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3 李錄 新浪博客）
2017年，中英文都出了一批好書，這裏選出兩本作為我的年度書評推薦：
一. 第一本是Robert Wright的《為什麼佛學是真實的》（Why Buddhism is True），副標題是“關於冥修和覺悟的科學與哲學 ”(Th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Meditation and Enlightenment)。
Robert Wright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進化心理學教授。我之前看過Robert Wright的其他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 The Moral Animal，另外還有 The Evolution of God和 Nonzero。他是我很喜歡的一位作者，在我看來他還是一位哲學家，更具體來說是一位道德哲學家。他的 The Moral Animal 一書對我影響非常大，這也是我今年很重視他這本 《為什麼佛學是真實的》的原因之一。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本書的由來。作者是一位進化心理學教授，進化心理學研究的是自然選擇如何設計人類大腦。我們的大腦是幾億年自然選擇的結果，而這種自然選擇的設計常常會誤導(mislead)、甚至會奴役 (enslave) 我們，讓我們看不清世界和自我，限於桎梏之中——而這也是很多人類痛苦的來源。但我們對此大多無能為力，因為自然的選擇和進化，不是我們人類的自主選擇，先天的“動物性”深刻地影響著人類。即使明白這些問題，也不能立即給我們帶來解決方案。
2003年，Robert Wright第一次參加了靜默正念冥修之旅 (Silent Mindful Meditation Retreat)。這種冥修的實踐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美國及西方世界越來越流行。這次旅行開啟了隨後十幾年作者對佛教（佛學）全部經義的系統性研究、對冥修（meditation）的不斷實踐和修行，並在此過程中與現代心理學、進化心理學、現代腦科學之間相互印證。本書正是作者這十幾年研討實踐的成果。這本書的書名是什麼意思呢？“佛學是真實的”這一陳述並不包括佛學中宗教性的內容，它指的是釋迦摩尼最早對於人類狀況（human condition）最基礎的洞見和理解。
在2500年前幾乎沒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背景下，釋迦摩尼通過冥修對人性根本狀況進行了深刻洞察，而在此洞察基礎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張，和現代科學對人腦的認識、對進化心理學的理解竟是完全可以印證的。因此，佛學幾千年前提出的道德主張、精神追求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基於和現代科學一致的對人性的洞察，它沒有過時，對現代人同樣意義深遠。這就是此書的主旨。
這本書的前半部分主要闡述佛學對人腦基本狀況的觀察、理解、洞見，指明人痛苦的來源以及解脫方式，把這些與現代科學對人腦的基本認知互相印證。後半部分則著重於講述這些洞見對人的道德主張、精神追求的意義。
首先，關於人的認知。人類的大腦是經過幾十億年生物進化、達爾文式自然選擇設計的結果。這種設計的目的不是讓人“更幸福”，而是為了讓人“更多產 (productive)”，更能生存繁衍。但是到了現代，人的需求發生變化後，和大腦的這種設計產生了衝突。
我們來回顧一下生命發展的極簡歷史：大約40億年前，有一些最原始的、可以複製資訊的物質產生，這些物質慢慢地被一個細胞包圍起來而形成了簡單的單細胞生物，後來又逐漸演化出有多個細胞組成的更複雜的生物組織。這些生物組織進一步發展出擁有很強計算能力的大腦，一些有大腦的物種發展出高度社會性的物種。其中最聰明、最具社會性的一個物種就是20萬年前誕生的“智人”（Homo Sapiens，也就是我們自己）。
在此之前的進化幾乎都是以自然選擇的方式進行，智人誕生後開啟了進化中的第二場革命性的進化方式，也就是文化的進化。文化進化和生物進化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不僅通過個人基因來進行，更重要的是在群體範圍內通過文化的傳承來進行，這是一種“非自然選擇”。所以在智人出現後，進化的速度大大提高，發展迅猛，以至於在20萬年後的今天，當初作為“第三只大猩猩”的一個靈長類分支的我們居然掌控了整個地球。如今，全球60、70億人通過經濟、科技聯繫成了一個全球化的整體。如果從今天的維度再向前看，因為互聯網和人工智慧的出現，我們這個物種仿佛正在形成一個集體的大腦，每一個個體正在演變成這個集體大腦中的一個神經元。這就是過去40億年生命在地球上發展的極簡史。
