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穗小編
經由 在 10月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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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業安

 

作者簡介:周業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人大複印:《理論經濟學》2018 年 06 期

原發期刊:《南方經濟》2018 年第 20182 期 第 1-11 頁

關鍵字:新古典範式/ 有限理性/ 社會偏好/ 行為經濟學  Neoclassical paradigm/ Bounded rationality/ Social preferences/ Behavioral economics/

摘要:文章首先把行為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劃分四個階段,並分別闡述了每個階段的主要理論貢獻。其次,文章認為,行為經濟學對經濟學的理論貢獻可以歸結到兩個方面:一是有限理性;二是社會偏好。有限理性有可能替代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說,而社會偏好理論則通過引入人的社會性,一改新古典經濟學完全忽略人的社會性的做法,從而將經濟學引入一個嶄新的方向。從這個角度講,行為經濟學在未來完全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發展的引領者。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之後,行為經濟學再次引起了熱議。算上2002年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教授(Daniel Kahneman)和2013年諾獎得主羅伯特·席勒教授(Robert J.Shiller),行為經濟學家已經是第三次獲得了諾獎殊榮。如果再廣義地看,2002年諾獎得主弗農·史密斯(Vernon L.Smith)和2012年諾獎得主埃爾文·羅斯教授(Alvin E.Roth)因實驗經濟學領域的開創性研究獲獎,同樣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經濟學界對行為經濟學的肯定,因為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交集太多,以至於被視為一體。而在其他的諾獎得主中,1978年諾獎得主西蒙教授(Herbert A.Simon)最早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說,稱得上行為經濟學的拓荒者之一;1994年諾獎得主澤爾騰教授(Reinhard Selten)、2001年諾獎得主阿克洛夫教授(George A.Akerlof)也都是行為經濟學領域的代表人物。1999年克拉克獎授予行為金融學的開創者之一的史萊佛教授(Andrei Shleifer),2001年又授予行為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拉賓教授(Matthew Rabin),而類似2013年克拉克獎得主切迪教授(Raj Chetty)等在行為經濟學領域也頗有建樹。這說明行為經濟學不僅僅是代表經濟學曾經的一種進步,更重要的是代表經濟學的一種未來。

 

作為經濟學大家庭中的一分子,行為經濟學為何能夠備受青睞?許多經濟學家一方面批評行為經濟學過於另類和反叛,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行為經濟學崛起和日益壯大的現實,這種矛盾的心理體現了這些經濟學家對行為經濟學又愛又恨的態度。行為經濟學是非主流經濟學還是代表未來的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究竟和新古典經濟學是什麼關係?行為經濟學是否會像其他許多經濟學分支那樣,以叛逆的姿態出現,以歸化的形式退縮回新古典範式的陣營?本文認為,行為經濟學迄今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一體系正逐步改變著原有經濟學的各個領域,這種改變有些是邊際上的修補,而有些則屬於顛覆性的變革。行為經濟學的這套新體系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新古典經濟學抗衡,是否能夠發展出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範式,還有待觀察,但至少行為經濟學給出了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方向。本文將分三個部分討論這些問題,第一節回答行為經濟學究竟取得了哪些進步?第二節回答行為經濟學所提出的新理論體系的本質是什麼?第三節則討論行為經濟學是否能夠擔負起替代新古典經濟學的重任?

 

 

一、行為經濟學已經做了什麼?

 

行為經濟學常常被一些經濟學家稱作非主流經濟學,對標的是作為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非主流的身份很容易讓人們把行為經濟學與其他已經存在的各種非主流經濟學相等同。然而情況並非如此。如果說其他非主流經濟學僅僅只能在經濟學大廈中偏安一隅,那麼行為經濟學則是在整個經濟學大廈中翩翩起舞,如果這還是非主流的話,那麼主流經濟學家對待行為經濟學的態度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主流經濟學家出於對行為經濟學的恐懼和擔憂,進而加以排斥。無論如何,行為經濟學經過50餘年的努力,已經成長為一個理論體系相對完備的新學科,並且表現出日益旺盛的生命力。

 

