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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慢慢看清这个世界
（一）调查记者去哪了
一个多月前，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爆发后，大众的情绪被迅速点燃。而引爆这一切的，兽爷的《疫苗之王》，则让公众意识到自媒体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当时，民众的恐慌及愤怒情绪达到顶峰，急需一个宣泄的出口，而兽爷曾经是《南方周末》地产板块调查记者的相关背景，则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以知名财经自媒体“饭统戴老板”为例，其在7月23日发布的那篇《深度调查行业兴衰史》，成为了其开号历史上阅读量与点赞数最高的一篇文章，点赞数高达9万。
作为戴老板的忠实读者，笔者也第一时间研读了文章。里面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于过往公开资料以及《调查记者生态报告》的摘录，没有太多新意；但是文章的点题极佳，通过美国扒粪运动的类比，提出调查记者是推进社会进步和改革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乱象的主要遏制者。
这个结论给了当时因为疫苗事件忐忑不安的父母们一个慰藉和解释，原来还是有一个英雄般的调查记者群体在我们的孩子和生活奔走疾呼，甚至因此饱受打压和折磨。同时也会让大家直接联想到，这一次疫苗事件的爆发，也和过去几年，调研记者行动范围的压缩和人数的快速减少有着直接关联。
《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文末，以及其他类似的文章，都给了明确的暗示：“调查记者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噱头，所有勇于用孤独臂膀揭开残酷真相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守夜人。对他们好点儿，就是对我们自己好点儿，对我们的孩子好点儿。”
当公众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的时候，谁找到一个让公众可以接受的理由和途径，谁就能获得极为巨大的流量。
笔者把这几篇文章都转给了一个资深的前调查记者朋友，他现在是一家互联网巨头旗下新媒体的负责人。这位朋友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回了一段语音留言：
“如果你真正接触过调查记者，那么你会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二）黄金时代到流量时代
一切源起于当年纸媒时代的“黄金时代”。
以曾任《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的南香红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南香红给《南方周末》写稿，一次稿费就可以拿到5000元。2001年前后，南香红正式加盟《南方周末》，入职后她最多拿过18000元的月薪。——当时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仅为6208元。
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南方周末》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调查记者确实处于整个行业的顶端。有调查称，当时顶部纸媒的调查记者收入高的可以接近2万元，而电视台采编记者多在1万元以下，杂志社和广播记者则在5000元附近。
当时的《南方周末》，在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并进入江艺平时代后，发行量过百万，广告过亿，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调查记者的繁荣建立在纸媒繁荣的基础之上，而当时的纸面媒体，终于找到了将媒体影响力——现在我们称之为流量——变现为商业价值的渠道，卓越的记者和调查报道带来杰出的流量并最终转成广告收入，这也是流量变现在中国的最初雏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薪与使命感的交替激励，许多优秀的调查记者都诞生并成长于这一时期。“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当时你随便问一个记者什么是“新闻理想”，这几乎所有人的标准答案。而这句话出自于1999年1月1日《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作者即上文提到的总编江艺平。
对于这一段“黄金时代”，大家的感受高度统一：“愉快而飞快的美好时光”、“最单纯快乐的十年”、“谈到过去那段媒体时光，整个人都在发光”、“闪亮的让人不敢相信”。
（三）道德金身下的泥胎
可惜的是，大人的世界，并没有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每一个经历过系统培训的媒体人都知道这一个基本准则：“事实可以通过努力无限接近，但是绝对无法100%掌握”。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中也曾写道：“我渐渐能意会到，深刻并不等于接近事实。”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获取完全充分的信息、对所有专业领域了若指掌、杰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以及永远冷静客观的态度。
而调查记者这个职业，由于读者难以获得其他信息源来交叉验证，其脱离事实的难度更是大幅降低，在新闻加工的过程中，从输入（信息源）、加工（倾向立场）到输出（读者感受），也都存在高度的可操作性。——尤其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
简单的说：特别容易搞春秋笔法。
举一个最近笔者微博上曾提及的案例好了。小米近期在一个路演中提到，米粉平均月收入是7485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是3290元，加上世行认为中国月收入5000-31000元是中产阶级。由此小米得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米粉是新生代中国中产阶层的标杆。
这可是一个典型可以纳入教科书范畴的，从输入（信息源）、加工（数据处理）、到输出（结论）都全面扭曲、混淆事实的案例。
首先数据源上，小米自己的数据是米粉的平均月收入，但是对比数据却使用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两组数据之间有极大的差异，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口径中包含退休职工与青少年，因而收入源里还包括了退休金养老金。以北京为例，2017年人均年工资为101599元，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57230元，两种数据相差近一半。
其次在数据处理和结论上，由于世行认为中国月收入5000-31000元是中产阶级，为了塑造米粉是中产标杆的结论，小米员工故意采用了数值在5000元以下的几项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实际上，统计局早已公布2017年我国城镇员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74318元（非私营）与45761元（私营），整体上已经接近5000元的下限。
最后，小米可能故意忽略了数据污染的问题，有人质疑这项数据的来源可能是小米金融的调研结果，因为只要在月收入一栏填写7000-8000元，就可分24期购买米8SE。
——那么结论已经很清晰了，小米关于“米粉是新生代中国中产阶层标杆”的结论，无论从数据、逻辑、还是直观感受上，都形不成有效支撑。一个上市公司，为了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就可以毫无羞耻地操纵数据，并无需对造成的误导效果负责。
联想到之前滴滴顺风车命案里滴滴这家公司的恶臭嘴脸，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知名企业，他们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利益，通过各种手段，扭曲真相。而许多读者和观众，尤其是互联网与信息获得渠道全面普及之前，往往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缺乏对这些“扭曲的真相”足够的鉴别能力。
回到调查记者这个话题，在疫苗事件爆发之后，以一众自媒体为代表，“把调查记者的泥胎摆出来，裱上道德的金身，上两柱香，赞颂一下菩萨的慈悲和法力”。
对一个群体的无限拔高，同时代表着对另一个群体的无限失望，此时的调查记者，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意义，其内在如何变得相对没那么重要。
但是很少有人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既然民众此刻如此深情追问“调查记者去哪了？”，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调查记者一度销声匿迹，失去了公众的疼爱了呢？
原因依然很简单，因为调查记者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群体，它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前文已经提到，《南方周末》的辉煌时期，带来了调查记者流量变现的黄金时代，媒体影响力转化为商业价值，有利可图，记者的收入在当时相当可观，也维系住了整体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底线。一旦流量变现的商业根基坍塌，那么调查记者就只能依靠少数人的理想主义来维持了。
