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川
經由 在 5月 8, 2019
(|)
483 閱讀

 

 

要說五四和香港的關係,表面看來似乎有些遠。191954日,北京爆發的以反對巴黎和會出賣中國利益為訴求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在香港的直接影響,大約是有些學生聯名向當時的北洋政府發出通電,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之後有部分學生、市民和商家發起抵制日貨的行動而已,其他的直接影響似乎就不多見。延宕至今,對於五四」在香港,大多數普通人的感受可能屬於一種名字聽起來也算熟悉,但瞭解不多,似乎於自己關係也不大的那麼一種似近實遠的關係。

 

說到「五四」,就必須要談當時的歷史背景,拋開歷史背景,就無法真正理解「五四」,不明白向來以溫良恭儉讓為行為準則的中國人,為什麼會突然一下子暴力起來,會幹出毆打當時的駐日公使章宗祥、火燒當時的交通財政總長曹汝霖住宅的「火燒趙家樓」事件。

 

雖然「五四」的直接起因是因為明明身為‘一戰’勝利國之一的中國,卻在戰後瓜分勝利果實的巴黎和會上喪權辱國,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轉讓給了日本。但「五四」的遠因,其實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正是以鴉片戰爭的中國失敗為開始,舊中國才在列強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的雙重壓迫和剝削下,一步步從破敗走向滅亡的。

 

回顧歷史:鴉片戰爭是個轉捩點

 

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作為一個成熟的封建社會,雖然也有很多問題,但其落後的社會結構、生產方式和思想,與落後的生產能力之間還是大致可以相適應的,那時候的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土地被高度集中、兼併到大地主的手中時,一遇大規模災荒,大批生活無著的失地農民為了求生,製造大規模的社會動盪甚至爆發農民起義,直接導致王朝的更替。這樣的中國,對老百姓來說,張皇帝換了李皇帝是有的,但亡國滅種是沒有的,無非是納糧的物件換了一個而已;

 

但在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文明的內部矛盾衝突了,而主要變成了一個落後的農業文明如何在與先進的工業文明的正面競爭中生存下去的問題,舊的矛盾一樣都沒少,新的更嚴峻的問題又產生了,而且完全沒有解決的辦法。在可以閉關鎖國的時候,清王朝還可以關起門來,不理會外邊的世界,自己過自己的小日子,小日子雖然也艱難,但畢竟面對的都是老問題,也有一些頭痛醫頭的緩解手段,還可以苟延殘喘一下。但在列強的船堅炮利之下,門又關不起來,你非要關門的話,列強就要用武力打你、強迫你把門打開。有人說這麼大個國家怕什麼,打仗就打仗唄,但是清王朝的落後軍隊又打不過列強的現代軍隊,打一仗輸一仗,打敗了就要割地賠款、開放通商,於是地越割越廣、外國租界越來越大、通商口岸越來越多,中國國勢也日漸沉淪。

 

落後的農業小生產在效率、成本和銷售上,都是無法與工業大生產相比的。在外國低價質優商品的直接衝擊下,中國大量的小生產個體出現倒閉、破產,經濟越發凋敝,政府的稅收也越來越困難,但戰爭賠款和維持政府運行又需要更多的錢,於是就亂收更多的稅,於是更多的小生產個體倒閉,於是還在勉強求生的小經濟體的稅負就變得更重,經營更加困難,經濟陷入惡性循環之中,大多數人的日子也越過越差,完全看不到好轉的希望。個人沒有出路,國家也看不到前途,舊中國的末日、亡國滅種的危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五四」運動的主題大致而言有兩個:啟蒙與救亡。為什麼要啟蒙和救亡?因為如果不能動員全國大多數人的力量,僅靠一小部分的精英,是無法完成救亡重任的。而要動員大多數人的力量,首先就要對他們啟蒙,要讓大多數老百姓明白,這個國家不只是皇帝的國家,而是我們老百姓的國家,不能漠不關心。如果這個國家在列強的壓迫下亡了,不是像過去一樣換個皇帝,而是會變成列強的殖民地,直接影響到中國文化的傳承和民族的繁衍生存。所以,為了個人和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必須團結起來共救國家於危亡之中。

 

文化啟蒙:播種新思想的種子

 

啟蒙和救亡是很難的,也是很大的題目,這裡僅簡單討論一下啟蒙。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的兩千多年裡,中國王朝的統治文化主流一直是外儒內法,封建王朝在社會上推行儒家文化,通過確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和規矩來管制社會。儒家的文化強調復古,要求遵循古代賢王的做法,要求老百姓各安其位、不得隨意逾越自己的本分,因而可以保持社會的安定;而法家文化雖然有強調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一面,也有愚民、弱民,讓老百姓處於愚昧無知和分散的狀態以便統治的另一面。在這種外儒內法的舊文化統治下,老百姓普遍被訓練出膽小、守舊、麻木、愚昧無知和一盤散沙的特點,具有這樣文化特點的人民,自然無法承擔起救亡的重任。

