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19 貓姐 動物雙城記）
一周之前，《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上萬字的特稿，這也是我這幾個月裏見過最好的一篇稿子。
這篇特稿裏的華人按摩女跳樓事件，發生在去年11月的紐約法拉盛。
我之前寫過，紐約或許是全世界最不缺故事的城市。而在這個被稱為華人曼哈頓的熱鬧街區背後，隱匿著另一種為美國夢奮鬥的掙扎，艱辛，悲情甚至骯髒。
按摩女背後的隱喻，不言自明。
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總是想到臺灣作家駱以軍講到他去馬拉西亞紅燈區看見的情景。
他說，大量年輕的女生在那邊遊動，一群一群的，好像深海裏在吃腐爛物的漂亮的螢光魚。每當男人經過，她們就像魚群一樣去追逐掉到水裏的餌。
這些女生和跳樓的華人按摩女一樣，可能擁有最不堪，最殘破也最濃縮的人生，美醜，善惡，悲喜，生死，都在最短的時間裏填滿她們一片狼藉的生命。
但這些個體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恰好折疊成了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的故事。
無論如何，在這個媒體式微的時代，有記者願意拋棄短平快，屏住氣花時間去調查，求證，記錄一年前的新聞，然後寫出上萬字有骨有肉，有枝有葉，有洞察，有關懷的文字，已經顯得彌足珍貴。
文章略長，但值得細細看完。
———以下文字圖片均來自《紐約時報》———
宋揚的自拍，40路的人管她叫“西西”。“心情壓抑了很久，”她寫道，“出來曬曬太陽吧。”
一個女人開始下墜。她長長的黑髮紮成馬尾，脖子上披著黑紅相間的圍巾，她正在從四樓的陽臺墜下，穿過11月霓虹燈閃爍的夜晚。
下麵等著她的是40路，這是皇后區法拉盛一條環境粗陋的商業街。四周是中餐廳、狹促的店面，以及通往私下交易地點的昏暗樓梯間。為生活打拼的人、無所事事的人和路人，都沒注意頭頂正在發生的事情。
距離一家餐廳閃爍的聖誕樹幾英尺開外，人行道即將為這名女子的下墜畫上句點，但在此之前，想像一下她的墜落突然暫停——她的身體停留在半空。哪怕只有片刻。
她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裏的名字叫西西。38歲的她顯得很年輕，跟一個年齡是她兩倍大的男人維持著有名無實的婚姻；
想成為美國公民，希望卻越來越渺茫；
喜歡喝喜力、紅牛，還喜歡吃凱辛娜大道一家哥倫比亞餐廳的烤雞。在競爭者看來，她的地盤意識很強，而且工作很拼。
這是感恩節後的週六，西西住在一棟破舊建築的頂樓公寓，為此她向“老闆”付了一大筆錢。她從市場買了不少吃的回來。
她嘗試給在中國的弟弟打電話，但他睡覺了。她一直在跟朋友和客戶打電話，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一支由10名員警組成的掃黃行動隊盯上了。
她下樓站在門口，這是工作需要。沒過一會兒，她就帶著一名男子回到樓上——那是一名便衣員警；她手中緊緊抓住的手機給臉打上了一層光。
在公寓裏發生的尷尬對話，使得那名便衣相信西西違反了法律，而西西也明白了對方是員警。她把他推出去，關上了門，雖然已無必要。根據經驗，她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會來更多的員警。
穿過那棟佈滿灰塵的門廳，走過破舊的猩紅色地毯，爬上50級瓷磚臺階。經過一個中文標牌，上面寫著這裏沒有駕校，你找錯了地方。然後，就到了她家門口。
手銬。被匆忙帶上警車。羞辱。再一次的羞辱。
從門旁邊的監視器上，西西看到員警上樓。她開始踱步，桌子上一只舉起爪子祈求好運的招財貓注視著她。
現在，他們正在砸門，大聲喊著“員警！開門！”。西西沖到公寓朝北的陽臺上，那裏能看到樓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這條街是她和搶生意的姐妹們沖著路過的男人唱響哀歌的地方：按摩嗎？按摩嗎？
在欄高只有2英尺（約合60釐米）的狹小陽臺上，放著一把掃帚、一個桶和一個藍色小凳子。她踩了上去——然後開始墜落，跌向樓下四分之一紐約英里(New York mile)、堅硬的紐約40路。
四分之一英里。在那裏，普通話比英語好用，匆匆一瞥勝過語言。
在那裏，性就在渾濁水箱裏的魚蟹旁邊進行交易。
在那裏，烏煙瘴氣的住所由地方勢力控制，租給地下按摩院，員警不時進行掃蕩，移民女子一次次被捕，這座城裏沒多少人注意到這些。
重力佔據上風。
在這條小街上，無論白天黑夜，總能聽見女人們喊著：“按摩嗎？按摩嗎？”
臥底員警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樓右轉——就在那一刻，那名剛剛向他提出用親密換取金錢的女子擊中路面，落在他的腳邊。
一個以“西西”為名混跡在40路的女子，她的真名其實叫宋揚。
在腦海中的穀歌地圖上，從這條小街拉回，進入一個面積為178平方英里（約合461平方公里）龐大、忙碌區域：林蔭大道和馬路、公寓大樓和獨棟房屋、兩座機場、一個大聯盟棒球場、世界博覽會的殘跡——它南北兩邊被大海、河流和海灣包圍。
作為一個友善與對立兼而有之的矛盾之地，皇后區既是那位美國總統的出生地——他當選的原因部分是因為一個反移民平臺——也是230萬人的家，其中近半數人口都是在外國出生的。
這裏的人們使用數以百計的各種語言，皇后區恐怕是全球最具語言多樣性的地方了。
每一天，從位於皇后區東南部的甘迺迪國際機場降落的班機上下來的乘客中，有許多是加入這一區隱姓埋名、充滿志向的移民。他們切菜、洗碗、清潔廁所、修剪草坪、開計程車。
一些人最後操起了皮肉生意。