而纸媒流量变现商业基础的坍塌速度，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一些。
2012年，微信公众号的横空出世以及新浪微博的霸主地位奠定，传统纸媒在各类新媒体的冲击下急速衰落，总印张数从2011年的2272亿张急速下跌到2017年的1076亿张，营业收入从800亿跌至600亿，而利润受到的影响则更为明显，缩水了近2/3。
对纸媒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其营业收入的大头为广告，说明纸媒行业的广告收入出现了大幅回落。而与之相对的是，新媒体（网络）广告出现了年化50%左右的爆发式增长：2009年网络广告收入仅为211亿元，为纸媒628亿元的1/3；到了2017年，网络广告收入达3829亿元，已为纸媒当年578亿元收入的6倍。
纸媒收入的回落，同样也影响到了调查记者。如河南《大河报》的一位调查记者所言： “调查记者的收入有明显的下滑，2000年的时候，记者的工资达到五六千、六七千，当时郑州的房价是一千多，可想当时的收入是非常高的；现在郑州的房价每平米1-2万了、多的3-4万，现在人均工资才四五千”。
一旦收入出现实质性回落，那么支撑调查记者前行的只剩下理想主义了，大批地离开纸媒也是可以理解的。前央视记者王志安说过：“调查记者对知识，经验有很高的要求。不用感慨，有人愿意为调查记者开出百万年薪，人会排着队回来。所有不付钱的感慨没什么价值。”
但是别忘了，流量变现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并不会因为纸媒的衰退而消失。而前文也提到了，由于读者难以对调查新闻的真实性交叉验证，新闻加工过程也都存在高度的可操作性——这为许多灰色乃至黑色利益链条留下了操作空间。
当媒体的揭黑打权作用被发现后，伴随着收入的下滑，看似纯洁的调查记者团队开始混入大量的短期利益者，借着流量变现时代的浪潮，变社会公器为敛财手段，很多魔幻现实主义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一个是为了吸引流量，虚假报道的频繁曝光，其中近十年最有名的可能是2010年的“缝肛门”，恰好是纸媒行业由盛转衰的首年。
2010年7月23日深圳一名孕妇在凤凰医院顺产下男婴后，被丈夫发现肛门处被缝线了。助产士称是免费为其做了痔疮手术，但其丈夫陈先生怀疑助产士因索要红包不成伺机报复。凤凰医院院长则表示，肛门肯定没有被缝上，并非医疗事故。由于助产士和产妇属各执一词，这一事件也被媒体称为暂无结果的“缝肛”事件。
后经央视《新闻调查》深入调查发现：这是一则假新闻，产妇肛门并未被缝，而是对产后痔疮的紧急止血处理。伪造夸大这则假新闻“缝肛事件”的南方都市报记者柴会群与肖友若事后接受央视记者采访，也承认自己为了博取公众眼球，赚取点击率，在未充分调查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凭患者单方面的说辞和自己的推测，撰文写出了这篇影响广泛的“缝肛门事件”。
为此，柴会群还群诉中国医师协会、央视王志安、律师邓利强侵权。2017年1月4日，法院一审驳回了柴会群的全部诉讼请求，缝肛门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这里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第一，柴会群后面还用同样手法炮制了“走廊医生事件“，也被法院认定为虚假报道，主角兰越峰并不是渲染的反体制英雄，而是一起员工和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
第二，柴会群恰好在调查记者黄埔军校、无数自媒体为之痛哭流涕的《南方周末》任职，公众在事件的初期给予其充分的信任，并对医院和护士施加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压力，涉案的凤凰医院甚至因此停业（对外宣称理由为旧城改造）。
“缝肛门”的影响有多大？当时的虚假报道有多频繁？次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为此发布了《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开篇就直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受网络虚假信息的影响，传统媒体虚假新闻、不实报道呈上升趋势，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扰乱了新闻秩序，降低了媒体公信力，社会反映强烈。”
谁是虚假报道的获益者？凤凰医院停业、产妇林静患上抑郁症、助产士张吉荣丢失工作回到陕西老家拮据生活、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而柴会群，则凭借着一系列类似报道被评为年度风云记者，成为《南方周末》的标杆人物。
另一个频发的则是新闻敲诈事件。其中最有名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网站平台四处敲诈引起公愤，被上市公司联合举报，最后被法办。警方通告中直言：“对于愿意做“正面宣传”的企业，犯罪嫌疑人在收取高额费用后，通过夸大正面事实或掩盖负面问题进行“正面报道”；对不与之合作的企业，在21世纪网等平台发布负面报道进行恶意攻击，以此要挟企业投放广告或签订合作协议，单位和个人从中获取高额广告费或好处费。”——这一切，发生在纸媒开始衰退的2013年。
写到这里，不禁一声叹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公众此前给了调查记者充分的信任以及巨大的流量价值，但是一旦出现了信任的坍塌，这种信任反噬的影响也极大，特别是叠加了行业下行周期和强监管周期后，调查记者群体的凋零和退化，变成了无法逆转的趋势，而不是大家想象的，仅仅用监管加强和“心委屈”就能解释地清楚。
这就是“中国调查记者去哪了”的前世今生。
（四）春秋笔法的横行
在社交媒体上，每当有女生控诉渣男劣迹的时候，大家口径是高度一致的：“赶紧离，不要再给渣男第二次渣你的机会。”
但是对于调查记者这个曾经“渣”过一部分人的行业，大家的情绪则更为复杂。因为大人的世界，并未非黑即白那么简单。任何事件，都有其两面性；任何群体，都有优秀人才和老鼠屎的存在。
抱着客观的态度看待问题、阐述问题，理解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是一个媒体人的基本素养，无论身处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行业。但是，将调查记者英雄化的许多文章，并没有做到全面性和客观性，这里面的逻辑链，许多人故意缺失了几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块，是前文已经提到的，调查记者群体有其复杂性，一系列的负面案例，才是导致公众曾经对其失望的根本原因；
第二块，则是传统媒体记者收入下滑、人才凋零是一个全球化现象，其根本原因是新媒体的强烈冲击，而非《深度调查行业兴衰史》等文中暗示的“心委屈”原因。英国国家记者公会做过调查，目前英国新入行记者的平均年薪仅为12000-15000英镑，排在吊车司机、管道工人和环卫工人之后；而美国记者的中位数年薪也仅为37813美元，薪资水平介于伐木工人与砌砖工人之间；
第三块，是《中国内地调查记者生存现状》中明确提到，接受问卷调查的记者中，传统媒体的占比已经低于一半了，澎湃新闻、界面新闻等新媒体机构则为调查记者开辟了新的职业空间。但所谓的核定调查记者人数仅为175人（6年前是334人），主要的原因是传统媒体仅剩130名调查记者，虽然张志安第一次加入新媒体的记者确认，但是仅发出去43份问卷。——数据污染的典型案例，文中亲口说新媒体调查记者的人数占比超过50%，但是新媒体问卷发送上却仅为传统媒体的1/3；
第四块，是《中国内地调查记者生存现状》中同样明确提到，约82%的新媒体机构的调查记者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有12.8%的月收入超过20000元，而传统媒体仅有50%的调查记者月收入过万。
如果不加入这些逻辑因子，那么这些抬出调查记者“泥胎”的文章能够非常顺利地塑造一批“菩萨金身”，打造悲情英雄的守夜人形象。
但是如果加入这些逻辑因子，整个逻辑框架就会得到极大的扭转：
1）调查记者确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群体。而马云说过员工离开，要么钱没给够，要么心委屈了，从结果上看确实是“钱没给够”。
2）王志安的发言佐证了这一点，而且我们切实看到了大量的调查记者转向了待遇更高的新媒体，而非撤离这个行业。
3）撰写《中国内地调查记者生存现状》的学者之所以提出调查记者人数大幅下降，一部分是因为新媒体的问卷调查发送情况上出现了数据污染。
4）从全球来看，所有传统媒体的记者待遇和人数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主因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和国内所谓的“心委屈”了关系不大。
5）而国内调查记者的口碑和信誉出现反复，叠加行业下行周期和强监管周期，才是群体衰退的主要原因。
——一言蔽之，大家期待的调查记者，虽然有一部分受到明显影响，但还有许多活跃在各种新媒体领域，有更好的待遇、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广阔的平台，摆脱了传统媒体的困境，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缝肛门”事件再出现的风险。这可能才是我们中国调查记者的部分现状。
以著名调查记者王志安为例，依托《新京报》旗下的“我们视频”成立了《局面》栏目组，其微博与公众号均用了1年的时间就增长至百万级粉丝，邀请了曹德旺、孙杨、李景亮、徐晓冬、魏雷（雷雷）、马保国、邹市明、木村翔、凉山格斗“孤儿”、吴京、周立波等热点人物，成为许多人每期必追的新媒体栏目。
但是为什么许多自媒体，明明知道这些逻辑链和数据有极大地瑕疵，还依然去引用，去撰写这样的一篇篇文章呢？甚至采用春秋笔法，故意弃用一部分数据，跳过一部分逻辑链，去实现一个特定的题目和结论？
别以为笔者特指调查记者，其实是泛指目前的绝大部分文章。
理由其实在一开头就提到了：事实是什么无所谓，当公众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的时候，谁找到一个让公众可以接受的理由和途径，谁就能获得极为巨大的流量。
