工資3倍的群體占6.07%，收入低於社會平均工資的群體占49.81%，中等收入群體占44.12%。高等收入群體對全國標準費率的影響約為1%，不過再考慮低收入群體對費率向上的影響，相互抵消後影響假設忽略不計。
那麼總的來看，在考慮到上述三個因素之後，經過“合規、合理”調整過後的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標準費率應該為24.6%，那與2017年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實際繳費率21.6%，仍然存有3%的缺口，從前文白皮書提到的我國社保基金現狀來看，3%的缺口應該是企業沒有按照規定基數繳費導致的，那麼全國平均繳費基數應該是上一年社會平均工資的88%（=24.6%/28%），而目前全國企業實際（考慮到三個合規性因素而調降後）的繳費基數為上一年社會平均工資的77%（=21.6%/28%）
那麼如果企業按照合規基數上繳社保費用，企業的社保費用成本相比現造要提高14%（88%/77%-1）。而2017年企業繳納的社保費合計約5萬億，也就是說，繳費基數規範化之後會增加社保費收入約7000（=5萬億*14%）億元人民幣，其中企業承擔的比重是74%（=29.75/40.25），個人承擔26%（=10.5/40.25），調整至工業企業口徑將拖累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下滑3%。
企業按照合規基數確定社保上繳費用對個人來說對大的影響也來自於適用於10.5%社保費率的計費合規基數，10.5%的個人社保費率在各省市之間的差異不大，但是合規基數按照實際的個人上年度平均工資計算後會減少個人扣繳社保費後的個人所得稅稅前收入，這一收入的下降比重為1.3%[=（1-10.5*88%）/（（1-10.5*77%）-1]
不過看著這1.3%應稅所得額的損失先別急著惱怒，畢竟一方面自己和企業幫我們多繳社保基金在未來的不知道多少年之後國家還會返還給我們，另一方面應稅基數下降了、我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也減少了，而稅收上交了就交了，可沒有返還這麼一說。
但無論如何呢，以上的分析生動但不形象，那我們就“風裏雨裏都有你”的快遞小哥行業做一個形象的測算，至於為什麼選擇快遞小哥行業，是因為快遞行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而社保新政對此類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影響是最大的，如下：
社保新政對快遞行業的影響結論如下：
1）快遞行業為勞動密集型行業（通達系每家大約有20-30萬小哥，順豐有40萬小哥），若嚴格執行，行業業績將受到十分顯著的負面影響，其中通達系邊際影響將大於直營制企業（多數加盟制快遞的末端小哥並未交社保，順豐則為勞務外包，一般按最低額繳納），失去其顯著的成本優勢；
2）若地方不嚴格執行但上市主體被嚴格執行，則總部在冊員工較多的直營制快遞企業將受更大影響（測算詳見下表和附件）；
3）此外，加盟制快遞企業的加盟商自行決定是否繳納，直營快遞公司存在大量勞務外包，總部外的用工成本較難定量測算，從上市公司回饋情況來看，普遍認為無法嚴格執行，否則作為勞務密集型行業易發生社會不穩定事件。
4）對於順豐，2017年實際總人工成本為311億元，假設其中包含社保支出的比例為15%，若改為足額繳納比例增加至30%，則人工成本上升40億元，約為稅前利潤總額65億元的62%。
作者：路聞卓立
來源：人民幣交易與研究（ID：Trading_CNY）
開篇先普及一個工資小常識：通常來說，我們拿到手的工資是扣減了我們自身需要承擔的五險一金或者三險一金，再扣減個人所得稅之後的剩餘。
五險包括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一金就是公積金。
而這五險是由公司和我們共同承擔的，能在我們自己的工資單上看到的、被扣除的五險是我們自己承擔的部分，這一部分五險合計通常占到我們工資總額的10.5%的比重；而另外一部分在我們的工資單上看不到的，通常是我們所承擔部分的三倍的，也就是我們工資總額的31.5%是公司幫我們承擔的五險剩餘部分。
而公積金通常是個人和公司一半一半的承擔，並且也是我們工資總額中的一個比重，這個比重一般為7%或12%。
我們工資總額扣除占到一定比重的五險一金之後再減個個人所得稅，剩下的就是我們到手的工資。
那根據目前的全國標準，企業承擔的五險也就是社保費率為30%（取中值），個人為10.5%，也就是說企業的人工成本其實是員工工資的1.3倍，個人到手的收入是工資的67%。如果再算上公積金影響，那麼前面兩個數字將變成1.42（=1.3+0.12）和55%。
那這個“中國標準”在全世界排名如何呢？
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2018年全球企業綜合稅率排行榜，中國以67.3%的綜合稅率在全球189個有數據的經濟體中名列12位，但是看其中的社保稅負排名，中國已經穩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了。
工資常識普及完了、中國位居世界前列的標準知道了，那要說個啥事兒呢？