在南牙買加的一家機場汽車旅館為皮條客賺錢。在可樂娜羅斯福大街昏暗骯髒的大樓裏等待下一個客人。或者，像宋揚一樣，在11月一個寒冷的夜晚站在法拉盛的街頭，用可愛的昵稱隱藏身份，招呼著男人，在影子經濟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通過她支付的高昂房租使其他人獲利。
“我聽說她是頭牌：年輕、漂亮，而且服務很棒，”旅行社職員、社區宣導者朱立創(Michael Chu)說，他就在40路她家對面上班。“人們排著隊等她。”
多年來，法拉盛一直源源不絕地提供著捲入地下性經濟的移民。全國各地對非法按摩生意的突擊行動屢見不鮮，往往被捕的女性都有一個法拉盛的地址。
這些按摩院定期消失又再出現，破壞了警方打擊行動，這些行動往往是在接到附近居民的投訴後進行的。這個行業的不透明也增加了人們的困惑。
一些按摩院擁有合法的州執照；一些合法按摩院中存在女按摩師私下用肉體換取金錢；還有一些是非法運營、沒有執照的，這些地方根本對緩解脖子酸痛沒有興趣。
這些女性在情感上受到老闆操控，對自己的所做作為感到羞愧，不敢信任他人，鮮少對警方，甚至是自己的律師坦白自身情況。
她們可能是為了養活在中國的家人，或是為了還偷渡欠的債，又或是為了不想做餐館一類的辛苦工作，而選擇了這種賺錢更多的方式。
無論情況如何，員警表示，她們一致保持沉默，這種做法進一步導致執法部門調查這些運營者敲詐勒索、販運人口案件的努力變得複雜起來。
但社會越來越瞭解商業性交易經濟中存在的複雜情況和不平等，包括往往將被剝削者作為打擊目標的刑事司法體系——這些人通常是移民婦女和跨性別群體成員，而很少讓客人和人販子負責。
2017年初，紐約警察局長詹姆斯·奧尼爾(James O'Neill)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他將把自己手下刑事案部門的調查方向轉至解決賣淫和性交易問題。其中將包括旨在改變他所說的“執法思維模式”的培訓。
“我們已經將大部分的重點從賣淫女性身上轉移，並且開始更多著重於販賣她們的皮條客，和購買性服務的嫖客，”他說。“和所有犯罪一樣，我們不能只是用逮捕來解決這個問題。”
自建立這種新“思維模式”以來，警方仍在繼續努力增加對經營者展開刑事調查。不過，紐約市賣淫被捕人數去年下降超過20%，同時被抓的嫖客人數出現激增。
然而，曼哈頓下城員警總部態度的轉變卻未必能越過東河，造福一名移民。現在她側躺著，不能說話、抬頭盯著試圖在救護車到來前安撫她的便衣員警。她的鮮血在自己經常工作的人行道上流成一灘，旁邊只有一個煙蒂。
宋揚將於次日早上死去，令一個關係緊密的家庭支離破碎，他們永遠也不會接受警方對事發過程的說法。
她的死亡也反映著整頓性產業似乎異常棘手的本質，為鬼祟卻普遍存在的非法按摩生意帶來他們不想要的關注。
宋揚住的四層公寓樓。她沖向了陽臺，樓下是40路的燈光與陰影。
在皇后區的史詩中，40路的這一段只是一個瀝青連字元。但在它短短的空間中，存在著層層世界。
爸爸，我要去，我要去。
我想去幹活，小女孩這麼對父母說。我想去采人參。她生來就是個能幹的人，他們的宋揚。
她和弟弟與父母一起住在中國東北遼寧省一個偏遠的村子裏，一家人在村委會分配的地裏種植作物。
母親石玉梅回憶道，收割家裏種下的人參時，小宋揚尤其能幹。“她爸爸越是誇她，她就幹得更起勁。”
她的父親宋喜貴用推土機從附近河裏推出建築用沙子出售，最終生意還算成功，到了1990年代，這家人已經用一個現代磚砌宅子取代了原來的茅草屋，新宅子有兩個炕，即床下有爐子，可以在嚴冬中加熱石床板進行供暖的床鋪。宋揚經常要負責跑回家為爐子點火、切菜和照料弟弟。
隨著年齡漸長，她開始沿著蜿蜒曲折的河邊收集迷人的蝴蝶標本，小心翼翼地保存下它們脆弱易損、五彩斑斕的樣子。當朋友們來家裏過夜打打鬧鬧時，都會對她一本子的蝴蝶標本感到驚歎，挨個問她能不能給自己一個。
蝴蝶成了宋揚的禮物。
19歲那年，她搬到了家鄉以南2200英里外的塞班島，那是美國自由邦北馬里亞納群島中的最大島。
在那裏，她成為了在血汗工廠當苦力的數以千計中國年輕女性中的一員。
她們生產的衣服帶有讓人免除負罪感的“美國製造”標籤。宋揚與其他五名女性住在一間宿舍裏，她睡在下鋪，用一塊絲質布窗簾作床單，用家庭照片裝飾著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
塞班服裝行業的規模在2000年代早期開始縮減，宋揚於是離開了這個行業，成為了島上的一名服務生。
她嫁給了一個名叫周章的美國公民，這個離過婚、有孩子的男人深諳世事，在紐約的餐館業摸爬滾打多年。他年紀要大得多——67歲，她27歲——因此她的家人過了長時間才接納他。
2006年，這對夫婦在塞班開了一家小小的越南餐廳，生意很好，於是他們又開了第二家有150張桌的店。他負責廚房，她則負責大堂。“她吸引了不少友好的顧客，”她丈夫回憶道。
她的弟弟宋海高中畢業後也和她一樣去了塞班，最終和朋友一起開了一家指甲花紋身店。當他們的母親前去探望時，她站在女兒備貨充足的餐廳吧臺旁拍了照，笑容中透著驕傲。
“我們特別有成就感，”宋海用普通話說。
但一場災難性地震和海嘯2011年襲擊日本，導致前往塞班島一股主要遊客來源中斷，也斷了宋揚和宋海的財路。幾家餐廳被賣掉了，紋身店也關了。
去紐約前一個月，宋揚（左）參加了弟弟的婚禮，和家人們聚在一起。
2013年3月，她弟弟的婚禮照片捕捉下了宋揚與家人最後度過的一段快樂時光。此時的她回到了家，與一對新人合照。此時的她與越來越大的家族一起在餐廳吃飯。此時的她在這裏。
一個月後，宋揚成為每天從中國直飛甘迺迪機場的成百上千人中的一個。像以前的許多人一樣，她徑直去了法拉盛，希望在那裏能和丈夫一道作為餐飲界從業者再次獲得成功。
但法拉盛夢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
由於丈夫上了年紀，無法從事後廚工作，宋揚成為了家裏唯一的收入來源。一份服務生的工作沒能做下來，在緬街上一個沒存活多久的中國菜速食生意也失敗了。
於是她成了一名家庭護工，開始上按摩療程方面的課程，希望能賺些外快。然後一位朋友告訴了她一個賺錢更多的機會，就在40路上。
