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穗小編
經由 在 10月 1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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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關口知識份子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2018-10-10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 華民)

 

美國、歐盟和日本開始創建新的共同市場,這個新的共同市場能否最終建成當然具有不確定性,但是世界經濟格局的演變趨勢已經完全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和想像,我們已經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擋世界經濟格局的這種演變趨勢,很可能重新成為局外人。正如羅德裏克在《全球化的悖論》中所說的那樣,全球化還在繼續,世界只是在尋找一種合適的全球化,而不是失控的全球化,以便走出全球化發展的悖論。

 

 

面對美歐日的聯合,我們應當如何應對?至少有以下幾種看法對於我們選擇正確的應對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美、歐、日各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內不可能建立這樣一種新的共同市場。這種期待別人失敗來讓自己走向勝利的想法是非常阿Q式的,在思維邏輯上仍然基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權謀之術;

 

第二,不管美歐日如何作為,都改變不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消費市場,西方不會輕易放棄。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作用不可能被替代。並由此得出結論,我們可以改變世界,但世界離不開我們,我們都在一條船上。這可以說是嚴重的誤判。

 

我們總喜歡講“朋友是暫時的,利益是永恆的”,西方世界不會因為某種道義上的訴求而輕易放棄中國市場,只要中國的市場對西方世界稍加開放就沒有化解不了的衝突。但從目前的情況看,西方世界為了“公平貿易”的道義,就是可以放棄中國市場。如果我們還要推出更為嚴厲的制裁西方在華企業的政策,那麼恰好滿足了美國等國政府所希望的外包回岸的政策目標。其結果很可能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損人利己。

 

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確實舉足輕重,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點,即中國處在全球產業鏈的末端,具有很高的替代彈性,從而很容易通過兩個管道被替代:一是伴隨著國內成本上升加工製造業會逐漸向境外轉移;二是因為有新的競爭對手的加入而被替代。

 

當然像越南和柬埔寨這樣較小規模的經濟體加入競爭,我們可以不必擔心,但是今天有印度和南亞次大陸國家的相繼加入,這就不能小覷了,因為他們的經濟體量加總在一起足以構成對中國的替代,這也是決策層急於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原因所在。

 

根據以上各點,我們必須認真地對待美歐日的結盟可能對中國帶來的衝擊。

 

最近剛剛去了次日本北海道,參觀了日本最早對外開放的涵館港,初步瞭解了日本的對外開放史。認識到日本之所以能夠在亞洲率先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就是因為日本採取了與先進的西方接軌的方法,而不是像在此之前的中國,粗暴地採取了拒外的做法。

 

 

1854年美國海軍到達涵館港,日本廢除了德川幕府200多年的“鎖國”政策,締結了日美和親條約,這個條約是在美國的軍艦上簽署的,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松前番和美國海軍準將佩裏各自代表本國的政府簽署了被稱之為“門戶開放”的條約。隨著這一條約的簽署,日本以開放促改革,迅速走上了維新的道路,於是便有了明治新政。

 

明治元年(1868年),保守的幕府殘兵攻佔涵館(舊稱箱館),試圖阻止日本的對外開放,結果釀成了明治維新後的一次內戰。這場內戰最後以明治新政府的勝利而告終。於是,日本在通向對外開放的道路再也沒有遇到阻力。

 

反觀清代中國,拒絕英國再三要求的自由貿易之請求,最後竟然採取了極度冒險的“以戰拒外”之策,雖然成就了像林則徐這樣的“民族英雄”,但是卻喪失了主動對外開放的歷史機會。

 

我們今天試圖用“以打促和”之策來應對中美貿易衝突,與當時的選擇非常相似。

 

日本的涵館(內戰)之戰打出了一條通向對外開放對內改革之路。但是清朝的鴉片戰爭卻強化了我們民族的悲觀主義和保守主義,以及由戰敗所帶來的對於外部世界的敵視。就這樣,面對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主戰的中國與主和的日本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今天我們再次面臨這樣的選擇。借鑒歷史經驗與鄧小平同志的教導,我們只能選擇以開放對開放的應對方法。如果開放遇到障礙,那就通過改革予以突破,這就是過去經常所講的開放倒逼改革。繼續開展沒有勝算的貿易戰是絕對承受不起的。

 