先看兩個新聞：
新華社7月20日報道，中辦國辦印發了《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其中有一條是“從2019年1月1日起，將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險費等各五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
8月20日，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人社部等五部委局聯合召開社會保險費和非稅收征管職責劃轉會議，提出“在今年12月10日前完成社保費和第一批非稅收入職責劃轉交接工作，自2019年1月1日起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各項社會保險費和先行劃轉的非稅收入”，再次明確了社保費該有稅務部門徵收的時間表。
社保部門的優勢：熟悉各項社會保險政策和業務，貫穿了企業和個人參保、費用征繳、待遇發放及相關服務的環節。
社保部門的劣勢：無法及時個精准的掌握企業給員工工資的發放情況，因此在核定和徵收社保費時，也使得企業存在不規範的可能性。
稅務部門的優勢：在核實繳費人數、繳費基數等基礎數據方面更加具備專業優勢，並且擁有成熟有效的征管手段和足夠的專業人員配備，由稅務部門徵收社保費將提升社保征管的規範程度，提高征繳力度。
這一明確社保費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的變動，積極一面當然是將改變當前“雙重征繳”體制格局，提升征繳效率，降低征繳成本，而消極一面的影響將如何？
這還得從目前國內社保現狀說起，巧的是，8月24日《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以下簡稱：白皮書）新鮮出爐，不過這也正是這一資訊標題的一半，而另一半是“社保基數完全合規企業不及三成（至27%）”。
（百度釋義：社會保險基數簡稱社保基數，是指職工在一個社保年度的社會保險繳費基數。它是按照職工上一年度1月至12月的所有工資性收入所得的月平均額來進行確定。社會保險繳費基數是計算用人單位及其職工繳納社保費和職工社會保險待遇的重要依據，有上限和下限之分，具體數額根據各地區實際情況而定。）
白皮書顯示，2018年我國社會社保合規小幅提升。從社保合規三要素模型來看，企業參保在及時性、險種覆蓋面上遵守程度較好，但基數合規性仍面臨較大壓力。其中，險種覆蓋面保持高位，參加社會保險全險種的企業比例連續三年保持高位，額外購買商業保險的企業超33%；在入職當月或次月及時參保的企業比例達到73.1%；而基數合規企業比例呈現兩極分化，一方面，社保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增加至27%，比上年小幅提升3%；另一方面，仍然有31.7%的企業統一按最低基數下限參保。
此處注：2015年社保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比例為38.34%，2016年下滑至25.11%，2017年繼續下滑1%至25.11%，如今雖然該指數有回升但仍在30%之下。這一現象反映出的是企業社保合規逐步走過了“不繳社保”、“遲繳社保”的階段，現在進入了“繳了但基數不足”的階段。
白皮書中還顯示，所有受訪企業中，有53%的企業人力成本占總成本比重超過30%；其中，有16.27%的受訪企業人力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高達50%。
此處注：51社保此次發佈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是其連續第6年對中國企業社保現狀的調查報告，在白皮書連續幾年的調查中，“成本過高”長期穩居企業社保難題之首，企業呼籲在加強合規監管的同時進一步推進社保政策上的減費降負。雖然我國自2015年以來,先後降低或階段性多次降低了社保費率,住房公積金也允許在5%—12%浮動區間內自主確定,但受訪企業仍希望繼續降低社保費率。另外，其他相關社保情況的具體指標將在此後局部更新。
以上內容一直會時不時的蹦出“社保繳費基數”，我國的社保繳費基數是這麼確定的：
根據國發[1997]26號、國發[2005]38號等規定、社會保險法釋義，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基數是本人工資月平均工資按國家統計局規定的列入工資總額統計的專案計算，一般以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資為個人繳費工資基數，包括工資、獎金、津貼、補貼等全部收入算總在一起作為繳費基數。當然，應屆畢業生或者新入職一家公司的員工的繳費基數將按照在此公司的勞動合同內寫明的工作做重新調整。
如果某員工的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資或者勞動合同工資低於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的60%，則繳費基數就按照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0%繳費；超過當地職工平均工資300%的，則繳費基數就按照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的300%繳費。醫療、失業、工傷、生育費的繳費基數與養老繳費基數基本一致。
