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擁抱西方，可是西方正在衰落；想要困守本地，可是香港又已經回歸；想要抗拒大陸，可是希望又在大陸一邊。
每個方向似乎都走不通，經濟上，高房價吞噬了一切，政治上，基本法限制了各種與人大解釋的一國兩制不符的可能。困惑、失望、憤懣等各種情緒交織，大約是此次反逃犯條例修例事件可以以如此規模突然爆發的深層次原因。
某程度上，時下很多香港年輕人的思想走入了一個自設的死局，不打開心結，調整思路，恐怕很難有走通的希望。
香港問題歸根究底有三個方向
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但擇其大者而言，不外乎在政治上，香港現時佔據主流的西方意識形態與中央政府恢復對香港特區行使管治權之間的矛盾；在經濟上，主要是高房價造成的無法安居，以及香港社會逐漸缺乏向上流動機會令到年輕人漸漸絕望的問題。
如果從清政府割讓香港的1842年算起，到1997年香港回歸，香港一共由英國管治了155年，自然香港的主流文化也以西方文化為主，中國文化主要體現在居民的個人私生活和一些民俗方面，不起主導作用。到了97年回歸，雖然形式上香港回歸了祖國，但由於中國政府是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在管理香港，中央政府的作用主要局限在國防和外交方面，香港基本是由原來港英遺留下來的公務員、司法等體系進行管理，因此社會大致延續了過去西方文化占主導的格局。
毋庸諱言，西方價值觀對新中國是有些敵視的。熟悉歷史的都知道，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1950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就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大規模戰爭一直持續到1953年簽署停戰協定，遺留的問題（朝韓、朝美敵對）到現在也沒有解決。而美國及其盟國對中國的全面封鎖，一直到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訪華才漸漸鬆動，但直到今天，美國及其盟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仍在通過《瓦森納協定》實施，敵視、防備之意仍然存在。所以，從歷史上看，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後有一段時間中美關係較為平靜，不過那主要是囿於大勢及出於美國希望通過接觸改變中國的意圖，談不上美國對中國有多少善意，譬如現在，當美國認定與中國的接觸無法令到中國向美國希望的方向轉變時，就無所不用其極地與中國打起了貿易戰，甚至為了壓制在5G技術方面領先全球的中國公司華為，不惜通過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並集中美國國家之力打壓華為。
作為西方文化一個小分支的香港，自然不可能擺脫西方的影響，香港社會中有部分人長期以來不信任中央政府、一直有抗拒中共或者中國政府的想法，也很正常。譬如在意識形態上，很多人從西方價值觀出發，排斥中國體制，認為中國實行的體制是集權、專制、不民主的，不如西方的體制有生命力。這種對中國體制的認識其實頗有表面化和標籤化之嫌，因為細究起來，中國與前蘇聯實際在體制上存在明顯差異，蘇聯的體制大體可以用集權、專制、不民主來形容；而中國的體制，用中共自己的話來描述，叫做‘民主集中制’，不是沒有民主，而是先‘民主’後‘集中’，先充分發揚民主，讓大家通過民主、自由的討論逐步形成共識，然後中共把這種形成的共識‘集中’起來，形成政策用於指導工作。例如中國政府每當要出臺重大政策前，主要領導要去各地調研，其實就是‘民主’的過程，當調研結束、共識形成，再將形成共識的意見融合進政策中去，就是‘集中’的過程。
從理論上講，這種民主集中制的體系要優於單純強調民主或者單純強調集權的體系，因為從現在的經驗看，歐美之類比較偏重分權制衡民主體系的國家，都普遍遇到政策容易被否決、施政效率低的問題；而蘇聯過去的集權體制，雖然施政效率高，卻又容易產生官員逐漸異化為人民主人、經濟發展失去方向的問題。當然，雖然理論上民主集中制有其優越性，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因為各種原因，中國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不過，香港有些輿論長期把焦點聚焦在中國出現的問題上，卻也有些失之偏頗，中國的問題當然不是不能講，也應該講，但是如果看不到中國的進步、只看到中國的問題，卻顯然也不是事物的全貌。譬如說，新中國從1949年建國算起，到今年一共70年，這70年的時間裡，中國從一個連鐵釘、火柴都不能大量生產的農業國，變成了今天的全球第二大工業國，並在尖端科技上開始屢有突破，中國的人均壽命，也從1949年的約35歲，增長到2018年的約77歲；反觀與中國規模接近比新中國早2年建國的印度，以一個英國留下的較好工業基礎開始，至2018年GDP總量僅為中國的約20%，人均壽命約68歲，大幅低於中國的水準。所以，從宏觀的角度看，新中國建國後取得的建設成績是極其驚人的，發展的速度不但遠超同期的世界其他國家，也超過了所有發達國家過去的增速，基層人民的貧困率也大幅度減少，人民的生活水準有明顯提高。
如果說取得如此驚人成績的國家只有缺點沒有優點，或者其領導者一無是處，顯然是無法說服人的，也不合邏輯。
普選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香港有些人把爭取一人一票的普選看成解決香港問題的靈丹妙藥，這恐怕又是一個誤區。不要說香港普選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是一個極敏感、複雜的問題，而且人大已經做出了831決定。即使退一萬步講，香港真的實現了一人一票普選，邏輯上也看不出對解決香港問題有多大幫助。住房問題，社會缺乏向上流動機會問題，靠普選能解決嗎？美國、歐洲都大致是普選國家，這些國家同樣存在社會結構固化，中產階級生活日漸困難，基層缺乏上升空間等問題，領導人的更換並沒有舒緩更遑論解決問題。因此從實例上看，設想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就可以解決香港問題，顯然缺乏依據。