其實,發生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與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帶來的兩次貿易衝擊已經清晰地告訴我們,中國經濟一旦遭遇貿易衝擊產生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出口減速,由此造成的增長缺口靠什麼來彌補呢?不得已只能放出房地產這只“老虎”來刺激競經濟增長,從而導致儲蓄、投資和出口推動增長演變為房地產與負債推動的經濟增長(投資房地產不是一種投資行為,在本質上是一種負債行為,因為購房需要動用杠杆)。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後,中國再次面臨貿易衝擊,無奈之下,我們又放出基建這只“老虎”來刺激經濟增長、填補由貿易衝擊帶來的增長缺口,其後果是不僅改變了產業結構(脫實向虛,普惠大眾的經濟結構演變成為對少數人有利的經濟結構),而且還導致經濟體制向著前改革時代回歸。

 

今天假如我們仍然堅持貿易戰的立場,由此造成的貿易衝擊之規模將是前所未有的,真不知道我們還有什麼方法與力量來彌補貿易衝擊留下的巨大規模的增長缺口?所以,結論是明確的,只有按照鄧小平所說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與國際接軌”才是正道。

 

 

我們不要再去幻想建立500年前的朝貢體系。自16481024日簽定的西荷和約起,“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逐漸成為一種世界普遍接受的國際秩序,時至今日,由聯合國、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組成的世界架構已經成為一種世界公認的經濟與政治秩序。重建植根在等級秩序上的朝貢體系已經不合時宜。

 

朝貢體系有兩個必備條件:第一,朝貢體系的主導國家需要具有全面領先的優勢;第二,這個體系的主導國家不僅要有錢、有市場,而且其價值觀還須被成員國所接受。

 

這些條件即使在500年以前也沒有完全得到滿足,以致明朝政府所建立的朝貢體系也僅僅只涵蓋了四個國家,即:作為主導國家的中國明朝,以及作為成員國的朝鮮、越南和日本。

 

朝貢體系為何在地理空間上如此有限,原因就在於其他地區的國家並不認同中國明朝時期的儒家文化。

 

中國的東南方向是信奉佛教的國家,與中國接壤的中亞西亞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中國的西北方向則是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中國南海之南,比如今天的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也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還有南亞的印度則是一個以信奉印度教為主的國家,他們對儒家文化都沒有敬意,中國與信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遠西地區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接觸。所以,明朝中國雖有強大國力和文明的領先優勢,但是所創建的朝貢體系之範圍實為有限。

 

今天中國國力確實在增強,但說不上領先,再加上國際環境和世界秩序的現代化,明帝國的朝貢體系根本不可能被重新複製。

 

我們經常說地球是個村莊,大家都是這個村莊裏的居民。問題在於我們為何老是想著要去領導這個世界,去當這個地球村的村長,而不是一個普通的村民?

 

這可能與以下兩個原因有關:一是中國傳統體制的遺產在起作用,在中國傳統的帝國體制下,財富是與權力正相關的,而不是與勤勞正相關的,所以人們更加渴望的是權力,而不是財富的創造;二是1840年鴉片戰爭慘敗,中國吃夠了痛失世界老大地位的痛苦,決意通過復興重返世界舞臺的中心。

 

對權力和世界領導權的期望,使得我們急切地想要有所作為和擔當,從而忘記了毛澤東永遠不稱霸和鄧小平和平發展的正確思想。即使比較冷靜的學者呼籲中國還需“韜光養晦”,也不過是權宜之計,目的還是想要在實力具備後便要去當這個地球村的村長。

 

當沒有人認同我們的價值觀的時候,就忙著去拉隊伍,結果陷入了今天的危機。即,在全世界的的無產者還未富裕起來的情況下,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卻在開始走向聯合。如此格局,將會構成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瓶頸。

 

復旦華民教授:

 

用好“五張牌”,方能打出下一個經濟奇跡

 

超級債務讓我們步履維艱

 

本輪經濟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為了救經濟而實施的新自由主義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超級債務,我們要消化這些債務,八到十年的時間都不夠,這也是經濟復蘇緩慢的原因之一。

 

 

推動經濟增長的新主導產業沒有出現。發達工業化國家只是在做再工業化,中國人在講互聯網,這些都不是推動經濟強勁復蘇的新主導產業。

 