她父母和弟弟以為宋揚幹的是反射理療。他們知道有禮物從紐約寄來。他們知道她坐在黑色辦公椅上，定期和他們視頻聊天，有時候還喝著一碗粥。他們知道當她的外甥出生時，她驕傲地在社交媒體上宣佈自己做了“姑姑”。
他們知道她大多數時候看上去很開心。但也有時候，她好幾天都拒絕視頻通話，之後她會解釋說有男人打了她的臉。
還有一次，當她透露一名男子——她說是員警——用槍指著她的頭，讓她給他口交。家人們不斷安慰她：她別無選擇。
去年秋天，宋揚告訴她的家人自己買好了12月回中國的機票，自己很期待第一次見她的外甥。迄今為止，她只在網上用流行的微信和他互動過，她的微信頭像有時候是一只蝴蝶。
這條單行道上到處是運貨卡車和建築設備。
你想讓姑姑帶什麼禮物回來？她會這麼問小外甥，她的樣子從大半個世界以外一個叫法拉盛的地方傳送了過來。
這條名為40路的街道曾經一度叫做“樹林街”。
19世紀期間，這條街上有一座志願消防站、一家托兒所，還有愛爾蘭姓氏的居民。在世的人記得的事情包括：哈裏·巴羅(Harry Barlow)的汽修廠、“印刷工凱斯”(Case the Printer)的油印服務，一家以出售“增你智”(Zenith)電視為傲的電器商店，當然了，還有老羅馬餐廳——以其意大利小牛肉餅扁面和鳳梨餡黃色海綿蛋糕而聞名。
這些早已不復存在，被砂鍋薑母鴨和一種叫紅豆刨冰的甜品所取代。
今天的40路幾乎都是華人，沿街的餐館標識往往一點英文都沒有——提醒著你紐約唯一的不變就是變化。
這條街的20幢樓，包括宋揚居住的那一幢，幾乎全是1980或90年代的三、四層建築，讓人想起蘇維埃國家那些實用建築的單調乏味。
逼仄且令人窒息，看上去像是一部黑色電影的佈景。
這條單行道本身總是讓人覺得像是轉錯了彎，一路上障礙重重，到處都是運貨卡車和建築設備。路的一頭環著一個小型遊樂場；另一頭通向時時刻刻都在堵車的緬街十字路口，人們往往能看到便衣員警坐在不帶標識的車裏，試圖制止影響人們生活品質的犯罪行為。
扒竊如此常見，以至於附近的一家雜貨店展示著一個標牌，上面一個小人手伸入了另一個小人的包裏。
頭頂上，隱約可見的民航飛機轟鳴著飛向法拉盛灣對面的拉瓜迪亞機場。
就在40路後面，長島鐵路的列車在高架鐵軌上鳴著笛哐當前行。
沿街上下，蔬果攤的泥土芬芳和餐館垃圾，與一家餃子館傳出的中國古典器樂混雜在一起。
在這裏，除了翻倒的水果木箱和塞得過滿的垃圾袋以外，還站著按摩院的女人們。
她們大多數年紀在四、五十歲。她們會查看手機、抽著批發來的韓國走私香煙聊天，但眼睛會掃著街上獨自一人且沒有執法人員氣質的男人。
蔬果攤的泥土芬芳、餐館垃圾的味道和中國古典器樂的旋律混雜在一起。
按摩嗎？
這個提議即便不算露骨，也是雙方心知肚明的。如果男人同意，就會將他引上其中一座昏暗的樓房，在那裏，按摩生意往往擠在理發店、駕校和職業介紹所中間。
提供性服務的按摩院算不上是新現象，商業模式也各有不同。但40路上的性交易尤其大膽。街道兩邊都站著這些女人——同時有5人、10人或十幾個人——她們像送貨卡車一樣無處不在。
在無情的酷暑寒冬中，她們站在打著立柱的地上流汗發抖，招致帶著憎惡的居民投訴，抱怨她們讓人們流失生意，讓兒童暴露在每天上演的醜行中。
40路上的一個共識是，一名“老闆”從大樓租戶那裏租下一間公寓或辦公室，然後為這些女子提供空間，無論她們從每位客人那裏收多少錢，其中的20美元都會分給他們。
人們普遍估計，每位女子每天至少能為老闆帶來100美元。
但老闆們不會提供真正意義上的保護。這些女子的命運全靠這條街，在這裏，她們被搶過、被打過、被強姦過，被從樓梯上扔下來過。
幾乎每次都有攝像頭，但它們的用途可能並非是為了安保，而是為老闆提供一個數清上門客人數量的方式。
幾個月裏，40路上的女子用普通話相互講述著她們來到這裏站街、為陌生人提供性服務的緣由。
她們用名字當遮掩身份的口罩。一些人選擇了美國式的名字——例如“詹妮”——還有一些人由老闆改名，叫“拉拉”、“琪琪”或“悠悠”之類。
她們來自中國各處，背景各異。
一名女子說，她之前做過保潔。另一名女子說她以前是一名記者，報導房地產方面的新聞。好幾個人都描述了讓她們陷入經濟拮据的情況：巴士公司失敗；玉石行破產；丈夫賭博上癮。
為了能第一個接近任何往西走的男人，常常有一個女人站在緬街街角處的立管附近。她60多歲，身材嬌小，常常穿得裏三層外三層，長髮染成黑色。她用沙啞的聲音說自己來自中國東南部江西省，並且說是為了還清自己已經成年的兒子生意失敗帶來的債務。
她去了40路上的兩家職業仲介所，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但都沒能成功。於是現在她到了這裏，站在街角。在這裏，她常掛在嘴邊、半開玩笑的“我太老了”似乎並不會嚇跑客人。
另一名自稱為“小李”的女子說，她來自江西省德興市，那裏是一座著名銅礦的所在地。她曾是那裏的一名焊接工。身材瘦削、常常穿著一條簡潔黑裙的她表示，自己曾一度離開街頭，去學習真正的按摩——“這樣我能安心一些”——但她後來認為上按摩課是浪費錢。於是她又回到了40路。
“我的身子受不了，”50歲的李女士說。“我的身子受不了這麼多男人。”
還有一些人要更加健談，這其中包括一名結實的40多歲女子，她一頭黑色短髮，視力不佳，自稱名叫“瑞秋”。
她一邊在緬街上一個餃子攤上吃著烤白薯，一邊回憶著做一份令自己厭惡工作的經歷：在西雅圖一家中國餐館做服務生——她開始在微信平臺上搜尋其他工作的消息，於是看到了一份工作邀約，她記得是這麼寫的：
站街女按摩師。20,000美元一個月。紐約法拉盛。
瑞秋打給了上面的號碼，詢問這份工作內容。老闆回答道：什麼都要做。
上班第一天後，瑞秋說，“我回家沖了個澡，哭了。”
回憶起這些，她的話頭停下了，然後又開始說，“但我心想，‘我得一直往好處想’”。
長期以來的社區宣導者朱立創和站在40路上他所在的樓外的一些女子成為了朋友，偶爾還會在警方事務方面給予協助。
他的辦公室裏，一只名叫“斯考特”的狗總是在紙板上打盹，辦公室裏的桌子都是一位會計留下的，那人寧願搬走也不願在按摩院旁工作。