这种春秋笔法的泛滥并不仅限于自媒体行业，传统媒体也是频频发生。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以《财经天下周刊》旗下的AI财经社为例，9月10日，AI财经社发表那篇全网累计阅读量数千万的文章——《滴滴消失的第一夜》。
这篇文章以纪实的方式描述了北京三里屯地区没有滴滴夜间服务的第一个周末夜晚，其中滴滴专车与黑车之间的角色切换让人无语，文章以“今晚没有网约车，没有出租车”结尾，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思和热烈讨论。
但是这篇文章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通篇都没有提到“首汽约车”。无论是记者、被采访者还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在打不到滴滴旗下车辆的时候，本能地反应肯定是尝试其他打车软件。在北京，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首汽约车”，因为满大街跑的，尤其是三里屯地区，就是同为京B正规牌照的出租车和首汽。
《滴滴消失的第一夜》中诚言此前礼橙专车和神州专车在三里屯地区均会在半分钟内迅速接单，而记者在9月8日尝试了几次，包括数倍溢价，“永远是派车失败，陷入不明就里的绝望”。
——问题是，为什么没试试首汽，是记者从来在大街上没见过它家车辆？还是因为首汽约车已经在9月8日就启动了夜间保障行动怕比较容易就叫到了？对了，还不涨价。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不同，但是笔者在朋友圈里找到一名9月8日夜间曾在三里屯叫车的朋友，证实他在数分钟的等待后顺利叫到了首汽约车，没有拒载没有涨价。包括微博CEO“来去之间”等一众大V看完《滴滴消失的第一夜》的反应也是出奇一致：不应该啊，还有神州和首汽。
如果首汽约车和神州租车并没有出现完全叫不到车的情况，那么这篇文章的可读性和矛盾对立性就就会极大地削弱。
为什么这么做？相信读者已经知道答案了——为了流量。
但是这里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2018年5月和8月，先后有两名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公众发现顺风车这个产品从设计之初就引入社交和封闭空间恋情暗示（参见旧文《滴滴的轮回——顺风车的性暗示》），使得滴滴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然后继续暴露出公司更多的安全隐患和流程问题。公众对于滴滴的批判情绪达到顶峰，但是不能否认，依然有一部分群体是信任而且倾向于滴滴的，加上滴滴在全国出行领域形成的实质性垄断，一旦滴滴“半夜消失”，肯定会出现诸多不便。
当公众的情绪在一个方向发酵至极致时，捕捉住这样的情绪机会，做适当的引导，自然很容易引爆公众情绪出现反向反弹。于是我们看到了9月8日文章发布后，许多人开始怀念滴滴，并把矛头指向了监管者。
这种指责并不是那么的合理，因为按照《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大城市每万人拥有出租车不低于20辆，而北京每万人拥有30.4辆出租车，远高于标准。供给不足主要存在于特定的高峰期，但车辆供给不应按照高峰期的峰值当平均值来准备，况且北京还有首汽、神州、易到、滴嗒等众多网约车玩家。
所以《滴滴消失的第一夜》中描绘了“失去滴滴，人们无车可打”这样极具冲击性的画面，顺利引导公众的情绪出现反向反弹。但是为了保证这种效果，自然要淡化首汽、神州这些更为合规安全的网约车平台的替代作用，一笔带过或者直接忽视，这都是春秋笔法的经典套路。
这就是所谓的一鱼两吃：在公众情绪爆发的时候，通过各种手段让情绪得以发泄，同时获得阅读量和流量；甚至在情绪发酵至极致时，再写方向完全相反的文章，再一次引导公众观点，获得更多的流量。而在引导的时候，由于这种公众情绪像一股洪流，那么沟渠的形状自然越简单越好、越直接越好，自然要把一部分客观存在的干扰因素淡化或者排除。
为了流量利益，无论新媒体还是老媒体，都有动力有能力去引导公众的情绪，写出具有针对性和诱导性的热点文章。效果自然也是非常斐然的，无论是近10万的点赞，还是半天近千万的阅读量，都证明了这里丰厚的流量价值。而流量，就代表着收入和估值。
谁也没有想到，在经历了调查记者从辉煌到暗淡的20年后，这些调查记者的新老继任者们，依然有一小部分人走上了相似的道路，再次为流量癫狂。
这让笔者想起了鲁迅，把他某段文字里的四个字换成“客观公正”，可能还适用于这个时代。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
（五）别假装爱调查记者
那么，问题难道就单单出在这些新旧媒体身上么？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调查记者衰亡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中国人根本不爱调查记者。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许多在国外都无法成型的小众市场，在中国都能存活甚至获得非常滋润，这是我们13.9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效应，任何技术优势和先进手段都无法抹灭。
但是，这14亿人中，却没有多少人爱看调查新闻，甚至一度让许多调查记者难以温饱。人们只有在诺贝尔奖的时候，才假装喜欢科研；只有在世界杯的时候，才假装喜欢足球；也只有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才假装喜欢调查记者。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许多调查记者并未离开，只是从传统纸媒转进至新媒体，他们在继续产出新闻，照亮我们这黑雾笼罩的世界。在新媒体里，纸媒寡头与互联网巨头禀赋了更为优异的资源和条件，整体报道质量更为稳定、而且内容更为灵活。
但是结果如何？新京报深度调查部的《剥洋葱》，阅读量一般在一万左右，偶有爆款可以逼近三万；上海报业（中国第一大报业集团）的《界面》，头条阅读量基本稳定在一万五左右；腾讯的《谷雨实验室》，阅读量过一万都很费劲；腾讯的《棱镜》，现在的阅读量又跌回到两万以下了。
《谷雨实验室》近一周的文章阅读量（由高向低排序）
那些和自媒体一起，深情留言、疯狂点赞、热情转发、大声疾呼“调查记者在哪里”的吃瓜群众，扭过头继续追明星八卦、强东出事，仿佛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谁会那么傻，给调查记者点完赞后，还真去读这些烧脑文章呢？毕竟讨论电影《我不是药神》里到底谁对谁错，都已经是最烧脑的剧情了。
更让人恐惧的是，除了不喜欢读调查新闻以外，新时代读者还出现了一个伴随式的新特征：许多人放弃或者失去了独立思考和逻辑推演的能力，更愿意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情绪、经验、以及喜好。
旧时代的流量操纵，许多都是基于信息的不对称。而进入互联网新时代后，这种流量引导和操纵的情况并没有随着信息的对称化而缩减消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众的盲从化。
这种盲从化现象最开始出现在低龄化的追星饭圈（FANS），随后逐步向其他领域蔓延，最后扩展到相对独立性和逻辑性比较强的文字阅读领域。
一名极具争议的自媒体敏锐地发现并捕捉了这一变化，她提出写作内容可以情绪化、碎片化，写作手法可以片面化、无逻辑化，而标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有争议性，“不能在一秒钟看明白的标题都不是好标题”。
这个自媒体，用了两年时间就做到了千万粉丝，生产了近百篇10W+，许多人都猜到是谁了，咪蒙。咪蒙的文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文章，而是迎合读者的情绪、立场和喜好，用最具有攻击性的词汇去表达观点。标题是其思路的集中体现，对立化、情绪化、感性化——只有这种标题和内容才能起到最好的煽动和传播效果。
文章是否合情合理并不重要，能吸引读者点进来，然后基于情绪转发和留言（无论正向负向），那么这篇文章就算“成功”了，在流量意义上。
读者也需要这样的情绪宣泄出口，越来越多新旧媒体发现并利用这一点，而疫苗事件后人们突然开始想念调查记者，则是这事实又一次体现。
咪蒙的成功，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这一代读者群众深度阅读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化，开始用情绪、立场和喜好去考虑问题。这样的土壤，怎么可能会生长出深度调查的花朵呢？
这种现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变种，比如知名自媒体《占豪》和《黄生看金融》，标题和内容永远是“突发/震惊/悲痛/疯狂/重磅”、“美国怕了”、“欧洲惊了”、“中俄联手”、“惹怒中国”的阴谋式论调。——读者并不需要深刻的思考和客观的数据，不喜欢长篇大论，他们只喜欢高频率更新地刺激、“集体无意识”下的快感、以及阅读简单内容后的成就感。
人们放弃思考后，不再选择从自媒体和大V那边获得知识和内容，而更愿意从对方手里获得情绪宣泄、观点结论和道德立场，偶像崇拜的雏形开始浮现。——这才是坚持以事实而非立场说话的深度调查报道，所经受的最痛一击。
自媒体写作是有原罪的，如果用的都是别人的材料，又不展现更高的复杂性，那就是洗稿了。
——《老编辑不上班》
面对那位前调查记者朋友，笔者作为一名兼职的自媒体，同样有惶恐之感。某种意义上讲，笔者的大部分文章也仅仅是输出观点而非事实深度。
但是这位前辈一直鼓励笔者，只要能在原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新的立意和更严谨的逻辑链，那么就能体现自媒体的自我价值，而不要去做那些争流量的口水文之举。
“这个时代，已经无人愿读新闻。如果只争论洗稿，那仅仅是在一艘下沉的大船上争论谁的体重更轻。有更多人能读到这些文字，哪怕是通过洗稿的文章，也比无人问津更强。哪怕引用者有原作者数十倍的传播量，但原稿就是深度报道，哪有加入引流量手法之理。”
看到这条微信留言，笔者突然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关于投行的段子：
有一个投行菜鸟问：“什么是投行?”
前辈拿了一些烂水果问他：“你打算怎么把这些水果卖出去?”