這部極簡史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在智人出現後，我們在自然選擇之外又出現了另一種進化方式——也即通過個體、集體共同傳承的文化進化過程。然而，人類的文化進化也是通過人的大腦來進行，而這個大腦正是達爾文自然選擇設計的產物，所以這兩者帶有先天性的矛盾。
我想像2500年前，釋迦摩尼也可能是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發現了冥修，發現通過冥修這種實踐可以讓人的文化意識去觀察、理解、從而最終征服人的生物意識。換句話說，冥修可以使作為人的一部分的大腦，超越人自身的動物性限制，去瞭解人的全部、瞭解與人相關的社會和宇宙。這一發現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都堪稱偉大。書中，Wright教授用大量現代、當代的腦科學、進化心理學的實驗和知識為這一發現提供科學印證。這裏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自我認知。
自然選擇設計的大腦讓我們永遠處於一種不滿足的狀態，只有不滿足，才能讓我們更多產。但這種不滿足的狀態很難和人在文化進化上的追求相容，比如說對“幸福感”和“意義”的追求。這就是人永久性的不滿足，痛苦的來源，人身上“動物性”、“人性”和“神性”三者矛盾的來源。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控制。理性的人總是希望能完全控制自己，自己做自己的CEO，但是現代科學告訴我們這其實是一種錯覺 (elusion)。當我們用理性思考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在“理性化”。Rationality實際上是rationalization。依據現代科學對大腦的認識，大腦其實是一個模組化運行的系統（modular system），應對不同的環境有一套不同的方案，啟動這些不同模組的方式是通過感情（feeling/emotion）。所以當我們認為自己在理性思考時，實際上是通過感情在思考，也就是說人從根本上來說是感情動物。
啟動這些感情的是不同的生存狀態、不同的環境。這些感情的核心是“以自我為核心、以自身利益為核心來衡量其他一切”。這種思維必然會化分敵我、零合，在文化進化的過程中有時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無窮的痛苦。這些在佛學中都有很具體的闡述，現代科學也進一步印證了為什麼人的思維是這樣設計的，核心在於大腦是自然選擇設計的機器。做為自然設計的大物種，人，我們的大腦有幾億年進化歷史，非常發達。而同時人的社會屬性也非常發達，智人出現以後，我們開啟了文化進化，慢慢開始和我們自身與生俱來的生物進化發生了根本性的矛盾。我們追求的不再止於欲望、享樂、傳代，而是更渴望一種持久的和平、持久的幸福，開始追求對他人、集體的責任，對道德、意義有了更多追求，和純生物的自我發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關於人類的文化進化，我在2014年寫作的《現代化十六講》中曾作過系統的梳理（詳細請參看李錄_美國加州新浪博客上的《李錄談現代化系列》）。我把文明進化的歷史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類在五萬年前出走非洲，遍佈全球；第二個階段是約一萬年前農業文明的出現；第三個階段是幾百年前出現的以現代科技為主導的科技文明。這三次文明的大飛躍讓我們與動物祖先的生存方式拉開了巨大距離，讓我們實實在在地成為了地球和其他動物的主宰者。
為適應文明的躍升，從精神層面來說，人類的認知也有兩次大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2500年前左右，也就是“軸心時代”，從希臘的哲學家，到中東的希伯來先知、中國的諸子百家、印度的釋迦摩尼，這些先哲們不約而同地對人本身的人性和神性、人生存的意義、道德的規範開始了一次集體性的大反思，反思個體和群體的生存狀態；反思人和自然的關係；反思社會的結構、生存的意義、道德的規範，提出了一系列細節不同然而大方向又相似的答案。這些反思無論在當時還是現今都對全人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次飛躍發生在500年前左右，現代科學的出現用比較可靠的、實證的方法對客觀世界和人自身產生了許多可靠的、可反復證明的、也可用來預測的知識。