行為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對應了特定的研究綱領,相應的有各自的理論內核和保護帶。第一階段可稱為行為經濟學的萌芽時期。這個時期出現在上世紀40-5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嘗試從心理學或者更廣義的認知科學中尋求對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新的理解,代表人物有卡托納和西蒙等人。卡托納(Katona,1951,1975)最早系統地探討了當事人心理活動與宏觀經濟總量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預期內生與預期的宏觀效應。而西蒙(2004)則在探索認知科學的過程中,結合經濟組織中的決策問題,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說。這一假說可以說為後來行為經濟學提供了思想的指導。這一時期還談不上行為經濟學,但卡托納和西蒙等人的研究已經為後來的行為經濟學構建了一條初步的研究路徑,即選擇的微觀基礎。在新古典範式中,選擇本身是一個黑箱,而卡托納和西蒙等人讓人們看到了這個黑箱的存在。特別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說,成了打開這個黑箱的鑰匙。

 

到了上世紀70年代,行為經濟學進入初創時期。西蒙在認知科學領域的探索無疑激發了眾多心理學家對於個體選擇和決策的興趣,其中心理學家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人的決策和判斷問題的研究,其核心就是揭示個體不確定下是如何做出判斷和決策的?背後的認知心理機制是什麼?卡尼曼和特維斯基(Tversky and Kahneman,1974;Kahneman et al.,1982)認為,個體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判斷和決策並非按照通常理解的那樣能夠精打細算,而是常常借助於啟發式,也就是說,決策和判斷受問題的描述、程式、個體的經驗、所處的環境以及當時當地的情境等因素的影響;並且也很難估計出一個近似客觀的概率分佈,常常出現事件出現概率的高估和低估的情形。卡尼曼和特維斯基(Tversky and Kahneman,1981,1986)進一步發現,個體決策和判斷還受到框架的影響,會出現框架效應。如果說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思想,那麼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則明確揭示了有限理性的作用機制和作用基礎;如果說西蒙告訴人們個體行為的黑箱在哪,那麼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則是打開了這個黑箱。

 

 

正因為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這些開創性研究,使得後來行為經濟學有了明確的理論內核。特別是卡尼曼和特維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把其認知心理的研究推廣到了經濟學領域,首次對新古典理性經濟人的兩大偏好公理(完備性和傳遞性)進行證偽,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備擇的理論模型——前景理論,從而宣告了行為經濟學的形成。前景理論本質上還是卡尼曼和特維斯基一系列認知心理研究的綜合,但這個理論對於經濟學的意義非同尋常,因為新古典範式的理論內核中最關鍵的就是理性經濟人假設,而前景理論直接否定了這個假設,理性經濟人在前景理論中不過是一個特例,無論確定下還是不確定下均如此。受到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系列研究的影響,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運用前景理論對傳統的經濟學主題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塞勒提出了心理帳戶假說,基於此形成了行為經濟學的消費理論(Thaler,1980,1985);二是泰勒等人提出了偏好的時間不一致性(Thaler,1981),萊伯森則進一步構造了雙曲偏好模型(Laibson,1997,1998),從而形成了行為經濟學的跨期選擇理論;三是阿克洛夫等人提出了效率工資假說,提出了新的勞動市場微觀結構理論(Akerlof,1982,1984);四是阿克洛夫等人在宏觀模型中引入有限理性假說,提出了近似理性假說(Akerlof and Yellen,1985),並形成了行為宏觀經濟學(Akerlof,2002);五是席勒和史萊佛等人將有限理性和前景理論的思想運用到金融領域,形成了行為金融學(Shiller,1981;Shleifer and Vishny,1997)。所有這些研究都在傳統經濟學領域掀起了一股行為經濟學風暴,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對傳統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這一階段可稱之為行為經濟學的形成階段,在時間上大概是上世紀70-90年代。

 