菜鸟想了半天说：“我按照市场价打折处理掉。”
这位前辈摇头，拿起一把水果刀，把烂水果去皮切块，弄个漂亮的水果拼盘：“这样，按照几十倍的价格卖掉”。
（六）当政府公信力都开始被流量化时
有新媒体专家如此反驳公众对流量经济的指责：“流量没有对错，它是一个商业价值变现的手段，你不能苛求所有人都喜欢同一类内容，任何内容都有其受众和存在价值。”
确实，包括咪蒙这样的文章，也是迎合了一部分人的真实需求，这种需求也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笔者的一个朋友，一直不喜欢咪蒙，但也曾在朋友圈恨恨地转发了那篇《别TM再让我给你的娃投票了！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犯罪》。
但流量经济发展至今，人们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流量变得越来越贵，增量越来越稀缺。
然后一个近乎于魔鬼的点子出现了。
8月24日，一名20岁的温州乐清姑娘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这是继5月10日郑州空姐之后的第二起滴滴顺风车命案，一片哗然。在所有人怒不可遏、声讨滴滴的时候，一些杂音出现了。
微博上的两名大V，“五岳散人”与“张洲”，在8月25日几乎同一时间，发表了类似观点，认为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方其实是警方。
问题的关键是，五岳散人与张洲在发布这些内容时，他们并未掌握任何新的关键信息，给警方泼脏水的逻辑都基于一张截图和毫无根据的推断。张洲甚至在微博的末尾，故意加上了“某地外国人失踪三日、全市动用大量警力找回”的新闻，来影射乐清警方的办事不力，完全忽视了乐清警方在接警后10个小时内抓住犯罪嫌疑人的客观事实。
互联网有一个规律，各领域自媒体的粉丝量往往是：财经<国际关系<美食<社会<娱乐<政务，原因是受众基数的不同。当一个自媒体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时，向社会内容转型（公知化）来扩大受众面，是现阶段非常有效的策略。
而这些大V想到了最极致而且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条路：消费政府的公信力来实现流量化。比如这次的滴滴顺风车事件，就是直接污蔑警方来实现公众关注量的引爆。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张洲该贴的转发量达到10万以上，成为其个人微博史上转发量最高的一篇内容。还记得这句话么，当公众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的时候，谁找到一个让公众可以接受的理由和途径，谁就能获得极为巨大的流量。——这里则是给公众制造一个滴滴以外的宣泄口，同时激发一部分人对政府机关的不信任感。
关键的是，即使这样的观点有明显的瑕疵和漏洞，缺乏数据和证据支撑，但是依然有无数粉丝相信而且转发。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看到一些熟悉的内容：“我相信说的是真的，因为我曾经有过去报警而吃瘪的经历”、“我见过的警方都不是好东西”等等，许多质疑声音则被挤到了后面。
也就是说，许多人确实放弃了独立思考，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情绪、经验和喜好，并从自媒体和大V获得观点、结论和立场。讨论的核心，并不是大V的这种推论和逻辑对不对，而是偶像这么说了我觉得是对的，或者用逻辑上不是强相关的经历和喜好来判断是不是对的。
如果有人说：“没有人能考上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其实并不存在。”而粉丝留言：“是这样的，我身边一个考上的都没有，所以肯定不存在。”——换一个场景，你就能理解这样的逻辑有多么荒谬。
与调查记者“消失”的理由相似，由于受众的盲从化，事实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立场和情绪变得更为重要。那么，消费政府公信力就变成了一条可以实现的流量增殖路径，而这一方式带来的流量，是极为巨大的。
这种操作手法并不罕见，早期常被运用在引导医患关系对立从而引爆公众情绪的诸多案例上。
一旦发现这条路径可行而且有效，各位自媒体开始用各自的方式开始消费公信力进行流量引导。
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写出《中国私营经济己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
吴小平是谁？1）自称米牛网联合创始人，米牛网曾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配资公司之一，2015年股灾的重要推手，2015年9月18日被证监会查处；2）和讯网COO及疑似夸客优富联席CEO，夸客四周年时出席发言称坚定看好夸客的未来前景。夸客金融目前已经被上海警方立案侦查；3）自称《波音大飞机》公众号作者，该公众号由于频发各种炒股诈骗广告，几年前已被腾讯封禁；4）头条号80W粉丝，定期在头条号上发布各种股票群广告。
这篇文章其实除了标题惊悚，里面的论证逻辑也非常奇葩，根本站不住跟脚。但是别忘了，许多人确实放弃了独立思考，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情绪、经验和喜好，并从自媒体和大V获得观点、结论和立场。
公众依然对其文章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并不是根据其文章的内容或者逻辑，而是基于其标题和立场，而且每个人都诚实地在文首提到，该文的逻辑和理由简直不值一驳。也有人提出了担忧，理由同样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这个社会已经彻底地病了，人们不再为了真理和事实而辩驳，而是为了标题、立场和个体经历而争论不休。
因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近期公开提到：“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应辩论达成一致。”——隐含的逻辑是：基于立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而应该基于数据、逻辑和推演进行辩论，注意，辩论是需要讲证据讲数据讲逻辑的。
但是我们依然看到许多人以各种奇葩立场去理解，甚至有自媒体认为吴小平是在说反话，理由是：“能上长江商学院的，基本都是私营经济的大佬。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经历，吴小平能说让“私营经济离场”这样的话吗？”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笔者至今没见过会在公众号和微头条上长期发布各类炒股诈骗广告的“私营经济大佬”。——反过来讲，笔者非常理解为什么吴小平要写出具有如此争议性并消费政府公信力的文章，可能是需要引来流量进行变现吧。
左图：被封禁的《波音大飞机》公众号；右图：吴小平头条号
为了抵消这种政府公信力的损耗，经济日报9月13日发文《高度警惕“私营经济离场”这种奇葩论调》；新华社9月14日微评《该“离场”的是谬论》；甚至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也回应其学生吴小平的言论：“没培养好学生老师有责”。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为了流量，人心到底有多可怕？
（七）平台：缺位的责任编辑角色
这几天，有一个新闻刷屏了：《浙江80后小伙扶起摔倒大叔反被讹，监控证明清白后，小伙决定起诉对方索赔1元》。
许多网友都支持小伙的起诉，别让善良受委屈，更别让无耻之徒继续欺负善良。也有人认为，这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经典案例，是对碰瓷、讹诈等行为的法律成本的初步试探。
这是社会风气的一个转向，人们不再姑息作恶，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换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如果自媒体和公众人物，因为各种理由（包括流量），而恶意进行造谣或者舆论引导，甚至消费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我们是否应当对其惩罚？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以撰写了“缝肛门事件”的记者柴会群为例，他还报道了“走廊医生事件“，将主角兰越峰塑造为反体制英雄，最后法院认定为虚假报道。——这就是通过树立对立冲突，消费公信力的经典手法。
前文也已提到，调查记者有能力有条件进行春秋笔法，但是支撑起调查记者黄金时代的，是职业荣耀感、充裕的收入，以及相应的制衡机制。记者—编辑—监管，三者形成了类似于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约束各方在成本和收益的框架内行事。
但是，在进入自媒体时代后，责任编辑与监管（记者证）的角色，却明显的模糊化了。这使得自媒体的作恶成本大幅降低，一切都又回到了靠职业道德和荣誉感行事的原始时代。
人们希望平台能承担起责任编辑与监管的部分角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以微博、公众号、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各家平台，对此态度是暧昧的。
举个例子，在微博上的张洲污蔑乐清警方，后被警方澄清公告打脸后，无数的微博普通用户，纷纷同时@来去之间（微博CEO）以及张洲，希望微博能对这种明显恶意消费政府公信力的行为严厉处置。
因为篇幅原因，无法一一截图，但是读者们可以去试着搜索一下，相应的微博不少于百条。甚至许多人都开始质疑微博这个平台本身的公信力，认为这些平台为了流量，必然保全这些大V的安全。
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关痛痒，五岳散人暂时关闭微博评论，张洲被禁言一周。——没有任何人为这一次的政府公信力消费付出任何实质性的代价。
今日头条那边的吴小平也是如此，删除文章，对媒体神秘一笑说你们没有读懂，事情就全部结束了。吴小平的头条粉丝涨了2万人，而那些炒股诈骗广告，也依然存活在首页上。——在许多人眼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立场或者口号的代言人，而内容、实质、逻辑、数据是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可也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是有罪的。