 

所以,啟蒙的第一步實際上就是打破舊思想的桎梏,要去掉舊思想的框框,清掃舊思想的垃圾,讓團結、勇於擔當、努力學習、不怕犧牲的精神,與民主與科學的新思想代替普通人的舊思想。只有新思想慢慢為大眾接受了,信服的人越來越多了,影響越來越大了,具有新思想的新人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了,救亡才有成功的可能。因為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舊思想舊文化訓練出來的精英和大眾,統統都不是列強的對手,已經在與列強的正面競爭中敗下陣來,從經濟、軍事、文化、管理、藝術等各方面全面失敗,靠舊文化是沒有可能重新令中國復興的。

 

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三十年的時間,中國人民的救亡圖存運動終於初步有了一個結果,新中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終於擺脫了近代挨打、被欺侮的命運,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一段時期過去了。

 

五四」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其最大的意義是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對中國人民的思想進行了一次廣泛的動員,對舊思想、舊文化的基礎進行了一次勇猛地衝擊,把新思想的種子撒在了中國大地上,並為後來改變中國命運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到今天,共產黨領導建立的新中國給「五四」提出的救亡圖存問題交出了一份初步令人滿意的答卷。從某種意義上說,新中國救亡圖存的勝利其實可以簡化為思想解放的勝利,正是從舊思想舊文化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勇於學習和嘗試新思想,才奠定了新中國勝利的思想基礎。

 

但是,任何一種舊思想都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都有其歷史緣由。譬如舊中國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外儒內法’,在歷史上曾經成功地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信奉弱民愚民的法家之策的秦朝,成功地掃平了六國、一統天下。所以,舊思想並不是錯誤思想,很多的舊思想其實在過去都曾經成功過,甚至曾經取得過輝煌的成功,也正因為此,後人才會形成路徑依賴,依賴這個過去曾經很成功的經驗。只是很多人忘記了,時移世易,情勢變了還按老方子抓藥、照老經驗辦事已經不行了,強求按照過去先輩的具體做法來處理現在的問題,譬如按照守舊派的辦法,老祖宗定的就不能改,就一定要照著辦,先進的科技都是奇技淫巧,必須全部反對,聽也不能聽,看也不能看,這樣的做法自然對付不了新問題,只能是一步落後,步步落後,只能是不斷地失敗,不斷的悲歎。

 

香港啟發:檢討積極不干預政策

 

那麼,對於今天的香港,「五四」運動又有什麼借鑒意義?

 

在過去的幾十年,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香港從一個落後的港口漁村發展成為了世界知名的大都市,成為了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社會也一舉進入了富裕社會。在支撐香港快速發展的多種因素中,有兩個政府和社會人士廣泛推崇的原則,一是自由市場;二是小政府。前香港財政司夏鼎基將之總結為:積極不干預政策。

 

應該說,港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對香港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協助香港順利地進行了產業升級。但是,就像中國過去農業時代的舊思想無法適應工業時代一樣,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當今這個以科技創新為競爭焦點的新時代,同樣面臨了不適應的問題。

 

眾所周知,與香港毗鄰的深圳,在政府的引領下,廣聚人才、科技產業取得了飛速發展,當今在全球具備重大影響力的高科技企業如華為、中興、騰訊、大疆等,都在深圳。反觀香港,不僅在高科技產業無法與深圳相比,就連過去發展略遜香港的新加坡,近年來也在政府的大力投入下,高科技產業的規模遠超香港。到今天為止,可以說香港的支柱產業,仍然是原來的金融、地產和進出口服務業等,產業結構已經老化,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增速也逐步下降,如果固守舊路,未來香港的經濟增長只會越來越差。

 

看起來,香港過去的成功經驗‘積極不干預’政策,近年來似乎開始無助於甚至阻礙香港的發展,政府和社會人士對‘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盲目信服,實際上很大程度是自設牢籠,將自己的思想框死在了一個沒有出路的困局中,如果不能打破框框、走出困境,學習新的經驗和思想,香港很可能會重蹈大清在與列強的競爭中失敗的覆轍,在舊思想和舊經驗的引領下走向無所作為。

 

所以,「五四」於今天香港的意義,就是要學習五四青年那種敢於打破舊思想的框框,勇於接受新思想和勇於嘗試的精神,對於香港過去的成功經驗‘積極不干預’政策,同樣要敢於對它進行修正、改造甚至揚棄,一個社會或者組織或者個人只有不斷地與時俱進,隨時讓自己的思想追上時代,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而固步自封、一切按老經驗辦事、不思進取者,必定會遭到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