隨著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前景理論的提出,以及史密斯等人實驗經濟學的推廣,特別是史密斯解決了經濟學的實驗室實驗的方法論問題(Smith,1976,1982),行為經濟學開始和實驗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大量的實驗室實驗的研究,行為經濟學家有了許多新的發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偏好。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Güth et al.(1982)設計出了最後通牒博弈實驗;Kahneman et al.(1986)提出了獨裁者博弈的設想;Isaac et al.(1984)、Isaac and Walker(1988)、Andreoni(1988)等人設計了公共品博弈實驗等等,這系列實驗給出了顯著且穩定的社會偏好證據,Camerer(2003)通過行為博弈這一主題系統總結了相關的研究。和行為博弈實驗相關聯,阿克洛夫和耶倫(Akerlof,1982,1984;Akerlof and Yellen,1988,1990)在解釋效率工資時,提出了禮物交換和公平偏好的思想,類似的還有Camerer et al.(1997)等人的研究。Camerer and Thaler(1995)、Fehr et al.(1993)、Fehr and Schmidt(1999)、Fehr and Fischbache(2002)、Rabin(1993)、Charness and Rabin(2002)等人把早期的各種實驗研究進一步加以提煉和擴展,逐步形成了一個成型的社會偏好理論,這個理論不僅給出了社會偏好的明確定義,而且能夠涵蓋自利偏好以外的所有其他類型的偏好,包括利他偏好、互惠偏好和公平偏好等。特別是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走出實驗室,在實地和准實地實驗研究中同樣發現了社會偏好的普遍存在的證據,比如Henrich et al.(2001)。Akerlof and Kranton(2000,2002,2005,2008)進一步把社會身份納入到經濟學當中,身份和認同機制旋即成為社會偏好的重要一環。

 

 

行為經濟學的最後一個階段大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迄今仍沒有結束。這個階段的標誌性的理論構建就是社會偏好理論,這個理論不僅僅是停留在認知偏見上,從而不僅僅是證偽理性經濟人假說,而是在保留自利偏好的前提下,把個體偏好拓展到社會偏好,從而呈現出一個偏好的微觀結構。社會偏好理論的提出標誌著行為經濟學有了和傳統的經濟學截然不同的理論內核,這意味著行為經濟學註定會走上一條偏離新古典範式的理論路徑,也註定行為經濟學會逐步成長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範式。表1總結了四個階段的基本情況。

 

二、行為經濟學是否能成為(或已經成為)新古典範式的替代範式?

 

從行為經濟學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從證偽理性經濟人假說入手,進而挑戰“看不見的手”這一核心思想,行為經濟學正一步步打擊新古典範式的理論內核,直至社會偏好理論的提出,乃至一個清晰的偏好微觀結構理論的出現,可以清楚地看到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範式的偏離,並逐步尋找到自身的理論內核,隨著這個新的理論內核的發育,至少可以推斷,行為經濟學完全有可能成長為新古典範式的替代範式,並有可能成長為引領經濟學未來的新範式。當然,做出這個判斷需要充分的理由,包括許多行為經濟學家自身都未必贊同。然而,當我們從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和方法論本質去做推斷的時候,就會發現大多數經濟學家目前都可能低估了行為經濟學的前景,以及低估了行為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大廈的衝擊力。

 

(一)行為經濟學新進展的本質

 

要理解行為經濟學可能對經濟學未來所產生的影響,就必須理解行為經濟學迄今為止的貢獻究竟意味著什麼?毫無疑問,行為經濟學已經對經濟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貢獻看似龐雜,但歸納起來無非就兩個主要方面:一是人普遍存在認知偏見,這是有限理性的本質所在,認知偏見會讓決策失誤,行為失常,從而產生了現實社會經濟中的諸多“異象”;二是人普遍具有社會偏好,社會偏好會激勵人偏離純理性自利行為的路徑,展示出入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行為經濟學的第一個理論貢獻無疑是至關重要的。長期以來,所謂的主流經濟學看似花樣繁多,但究其實質,存在一個共性,那就是理性經濟人假說,離開這個假說,過去的經濟學理論無從談起。理性經濟人甚至可以說是新古典範式的理論內核的主體。給定偏好的完備性和傳遞性,參與人就獲得了理性;再給定參與人自利,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參與人就可以採取利益最大化行為,這是“看不見的手”成立的前提。如果參與人理性不充分、自利不充分、沒有採取利益最大化行為,那麼市場就難以有效。即便考慮到參與人可能會犯錯誤,只要進一步引入一個貝葉斯機制,就可以把錯誤行為處理成短期行為,而長期仍然是充分理性的,個體的學習機制可以確保這一點。理性預期的引入使得主流經濟學中支持新古典和反對新古典的不同範式有了交集,儘管在市場的有效性上存在爭議,但參與人理性預期這點是共同的假定。