前文還提到了一點，說以後由稅務機構統一徵收社會保險費用將會改變當下的“雙重征繳”格局，此處的“雙重”並非指對同一份收入分別由兩個國家部門徵收兩份相同的稅，具體指什麼看一下我國目前存在的社保征繳模式就知道了。我國目前存在兩種社保征繳模式：
一是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徵收，即“社保徵收模式”，例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山東、四川等10多個省份；
二是由“稅務徵收模式”，例如河北、內蒙古、遼寧、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廣東、海南、重慶、雲南、陝西、甘肅、青海、河南及寧波市、廈門市等22個省市地方；稅務徵收模式又可以分為兩類（1）“稅務代征模式”，即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核定繳費數額，由稅務部門負責徵收，大部分稅務徵收的地方都是這種模式；（2）“稅務全責徵收”，即稅務部門負責核定和徵收社保費，例如廣東（除深圳）、廈門、浙江。
而從文章一開始對社保部門和稅務部門的優劣勢比較來看，稅務部門作為社保費用的征繳單位將規範社保費的徵稅，大力提高征繳力度。
至此，從前面這一塊內容，我們至少明確了這麼幾個問題：社保、稅務部門在徵收社保費用上的優劣勢、2019年1月1日之後社保費用有哪個部門（稅務部門）徵收、目前國內根據合規性繳費基數確定社保費用並上繳相關部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或者稅務部門）的企業的比例（27%，逐年下降後有小幅回升但仍在30%之下）、社保繳費基數是怎麼確定的（當地職工當年度平均工資的60%-300%為下限和上限）以及目前國內存在的社保費用的“雙重征繳”模式。
那麼我們利用按合規基數上繳社保費用的這27%的企業再來明確一下，為什麼在現存制度下只有27%的企業是“合規的”。
因為社保部門自身有無法及時個精准掌握企業給員工工資的發放情況的劣勢，五險一金設置齊全的企業在五險一金上多為職工負擔的平均費用為職工上年平均工資（如果此職工的上年平均工資在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的60-300%）的41.75%（通常來說這一水準在38.1-45.4%之間），基於這兩方面的原因有31.7%的企業就會萌生虛報職工工資、將職工平均工資拉低至當地平均工資的60%之下的水準、並最終按當地平均工資水準的60%確定征繳社保費用的基數的“邪惡想法”。
那麼自2019年1月1日之後，社保費用統一有稅務部門徵收，稅務部門憑藉其在核實繳費人數、繳費基數等基礎數據方面更加具備專業優勢，並且擁有成熟有效的征管手段和足夠的專業人員配備等優勢矯正此前虛報職工薪酬的行為，最終讓按合規基數計算社保費用的公司大大增加，同時稅務部門的社保收入也會大幅增加，利用白皮書中提到的73%（1-27%）的不合規企業和31.7%的按照60%確定繳費基數的企業計算，中性估計企業的社保費用成本相比現在就會提高47%。
既然提到了社保收入增幅，那我們也就具體算一下，目前還處於非合規繳費基數狀態的企業將面臨多大的社保費增幅，以及當前未按照合規基數計繳社保費用的個人計稅所得額將減少多少。
不過在計算之前先明確這樣一件事情：不同企業以及員工受影響程度不同，以前把繳費基數降得越多受這個政策衝擊也就越大，例如未上市的中小企業受衝擊程度可能大於已上市的大企業。以前完全按照規則繳納社保費用的企業就不受影響，但是如果人為的降低繳費基數，這在未上市的小企業中比較常見，就會受到較大的影響，也就是白皮書中提到的73%的不合規企業。如果人為的把繳費基數調降至60%的下限，也就是白皮書中提到的31.7%的不合規企業。
計算開始：
根據2017年基本養老保險人均繳費11701元和2016年社會平均工資數據54256元計算，2017年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這一項的實際繳費率是21.6%（=11701/54256），低於28%的全國標準。
有三個“合規性、合理性”原因是導致實際繳費率低於全國標準，但暫時不受社保費由稅務部門徵收影響的。
（1）少數省市自主降低繳費費率或者降低繳費基數。例如廣東省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費率為13-14%，比全國標準降低了6-7%，而且深圳基本養老保險、生育和失業保險繳費基數下限為最低工資；廈門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費率為12%，比全國標準低了8%，杭州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費率為14%，比全國標準低了6%，不過醫療保險10.5%，生育保險1.2%略高於全國標準。然而大部分省市都是按照全國標準來征繳的。考慮這些因素以及有條件的階段性調降費率共影響約2%，那麼在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這一單項上的全國標準調降至26%（28%-2%）。