經濟史學上有一個長週期理論,即平均五十年到六十年產生一個新主導產業,引領世界經濟走向繁榮。主導產業的週期波動會不會引起經濟危機,就要看政府的應對政策。如果政府出臺好政策,就會把產業的週期波動變小,宏觀經濟不會發生危機。反之,放大的週期波動會加劇經濟危機、直至引發金融危機。

 

未來的主導產業是生命科學

 

未來的主導產業肯定不是互聯網,應該是生命科學產業。從工業文明的發展歷史來看,主導產業必須是最終品。互聯網不是最終品,只是工具體系。工具體系無法成為主導產業,就如工業化時代,作為工具體系的流水線無法成為主導產業一樣。

 

今天的中國可能存在一個巨大的戰略性錯誤,那就是期望依靠互聯網帶動經濟走向繁榮。為了依靠互聯網來推動經濟增長,就會發生資金錯配的問題,即有限的金融資源都湧入到不產生真實產品、帶來利潤的互聯網領域,然後借助互聯網把實體經濟都幹掉了。互聯網本身不創造真實財富,互聯網領域普遍推行的盈利模式,就是所謂的“羊毛出在豬身上”,這裏所說的羊毛就是互聯網行業的利潤,由於他們本身不創造真實財富,所以利潤就只能來自於被鄙視為“豬”的實體經濟,結果,互聯網行業的羊毛剪得越多,作為實體經濟的“豬”就死的越多。

 

互聯網產業越繁榮,實體經濟越凋零。這種現象不僅與互聯網企業的盈利模式有關,也與互聯網電商將交易與支付捆綁有關。在實行第三方支付的體系下,社會閒散資金會流向銀行,銀行因此可以獲得較低成本的資金來源,從而可以較低的貸款利息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一旦互聯網電商將交易與支付捆綁在一起時,社會閒散資金就會流向電商的支付系統,銀行在喪失傳統廉價資金的來源之後,便不得不通過向電商高成本拆借資金來增加其流動性,從而導致全社會資金成本的上升。這樣做,對於實體經濟顯然是不利的。居民固然可以通過電商來提高其閒散資金的收益,但是這會被企業利潤下降引起的工資下降和就業減少所抵消,兩者對沖後的淨收益很有可能是負的。

 

此外,電商用這種方法來迫使銀行業改革也並非是正確的做法,電商把交易和支付捆綁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種不合理的壟斷行為,用一種壟斷去反對另外一種壟斷(銀行業競爭不充分),未必就會誕生一個有效率的銀行或者金融體系。以“惡”治“惡”結果可能會更壞。

 

中國出不了天使投資人,因為我們不理解做事的意義。天使投資是美國的特產,因為美國人在做有意義的事情。它要去成就一家偉大的企業,所以它就要做天使,不是惡魔。惡魔是什麼?別人公司盈利了,我趁火打劫,控股投資然後並表,中國大部分做投資的就是這樣。這就是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的區別,也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區別。

 

養老必須走向產業鏈。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國人的養老模式,比如說巴黎一位老人出租自己在城裏的房子,然後去鄉下種花賣花。這樣他兩邊都有收入,既有存量房產的租金收入,又有流量生產鮮花的收入。反觀今天中國人的養老就有問題。老年人的養老方式基本上是非生產性的和不可持續。從早上到公園體鍛再到晚上在廣場跳舞,既沒有存量收入,也沒有流量的財富創造和收入來源,這會導致代際貧困,等我們下一代人要養四個老人的時候,所有年輕人都將因貧困對未來失去信心。只有轉向再就業養老,社會才會進步,下一代才能比上一代生活地更好。否則我們真的有可能走向未富先老的困境。

 

我們是全球化獲益最大的國家,千萬不能反全球化

 

從工業革命開始,全球化有兩次飛躍,都和中國有關。第一次是1979年鄧小平宣佈改革開放,九億左右的中國人加入世界國際分工,促進全球化發展。第二次是2001年朱鎔基力促中國加入WTO,中國的商品像潮水一樣湧入世界,全球化再次大發展。中國的經濟增長對全球化貢獻巨大,也是從全球化發展中獲益最大的國家,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反全球化。

 

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三大關鍵要素商品、資本、人口的流動均下降,經濟全球化就此受阻。

 