這次革命及隨後的技術革命將人類認知提升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階段。而這次認知革命也對第一次軸心時代中的許多結論、權威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和質疑。比如對一元宗教的破壞尤為顯著。一元宗教中關於上帝的基本假說不僅沒有得到科學的印證，而且教會的許多具體教義甚至已被科學證偽。與此相反，佛學中的很多洞見卻不斷被現代科學所印證。所以越來越多的現代人，在佛學中看到了重新塑造人的道德體系和意義的可能性。
人類集體進化的成果非常璀璨，但由於文化無法通過基因遺傳，所以個體在這種集體進化的過程中，一直很難和整體文明的成就建立起直接聯繫，而要通過漫長的教育等方式。但即使是漫長的教育到最後也僅知其一二，所以現代人常常有一種被巨大的歷史洪流裹脅著向前走的感覺，像一顆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小小螺絲釘。馬克思把這種感覺定義為人的“異化(Alienation)”。軸心時代所建立起來的“安身立命”的哲學在現代科學中逐漸被摧毀，所以我們在現代社會中對“意義”的追求一直沒有著落。如今全球化的過程中，隨著人工智慧的出現和發展，我們建設文明的“硬”能力越來越強大，但是對文明的內涵、意義的“軟”理解卻不匹配。這就是為什麼佛學的科學化對現代人尤其有意義，也是為什麼我認為Wright教授的這本書特別有意義。這本書用科學的方法印證了佛學中一些基本的洞見，某種程度上來說開啟了佛學的科學化和現代化。
那麼科學化的佛學如何幫助“異化”中的現代人呢？書中也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就人的自我控制。人的大腦是各種模組組成的，這些模組是在數億年漫長的進化過程中一點一點建立起來的。人的大腦對不同狀況和環境有著不同的反應。啟動這些模組反應的是人的感情。這些感情就和人的肌肉一樣，可以不斷被強化，也可以被弱化。這種強化和弱化主要是通過一種賞罰機制（reward-punishment system）來進行的。
絕大部分時間，人的大腦是處於一種“自動駕駛(autopilot)”狀態，我們對事物的反應其實和條件反射沒有太大差別——自然選擇設計的大腦就是這麼有意思。所謂的思想，其實就是思想自己在想自己，我們的行為歸根到底是通過感情來控制的，並不以自己真正的意志為轉移。人到底如何才能成為自己真正的主人？佛學中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實踐方法，就是冥修。在冥修的過程中，人可以通過強化或弱化賞罰機制，有意識地切斷一些從“感覺”到“思維模組”再到“行動”的傳導機制，也就是說將自然選擇所設計的大腦重新設計一遍，這就是文化進化和自然進化真正不同之處。文化進化一方面通過學習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冥修，在一代人中就能夠實現進化方式的改變。今天在實踐中，糾正各類成癮行為（酒、毒品、性等）的機構大量採用冥修及依照冥修原則設計的心理輔導方法，被證明卓有成效。
過去的幾十年中，西方越來越多的學者、知識份子開始信奉佛學，這些人中大多數之前是一元宗教的信奉者，Robert Wright本人也曾是基督教信徒，其他還有一些猶太教信徒等。正因為得到了科學的印證，佛學更有可能為現代文明塑造道德的基礎。第一次和第二次人類認知的大躍進都指向了一些永恆的理念，即真、善和美。被現代科學所印證的佛學最早期的洞見指出了人的基本生存狀況的真相，在這個真相基礎之上提出來的道德主張就更有可能形成現代社會可靠的道德基礎，也即善。有了真和善之後，我們對世界的美就會有全新的認識。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書對現代人有特別的意義。
廣義來說，人是自然進化和文化進化的產物。我猜想人身上有大約七、八分的動物性，兩分的人性，再加半分神性。文化進化的意義在於讓人凸顯人性、擴大神性和限制動物性。據我觀察，人類文化進化史上最偉大的制度創新都是把這三種特性統一、調和的結果。比如說中國的科舉制，以及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都是如此。以現代市場經濟為例，它就是利用了人的動物性中永不滿足的特點，結合了科技的不斷發展，從而提供了經濟無限增長的可能性，最大發揮了自然選擇中人類“多產 (productive)”的一面。而我們在對這一機制洞察的基礎上，所創造的分配制就帶有更多道德、也即人性的色彩。