（2）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比例為20%，低於全國標準8%。《社會保險法》規定“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分別記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基金和個人帳戶”。國發[2005]38號規定“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的繳費基數為當地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繳費比例為20%”。這部分人群在總參保人數中占比約為25%，在社會工資總額中占比約為17%，那麼這部分人群的低費率對全國標準的影響約為1.4%，那麼全國標準繼續調降至24.6%（=26%-1.4%）
（3）收入超過社會平均工資三倍的人員實際繳費比例會低於標準，收入低於社會平均工資60%的人員實際繳費比例會高於標準。根據《全國住房公積金2015年年度報告》，2015年繳存職工中，收入高於上年當地社會平均工資3倍的群體占6.07%，收入低於社會平均工資的群體占49.81%，中等收入群體占44.12%。高等收入群體對全國標準費率的影響約為1%，不過再考慮低收入群體對費率向上的影響，相互抵消後影響假設忽略不計。
那麼總的來看，在考慮到上述三個因素之後，經過“合規、合理”調整過後的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標準費率應該為24.6%，那與2017年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實際繳費率21.6%，仍然存有3%的缺口，從前文白皮書提到的我國社保基金現狀來看，3%的缺口應該是企業沒有按照規定基數繳費導致的，那麼全國平均繳費基數應該是上一年社會平均工資的88%（=24.6%/28%），而目前全國企業實際（考慮到三個合規性因素而調降後）的繳費基數為上一年社會平均工資的77%（=21.6%/28%）
那麼如果企業按照合規基數上繳社保費用，企業的社保費用成本相比現造要提高14%（88%/77%-1）。而2017年企業繳納的社保費合計約5萬億，也就是說，繳費基數規範化之後會增加社保費收入約7000（=5萬億*14%）億元人民幣，其中企業承擔的比重是74%（=29.75/40.25），個人承擔26%（=10.5/40.25），調整至工業企業口徑將拖累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下滑3%。
企業按照合規基數確定社保上繳費用對個人來說對大的影響也來自於適用於10.5%社保費率的計費合規基數，10.5%的個人社保費率在各省市之間的差異不大，但是合規基數按照實際的個人上年度平均工資計算後會減少個人扣繳社保費後的個人所得稅稅前收入，這一收入的下降比重為1.3%[=（1-10.5*88%）/（（1-10.5*77%）-1]
不過看著這1.3%應稅所得額的損失先別急著惱怒，畢竟一方面自己和企業幫我們多繳社保基金在未來的不知道多少年之後國家還會返還給我們，另一方面應稅基數下降了、我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也減少了，而稅收上交了就交了，可沒有返還這麼一說。
但無論如何呢，以上的分析生動但不形象，那我們就“風裏雨裏都有你”的快遞小哥行業做一個形象的測算，至於為什麼選擇快遞小哥行業，是因為快遞行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而社保新政對此類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影響是最大的，如下：
社保新政對快遞行業的影響結論如下：
1）快遞行業為勞動密集型行業（通達系每家大約有20-30萬小哥，順豐有40萬小哥），若嚴格執行，行業業績將受到十分顯著的負面影響，其中通達系邊際影響將大於直營制企業（多數加盟制快遞的末端小哥並未交社保，順豐則為勞務外包，一般按最低額繳納），失去其顯著的成本優勢；
2）若地方不嚴格執行但上市主體被嚴格執行，則總部在冊員工較多的直營制快遞企業將受更大影響（測算詳見下表和附件）；
3）此外，加盟制快遞企業的加盟商自行決定是否繳納，直營快遞公司存在大量勞務外包，總部外的用工成本較難定量測算，從上市公司回饋情況來看，普遍認為無法嚴格執行，否則作為勞務密集型行業易發生社會不穩定事件。
4）對於順豐，2017年實際總人工成本為311億元，假設其中包含社保支出的比例為15%，若改為足額繳納比例增加至30%，則人工成本上升40億元，約為稅前利潤總額65億元的62%。
作者：路聞卓立
來源：人民幣交易與研究（ID：Trading_C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