戴眼鏡的朱立創現年65歲，他認真聆聽了這些女子的苦難經歷，他叫她們“姐妹”。那些毆打、搶劫、遊樂場青少年的騷擾、賺夠給老闆的“租金”、吸引足夠多客人的壓力。
還有她們懷著的希望——獲得永久居留權，有足夠的錢，終於不用再做這種工作。
“她們也有著一個美國夢，”朱先生說。“這些姐妹有一個美國夢”。
宋揚去世後，她的弟弟張貼懸賞公告，尋求資訊。
一名男子一天晚上在街上注意到了她，他剛光顧過40路上一家有名的飯菜便宜量又足的飯館。她漂亮，比街頭別的女人年輕而且英語說得熟練，所以他掏錢買了一次服務。她說她的名字叫西西。
他叫保羅·海耶斯(Paul Hayes)。單身，四十出頭，住在皇后區，他擺出一副見多識廣的架勢，但她還是讓他著了魔。他們慢慢成了情侶，後來又回做朋友，並隱約打算著哪天重溫鴛鴦夢。可是她和丈夫就住在一個街區之外。事情有點難辦。
她很有幽默感，有事常常徵求他的意見——雖然他建議加強那幢樓的安全措施時她沒理會。她也向他吐露過自己工作當中的危險和變化無常。
“她真的厭惡幹這個，”海耶斯說。
即便如此，宋揚還是成了40路這個圈子不大的世界裏一個兇猛的競爭者。靠咖啡和紅牛支撐，她幾乎一刻不停地苦幹，就像是面臨某種自設的時間期限。
有人說她是想攢錢開自己的越南餐館，或是給年邁的父母在紐約買個房子，或者想賺夠了就不幹了。
她的爭強好勝和無窮幹勁惹惱了一些其他的女人，發生過爭吵、推搡和偶爾的撕扯頭髮。一名同行回憶說，要是有男人挑了別的按摩女，宋揚會嘲笑他喜歡老女人。
但另一個女人記憶裏的宋揚更溫柔、也更慷慨。她說，她剛到40路的時候，宋揚非要送她幾條禦寒的褲子。
宋揚的地盤是40路135-32號樓四層的一套公寓，就在另一家按摩店樓上。房間正對著鍋爐房和一扇臨時門，那門是為了防止流浪者在樓頂上過夜的，也是為了保護年老的清潔工在樓頂種的辣椒的。
與40路上的大多事物一樣，她的租房安排錯綜複雜。
這幢公寓樓是蔡仁泰在1992年建的，85歲的蔡仁泰是法拉盛著名的、甚至備受尊敬的銀行家，物業持有人是他兒子尤金·森本·蔡(Eugene Morimoto Tsai)管理的一家房地產公司。
在上個月的一次簡短交談中，42歲的小蔡說，他不知道去年有個女子從他的公寓樓上掉下來過，也不知道他的公寓樓成為非法按摩業的窩點已有很長時間了。
他們都說，市政記錄也顯示，那幢樓負責收房租的管理人是另一位當地顯要：62歲的杜彼得(Peter Tu)，他多年擔任法拉盛華人工商促進會總幹事，是皇后區第七社區委員會委員，也是選區的一名民主黨領袖。
在不遠處的辦公室門外，杜彼得先是否認他跟40路上的那幢樓有關系，但隨後又說他只是曾經幫蔡家向主要的底層租戶“新十裏香海鮮城”收取18500美元的月租。他說他已不負責此事，也從沒有“從街上”收過錢，他也不清楚那家餐廳跟樓上的租客和轉租客之間有什麼安排。
“我一直都是中間人，”杜彼得說。
自稱是底層餐廳老闆的男人在被問起樓上租客時嚷了起來。“我怎麼會知道租客的名字？”他用普通話問道。“你要我上去問每一個人他們是誰？”
餐廳樓上，在這幢由法拉盛頭面人物擁有和管理的公寓樓裏，宋揚為她的房間支付一筆固定的房費——同行說高達400美元一晚。
錢交給了一個四方頭型、神出鬼沒的“老闆”，她們叫他“老李”，這種稱呼表明他與給他幹活的這些女人很熟。但是，他轉租這些房間的具體安排，就像他的行蹤一樣難以確定。
今年春天的一個午夜，老李罕見地出現在40路，他是來調停女人們因為搶客爆發的一場糾紛的。
當一名記者走過去叫了他的名字後，老李抬頭看了看，拔腿就跑。他在40路的路中間朝東飛奔，躲避著過往的車輛，然後消失在法拉盛的夜幕中。
雖然宋揚和其他女人常常吵架，她們偶爾也在樓下餐廳或附近的一家卡拉OK與老李聚會。她們看他吹滅生日蛋糕上的蠟燭，或和他一起唱他東北老家流行的一首歌。在中國陰曆新年，他會給她們發裝了小額鈔票的紅包。
在手機拍攝的這些聚會的視頻和照片裏，她們很容易被人誤以為是某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同事，痛快地玩上一夜。
她們看上去一點也不為她們從事的職業中的諸多危險，包括被搶、肉體傷害，尤其是被抓所煩惱。
被抓引來不必要的注意，會危及當事人的永久居留申請。被抓也加重了羞辱感，通常意味著要在皇后區人口走私法院(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 Court)出庭，這個法庭每週五在位於秋園的皇后區刑事法院的地下室開庭。
在法拉盛的秋園，普通話似乎同英語一樣普遍。
人口販賣干預法庭是差不多15年前成立的，法庭想達到的目的是，把性交易當中的女子當作販賣與剝削的受害者來對待，而不是被指控的罪犯。
這些女子被告知，只要完成若干個性化的諮詢輔導班——比如以就業培訓或職業教育為主的——就可以撤銷對她們指控，並封存記錄。
這些輔導班由紐約勵馨婦幼關懷中心(Garden of Hope)、紐約市恢復中心(Restore NYC)、紐約亞裔婦女中心(Womankind)等服務機構提供。一家名為“家庭庇護所”(Sanctuary for Families)的組織也可提供移民服務。
宋揚的遺物。
宋揚不止一次走過這個過程。上法庭不僅讓她記錄中的這些逮捕被抹去，還給了她喘息的時間，迫使她面對她職業生活的後果。
2016年夏天，宋揚與法拉盛律師陳明利開始進行頻繁的微信對話，最初主要是關於獲得永久居留權的——他反復告訴她，這個過程可能要好幾個月的時間。不過，她還是擔心被捕的歷史會妨礙她的綠卡申請。
“我心裏壓力很大很急，”她用中文寫道。
漸漸地，他們的對話開始反映出她身處40路境地的更為陰暗的現實，她的微信裏加了許多哭泣表情符。（以下引言均為微信原文——編注）
“陳律師早上好，”她在2016年10月中旬寫道。“我今天被員警用槍指著我的頭強迫我為他口交。”