（八）尾声：流量时代
这篇文章在笔者的草稿箱里躺了一个半月，无数次想放弃。
因为在落笔的时候，我看到了深渊，而深渊也在凝视着我。围绕流量经济的黑暗，本文最多仅能写出十之一二，剩下的内容让我一度抑郁。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群众，不再以事实和逻辑为基石，而以立场和情绪为准则，放弃自我思考、接受权威观点的偶像崇拜——看起来像是调查记者“消失”的主要原因。但这种情况，在勒庞的《乌合之众》中有详细的阐述，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民众是盲从的。书中列举的典型案例，就是希特勒的演讲和犹太人的大清洗。
细思恐极。
所幸的是，笔者看到了一丝光芒。9月3日下午，爱奇艺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公司将自即日起关闭全站的前台播放量显示，并逐步替换为用户讨论度、互动量等多维度指标的内容热度，一些人将该动作视为唯流量时代结束的开端。
终于同样有人意识到了类似的问题，“孤独臂膀揭开残酷真相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守夜人”，这句话让笔者坚持到了最后。
而这篇文章最初的题目，是“愚民时代”。这里的愚，是动词，描写一部分自媒体的愚化他人行为；也是形容词，阐述一部分人被愚化后的结果。
那么，是谁杀死了调查记者？
是调查记者自己，因为调查记者群体中一度出现了投机者，最后形成了公众信任的反噬；
是读者群体，因为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情绪、经验和喜好；
是自媒体，因为他们可以用更多样化的手法去阐述一切，而非冰冷客观的事实；
是平台，因为他们对流量的姑息和鼓励，让大家都陷入流量的崇拜；
是这个流量时代，杀死了调查记者。
《崩盘时代》里说过：你逃不掉，你躲不过，总有一款坑适合你。
来源：月风投资笔记
这个结论给了当时因为疫苗事件忐忑不安的父母们一个慰藉和解释，原来还是有一个英雄般的调查记者群体在我们的孩子和生活奔走疾呼，甚至因此饱受打压和折磨。同时也会让大家直接联想到，这一次疫苗事件的爆发，也和过去几年，调研记者行动范围的压缩和人数的快速减少有着直接关联。
《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文末，以及其他类似的文章，都给了明确的暗示：“调查记者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噱头，所有勇于用孤独臂膀揭开残酷真相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守夜人。对他们好点儿，就是对我们自己好点儿，对我们的孩子好点儿。”
当公众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的时候，谁找到一个让公众可以接受的理由和途径，谁就能获得极为巨大的流量。
笔者把这几篇文章都转给了一个资深的前调查记者朋友，他现在是一家互联网巨头旗下新媒体的负责人。这位朋友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回了一段语音留言：
“如果你真正接触过调查记者，那么你会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二）黄金时代到流量时代
一切源起于当年纸媒时代的“黄金时代”。
以曾任《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的南香红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南香红给《南方周末》写稿，一次稿费就可以拿到5000元。2001年前后，南香红正式加盟《南方周末》，入职后她最多拿过18000元的月薪。——当时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仅为6208元。
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南方周末》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调查记者确实处于整个行业的顶端。有调查称，当时顶部纸媒的调查记者收入高的可以接近2万元，而电视台采编记者多在1万元以下，杂志社和广播记者则在5000元附近。
当时的《南方周末》，在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并进入江艺平时代后，发行量过百万，广告过亿，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调查记者的繁荣建立在纸媒繁荣的基础之上，而当时的纸面媒体，终于找到了将媒体影响力——现在我们称之为流量——变现为商业价值的渠道，卓越的记者和调查报道带来杰出的流量并最终转成广告收入，这也是流量变现在中国的最初雏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薪与使命感的交替激励，许多优秀的调查记者都诞生并成长于这一时期。“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当时你随便问一个记者什么是“新闻理想”，这几乎所有人的标准答案。而这句话出自于1999年1月1日《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作者即上文提到的总编江艺平。
对于这一段“黄金时代”，大家的感受高度统一：“愉快而飞快的美好时光”、“最单纯快乐的十年”、“谈到过去那段媒体时光，整个人都在发光”、“闪亮的让人不敢相信”。
（三）道德金身下的泥胎
可惜的是，大人的世界，并没有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每一个经历过系统培训的媒体人都知道这一个基本准则：“事实可以通过努力无限接近，但是绝对无法100%掌握”。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中也曾写道：“我渐渐能意会到，深刻并不等于接近事实。”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获取完全充分的信息、对所有专业领域了若指掌、杰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以及永远冷静客观的态度。
而调查记者这个职业，由于读者难以获得其他信息源来交叉验证，其脱离事实的难度更是大幅降低，在新闻加工的过程中，从输入（信息源）、加工（倾向立场）到输出（读者感受），也都存在高度的可操作性。——尤其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
简单的说：特别容易搞春秋笔法。
举一个最近笔者微博上曾提及的案例好了。小米近期在一个路演中提到，米粉平均月收入是7485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是3290元，加上世行认为中国月收入5000-31000元是中产阶级。由此小米得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米粉是新生代中国中产阶层的标杆。
这可是一个典型可以纳入教科书范畴的，从输入（信息源）、加工（数据处理）、到输出（结论）都全面扭曲、混淆事实的案例。
首先数据源上，小米自己的数据是米粉的平均月收入，但是对比数据却使用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两组数据之间有极大的差异，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口径中包含退休职工与青少年，因而收入源里还包括了退休金养老金。以北京为例，2017年人均年工资为101599元，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57230元，两种数据相差近一半。
其次在数据处理和结论上，由于世行认为中国月收入5000-31000元是中产阶级，为了塑造米粉是中产标杆的结论，小米员工故意采用了数值在5000元以下的几项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实际上，统计局早已公布2017年我国城镇员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74318元（非私营）与45761元（私营），整体上已经接近5000元的下限。
最后，小米可能故意忽略了数据污染的问题，有人质疑这项数据的来源可能是小米金融的调研结果，因为只要在月收入一栏填写7000-8000元，就可分24期购买米8SE。
——那么结论已经很清晰了，小米关于“米粉是新生代中国中产阶层标杆”的结论，无论从数据、逻辑、还是直观感受上，都形不成有效支撑。一个上市公司，为了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就可以毫无羞耻地操纵数据，并无需对造成的误导效果负责。
联想到之前滴滴顺风车命案里滴滴这家公司的恶臭嘴脸，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知名企业，他们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利益，通过各种手段，扭曲真相。而许多读者和观众，尤其是互联网与信息获得渠道全面普及之前，往往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缺乏对这些“扭曲的真相”足够的鉴别能力。
回到调查记者这个话题，在疫苗事件爆发之后，以一众自媒体为代表，“把调查记者的泥胎摆出来，裱上道德的金身，上两柱香，赞颂一下菩萨的慈悲和法力”。
对一个群体的无限拔高，同时代表着对另一个群体的无限失望，此时的调查记者，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意义，其内在如何变得相对没那么重要。
但是很少有人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既然民众此刻如此深情追问“调查记者去哪了？”，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调查记者一度销声匿迹，失去了公众的疼爱了呢？