 

問題就出在究竟決策錯誤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行為經濟學借助認知科學的大量研究成果證明,認知偏見是長期的,而不是短期的。這就意味著人的錯誤決策和錯誤行為是一種長期的穩定現象,並非短期現象。即便一個人的學習能力再強,外部環境的資訊披露再充分,這些認知偏見依舊存在,並不會發生本質性的改變。技術的進步讓資訊披露更迅捷,傳播範圍更寬,但技術進步本身又在創造新的不確定性。從而學習總是滯後於社會經濟的演變。如果認知偏見長期穩定存在,那麼有限理性假說才是真正的人的本質,理性經濟人假說將蛻變成有限理性假說的一個特例。不過困擾的地方在於,認知偏見是否長期穩定?行為經濟學家只能提供實驗室實驗的證據,神經元經濟學的研究既揭示人的理性一面,也揭示人的情感一面,但很難區分理性的一面是否有限?如何有限?這也導致了在理性這個問題上,新古典範式和行為經濟學範式之間尚處在競爭階段。要想替代新古典範式,行為經濟學家還需要提供更充分的科學依據。

 

行為經濟學第二個理論貢獻才是真正被低估的部分。當社會偏好被揭示出來,包括行為經濟學家在內的研究者的第一反應是,如何把這種新的偏好融入到主流模型當中?為此,拉賓和費爾等人設計出了一個分段式的效用函數,一部分代表自利偏好,一部分代表社會偏好。這個兩段式效用函數似乎滿足認知科學中的雙系統理論。卡尼曼曾把其過往的研究以及其他人相關的研究成果總結為一個認知雙系統模型(Kahneman,2003),在這個模型中,一塊是直覺系統,負責啟發式決策,會出現框架效應等等;一塊是深思熟慮系統,其實就是理性計算。問題在於,卡尼曼自己也沒有闡述清楚兩個系統的關係,在他那兒,兩個系統是相對獨立的。但Frey and Jegen(2001)指出了這個模型運用到經濟決策中的局限,即假定參與人存在多個動機,那麼動機之間就可能相互擠出。也就是說,雙系統之間還存在某種互動機制,這種機制迄今還沒有被很好的研究和揭示。

 

(二)行為經濟學能建構一座新的經濟學大廈嗎?

 

自從社會偏好理論提出之後,雖然行為經濟學家已經在實驗室實驗和實地實驗兩個層面展開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所得的結論也基本支持行為經濟學的理論預測,但關於社會偏好這個問題依然被嚴重低估了,以至於行為經濟學家自己都一度迷失在一個可能的巨大理論轉變當中。例如,Mullainathan and Thaler(2001)早期的關於行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學學科的討論中,僅僅把行為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歸納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社會”一詞並沒有得到重視。Rabin(1998,2002)、Camerer and Loewenstein(2004)等人的早期行為經濟學綜述也明確把行為經濟學定位在對新古典範式的修正上,而不是定位在創造一個新的經濟學範式上。筆者本人在早期的文章也是持有這個觀點(周業安,2004)。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實驗證據指向社會偏好,行為經濟學家們的看法開始逐步發生轉變。儘管Harstad and Selten(2013)在詳細比較討論了有限理性模型和新古典範式之後,承認前者還處於碎片化狀態,至少目前還不足以和新古典範式競爭,但同樣也可以坦承,有限理性模型至少指明了未來努力的方向。Rabin(2013a,2013b)近期的綜述性討論同樣意識到,行為經濟學需要從簡潔的一致的基準理論模型的構建出發,形成行為經濟學的自身的理論範式,從而和新古典範式競爭、甚至替代。Thaler(2016)最近的綜述性文章則走得更遠,他認為,經濟學正日益成為一種實證經濟學“evidence-based economics”,現在已經可以不談行為經濟學是否對經濟學具有革命的影響,正確的看法是,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在不斷發現偏離新古典範式的新證據,經濟學理論必須有效解釋以及一致解釋這些新證據,這個過程就是經濟學理論的持續創新的過程,如果有朝一日經濟學理論能夠完全厘清每一個偏離因素的作用機制及其後果,那麼行為經濟學本身就可以消失了。