在一個朋友的堅持下，她向紐約市警局109分局投訴。調查員在她“店”裏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尋找證據，並查看了公寓樓的監控錄影，錄影拍到一名身穿西裝的敦實、禿頂男子走上樓梯。
陳律師向她保證，被捕的事不會影響她移民案件的狀況，並懇請她與警方合作。但她不想吸引注意力的強烈渴望，加上害怕受到加害人的報復，給所有的事情蒙上了陰影。
“員警說過不會對我有任何影響，但我還是害怕會受到影響……陳律師我該怎麼辦現在？（流淚）（流淚）（流淚）”
警方用監控錄影中截取的一張模糊的男子照片發了一份通緝海報。一名美國退休法警在有人提到他可能有嫌疑後自首，他被安排參加了一次指認。
可是宋揚錯誤地指認為了另一名男子。此外，退休法警的DNA樣本也與宋揚衣物上提取的樣本不符。這個案件最終不了了之。
幾個月後，也就是2017年9月末，她因賣淫指控第三次被逮捕，戴著手銬被從40路帶走關了一宿。
過了幾天，陳律師問，“你又被捕了？”
宋揚回答：“恩。（流淚）（流淚）（流淚）”
她解釋說，她已被迫要做出艱難的選擇，還說嫁給一個比自己大得多的男人，而他離她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遠，讓她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
她覺得自己“自甘墮落”，有時候想過放棄這種生活回家算了，也有過更壞的念頭。
“想跳樓的心情都有了，可是我該怎麼辦呢？”一天大清早她寫道。
陳律師從未受到宋揚的正式聘請，可這時候他的核心任務似乎是提升她的情緒。
“不要怕，”幾小時後他寫道。“不要這麼想。”
宋揚卻更低落了。
“我覺得我墮落的無法救要了。”
她又接著說：
“沒有了目標沒有了方向人活的還有什麼意義？”
“我曾經是一個對生活很上進很要強的女人，做什麼事情都追求完美，我沒有想到我的人生讓我變成這個樣子，我好失敗。”
2017年10月底，宋揚最後一次來到陳律師的辦公室。她傾吐說，幾周前又有個客人打她打得很重——這次侵害她沒報警，她讓律師看了自己臉上青腫的照片。
40路上幾乎全是中國人，街上的飯店招牌通常一句英文也沒有。
“我怎麼這麼不走運呀？”他記得她問道。
這次的案子始於一個匿名投訴：據投訴，有數名女子在40路135-32號樓內做皮肉生意。
這個投訴根本算不上什麼曝光，多年來這個地址發生的不三不四的勾當已產生過大量的911電話報警。
在有些人眼裏，這幢樓甚至有一種被詛咒的氣氛，因為2010年那裏發生過一件駭人的罪案。一個精神錯亂的尾隨者在二樓走廊裏捅死了一名女子，還把她的心和肺挖了出來。
在過去十年間，這幢樓裏發生過43起逮捕，其中不少是涉性案件，最近的一次就是宋揚。去年9月底她落進了一次臥底行動的陷阱，她想躲進房間對面狹小的鍋爐房但未能逃身，對她的指控是以70美元的價格提供性服務。
2017年，109分局共有91起與按摩店有關的逮捕，其中40路上的有6起，她的案子是其中之一。那次逮捕導致了那些發給陳律師的絕望短信。
收到匿名投訴的幾個晚上之後，一名警長和一名探員在對這幢臭名昭著的公寓樓進行了簡短監視後，進到樓裏。
他們找到的唯一可疑物品是二樓的一個手寫的中文標記，他們原以為上面寫的東西大意是“本層沒有小姐，請上三樓。”
警方後來確認了標記上寫的是“注意……駕校在隔壁三樓。”
一名臥底警員隨後給一個與這棟公寓樓有關系的、名叫西西的女人打了電話。兩人把約會定在次日，11月25日，週六。她的價格：120美元。
在約會的這天，皇后區北區掃黃行動組的警員在他們位於大學點(College Point)的據點集合，討論當晚將要打擊的七個地點。最近的目標成了頭一個：40路135-32號的那幢破舊公寓樓。
掃黃行動組警員們溫習了安全方案。他們選定了當天的識別色，商定了這次任務的各種呼救信號和暗語，包括主臥底警員會用什麼詞來暗示已發生了出價提供服務的情況。現在他們一切就緒。
10個人的行動組在夜色中出發，這天的氣溫暖和得不像11月底。他們把車停在王子街，白熊水餃店對面，再往前不遠這條單行道向東一拐就是40路。
組長和兩名執行逮捕的警員坐第一輛車，另兩名執行逮捕的警員坐在第二輛車裏。第三輛車是押送囚犯的。
行動組測試了錄音設備，這個設備通過藍牙單向傳輸聲音。沒有問題。綠燈信號發出：行動。
幾分鐘後，臥底警員接近了目標宋揚，她就在公寓樓門的裏邊。他穿著橄欖綠上衣和牛仔褲，戴著帽子。她穿著一件短冬衣，紅黑兩色圍巾，緊身褲，還戴著一個標誌性的發帶——上面有個小小的蝴蝶結。
警員不會知道這個女人剛剛試著跟她弟弟視頻聊天，可他還在中國睡覺。
他也不會知道她打算12月飛回國。
他不會知道她一直按照法庭的強制要求，定期去紐約市恢復中心，一家援助外國出生的性交易受害者的非營利組織。
他不會知道她在恢復中心要上的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諮詢輔導班的日子是四天之後。
他只知道那天晚上行動中她的警方代號：“JD Ponytail”——馬尾辮無名女。
她領他走上破舊的樓梯。在走廊裏她親了他一口，打開了自己房間的門。另一個新來法拉盛的、名叫沫沫的女人，已經在公寓的另一間臥室裏接待客人了。
宋揚帶著自己的客人走進她的臥室，據警方披露，她在臥室提出以80美元的打折價提供性交。他同意了這個價錢，然後走進浴室，設法向他的發送器報出暗語，表明“陽性”——也就是非法的——協定已經達成。他還想發信號告訴同伴是行動的時候了，但警覺的宋揚不讓他有私密，叫他別關浴室門。
“你這服務很差啊，”警員說。
警員進到臥室裏後，宋揚的疑心更重了。“你怎麼不脫衣服呀？”她問。“你是員警吧？”
不是，他回答說。但他再次抱怨她的服務，抓起帽子要走人。她把他推了出去，關上了門。
收到臥底警員的信號，空轉著發動機待命的三輛警車拐上40路，紮進這條街上永遠的擁堵。四名警員下車沖向公寓樓。爬上陰暗的樓梯時，他們與臥底警員擦身而過，他一邊下樓一邊指了指宋揚的房門——這時她正在房間裏看著監視器。
就在員警要她開門，並準備破門而入的時候，驚慌失措的宋揚快步來到公寓的北陽臺。那個叫沫沫的女子光著身子從她那件間臥室出來，看外面在吵什麼，明白了是員警後趕忙躲進屋裏。