原因依然很简单，因为调查记者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群体，它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前文已经提到，《南方周末》的辉煌时期，带来了调查记者流量变现的黄金时代，媒体影响力转化为商业价值，有利可图，记者的收入在当时相当可观，也维系住了整体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底线。一旦流量变现的商业根基坍塌，那么调查记者就只能依靠少数人的理想主义来维持了。
而纸媒流量变现商业基础的坍塌速度，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一些。
2012年，微信公众号的横空出世以及新浪微博的霸主地位奠定，传统纸媒在各类新媒体的冲击下急速衰落，总印张数从2011年的2272亿张急速下跌到2017年的1076亿张，营业收入从800亿跌至600亿，而利润受到的影响则更为明显，缩水了近2/3。
对纸媒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其营业收入的大头为广告，说明纸媒行业的广告收入出现了大幅回落。而与之相对的是，新媒体（网络）广告出现了年化50%左右的爆发式增长：2009年网络广告收入仅为211亿元，为纸媒628亿元的1/3；到了2017年，网络广告收入达3829亿元，已为纸媒当年578亿元收入的6倍。
纸媒收入的回落，同样也影响到了调查记者。如河南《大河报》的一位调查记者所言： “调查记者的收入有明显的下滑，2000年的时候，记者的工资达到五六千、六七千，当时郑州的房价是一千多，可想当时的收入是非常高的；现在郑州的房价每平米1-2万了、多的3-4万，现在人均工资才四五千”。
一旦收入出现实质性回落，那么支撑调查记者前行的只剩下理想主义了，大批地离开纸媒也是可以理解的。前央视记者王志安说过：“调查记者对知识，经验有很高的要求。不用感慨，有人愿意为调查记者开出百万年薪，人会排着队回来。所有不付钱的感慨没什么价值。”
但是别忘了，流量变现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并不会因为纸媒的衰退而消失。而前文也提到了，由于读者难以对调查新闻的真实性交叉验证，新闻加工过程也都存在高度的可操作性——这为许多灰色乃至黑色利益链条留下了操作空间。
当媒体的揭黑打权作用被发现后，伴随着收入的下滑，看似纯洁的调查记者团队开始混入大量的短期利益者，借着流量变现时代的浪潮，变社会公器为敛财手段，很多魔幻现实主义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一个是为了吸引流量，虚假报道的频繁曝光，其中近十年最有名的可能是2010年的“缝肛门”，恰好是纸媒行业由盛转衰的首年。
2010年7月23日深圳一名孕妇在凤凰医院顺产下男婴后，被丈夫发现肛门处被缝线了。助产士称是免费为其做了痔疮手术，但其丈夫陈先生怀疑助产士因索要红包不成伺机报复。凤凰医院院长则表示，肛门肯定没有被缝上，并非医疗事故。由于助产士和产妇属各执一词，这一事件也被媒体称为暂无结果的“缝肛”事件。
后经央视《新闻调查》深入调查发现：这是一则假新闻，产妇肛门并未被缝，而是对产后痔疮的紧急止血处理。伪造夸大这则假新闻“缝肛事件”的南方都市报记者柴会群与肖友若事后接受央视记者采访，也承认自己为了博取公众眼球，赚取点击率，在未充分调查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凭患者单方面的说辞和自己的推测，撰文写出了这篇影响广泛的“缝肛门事件”。
为此，柴会群还群诉中国医师协会、央视王志安、律师邓利强侵权。2017年1月4日，法院一审驳回了柴会群的全部诉讼请求，缝肛门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这里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第一，柴会群后面还用同样手法炮制了“走廊医生事件“，也被法院认定为虚假报道，主角兰越峰并不是渲染的反体制英雄，而是一起员工和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
第二，柴会群恰好在调查记者黄埔军校、无数自媒体为之痛哭流涕的《南方周末》任职，公众在事件的初期给予其充分的信任，并对医院和护士施加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压力，涉案的凤凰医院甚至因此停业（对外宣称理由为旧城改造）。
“缝肛门”的影响有多大？当时的虚假报道有多频繁？次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为此发布了《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开篇就直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受网络虚假信息的影响，传统媒体虚假新闻、不实报道呈上升趋势，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扰乱了新闻秩序，降低了媒体公信力，社会反映强烈。”
谁是虚假报道的获益者？凤凰医院停业、产妇林静患上抑郁症、助产士张吉荣丢失工作回到陕西老家拮据生活、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而柴会群，则凭借着一系列类似报道被评为年度风云记者，成为《南方周末》的标杆人物。
另一个频发的则是新闻敲诈事件。其中最有名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网站平台四处敲诈引起公愤，被上市公司联合举报，最后被法办。警方通告中直言：“对于愿意做“正面宣传”的企业，犯罪嫌疑人在收取高额费用后，通过夸大正面事实或掩盖负面问题进行“正面报道”；对不与之合作的企业，在21世纪网等平台发布负面报道进行恶意攻击，以此要挟企业投放广告或签订合作协议，单位和个人从中获取高额广告费或好处费。”——这一切，发生在纸媒开始衰退的2013年。
写到这里，不禁一声叹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公众此前给了调查记者充分的信任以及巨大的流量价值，但是一旦出现了信任的坍塌，这种信任反噬的影响也极大，特别是叠加了行业下行周期和强监管周期后，调查记者群体的凋零和退化，变成了无法逆转的趋势，而不是大家想象的，仅仅用监管加强和“心委屈”就能解释地清楚。
这就是“中国调查记者去哪了”的前世今生。
（四）春秋笔法的横行
在社交媒体上，每当有女生控诉渣男劣迹的时候，大家口径是高度一致的：“赶紧离，不要再给渣男第二次渣你的机会。”
但是对于调查记者这个曾经“渣”过一部分人的行业，大家的情绪则更为复杂。因为大人的世界，并未非黑即白那么简单。任何事件，都有其两面性；任何群体，都有优秀人才和老鼠屎的存在。
抱着客观的态度看待问题、阐述问题，理解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是一个媒体人的基本素养，无论身处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行业。但是，将调查记者英雄化的许多文章，并没有做到全面性和客观性，这里面的逻辑链，许多人故意缺失了几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块，是前文已经提到的，调查记者群体有其复杂性，一系列的负面案例，才是导致公众曾经对其失望的根本原因；
第二块，则是传统媒体记者收入下滑、人才凋零是一个全球化现象，其根本原因是新媒体的强烈冲击，而非《深度调查行业兴衰史》等文中暗示的“心委屈”原因。英国国家记者公会做过调查，目前英国新入行记者的平均年薪仅为12000-15000英镑，排在吊车司机、管道工人和环卫工人之后；而美国记者的中位数年薪也仅为37813美元，薪资水平介于伐木工人与砌砖工人之间；
第三块，是《中国内地调查记者生存现状》中明确提到，接受问卷调查的记者中，传统媒体的占比已经低于一半了，澎湃新闻、界面新闻等新媒体机构则为调查记者开辟了新的职业空间。但所谓的核定调查记者人数仅为175人（6年前是334人），主要的原因是传统媒体仅剩130名调查记者，虽然张志安第一次加入新媒体的记者确认，但是仅发出去43份问卷。——数据污染的典型案例，文中亲口说新媒体调查记者的人数占比超过50%，但是新媒体问卷发送上却仅为传统媒体的1/3；
第四块，是《中国内地调查记者生存现状》中同样明确提到，约82%的新媒体机构的调查记者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有12.8%的月收入超过20000元，而传统媒体仅有50%的调查记者月收入过万。
如果不加入这些逻辑因子，那么这些抬出调查记者“泥胎”的文章能够非常顺利地塑造一批“菩萨金身”，打造悲情英雄的守夜人形象。
但是如果加入这些逻辑因子，整个逻辑框架就会得到极大的扭转：
1）调查记者确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群体。而马云说过员工离开，要么钱没给够，要么心委屈了，从结果上看确实是“钱没给够”。
2）王志安的发言佐证了这一点，而且我们切实看到了大量的调查记者转向了待遇更高的新媒体，而非撤离这个行业。
3）撰写《中国内地调查记者生存现状》的学者之所以提出调查记者人数大幅下降，一部分是因为新媒体的问卷调查发送情况上出现了数据污染。
4）从全球来看，所有传统媒体的记者待遇和人数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主因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和国内所谓的“心委屈”了关系不大。
5）而国内调查记者的口碑和信誉出现反复，叠加行业下行周期和强监管周期，才是群体衰退的主要原因。
——一言蔽之，大家期待的调查记者，虽然有一部分受到明显影响，但还有许多活跃在各种新媒体领域，有更好的待遇、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广阔的平台，摆脱了传统媒体的困境，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缝肛门”事件再出现的风险。这可能才是我们中国调查记者的部分现状。
以著名调查记者王志安为例，依托《新京报》旗下的“我们视频”成立了《局面》栏目组，其微博与公众号均用了1年的时间就增长至百万级粉丝，邀请了曹德旺、孙杨、李景亮、徐晓冬、魏雷（雷雷）、马保国、邹市明、木村翔、凉山格斗“孤儿”、吴京、周立波等热点人物，成为许多人每期必追的新媒体栏目。
但是为什么许多自媒体，明明知道这些逻辑链和数据有极大地瑕疵，还依然去引用，去撰写这样的一篇篇文章呢？甚至采用春秋笔法，故意弃用一部分数据，跳过一部分逻辑链，去实现一个特定的题目和结论？
别以为笔者特指调查记者，其实是泛指目前的绝大部分文章。
