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2 張五常 新浪博客)
歷來少見媒體的任正非先生，最近連續兩次見了。他說得好，我徘徊於他說的字裡行間，若有所悟，對一位同學說，任正非是二十一世紀的哈代。經過解釋後，這位同學同意我說的。
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1947）何許人也？他是英國劍橋的數學大師，著作等身，是中國數學家華羅庚的老師。最為重要的貢獻，是他發掘了印度的年輕數學天才拉馬努金（Ramanujan）。拉馬努金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數學天才，沒有讀過什麼書，自修學數，1914年寄了一些數學文稿給哈代，哈代驚為天人，力排眾議，把拉馬努金邀請到劍橋去。這個近於神話式的故事今天拍成了一部很好的電影。
說任正非給我的印象是哈代，是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哈代寫了一本很小的算是自傳類的書，題為《一個數學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在該書的開頭哈代說了一段話很有名，常被引用。雖然他的英文是好的，但因為哲理湛深，不易懂，我在這裡先附錄他的英語原文，然後再翻為中文給讀者吧：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 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 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 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 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 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plain. Exposition,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翻譯過來的大意是：
“一個職業數學家寫關於數學的事是悲哀的。數學家的本分是做點什麼，創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數學增加一點，而不是談論自己或其它數學家做了些什麼。政治人物鄙視評論政治的人，畫家鄙視藝術評論者，生理學家、物理學家，或數學家通常都有類似的感受。沒有任何嘲笑，能比創作者對解釋者的嘲笑來得深奧，或在整體上更為合理。闡釋、批評、欣賞，都是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
哈代是說作為數學家，他只是要在數學上作出一點貢獻，批評或讚賞的人很有點無聊，屬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為什麼我想到任正非那邊去呢？因為在媒體的訪問中，他說得清楚：“華為不是上市公司，我們不需要漂亮的財報。如果他們不想讓華為進入某些市場，我們可以縮小規模。只要我們能生存下去，養活我們的員工，我們就有未來。”
大家知道，作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企業家，任先生曾經被人拍攝到排隊輪候的士、坐地鐵，對物質的享受沒有多少興趣。不同的是，哈代從事數學研究只需要一支筆及一些紙張，但任先生從事華為那種行業的研發需要賺不少錢才有可為。華為去年的研發開支高逾人民幣一千億，擁有八萬七千多個授權專利。行業不同，資金的需要有別。但賺錢永遠是那麼困難，何況華為參與的行業不像房地產那樣可以憑有利的時間與地點而賺得需要的資金。無可置疑，今天的華為是一個現象。
我自己從事的經濟學研究需要的資金微不足道，但要比哈代只需要一支筆一些紙的金錢成本多一點。在美國時我幾番獲得那裡的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但今天回顧其實用不著那麼多。從1982年回到香港任教職到今天，我把稿酬與出書獲得的版稅全部給予協助我找尋資料及整理文稿的朋友，足夠。華為需要的研究資金是天文數字。然而，歸根究底，哈代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麼，我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麼，任正非為的也只是要做出一些什麼。借用王羲之的話，其致一也。
是不容易明白的行為。我要等到自己退休的2000年才開始動筆寫我在1970年就決定要寫的《經濟解釋》，因為我要累積關於真實世界的現象。我歷來認為最愚蠢的經濟學者，是那些試行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我等到2000年六十五歲才動筆，是最後的時間了。當時我可沒有想到，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我要花上十九年。快要在中信出版的《經濟解釋》的新版，分五卷，應該是最後的了。記得有人說過，一件藝術作品是永遠沒有被完成的，只是被遺棄了。快將出版的五卷《經濟解釋》算是被遺棄了吧。我恐怕再改下去會改差了。一些朋友把自己的大作一版一版地改下去，最後是改差了的。
我自己日暮黃昏，但任正非只七十四歲，來日方長。我希望任先生不要管他人怎樣說，因為哈代說得清楚，“沒有任何嘲笑，能比創作者對解釋者的嘲笑來得深奧，或在整體上更為合理。闡釋、批評、欣賞，都是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
說起來，任先生可能比我晚一輩。我是這樣算的。哈代的後一輩是他的學生華羅庚，後者與陳省身同輩。陳省身的後一輩是丘成桐。後者今天七十，與任先生應該是同輩。經濟學家中與哈代同輩的我想到弗裡德曼的老師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與科斯的老師普蘭特（Arnold Plant，1898-1978）。雖然弗裡德曼與科斯比我年長二十多歲，我和他們應該是同輩。這是因為雖然我二十四歲才進入大學讀本科一年級，但三十二歲寫好《佃農理論》後，弗裡德曼、科斯、斯蒂格勒、阿羅、詹森、諾斯等人喜歡跟我平起平坐地研討。我曾經說過，我是有機會跟二十世紀多位經濟大師交往的最後一個人。經濟學者長壽，無端端地把我的輩分抬高了！
話得說回來，儘管我認識的世界級學者一律智商高，用功，分析力強，但算進事業的難度論高下，我們沒有一個比得上任正非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