陽臺沒有裝監控攝像頭，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只能靠想像。宋揚可能想逃走，也許伸手去夠了一根從陽臺邊豎著經過的電纜線。她也可能想跳到樓下餐廳伸到街上的金屬招牌上。也可能她就是想自殺。
事實是，她掉在了街上，就在那名臥底警員的眼前，僅僅五分鐘前她還親過他一口。他的上司說，這名警員至今驚魂未定。
那夜稍晚的時候，當面部、頭部及身體多處骨折的宋揚躺在醫院病床上時，警方宣佈將她逮捕。她在清晨死去——對她的逮捕，用警方的話說，也就“失效了”。
宋揚生前逗留的地方，交易不言自明
在一個12月早晨的暗色中，兩個疲倦的旅客穿過甘迺迪機場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人流。
一人是聲音尖銳、名叫宋海的高大男子。另一人是年紀較長的石玉梅，她在從北京飛來的漫長航程中不斷抽泣，引來了一名空服人員的關注。
為了能更明白地搞清楚宋揚是怎麼死的、以及死因，她的母親和弟弟飛了7000英里。
幾晚前，宋揚丈夫打來的一個電話打亂了一切。宋揚死了，他說。員警說她從樓上跳了下來。
她悲痛欲絕的父母打電話給了他們的另一個孩子宋海，告訴了他這個消息，消息如此之沉重，以至於他接聽時手機從手裏掉了下來，摔裂了螢幕。
他無法接受自己聽到的一切，忍不住給姐姐發了一條微信，內容是一對碰杯的馬克咖啡杯，還有一個請她給家裏打電話的溫和請求。
回答是沒有收到回答。
母親和弟弟在法拉盛的前兩周主要是料理後事。然後，在12月月底一個陰沉的雨天，他們到了位於40路幾條街外的全福殯儀館。
儘管有人提議辦一個更簡樸的儀式，但這家人堅持要在一個有水晶吊燈的大房間裏辦一個更精心設計的葬禮。
深色木棺放在一排排椅子的前方，但椅子都空著。40路的女人沒有一位來參加。老李也沒來。一幅用中國書法寫的對聯：“放下塵紛歸天父”、“修來清福享永生”，分別掛在棺木兩邊。
一名牧師用英語做了禱告，另一位牧師用普通話將禱告復述了一遍。
為數不多的幾位前來參加的人包括宋揚的密友保羅·海耶斯；社區宣導者朱立創；曾試圖幫助她獲得永久居留權的律師陳明利；她現年78歲的丈夫周章，他是從加州趕來的，由於健康原因，他一直住在那裏；還有她的母親和弟弟，他們低著頭，合攏著雙手。
宋揚的葬禮來了一些哀悼者，但其中沒有一個女人來自40路。
儀式以朗讀《公禱書》中的我們都從塵土中來，我們也將歸於塵土。哈利路亞，悼念者嘟噥道。哈利路亞。
然後就是沿著大中央公園大道一路開往聖邁克爾公墓的萬靈火葬場。這就是宋揚遍體鱗傷的遺體回歸塵土的地方，在那裏，她的弟弟在絕望和悲傷中發下了要得到正義的誓言，並一拳捶在了牆上。
對宋海來說，關於自己唯一的姐姐死因的官方解釋根本講不通。畢竟，她已經花錢買了回家的機票，去給母親過即將到來的生日，還要與他五歲的兒子第一次見面。
他推斷，自殺是不可能的。裏面也許有更黑暗的原因。他已經開始了自己的調查。
從中國到這裏後的一個飄雪的晚上，宋海和海耶斯一起出現在了姐姐曾在40路住過的地方。他們的計畫是破門進入她的公寓，取走她的物品——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話，索回任何有關監控視頻。
宋海的職業是特殊教育，海耶斯則是一名電腦顧問，他兩人躡手躡腳地爬上鋪著瓷磚的50個臺階，到了四樓。門已被上了鎖的鐵鏈子封起來了。他們原本打算使用錘子和乙炔焊炬，但擔心噪音太大，海耶斯急忙跑到一英里外的家得寶(Home Depot)，買來了一支鋼鋸。
鋸了幾分鐘後，鐵鏈斷了，兩人推開了暗灰色的房門，進入了一個被打斷的生命的世界。警方已經拿走了監控設備，但其他東西看起來像是宋揚可能隨時會回來一樣。
兩間臥室裏的床單很是淩亂。廚房裏放著一罐百事可樂和半瓶百家得朗姆酒、切成片的胡蘿蔔和蘋果，還有一把黑色椅子。宋海認出這就是她和家人視頻通話時坐的那把。客廳裏一張架高的桌子上放著一條紅邊半裙，上面有一個CD播放機、一副太陽鏡和一只招財貓。地板上整齊地放著一雙粉色鞋子。
宋海決心調查姐姐的死亡，他相信，自殺是不可能的，黑暗勢力或許在其中發揮了作用。
在有著積雪的前陽臺上，放著一把掃帚、一個倒扣的桶，一張板凳，幾個裝著水果和雞蛋的塑膠袋。陽臺外邊就是誘人的燈光和街道的陰影。
宋海經常回到40路，身穿黑色連帽外套、頭戴黑色帽子、手裏夾著一支香煙，像是一個幽靈。
他哄騙和質問人行道上的居民，問問題，拍照，把與他們的對話錄下來。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獨狼式調查員，努力想證明這個陌生城市的腐敗警員把宋揚從欄杆上扔了下去。
他不斷演化的推斷是：
姐姐被一名警官性侵。她做了投訴。警方後來安排的指認是為了保護加害人，然後對她進行報復，這就解釋了為什麼40路上的這麼多女人中，只有宋揚在2017年9月被逮捕，而且在11月底又將被再次逮捕。
按照標準做法，警方行動中發生死亡時，皇后區地區檢察官和警察局的武力調查部也都在進行調查。但宋海已開始認為，美國刑事司法系統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從員警到法醫——都在串通一氣隱瞞真相。
他往返於法拉盛鬧市區。他詢問女人和店主。他在街上貼滿了“尋人”啟事，上面有他姐姐的照片，並承諾“必有重賞！”啟事是用中文和支離破碎的英文寫的：
您好！當您看到這個相片的時候，SiSi（中文名宋揚～Song Yang）已經走了。她於11/25/2017晚間七點在法拉盛40路135-32的4樓，發生“意外”墜樓身亡！家屬和紐約警方內務調查部目前正在瞭解死亡真相。懇求社區知情者能夠提供線索～以還死者一個公道！絕對保密！（她的弟弟宋海）
啟事得到的幾十個回復並沒有提供多少資訊。一名男子打電話說，宋海的姐姐是妓女——宋海不太懂此人用的那個英文單詞，所以他繼續與之對話：對，對。你有什麼資訊嗎？