 

塞勒的觀點非常明確,迄今經濟學的新發現都指向行為經濟學,一旦這些新發現形成了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那麼行為經濟學自然就不需要存在了,因為這就是新的經濟學!而傳統的主流經濟學(以新古典範式為代表)自然就退化成新的經濟學的一個特例。塞勒對行為經濟學的樂觀本質上還是基於行為經濟學關於有限理性的理論創新,核心是針對新古典範式的理論內核,行為經濟學通過實驗研究不斷地證偽,並在新證據的持續呈現過程中,形成新的關於“有限理性的行為人”的理論,這個思路延續了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早期思路,並沒有脫離主流經濟學的既定路徑。從中可以看出,塞勒仍然試圖在主流經濟學體系內實現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塞勒對行為經濟學關於有限理性的貢獻部分無疑認識是正確的,但關於社會偏好理論部分則存在低估。自從阿克洛夫等人引入身份這個因素後,行為經濟學在社會偏好理論上顯得越發的與眾不同。社會偏好理論究竟給經濟學帶來什麼特別的變化?其中的關鍵在於社會一詞。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同樣有社會偏好,但這個社會偏好是對個體偏好加總後所得的集體偏好,是“社會的偏好”,本質上依然是理性經濟人的自利偏好。和行為經濟學所講的社會偏好完全兩回事。行為經濟學中的社會偏好,針對的是人的社會性(周業安,2017),這是行為經濟學有別於新古典範式的關鍵所在。新古典範式中,個體是原子化的,社會是通過個體的加總以及個體的約束條件來展現的。問題在於,個體加總後所得到的總體依舊是類似個體行事,其行為本質上還是理性經濟人的行為;而作為個體決策的約束條件,本身就不包含社會性。因此,新古典範式中其實是沒有社會屬性的。

 

在行為經濟學中,個體的社會屬性通過社會偏好表達出來,無論利他、互惠還是公平偏好,都是基於個體對其所屬社會的偏好表達,是個體作為社會成員的固有偏好,是作為個體的社會成員之間互動關係的微觀載體。社會偏好理論比較好地處理了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一方面克服了新古典範式完全摒棄社會屬性的錯誤,另一方面又避免陷入到社會人的困境當中。社會偏好理論不僅體現為人的偏好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不同偏好之間的互動關係,這個互動關係是偏好的微觀結構內生出來的,只要偏好具有一個微觀的結構,不同偏好之間就必然會呈現互動關係(周業安,2015)。儘管迄今有關偏好的微觀結構的證據還不充分(周業安等,2012;周業安等,2017),但隨著更微觀的神經元研究和相關的跨學科研究的深入,相關的證據也會越來越豐富。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可以涵蓋卡尼曼的認知雙系統理論,以及Frey and Jegen(2001)等人提出的動機擠出理論,從而可以把社會偏好理論的相關碎片整合到一個統一的基準理論模型當中。

 

總之,社會先於人存在,這是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新古典範式無視這一事實,即便理論模型再簡練,也很難有效解釋紛繁複雜的真實世界。同樣,社會和人的複雜關係決定了人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體現在人的偏好層面,呈現出一個複雜的偏好的微觀結構,其中社會偏好與自利偏好互動,形成了人的複雜的行為。人的認知偏見只不過是這個複雜偏好結構的產物,當情感驅動決策時,決策的不穩定性自然就提升;而當個體的情感面臨社會屬性時,他人就會進入到個體決策的範疇,無論是啟發式、框架,還是參照點,或者從眾、社會比較等等,無非都是這種社會情感的具體作用機制。人是情感和理智的複合體,新的經濟學理論必須能夠有效解釋這一複合體的複雜行為,才稱得上是一個好的理論。而不是刻意將情感因素排斥出去。如果新古典範式一直通過削足適履的方式來維護其主流地位,那麼只會加速其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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