科舉制度也是如此，利用了人對權力追求的永不滿足，給大家創造了機會的平等，以學識能力公平分配權力，盡可能滿足社會中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此外我還想提一下與本書相關的另兩本書，雖然沒有進入我的“年度書評”名單，但也是今年非常不錯的兩本書，且和佛學多少有些聯繫。其一是尤瓦爾 • 赫拉利今年的新作《未來簡史》。尤瓦爾本人是一位虔誠的冥修實踐者。我和他的交談過程中注意到他的隨行人員中有一位是他的冥修導師，而且是他身邊固定核心成員之一。他有很長的冥修實踐歷史，而且每次冥修是長達一個月的靜修 (silent meditation) 。他告訴我這種冥修的實踐對他的思考和寫作幫助極大。他的《未來簡史》和《人類簡史》都是從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角度來闡述文化進化的歷史，從這一全新角度出發，這兩本書讀來都饒有趣味。佛學，尤其是科學化的佛學在他的思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本書是橋水基金創建人Ray Dalio的《Principle》。這本書主要是將他在過去40年建立橋水基金過程中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基本準則記錄下來，與讀者分享。Ray Dalio本人也有40多年的冥修實踐歷史，並在採訪中把冥修看作是他商業成功的最大推手。這本書基本可以看做是科學化的佛學應用於宏觀投資、資產管理公司創建的一個實例。他的這些原則中充滿了科學化佛學對於人性根本認知的洞見。
二. 今年要推薦的第二本書是清華大學文一教授寫的《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
眾所周知，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是無與倫比的，但它的分佈卻很不平衡，目前為止只發生在英國、西歐、美國和少數幾個亞洲國家。實現了工業革命和未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之間有天壤之別。為什麼有些國家實現了工業革命，有些國家沒有實現？如何在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引爆工業革命？
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至少經歷了四次嘗試引爆工業革命的努力。第一次是洋務運動，第二次是辛亥革命，第三次是毛時代包括大躍進等一系列工業化運動，第四次是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前三次均以失敗告終，最後一次卻意外地引爆了持續四十年（到明年正好是四十年）的大規模工業革命，獲得了巨大成功。這一巨大的成功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與疑問。如何能在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引爆工業革命？中國這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嘗試為什麼能如此成功？中國以後的成功和崛起是否不可阻擋？中國的成功對其他國家有什麼啟示？回答這些問題，正是本書的核心要義。
解讀這些問題之所以困難，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們迄今為止對工業革命在其他國家的成功、對工業革命為什麼首先發生於英國沒有一個共識。正因為還無法真正解讀這些已經成功的案例，所以對新案例的解釋就更為無力和匱乏。現有的各種理論不足以解釋已經發生的歷史，也就更無法預測未來。今天，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對中國工業革命的成功仍存在著各種誤讀疑惑 (confusion)，對中國未來的崛起也不太確定。而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從歷史的角度重新解讀了引爆英國工業革命的真正原因，再以英國的歷史對照中國工業革命的嘗試，以此來解讀為什麼中國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事實上已成功且未來勢不可擋。這是此書最獨特的洞見和貢獻。