他的偵查工作偶爾也有點成效。一天晚上，在大街上擁擠的人群中，宋海發現了一個他從姐姐發的微信照片中認出來的人：身材矮小、結實，腦袋的形狀像塊石頭，與眾不同。
宋海興奮地穿過馬路，在靠近地鐵入口的羅斯福大道十字路口一把抓住了那個人的胳膊。宋海回憶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你姓李嗎？他問道。
“你搞錯了，”吃驚的老李說，這位老闆曾是宋揚公寓的控制者。“我不姓李。”
宋海揮手讓一輛路過的警車停下來，人群開始聚集，被他緊緊抓住的那個焦慮不安的男子懇求他不要牽涉當局。“讓我們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宋海後來回憶說，車裏的兩名警官明白宋海的意圖，但他們解釋說，這是美國，不是中國，他抓住一個他姐姐墜樓時並不在場的男人不放，是非法的。他們把宋海和老李分開了，老李消失在通勤高峰的人流中。
那天晚上晚些時候，憤怒的老李打電話給宋海。宋海準確無誤地用手機把兩人的通話錄了下來，老李在通話中對宋海叫員警的魯莽怒不可遏——“你沒有證據，你怎麼能說我是老闆呢？”
後來，他講了有關40路情況的他自己的版本。
他說，他把公寓租給宋揚的房租是每月3100美元，遠低於街上流傳的12000美元。“我和她沒有什麼雇傭關係，”他說。“就是說在月每一個月的月初我會收房租。”
老李說，她叫他“老闆”是為了讓別人不欺負她，但他堅持說，她是她自己的老闆：確實容易被捕，但她也很精明、頑強，能吃苦耐勞。
在整個通話中，老李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即使是在描述那個關鍵的夜晚時也是這樣。他說，在接到“西西跳樓”的電話後，他急忙趕往40路，但當他到那裏時，“你的姐姐已經被帶走。”
宋海進行著令人沮喪的調查，而他的母親則整天沉浸在令人麻木的悲痛中。
石玉梅曾經為自己有上進心的孩子們感到驕傲，但現在她是身在異國他鄉的悲傷女人，在擁擠的緬街上小心翼翼地推著一輛小車，她灰白色的針織帽拉得低低的，腦子裏充滿了憂慮。
比如，她和兒子來美國拿的是臨時簽證，他們怎麼能靠隨身攜帶的少量現金生活下去呀？
石玉梅為女兒的死而悲痛，在當地的一個教堂的志願服務裏找到了安慰。
後來，她與一位在街上大聲宣講的傳教士邂逅，最終把她引到了緬街上的聖公會老教堂聖喬治教堂，這個教堂的尖塔一直是法拉盛的地標。
會眾欣然接受了她，給了她大量的食物、衣服和同情。有一天，會眾們手拉手組成了一個祈禱圈，這些陌生人請求上帝賜予他們中的這名新來者寧靜，石玉梅感受到如此的榮福，她開始在教堂提供免費食品的活動中充當志願者，以此來回報教會。
今年4月一個涼爽的早晨，她穿上橙色圍裙，加入到其他40名志願者的行列，他們幾乎都是移民，正在為老教堂北邊即將開始的每週三的例行活動做準備，街對面就是露西爾·羅伯茨(Lucille Roberts)健身中心。
他們從卡車上卸下板條箱，把水果和蔬菜裝到袋子裏，沿著人行道上設立起一條食品發配線：蕪菁和茴香，生菜和蘋果，洋蔥和瓜。
這個有十年歷史的運作已經逐漸適應了法拉盛的方式，組織者注意到，不同族群的人對個人空間有不同的理解，這會導致緊張氣氛。
他們的解決方法是：設立兩條隊伍——一條隊都是亞洲人，另一條隊有黑人、白人和拉丁美洲人。
這天早上，亞洲人的隊沿著教堂墓地的牆排出去，另一條隊一直延伸到消防站。但工作進展得很快，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志願者們高昂的工作效率，其中就有石玉梅，當她把裝有洋蔥的袋子遞給排隊的人時，歸屬感讓她露出了笑容。
每天晚上，做完漫長的志願服務和調查後，母子倆回到離40路不遠的、專門為暫住者提供的破舊公寓。
有些房客只付得起每晚20美元、在客廳裏租用一張小床的租金。但在教會和幾家非營利組織的資助下，宋海和石玉梅能夠每月支付1000美元，租下一間狹小的臥室，並在一間共用廚房裏有優先使用權。
他們睡在一個裝滿宋揚留下的衣服和配飾的壁櫥旁。一件外套上找到的一縷黑髮讓他們流淚。他們的生活中隨時都能意識到她的缺席。
為了睡覺，母親會把一個小播放設備放在耳邊，聽著用活靈活現的講解錄製的中國歷史上打勝仗的故事，她懷抱著女兒的毛絨泰迪熊。石玉梅用普通話說，這樣“我知道我女兒和我在一起”。
兩英尺外，她的兒子躺在靠窗的單人床上，床頭櫃上放著香煙，床底下有空的啤酒罐，遠處，又一趟長島鐵路公司的火車哐當哐當地駛過。
在這裏，他試圖把調查來的零散線索拼湊起來。
他在姐姐用微信發來的東西中找到了一張模糊的照片，照片上那個矮胖的禿頂男人據說性侵過她。宋海肯定，姐姐墜樓後，有人拍攝的一段手機視頻裏的禿頂員警偵探，與模糊照片中的那個男子是同一人。
他還獲得了來自屍檢的照片和法醫筆記。他仔細看過這些照片，從中得出結論認為，姐姐臉上顏色的變化表明她被人打過，她斷了的指甲意味著某種反抗——所以，真相被掩蓋了。
宋揚知道，逮捕之後通常要在人口販賣干預法庭出庭。
這是美國。不是中國。的確如此。
一個晴朗春日，履行人口非法交易法庭流程的人們魚貫進入位於秋園的那間地下室審判庭。
他們當中有宋海，穿著黑色西裝上衣和棕色工裝靴，還有石玉梅，她的藍橙兩色圍巾讓人想起史丹頓島渡輪上、尼克斯隊隊服上、大都會隊棒球帽上的配色——紐約的顏色。
他們坐在一群被告人當中，被告人裏有個戴眼鏡的女人，經常在40路上招徠男人。
宋海緊握雙手挺直背坐著；他母親向前躬著身，像在祈禱。他們等待著。
這個法庭的特點是一種共情氣息，它旨在鼓勵從事性交易的女性充分利用輔導和其他司法之外的程式。
法庭大多在星期五開庭，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都是女性，一位瘦長頭型的法警一心想讓被告人感到安全和受尊重。他盡最大努力不讓皮條客或老闆入座。
