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政府於上周末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然而未能平息民憤，翌日引發更多人參與反修例遊行，面對群情洶湧，特首林鄭月娥終於向市民致歉。是次修例令香港陷入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管治危機，特區政府應當深切反思，並在今後的施政貼近民意，方能挽回公眾的信心。
回顧修訂逃犯條例爭議，港府一來求成過急，縱使面臨法律界以至社會大眾的質疑下，仍不惜快刀斬亂麻，但求及早通過修例；二來誤判形勢，對本地民意輿情缺乏充分的評估，令修例一再被污名化，最終令反對聲音一發不可收拾，社會撕裂程度比2014 年佔中期間更為嚴重。
本屆政府自2017 年上台以來，社會民情逐漸回復溫和理性，過去藍、黃陣營劍拔弩張的局面已不復見，緣何在過去半年內急轉直下？「風起於青萍之末」，問題的核心在於本港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未能有效解決，修例只是宣泄民怨的導火線。觀乎過去數次大遊行，參與的主要是青年、中產及專業人士，也是社會最躁動不安的一群，政府應當對症下藥，從根本上疏導民怨。
以今次修訂逃犯條例為例，反對派提出「反送中」口號，反映出陸港矛盾的特點：市民對內地產生偏見（諧音送終），以及希望與內地保持區隔（視中國為他者），與其說人心尚未回歸，倒不如說港人對內地不信任所致，這既有歷史因素，也有現實原因。
香港750 萬人口當中，大都是國共內戰至改革開放前逃港潮的第二、三代，他們已經是土生土長，甚少接觸內地，對國家觀念甚為模糊。即使在回歸後，特區政府盡力補救國民身分認同的短板，然而主事官員及建制派議員，對國情仍一知半解，政策文宣不接地氣，效果往往走樣變形，為排外右傾民粹風氣提供滋長溫牀。
其次，政府在今次修例過程中，為求在議會「數夠票」通過，只因應商界要求而兩度微調方案，卻對民間的質疑視而不見，加劇市民對政府「重商輕民」管治手法的不滿，折射出階級矛盾日漸尖銳。
香港雖然處於全民就業，然而隨着經濟全球化，收入分佈從「欖球形」轉向「啞鈴形」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拉闊，中下階層及年輕人向上流動慢，甚至出現中產向下流的迹象；加上樓價租金居高不下，他們想創業、置業愈來愈遙不可及，難免對未來產生躁動不安。反觀「居廟堂之高」的官員不僅做不到「憂其民」，有時甚至道出離地言論，更令大眾反感。
調整利益格局 檢討管治失效因由
必須強調的是，以上數點只是結構性矛盾的冰山一角，它們環環相扣，日積月累。要從根本上走出困局，關鍵在於政府能否認清問題所在，如何合理地調整利益格局，認真檢討及反思管治失效的因由。中央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綱領中，提出按照效率及公平原則調整利益格局，去打破近年國家發展面臨的僵局，正好為特區政府帶來啟示。
港人須明白到，只有加強對國家的影響力，為國家深化改革開放作出貢獻，才是守護一國兩制的不二法門，而不是畫地為牢，盲目對抗；並須懂得換位思考，站在國家的視角思考未來的出路。如果這道結打不開，香港的路只會更難走。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