這本書在講述英國工業革命歷史中，提出的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原始農村工業化”，也即工業革命前的英國農村手工業市場化。在英國，這一過程大約持續了一兩百年。這一時期始於新大陸被發現之後，英國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形成一個非常繁盛的跨太平洋的貿易圈（也就是我在《現代化十六講》中提到的“大西洋經濟”。）這種大西洋經濟把英國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真正組織起來，形成一種小規模的、手工作坊為主要形式的、以自由市場原則組織起來的跨全球貿易體系。這種組織解決了農業文明時代最根本的限制，也就是馬爾薩斯人口陷阱。
在農業文明時代，當土地有更多產出的時候，人們就開始生產更多人口，在土地總量不增加的情況下，這些人口很快就超過了土地產出的限制。最後不得不用各種各樣的危機和災難來填平這種陷阱，這是一個周而復始的過程。歐洲因為發現了新大陸，在保持糧食產出的前提下，讓新生的人口開始有了新的職業，用原始工業加上貿易，和新大陸完全聯繫在一起。新大陸的面積非常巨大，大於英國加上歐洲大陸，再加上英國殖民地還包括印度、北美、非洲等。所以剩餘勞動力就以貿易和商業的方式被組織起來了。此外，當時的英國政府也是典型的重商主義政府，以商業為導向把整個社會強力組織在一起。
在原始工業貿易的激發下，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如同星火燎原。工業革命的核心特點就是大規模、高效率、集體化的生產、分工、合作，以此迅速降低工業品的成本，進而又極大刺激了消費，互相應對，互相促進，最後形成了巨大、快速的良性迴圈。在英國，引發這個巨大良性迴圈的產品就是紡織品，因為紡織品具有最大的消費需求彈性。英國能夠實現紡織品的大規模生產，原因是這時英國已經通過殖民主義、奴隸制、重商主義形成了跨全球的共同市場。棉花從美國南部奴隸莊園和印度的棉花田採摘，又因為珍妮紡織機、蒸汽機的發明，在英國實現大規模快速生產，成本大規模降低，並且國內已經形成大規模的統一市場，這個市場又延伸到北美和其所有的殖民地包括印度。
政府和商人結合在一起，進行對全球統一市場的管理，同時國內的人口又被大規模組織起來，可以進入工廠，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工廠獲得的收入又能返回到產品的開發、升級、銷售，由此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在全球被迅速鋪開之後，通過殖民主義、重商主義，英國工業在全球建立了巨大市場，很快又產生了對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需求。
第二次工業革命實際上就是為了生產第一次工業革命所需要的機器、運輸工具、基礎設施、動力等而生。這些需求之間又互相引爆各種產業革命，其中包括化工、機器製造、遠洋航行、火車、石化資源利用等等。各種技術形成了一種自我驅動的機制，一直發展到今天的資訊革命。這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的歷程。
那麼，回頭看中國，文一教授最有洞見的地方，是他把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鄉鎮企業改革，和在英國持續了上百年的原始農村工業化相互對照。1949年後，共產黨一直試圖把中國農村組織起來。中國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組織農村的力量，所以毛也一直希望在農村真正地組織工業根基。但毛的嘗試失敗了，原因在於雖然他把農民組織起來了，但他卻不相信市場機制。在70年代末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際上已經有150多萬個鄉鎮企業，但它們並不是以市場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它們的生產方式還是計劃經濟，是憑票據供應的方式。這種方式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所謂的短缺經濟——低效的生產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
到了鄧小平改革時代的第一個十年（1978-1988），改革的核心動力是鄉鎮企業在市場機制下的大規模發展。這種發展實際上正好對應了英國原始農村工業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鄉鎮企業從150萬個發展到將近2000萬個。中國由此形成了一個巨大、統一的國內自由市場，輕工業，手工作坊式的鄉鎮企業因為滿足了短缺經濟產生的巨大需求而迅速崛起，一下子在全國形成了以市場機制為基礎聯合起來的廣大的市場。全國性的市場機制，不僅使糧食生產得以保障，同時也把農村中剩餘勞動力真正以市場的方式組織起來。