十幾張長凳上中國女人占多數，她們面臨按摩店相關的常見指控：賣淫或無照按摩。由法庭指定的來自法律援助協會(Legal Aid Society)或皇后區法律協會(Queens Law Associates)的律師，輔以普通話翻譯，以及一家專長非法性交易救助與移民服務的非營利機構的工作人員，引導她們完成法庭流程。
這一程式的支持者堅持認為，在更好的辦法制定出來以前，逮捕——隨後在人口非法交易干預法庭出庭——提供了最佳的干預機會。他們說，即使一個女人又回到40路上，她需要幫助時至少有了聯繫人姓名。
不過另一些人反駁說，對許多從事性交易的婦女來說，逮捕只會加劇創傷。他們還說，為了獲得有用的聯繫方式也不必被捕。
主審人口非法交易法庭十年的芹田鬥子(Toko Serita)法官逐個傳喚被告人在她面前起立，法警喊，“需要普通話翻譯，請到場。”法官有一頭黑色短髮，戴眼鏡，不管被告人是頭一次出庭還是最後一次，她的態度都是熱情的，甚至是令人寬心的。
今天還好嗎？你在學英語嗎？這真是個好勢頭……我想祝賀你完成了勵馨婦幼關懷中心的全部輔導課程……別惹麻煩，接下來的六個月裏守法生活，你的記錄就會抹掉了……祝你好運。
這天早上，幾個案子聽證完畢後，一位法警喚道：“03585-17.宋揚！”
儘管已經去世五個月，宋揚還有一樁未審結的刑事案：她在致命墜落的兩個月前有一次因賣淫指控被捕。
龐大的紐約市司法系統也許看似過於錯綜複雜，甚至混亂，但到最後該結的案都得結。
這意味著要用“因被告死亡而終止審理”——實際就是免除訴訟——的手續來了結宋揚或揚·宋的這件案子，這個系統有時候把她的名字寫作“揚·宋”。
芹田法官得知死去被告人的母親和弟弟到場並希望向法庭致謝。這一請求使整個審判庭靜了下來。法官同情地歎了口氣。
“謝謝你們，”她說。“嗯，好的，本案現在因被告死亡而終止審理。”
她接著告訴宋揚的媽媽和弟弟，參與人口非法交易法庭的所有人都為他們親人“不幸的過早離世”深感悲傷。她希望他們能節哀順變。
宋海和石玉梅點頭回應她的話。他們走出審判庭，經過一塊“僅作出口不得複入”的指示牌，走進上午時分的光明。他點燃一支煙。她理了理背包。兩人默不作聲繼續上路。
兩周後，宋揚的母親和弟弟回到秋園，與皇后區檢察官辦公室兇殺調查處的調查員進行了期待已久的會面。
大家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落座一張黑木會議桌旁，調查員拿出了他們耗時數月的調查結果，包括從40路135-32號公寓樓內外的攝像頭採集的22分鐘視頻。
他們心愛的女兒、姐姐活生生地出現在這些畫面裏。
這是宋揚領著那個臥底警員上樓。這是她把他趕出房間，看著那些員警從樓梯上來，驚叫著跑向陽臺。
這是街道角度的鏡頭，有東西墜落，然後一個親愛的女兒與姐姐癱倒在人行道上。幾天後再看這段錄影，石玉梅注意到發帶從女兒頭上飛落。
“她特別喜歡蝴蝶，”母親說。
錄影放完，調查員擺出了冷冰冰的調查結果：2017年11月25日夜警方參與了40路上的一次臥底掃黃行動，該行動並非宋揚的死因。首先，當宋揚跳下或墜落時甚至沒有警員在四樓的公寓房間裏。
幾個月過去了，宋海貼的傳單已經被撕壞、糊成一團了。
她弟弟對這個結論嗤之以鼻。他用普通話說了句粗話。會見結束。
夜幕降臨40路。
賣蔬果的小販已經收攤關門，最後一批食客已走出空調開放的餐廳，消散在六月末的溫暖中。但女人們還在這裏，一如既往，用近乎懇求的腔調招徠顧客。
按摩嗎？
她們還是站在那些樓門外邊，包括135-32號，宋揚曾在這裏踟躕。她死後沒多久，四樓她那套公寓房間就成了一家新按摩店的地址。名字叫“四樓天堂”(Heaven on Fourth)。
幾步路之外，由知名的法拉盛生意人擁有並經營的另一幢灰撲撲的公寓樓門口，一個穿褐色裙子的瘦女人坐在金屬椅子上，用一塊方形泡沫充當座墊，透過香煙煙霧研究著手機。
然後她從公寓樓的破信箱裏掏出一袋熟過了頭的櫻桃，一面反復吆喝她的服務，一面把櫻桃核吐出來扔到街上，不遠處的路燈柱上貼著印有宋揚照片的尋人啟事（“必有重賞！”）。
女人右邊，“旺角28”餐廳的櫥窗裏掛著燒鴨，一個男人正拖著粘膩的地板。在她左邊，憂傷的魚蝦在一家海鮮餐廳渾濁的魚缸裏遊來遊去。她頭頂上有腳手架，市政官員說是為了防止從樓體松脫的灰泥落下傷人。
天下起了雨。
近處一輛罐車呻吟著抽走一家餐廳的烹調廢油，粗大的管子蜿蜒著穿過人行道，伸進一幢樓的下水管道。女人們習以為常：她們跨過管子，不理會臭氣，提高了嗓門。
一個女人領著一位可能有意的顧客走向一幢樓的樓門，但是他走掉了；她用普通話低聲罵了一句。
一個寸頭的癮君子，幾小時前還在人行道上睡覺，現在開始騷擾這些女人，干擾她們做生意，他在她們身邊兜圈子，摸她們，脫下短褲模仿性交動作。他走進她們的一幢公寓樓，在門廳裏撒尿。
雨下大了。一扇金屬門關上的呼呼聲迴響著。一個下班的廚工走來向這些女人道晚安。她們也同樣問候他。
當然，這一切都是過眼雲煙，拖著腳步穿過這條街去乘地鐵的工人們每一天都在強化這個認識，他們疲憊地幹完了建築工地的活，他們建造的又一個專案正在讓法拉盛改頭換面。
如今很少有人記得曾在40路上生意興隆的老羅馬餐廳，就像明天很少有人會記得曾在40路上死去的一個中國移民。
至少現在，要是你徜徉在這條街上，你會遇到還記得她的人——偶爾還有仍在尋找西西的顧客。
你可能會見到拉拉，琪琪，悠悠，還有別的曾經跟宋揚搶生意的女人。你可能會見到她瘦高的弟弟宋海，他還在努力想搞明白在她選擇居住的國家，姐姐遭受了這一切之後卻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被法辦。他的悲傷壓在心裏，如同他對美國的不相信。
最後，你可能會見到宋揚的母親，石玉梅。
一天傍晚，石玉梅在一幢樓前駐足，一些女人正在向過往的男人兜售按摩服務。她舉起手裏沉甸甸的袋子，解釋說她剛去緬街上的聖公會教堂領了食物救濟，不久前她在那裏受了洗。
她說牧師著重講，分享你的所有很重要。
這位母親把一袋紅薯放在曾經是宋揚地盤的那個門口。這是某種施予，是給像她女兒一樣的女人們的禮物。然後她走了，沒入法拉盛的朦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