不管願意不願意，香港回歸中國，中央政府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已經是一個事實。不接受這個事實，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好像路上明明有一堵牆，可有人不願意接受，非要去撞這堵牆，除了把自己撞得頭破血流、弄傷自己外，很難想像會有更好的結果；當然，也不排除有人寄希望於將牆撞到，但那樣的話，代價可能會更大，牆也未必會倒。
要論過去二、三十年的天下大勢，從資料上看，從1997年香港回歸至今，中國從當年的GDP（9653.2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低於美日德英法意）、約占美國十分之一的經濟總量，上升到2018年的GDP（131186.9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過美國）的經濟總量，各方面地位的上升十分明顯；而香港的經濟規模卻相對下滑，GDP總量從97年占中國GDP的18.4%，下跌到2018年GDP總量僅占中國GDP總量的2.6%、已低於深圳。
簡單總結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得到下面兩條粗略結論：
首先，過去幾十年全球最重要的大勢，就是中國的崛起和西方的相對衰落；
其次，相對而言，回歸後香港發展的軌跡更接近西方而非中國大陸，同樣呈現出相對中國大陸快速增長的衰落。
股諺有雲：‘有智慧不如趁勢’，對投資來講，看對大勢、跟著大勢走，遠比聰明努力重要得多。如果做反了大勢，哪怕再聰明、再努力，最後的結果恐怕也是輸錢居多。因此，不要逆勢而行，是很多成功投資者的信條。投資的道理，其實在社會生活中也同樣有參考價值，股市有大勢、經濟有大勢、社會生活也有大勢，逆了大勢，在生活中同樣容易失敗。
從大勢的角度看，如果香港要想有更好的發展，恐怕需要的是加強與中國經濟的聯繫，搭上中國發展的快車而不是相反，否則，香港發展相對滑落的勢頭可能很難扭轉。
不打開心結就難找到方向
從目前香港自身的經濟狀況看，香港產業老化的情況十分嚴重，幾大支柱產業如：金融業、專業服務業、貿易和物流、旅遊零售，再加上房地產，普遍都缺乏推動香港發展的動力。其中金融業以及相關的專業服務好一些，可以通過服務大陸經濟維持穩定增長；其他行業，貿易物流面對全球化發展受阻，貿易增長緩慢、競爭激烈的壓力，增長空間有限；旅遊零售面臨吸引力下降，全球其他國家努力爭取遊客的壓力，同樣缺乏增長動力；工商服務業也是成熟行業，未見有新的發展空間；房地產則屬於畸形發展，土地供應不足加上價格高企，嚴重削弱了市民生活質素，壓抑了其他行業的發展，很難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
所以，依靠香港自身的力量解決香港很多人面臨的樓價過高、無法安居，以及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的問題，看來很難。解決住房問題，首先面臨的就是缺地，政府擬推動的明日大嶼，甫一推出就爭議多多，能否推得下去本身就是未知之數，而且就算可以推行，按計劃首批房屋建成也要十多年後，遠水難解近渴；而缺乏上流機會，很大程度上也是缺乏優質工作機會。由於香港的主要產業普遍有成熟、老化的問題，利潤率不高，因此企業很難提供大量高收入的工作機會給市民。而缺乏大量高收入工作，市民收入就不容易明顯提高，收入不高又面臨房屋價格昂貴、居住成本甚高，以及生活開支持續上升的問題，市民的生活壓力就越發沉重，特別是剛進入社會、缺乏資產、競爭力不高的年輕人，受到的壓力就更大。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如果香港眼光僅僅聚焦在本地市場，困守在舊有的成熟行業上，香港的經濟增速有較大概率仍將延續過去逐步下滑的慣性、經濟地位繼續相對下降。
比較各種可能的方向，與西方經濟更緊密結合就意味著經濟增速同樣向西方增速靠攏，將導致經濟增長率長期低位徘徊；專注本地市場則意味著沒有新增的市場空間，經濟發展只能塘水滾塘魚、沒有出路；邏輯上只有加強與大灣區經濟更緊密的整合，搭上中國經濟增長的快車，才有機會解決香港經濟發展上面臨的問題。大灣區首先可以給香港企業提供一個更大的市場，粵港澳大灣區有七千多萬人口，大約是香港的十倍，潛在的生意機會自然要遠遠多於香港；其次大灣區可以為香港的優勢行業以及人才，提供更多的優質、高收入的工作機會，增加其收入；第三，資源和人的流動可以部分緩解香港的房屋壓力，如果配套的醫療、交通、教育等方面能夠支持，同樣的開支在大灣區可能可以享受到更高的生活質素，將會吸引部分港人在大灣區工作和生活，減輕香港的居住壓力。
雖然香港經濟重拾動力、香港市民有機會改善生活質素的希望在於與中國經濟、大灣區發展的更緊密結合，但這個方向卻與香港目前占主流的意識形態不一致；香港主流的意識形態大致上仍然希望香港繼續向英美靠攏，儘量隔離與大陸的聯繫。不過這個希望一方面會阻礙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市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與香港已經回歸這個現實背道而馳，既難以實現也會製造更多的爭拗，不是一個對香港有利的方向。
看起來，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和市民生活質素提高的方向只有一個，就是加深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經濟聯繫，整合資源、提升效率，搭上中國發展的快車。但選擇這個方向，就需要打開心結，願意接受與過去意識形態不同的新東西，否則，香港經濟恐怕難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