中國下一步走的路和英國的工業革命一模一樣。從改革，到開放，中國開始全方位介入全球經濟的運行。而讓中國工業騰飛的第一個產品和英國一樣，也是紡織品。中國也是在紡織品上迅速進行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在已經有全國統一市場的基礎上，大量的農村剩餘人口進入到工業領域，而且中國政府也和英國政府一樣，是重商型政府，傾盡一切能力來拓展國內和國際市場，把技術從國外引進，把工業在國內建立起來。銷售的產品不僅實現國內的全方位覆蓋，而且遍佈全球市場。所以在改革開放第二個十年內，中國實現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果也是一樣，很短時間內，中國就因為其體量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紡織品市場，也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而且從那以後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紡織品製造、消費及出口國。
紡織品革命出現之後，又帶動了以紡織品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發展自生自發的需求，即對於機器的需求、對於交通基礎設施的需求、對於基礎動力、重化工、煤炭、電力的需求，基於上述需求第二次工業革命由此開始。因為這兩次工業革命，中國經濟開始進入自發的、迴圈的、不斷自我強化的增長過程，就像英美一樣，這一過程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以此開啟了長達40年的高速、複合增長經濟奇跡。也因此讓中國具備了科技文明國家的基本經濟特徵：持續、複合增長。
以此為基礎，作者同時也回答了幾個相關的問題，例如，為什麼中國的前三次工業革命實踐沒有成功？清朝的洋務運動基本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實踐，缺乏社會基層組織，工業專案就是政府拍腦袋做出的決定，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市場機制；辛亥革命時代，農民也沒有真正被組織起來；毛時代，農民被組織起來了，而且可以進入到工業領域中，但是毛不相信市場的力量。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農村剩餘勞動力不僅被組織起來，而且是以市場的方式被組織起來，在全國形成了統一的市場機制，有幾千萬、上億的勞動力，參與到了國內和國際的市場競爭之中。這是他對四次中國工業革命嘗試的比較。
另一個相關問題是為什麼最早工業革命沒有在荷蘭發生，沒有在中國、印度發生？在近代之前，中國和印度政府基本不重商，也不重視市場。荷蘭政府非常重商，但一直沒有紡織業基礎，其專長的漁業、貿易等都沒有很大的消費彈性及規模化效應，不足以引爆工業化革命——工業化革命必須要有一種需求彈性很大的產品來點燃，大規模的生產能夠帶來大規模的成本下降。
但是無論以什麼樣的產品進行行業引爆，工業革命發生最根本的前提是有一個足夠大的市場。關於自由市場，他提出另外一個有洞見的看法，自由市場，其實既不自由也不免費，而是一個非常昂貴的公共品，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重商主義政府花大力氣、大代價去建設。在此基礎上他也批評了今天西方關於工業革命的最主流的基本解讀，也就是“華盛頓共識”，認為現代工業的形成必須要有自由市場機制、非政府干預、民主和法治的保障，沒有掠奪性的腐敗制度等等。而這些共識在他看來，都和英國的歷史實踐相悖，是一種因果倒置。這些都是西方後工業化社會發展到今天的結果，而非原因。按照這種理論來解讀中國，是西方一再對中國錯誤預判的主要原因。
文一教授通過對西方歷史的重新梳理，分析中國工業革命成功的原因，並據此預言中國未來持續的經濟發展不可阻擋，同時他認為中國經驗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希望引爆工業革命的發展中國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具有原創洞見，意義非凡。