理由其实在一开头就提到了：事实是什么无所谓，当公众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的时候，谁找到一个让公众可以接受的理由和途径，谁就能获得极为巨大的流量。
这种春秋笔法的泛滥并不仅限于自媒体行业，传统媒体也是频频发生。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以《财经天下周刊》旗下的AI财经社为例，9月10日，AI财经社发表那篇全网累计阅读量数千万的文章——《滴滴消失的第一夜》。
这篇文章以纪实的方式描述了北京三里屯地区没有滴滴夜间服务的第一个周末夜晚，其中滴滴专车与黑车之间的角色切换让人无语，文章以“今晚没有网约车，没有出租车”结尾，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思和热烈讨论。
但是这篇文章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通篇都没有提到“首汽约车”。无论是记者、被采访者还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在打不到滴滴旗下车辆的时候，本能地反应肯定是尝试其他打车软件。在北京，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首汽约车”，因为满大街跑的，尤其是三里屯地区，就是同为京B正规牌照的出租车和首汽。
《滴滴消失的第一夜》中诚言此前礼橙专车和神州专车在三里屯地区均会在半分钟内迅速接单，而记者在9月8日尝试了几次，包括数倍溢价，“永远是派车失败，陷入不明就里的绝望”。
——问题是，为什么没试试首汽，是记者从来在大街上没见过它家车辆？还是因为首汽约车已经在9月8日就启动了夜间保障行动怕比较容易就叫到了？对了，还不涨价。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不同，但是笔者在朋友圈里找到一名9月8日夜间曾在三里屯叫车的朋友，证实他在数分钟的等待后顺利叫到了首汽约车，没有拒载没有涨价。包括微博CEO“来去之间”等一众大V看完《滴滴消失的第一夜》的反应也是出奇一致：不应该啊，还有神州和首汽。
如果首汽约车和神州租车并没有出现完全叫不到车的情况，那么这篇文章的可读性和矛盾对立性就就会极大地削弱。
为什么这么做？相信读者已经知道答案了——为了流量。
但是这里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2018年5月和8月，先后有两名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公众发现顺风车这个产品从设计之初就引入社交和封闭空间恋情暗示（参见旧文《滴滴的轮回——顺风车的性暗示》），使得滴滴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然后继续暴露出公司更多的安全隐患和流程问题。公众对于滴滴的批判情绪达到顶峰，但是不能否认，依然有一部分群体是信任而且倾向于滴滴的，加上滴滴在全国出行领域形成的实质性垄断，一旦滴滴“半夜消失”，肯定会出现诸多不便。
当公众的情绪在一个方向发酵至极致时，捕捉住这样的情绪机会，做适当的引导，自然很容易引爆公众情绪出现反向反弹。于是我们看到了9月8日文章发布后，许多人开始怀念滴滴，并把矛头指向了监管者。
这种指责并不是那么的合理，因为按照《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大城市每万人拥有出租车不低于20辆，而北京每万人拥有30.4辆出租车，远高于标准。供给不足主要存在于特定的高峰期，但车辆供给不应按照高峰期的峰值当平均值来准备，况且北京还有首汽、神州、易到、滴嗒等众多网约车玩家。
所以《滴滴消失的第一夜》中描绘了“失去滴滴，人们无车可打”这样极具冲击性的画面，顺利引导公众的情绪出现反向反弹。但是为了保证这种效果，自然要淡化首汽、神州这些更为合规安全的网约车平台的替代作用，一笔带过或者直接忽视，这都是春秋笔法的经典套路。
这就是所谓的一鱼两吃：在公众情绪爆发的时候，通过各种手段让情绪得以发泄，同时获得阅读量和流量；甚至在情绪发酵至极致时，再写方向完全相反的文章，再一次引导公众观点，获得更多的流量。而在引导的时候，由于这种公众情绪像一股洪流，那么沟渠的形状自然越简单越好、越直接越好，自然要把一部分客观存在的干扰因素淡化或者排除。
为了流量利益，无论新媒体还是老媒体，都有动力有能力去引导公众的情绪，写出具有针对性和诱导性的热点文章。效果自然也是非常斐然的，无论是近10万的点赞，还是半天近千万的阅读量，都证明了这里丰厚的流量价值。而流量，就代表着收入和估值。
谁也没有想到，在经历了调查记者从辉煌到暗淡的20年后，这些调查记者的新老继任者们，依然有一小部分人走上了相似的道路，再次为流量癫狂。
这让笔者想起了鲁迅，把他某段文字里的四个字换成“客观公正”，可能还适用于这个时代。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
（五）别假装爱调查记者
那么，问题难道就单单出在这些新旧媒体身上么？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调查记者衰亡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中国人根本不爱调查记者。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许多在国外都无法成型的小众市场，在中国都能存活甚至获得非常滋润，这是我们13.9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效应，任何技术优势和先进手段都无法抹灭。
但是，这14亿人中，却没有多少人爱看调查新闻，甚至一度让许多调查记者难以温饱。人们只有在诺贝尔奖的时候，才假装喜欢科研；只有在世界杯的时候，才假装喜欢足球；也只有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才假装喜欢调查记者。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许多调查记者并未离开，只是从传统纸媒转进至新媒体，他们在继续产出新闻，照亮我们这黑雾笼罩的世界。在新媒体里，纸媒寡头与互联网巨头禀赋了更为优异的资源和条件，整体报道质量更为稳定、而且内容更为灵活。
但是结果如何？新京报深度调查部的《剥洋葱》，阅读量一般在一万左右，偶有爆款可以逼近三万；上海报业（中国第一大报业集团）的《界面》，头条阅读量基本稳定在一万五左右；腾讯的《谷雨实验室》，阅读量过一万都很费劲；腾讯的《棱镜》，现在的阅读量又跌回到两万以下了。
《谷雨实验室》近一周的文章阅读量（由高向低排序）
那些和自媒体一起，深情留言、疯狂点赞、热情转发、大声疾呼“调查记者在哪里”的吃瓜群众，扭过头继续追明星八卦、强东出事，仿佛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谁会那么傻，给调查记者点完赞后，还真去读这些烧脑文章呢？毕竟讨论电影《我不是药神》里到底谁对谁错，都已经是最烧脑的剧情了。
更让人恐惧的是，除了不喜欢读调查新闻以外，新时代读者还出现了一个伴随式的新特征：许多人放弃或者失去了独立思考和逻辑推演的能力，更愿意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情绪、经验、以及喜好。
旧时代的流量操纵，许多都是基于信息的不对称。而进入互联网新时代后，这种流量引导和操纵的情况并没有随着信息的对称化而缩减消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众的盲从化。
这种盲从化现象最开始出现在低龄化的追星饭圈（FANS），随后逐步向其他领域蔓延，最后扩展到相对独立性和逻辑性比较强的文字阅读领域。
一名极具争议的自媒体敏锐地发现并捕捉了这一变化，她提出写作内容可以情绪化、碎片化，写作手法可以片面化、无逻辑化，而标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有争议性，“不能在一秒钟看明白的标题都不是好标题”。
这个自媒体，用了两年时间就做到了千万粉丝，生产了近百篇10W+，许多人都猜到是谁了，咪蒙。咪蒙的文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文章，而是迎合读者的情绪、立场和喜好，用最具有攻击性的词汇去表达观点。标题是其思路的集中体现，对立化、情绪化、感性化——只有这种标题和内容才能起到最好的煽动和传播效果。
文章是否合情合理并不重要，能吸引读者点进来，然后基于情绪转发和留言（无论正向负向），那么这篇文章就算“成功”了，在流量意义上。
读者也需要这样的情绪宣泄出口，越来越多新旧媒体发现并利用这一点，而疫苗事件后人们突然开始想念调查记者，则是这事实又一次体现。
咪蒙的成功，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这一代读者群众深度阅读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化，开始用情绪、立场和喜好去考虑问题。这样的土壤，怎么可能会生长出深度调查的花朵呢？
这种现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变种，比如知名自媒体《占豪》和《黄生看金融》，标题和内容永远是“突发/震惊/悲痛/疯狂/重磅”、“美国怕了”、“欧洲惊了”、“中俄联手”、“惹怒中国”的阴谋式论调。——读者并不需要深刻的思考和客观的数据，不喜欢长篇大论，他们只喜欢高频率更新地刺激、“集体无意识”下的快感、以及阅读简单内容后的成就感。
人们放弃思考后，不再选择从自媒体和大V那边获得知识和内容，而更愿意从对方手里获得情绪宣泄、观点结论和道德立场，偶像崇拜的雏形开始浮现。——这才是坚持以事实而非立场说话的深度调查报道，所经受的最痛一击。
自媒体写作是有原罪的，如果用的都是别人的材料，又不展现更高的复杂性，那就是洗稿了。
——《老编辑不上班》
面对那位前调查记者朋友，笔者作为一名兼职的自媒体，同样有惶恐之感。某种意义上讲，笔者的大部分文章也仅仅是输出观点而非事实深度。
但是这位前辈一直鼓励笔者，只要能在原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新的立意和更严谨的逻辑链，那么就能体现自媒体的自我价值，而不要去做那些争流量的口水文之举。
“这个时代，已经无人愿读新闻。如果只争论洗稿，那仅仅是在一艘下沉的大船上争论谁的体重更轻。有更多人能读到这些文字，哪怕是通过洗稿的文章，也比无人问津更强。哪怕引用者有原作者数十倍的传播量，但原稿就是深度报道，哪有加入引流量手法之理。”
看到这条微信留言，笔者突然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关于投行的段子：
有一个投行菜鸟问：“什么是投行?”
前辈拿了一些烂水果问他：“你打算怎么把这些水果卖出去?”