經濟全球化之初,每個國家都有完整的產品包,包括研發、生產等,由此也吸收了研發、管理、技工等各類人群就業。全球化之後,隨著貿易做到了工序分工,產品包依據模組進行了區域分拆,美國處於負責研發的端點分工,中國處在負責加工製造的端點分工。這造成了發達國家結構性失業,譬如美國低技能勞動者的失業持續攀升。同時也導致了頂部增長,即10%的人群收入增長快速,90%沒有技能的勞動者收入下降,各階層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中國,只是表現的方式有所不同。全球化產業鏈分工導致中國成為一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國家,貿易會產生“冰川成本”,那就是運費。運費不會帶來產品附加值的增加,所以,加工貿易通常就會集中在世界各國的沿海地區,這就是所謂的國際貿易的經濟地理效應。由於加工貿易在沿海地區才有發展的空間,這就導致中國中西部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讓人口流動,通過人口流動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機會和收益。從這點上來講,中國目前做的遠遠還不夠。部分政策還是反向操作的,由此造成的人口流向的逆轉,不僅對加工貿易造成巨大的衝擊,而且還大大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用進出口商品總量占GDP的比重來衡量)

 

圖片來自:圖行天下

 

在今天這種貨幣紙幣化與金融市場“脫體”(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活動和交易)的環境下,誰會越來越富有?首先是那些有能力運用金融資本,可以動用杠杆的人會越來越富有。今天大部分的窮人就是因為不能動用金融杠杆而變得相對或者絕對貧困。

 

我們急需的是科學家和企業家

 

美國有企業家的文化。美國文化對失敗者沒有從頭再來的懲罰。美國的破產保護能確保企業家在無力繼續企業經營時,能止損退出。中國沒有破產保護,企業家經營企業失敗,就只能變成一個窮光蛋。我們叫淘汰,不叫破產保護。

 

法律的背後是文化和體制。如果文化和體制均有缺陷,過度或者過早立法,這樣的法律極有可能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障礙。

 

美國有企業家,也有一流的大學。美國大學的創新能很快被企業家們進行產業化,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日本的科研實力也不俗,但缺乏企業家,兩者無法更好的結合,結果專利數雖然不少,但大都是“一張廢紙”。中國的問題是科研力量相對薄弱,大量科研實驗室還在做毫無意義的研究。企業家更是稀缺。中國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依靠創新來推動經濟增長,我們急需科學家和企業家,為此不僅需要加強對“工科”的投入,而且還必須建立一個確保人力資本可以得到確定的技能與知識溢價的薪酬體系。資本家的富有可能僅對少數人有利,但是企業家的富有一定是一件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幸運的事情。

 

美國擁有最發達的經濟學和全世界最好的商科。經濟學幫助國家正確決策,優良的商科培養了大量優秀的企業家。這兩點對美國經濟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五張好牌”,打出下一個經濟奇跡

 

造成目前中國經濟困局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體制問題,第二是發展戰略問題,第三是經濟結構調整問題。

 

我們不做外貿,轉而對外投資,這是不明智的。做外貿,我們只需要有優勢就可以把商品賣到全世界。而做對外投資,企業只有強勢到打敗天下無敵手,才有可能成功。但中國沒有這種企業,中國的經濟增長從微觀層面上來講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們不適合對外投資。

 

中國的對外投資只有兩類,收購(財務投資)和資本外逃(以及不具有合法性的洗錢)。中國還很少具有真正意義的對外投資。

 

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只單純依託於互聯網、金融等不產生實際價值的產業的經濟增長絕對是不可持續的。我們現在是在賭經濟,而非發展經濟。

 

中國經濟發展要開創一個新局面,必須要有力挽狂瀾、撥亂反正的政策出臺。首先我們必須回歸鄧小平路線,堅持黨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路線一百年不變。另外要堅定不移執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路線。三中全會給出了五張好牌:第一,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第二,政府要轉變職能,而不是簡單的簡政放權;第三,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都要保護;第四,取消戶籍管理,促進人口自由流動;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促進交易和流轉,形成大農業。我們如能打好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確定的這五張好牌,中國又會產生一次偉大的經濟奇跡。

分類: 1.宏觀經濟
關鍵詞: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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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美國的步步進迫,中國推動經濟升級的腳步不能停。除此以外, 中國繼續和世界各國以相贏的方向,推動中國和日本歐盟,一帶一路 國家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