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成績舉世驚歎，但關於它的成因及未來發展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範圍內，都存有廣泛爭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開始在這一領域耕耘，以我粗淺的非專業眼光看來，楊小凱、林毅夫、周其仁、許小年、史正富、文一等諸先生都有富有創見的貢獻，值得認真學習。但這個題目實在是太大，對全球的影響也實在是太過深遠，因此全方位的解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今天西方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同樣尚處在初級階段。歷史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國文化、歷史的學術重鎮。所幸的是，在今年12月初的董事會上，在校長和董事會全體成員一致推動下，哥大準備在近期成立“中國當代經濟研究所”，計畫以田野案例研究開始，深入記錄中國近四十年公司、鄉村、地縣、城市、省、行業等等一系列的變遷，為中國巨變留下忠實的學術案例記錄，並在此基礎上做更深入的學術研究
三．最後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些2017年的感悟，正好也與這兩本書中所談問題相關。我從事投資到今年正好是第25年，我創立和管理的喜馬拉雅投資基金到2017年也剛好走完了第一個20周年。投資行業是對於不確定的未來的預測，對真實的理解和追求，理性的思維和決策正是我工作中最核心的內涵。
也正因此，我在二十幾年的投資實踐中能更加深刻體會到人類認知的先天缺陷，自然選擇所設計的大腦本身，對於理解文化進化現實存在根本矛盾和局限。我們認知上的很多問題，絕大部分是因為大腦是自然選擇設計出來的機器，而我們要理解的現實卻是文化進化的產物。這兩者的根本矛盾，造成了我們對世界認識的不清晰和看問題的模糊，進而導致我們一系列錯誤的決策。在投資領域內，錯誤的決策常常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個原因，我對理性思維的重要性，以及獲得智慧的困難程度都有感同身受的體驗。
以對中國的看法為例，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一場宏大的歷史運動，它既是近代五百年歷史，尤其是西方近代工業革命歷史的延續，又和其自身五千年的歷史契合。其中的複雜性絕不是任何個人以一己之力能夠輕易理解的。置身其中，我們每個人實際上都如同瞎子摸象。而且，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感情體驗動物，所以摸的部位不同，所觸摸出的結論，和對這些結論的確信程度又有不同。加之中國近百年來一直在動盪的大歷史中跌宕起伏，自然會給每一個觀察者都留下強烈的感情傾向。
把我們每一個個體的“瞎子”所得出的觸摸印象匯總到一起，應該能得出對大象更為客觀的看法。但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因個人情感強烈地堅持自己的局部印象，不能跳出個人經驗而觀全局。以我為例，我一直能夠感覺到我早年的經歷、青年時代的經歷強烈地影響著我對中國的觀察和理解，拒絕他人視角，有時甚至到了畫地為牢的境地。在現實中，我觀察到只有很少人能夠衝破個人經驗的藩籬而進行客觀理性的思考。
中國之於西方觀察者也同樣如此，對不了解的複雜事物，人們傾向套用意識形態和歷史經驗，而恰好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歷史經驗都和中國不同，因此也很難真正客觀看待中國的現實。
自然選擇設計出的大腦，雖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能適應文化進化的成果，但是自然選擇也給我們留下了改進的空間。2500年前，釋迦摩尼發現了冥修，孔子發現了理性思維，這些偉大的發現，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讓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芒格先生認為獲取智慧是人類的道德責任，對此，我深以為然。以我個人經驗為例，如果不能不斷修正自己的錯誤，不斷學習進步，絕不會走到今天。
過去二十五年，我的投資從“撿煙屁股”的方法到投資偉大的公司，從投資北美到專注亞洲、中國，這中間的每一步都是不斷糾錯的結果。今天我管理基金的資產從最初的幾百萬到現在已近一百億美元，收益增長五十多倍，這其中真正驅動投資回報複合增長的正是知識和思考力的複合增長。只有思考力的增長速度超過資金增長速度，投資資金才會安全有效。希望我個人在這方面的經驗和努力，也能被那些致力於提升思考力的朋友，尤其是年輕朋友有所借鑒。如是，我會深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