菜鸟想了半天说：“我按照市场价打折处理掉。”
这位前辈摇头，拿起一把水果刀，把烂水果去皮切块，弄个漂亮的水果拼盘：“这样，按照几十倍的价格卖掉”。
（六）当政府公信力都开始被流量化时
有新媒体专家如此反驳公众对流量经济的指责：“流量没有对错，它是一个商业价值变现的手段，你不能苛求所有人都喜欢同一类内容，任何内容都有其受众和存在价值。”
确实，包括咪蒙这样的文章，也是迎合了一部分人的真实需求，这种需求也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笔者的一个朋友，一直不喜欢咪蒙，但也曾在朋友圈恨恨地转发了那篇《别TM再让我给你的娃投票了！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犯罪》。
但流量经济发展至今，人们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流量变得越来越贵，增量越来越稀缺。
然后一个近乎于魔鬼的点子出现了。
8月24日，一名20岁的温州乐清姑娘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这是继5月10日郑州空姐之后的第二起滴滴顺风车命案，一片哗然。在所有人怒不可遏、声讨滴滴的时候，一些杂音出现了。
微博上的两名大V，“五岳散人”与“张洲”，在8月25日几乎同一时间，发表了类似观点，认为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方其实是警方。
问题的关键是，五岳散人与张洲在发布这些内容时，他们并未掌握任何新的关键信息，给警方泼脏水的逻辑都基于一张截图和毫无根据的推断。张洲甚至在微博的末尾，故意加上了“某地外国人失踪三日、全市动用大量警力找回”的新闻，来影射乐清警方的办事不力，完全忽视了乐清警方在接警后10个小时内抓住犯罪嫌疑人的客观事实。
互联网有一个规律，各领域自媒体的粉丝量往往是：财经<国际关系<美食<社会<娱乐<政务，原因是受众基数的不同。当一个自媒体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时，向社会内容转型（公知化）来扩大受众面，是现阶段非常有效的策略。
而这些大V想到了最极致而且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条路：消费政府的公信力来实现流量化。比如这次的滴滴顺风车事件，就是直接污蔑警方来实现公众关注量的引爆。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张洲该贴的转发量达到10万以上，成为其个人微博史上转发量最高的一篇内容。还记得这句话么，当公众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的时候，谁找到一个让公众可以接受的理由和途径，谁就能获得极为巨大的流量。——这里则是给公众制造一个滴滴以外的宣泄口，同时激发一部分人对政府机关的不信任感。
关键的是，即使这样的观点有明显的瑕疵和漏洞，缺乏数据和证据支撑，但是依然有无数粉丝相信而且转发。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看到一些熟悉的内容：“我相信说的是真的，因为我曾经有过去报警而吃瘪的经历”、“我见过的警方都不是好东西”等等，许多质疑声音则被挤到了后面。
也就是说，许多人确实放弃了独立思考，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情绪、经验和喜好，并从自媒体和大V获得观点、结论和立场。讨论的核心，并不是大V的这种推论和逻辑对不对，而是偶像这么说了我觉得是对的，或者用逻辑上不是强相关的经历和喜好来判断是不是对的。
如果有人说：“没有人能考上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其实并不存在。”而粉丝留言：“是这样的，我身边一个考上的都没有，所以肯定不存在。”——换一个场景，你就能理解这样的逻辑有多么荒谬。
与调查记者“消失”的理由相似，由于受众的盲从化，事实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立场和情绪变得更为重要。那么，消费政府公信力就变成了一条可以实现的流量增殖路径，而这一方式带来的流量，是极为巨大的。
这种操作手法并不罕见，早期常被运用在引导医患关系对立从而引爆公众情绪的诸多案例上。
一旦发现这条路径可行而且有效，各位自媒体开始用各自的方式开始消费公信力进行流量引导。
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写出《中国私营经济己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
吴小平是谁？1）自称米牛网联合创始人，米牛网曾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配资公司之一，2015年股灾的重要推手，2015年9月18日被证监会查处；2）和讯网COO及疑似夸客优富联席CEO，夸客四周年时出席发言称坚定看好夸客的未来前景。夸客金融目前已经被上海警方立案侦查；3）自称《波音大飞机》公众号作者，该公众号由于频发各种炒股诈骗广告，几年前已被腾讯封禁；4）头条号80W粉丝，定期在头条号上发布各种股票群广告。
这篇文章其实除了标题惊悚，里面的论证逻辑也非常奇葩，根本站不住跟脚。但是别忘了，许多人确实放弃了独立思考，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情绪、经验和喜好，并从自媒体和大V获得观点、结论和立场。
公众依然对其文章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并不是根据其文章的内容或者逻辑，而是基于其标题和立场，而且每个人都诚实地在文首提到，该文的逻辑和理由简直不值一驳。也有人提出了担忧，理由同样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这个社会已经彻底地病了，人们不再为了真理和事实而辩驳，而是为了标题、立场和个体经历而争论不休。
因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近期公开提到：“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应辩论达成一致。”——隐含的逻辑是：基于立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而应该基于数据、逻辑和推演进行辩论，注意，辩论是需要讲证据讲数据讲逻辑的。
但是我们依然看到许多人以各种奇葩立场去理解，甚至有自媒体认为吴小平是在说反话，理由是：“能上长江商学院的，基本都是私营经济的大佬。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经历，吴小平能说让“私营经济离场”这样的话吗？”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笔者至今没见过会在公众号和微头条上长期发布各类炒股诈骗广告的“私营经济大佬”。——反过来讲，笔者非常理解为什么吴小平要写出具有如此争议性并消费政府公信力的文章，可能是需要引来流量进行变现吧。
左图：被封禁的《波音大飞机》公众号；右图：吴小平头条号
为了抵消这种政府公信力的损耗，经济日报9月13日发文《高度警惕“私营经济离场”这种奇葩论调》；新华社9月14日微评《该“离场”的是谬论》；甚至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也回应其学生吴小平的言论：“没培养好学生老师有责”。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为了流量，人心到底有多可怕？
（七）平台：缺位的责任编辑角色
这几天，有一个新闻刷屏了：《浙江80后小伙扶起摔倒大叔反被讹，监控证明清白后，小伙决定起诉对方索赔1元》。
许多网友都支持小伙的起诉，别让善良受委屈，更别让无耻之徒继续欺负善良。也有人认为，这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经典案例，是对碰瓷、讹诈等行为的法律成本的初步试探。
这是社会风气的一个转向，人们不再姑息作恶，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换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如果自媒体和公众人物，因为各种理由（包括流量），而恶意进行造谣或者舆论引导，甚至消费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我们是否应当对其惩罚？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以撰写了“缝肛门事件”的记者柴会群为例，他还报道了“走廊医生事件“，将主角兰越峰塑造为反体制英雄，最后法院认定为虚假报道。——这就是通过树立对立冲突，消费公信力的经典手法。
前文也已提到，调查记者有能力有条件进行春秋笔法，但是支撑起调查记者黄金时代的，是职业荣耀感、充裕的收入，以及相应的制衡机制。记者—编辑—监管，三者形成了类似于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约束各方在成本和收益的框架内行事。
但是，在进入自媒体时代后，责任编辑与监管（记者证）的角色，却明显的模糊化了。这使得自媒体的作恶成本大幅降低，一切都又回到了靠职业道德和荣誉感行事的原始时代。
人们希望平台能承担起责任编辑与监管的部分角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以微博、公众号、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各家平台，对此态度是暧昧的。
举个例子，在微博上的张洲污蔑乐清警方，后被警方澄清公告打脸后，无数的微博普通用户，纷纷同时@来去之间（微博CEO）以及张洲，希望微博能对这种明显恶意消费政府公信力的行为严厉处置。
因为篇幅原因，无法一一截图，但是读者们可以去试着搜索一下，相应的微博不少于百条。甚至许多人都开始质疑微博这个平台本身的公信力，认为这些平台为了流量，必然保全这些大V的安全。
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关痛痒，五岳散人暂时关闭微博评论，张洲被禁言一周。——没有任何人为这一次的政府公信力消费付出任何实质性的代价。
今日头条那边的吴小平也是如此，删除文章，对媒体神秘一笑说你们没有读懂，事情就全部结束了。吴小平的头条粉丝涨了2万人，而那些炒股诈骗广告，也依然存活在首页上。——在许多人眼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立场或者口号的代言人，而内容、实质、逻辑、数据是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可也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是有罪的。
（八）尾声：流量时代
这篇文章在笔者的草稿箱里躺了一个半月，无数次想放弃。
因为在落笔的时候，我看到了深渊，而深渊也在凝视着我。围绕流量经济的黑暗，本文最多仅能写出十之一二，剩下的内容让我一度抑郁。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群众，不再以事实和逻辑为基石，而以立场和情绪为准则，放弃自我思考、接受权威观点的偶像崇拜——看起来像是调查记者“消失”的主要原因。但这种情况，在勒庞的《乌合之众》中有详细的阐述，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民众是盲从的。书中列举的典型案例，就是希特勒的演讲和犹太人的大清洗。
细思恐极。
所幸的是，笔者看到了一丝光芒。9月3日下午，爱奇艺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公司将自即日起关闭全站的前台播放量显示，并逐步替换为用户讨论度、互动量等多维度指标的内容热度，一些人将该动作视为唯流量时代结束的开端。
终于同样有人意识到了类似的问题，“孤独臂膀揭开残酷真相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守夜人”，这句话让笔者坚持到了最后。
而这篇文章最初的题目，是“愚民时代”。这里的愚，是动词，描写一部分自媒体的愚化他人行为；也是形容词，阐述一部分人被愚化后的结果。
那么，是谁杀死了调查记者？
是调查记者自己，因为调查记者群体中一度出现了投机者，最后形成了公众信任的反噬；
是读者群体，因为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情绪、经验和喜好；
是自媒体，因为他们可以用更多样化的手法去阐述一切，而非冰冷客观的事实；
是平台，因为他们对流量的姑息和鼓励，让大家都陷入流量的崇拜；
是这个流量时代，杀死了调查记者。
《崩盘时代》里说过：你逃不掉，你躲不过，总有一款坑适合你。
来源：月风投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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