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1 稻穗)
香港因逃犯條例修例引發的動亂，至今已超過5個月了，仍未見平息的跡象，而且近日以來，暴力和破壞的程度有還有明顯的升級。但是和一般人的看法相反，在我們看來，這場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引發、以其他政治目的為目標的動亂，很可能已經步向衰亡，近期暴力和破壞的高漲不過是衰亡前的迴光返照，只會令衰亡來得更快。
古人講‘蓋棺論定’，現在動亂雖還未‘蓋棺’，但隱藏的矛盾基本都已表現出來，也差不多到了可以給它‘論定’的時候，一些基本的結論已經可以形成。
第一個結論：動亂快將結束
雖然香港社會內部的對立和分歧還要很長時間、甚至很多年才能完全化解，但僅就破壞社會秩序和暴力行動而言，卻離開結束不遠，因為延續動亂所需要的燃料（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已經大量被消耗，而外部環境也已有明顯變化。
不管暴力分子升級暴力和破壞行動的理由何在，但在客觀上，大規模、無差別地攻擊不同意見市民、破壞交通，只可能是自掘墳墓，令運動更快完結，不會帶來他們想要的任何結果。因為這樣的行動，譬如大規模破壞交通，差不多給所有人造成了出行困難，帶來了不同程度的麻煩，直接、明顯地損害了他人利益，雖然有些政治理念相同的市民表示不介意，但對大多數沒有那麼強政治理念的人來說，破壞交通只會令他們反感；再譬如暴徒火燒不同意見市民的例子，市民僅僅是表達不同意見並有一些不滿的行動，怎麼可以向他淋易燃液體然後放火燒？按照香港的價值觀，即使殺動物，也要儘量減少它的痛苦，不能虐殺，何況一個活生生的人，僅僅因為意見不同，就要用那麼殘忍的手段傷害他的身體和生命，這樣沒有基本做人底線、泯滅人性的行為，怎麼可能會得到普通市民的理解。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對待動亂的態度較之動亂初期也有明顯的變化。動亂初期，中央政府主要是支持特區政府和員警依法施政、止暴制亂，態度雖然堅決，卻沒有顯得急迫；但近期中央政府的態度明顯轉向較為緊急，國家領導人在10天之內，連續兩次就香港問題表態，而且第二次對於‘止暴制亂’的要求從第一次的“最重要”改為“最緊迫”，時間上的壓力，不言自明。
不管特區政府怎麼反應，看來中央政府都要求其可以實現儘快壓制暴力，恢復社會秩序的目標，預計特區政府將會採取更積極、更有力的手段止暴制亂，令動亂難以延續。
第二個結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必定失敗
動亂的五大政治訴求，除了第一個撤回修例，已獲政府接納外，其他的訴求基本可以肯定不會得到政府同意。
特區政府已多次回應不會接受釋放被捕人士，不可能不檢控違法人士，因為有礙法制；而雙普選，則涉及人大的831決定，不可能或者很難更改。
社會有較大爭議的主要圍繞‘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我們認為，這個訴求政府同樣不大可能接受，因為‘獨立調查委員會’看似公允的說法下，其實存在一些不易解決、甚至可能引發更多爭議的問題：
首先，很多人說‘獨立調查委員會’要用來調查事件的成因，其實抗爭者的政治訴求已經很清楚，除了取消暴動定性、不追究違法人士這些與本次動亂有關的訴求外，真正政治性的訴求，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要雙普選，換言之，就是要否定人大的831決定。這個成因無需調查，抗爭者自己就講得清清楚楚，所以，實際的問題不是不清楚抗爭者的訴求、不清楚動亂的成因，根本的原因是抗爭者不想而政府堅持遵守人大的831有關普選的決定，這個矛盾明顯不是獨立調查可以解決的；
其次，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用來調查動亂背後誰在組織，資源何來，有沒有外國資金或者勢力介入，這種明顯指向抗爭者的調查，抗爭者會同意嗎？
第三，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用來調查員警使用過分暴力，那員警作為可以使用合法暴力的執法者，卻因為執法過程對違法者使用暴力而被撇開現行調查機制進行針對性調查，員警和支持員警的市民又會同意嗎？
另外，在香港現在政治立場尖銳對立的情況下，又能找什麼樣的人才能為雙方接受並信服呢？如果全部用外國譬如美英專家，那以美英明顯希望借香港制衡中國的立場，這些專家又能否真正中立呢？
所以，以現在的局勢看，‘獨立調查委員會’恐怕是一帖包裝精美的毒藥，除了令局勢再起波瀾外，起不了任何作用。
第三個結論：香港本地的民情變化，主要和西方對華態度有關
香港是一個資訊高度發達的城市，但影響一般人的主流輿論，主要是西方輿論，一般人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也主要跟隨西方主流輿論看法。換言之，抗爭者所謂的‘獨立思考’和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被西方輿論影響的產物而已。
譬如年輕人、特別是學生對內地的負面看法，在近10年明顯增強，而與這個明顯增強同步的，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態度逐步從強調接觸轉為強調遏制。許多人常常舉出汶川地震時香港人踴躍捐贈的例子證明香港普通市民對中國的愛國之情，說明香港人並非不愛國，但他們忘記了，汶川地震發生在2008年，那時的踴躍捐贈者與現時的年輕人關係不大，而且2008年正是美國金融海嘯的時候，那時中國的氣氛是‘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出臺4萬億投資計畫拉動全球經濟，協助美國走出經濟困難，屬於中美還是一家親、美國需要中國支援、在輿論上對中國還算大致友好的時候。隨著之後美國對中國遏制的加強，美國的主流輿論也越來越對中國充滿敵意，其影響所及，香港主流輿論和精英知識階層包括老師和學生，對內地的看法也就越來越負面。
香港2014年發生的‘占中’，不管背後有沒有外國勢力介入，其方向與英美主流輿論是一致的；而本次逃犯條例修例引發的動亂，從示威開始的初期，到最後發展到大規模動亂，其發展的順序也與西方輿論有很好的呼應。在修例的諮詢階段（2月中到3月初），政府共接獲約4500份書面意見，其中約3000份表示支持，1400份表示反對，社會反響不大；之後商界部分成員對修例有擔心，民陣在3月底發起的首次反修例遊行，參加人資料警方資料高峰時僅5200人，依然波瀾不驚；美國國務院在4月26日發表聲明關注修例，4月28日民陣發動的第二次反修例遊行，號稱有13萬人參加，警方資料高峰時有2.28萬人，示威開始初具規模；5月歐美等西方國家就修例密集發聲，普遍對修例持負面態度，6月9日民陣發起的第三次反修例遊行，號稱有103萬人參與，警方資料高峰時有24萬人，歐美對香港的影響力凸顯；6月15日，民陣發起第四次反修例遊行，號稱參與人數近200萬，警方資料高峰時有33.8萬人，達到了修例抗爭示威的高峰。從示威規模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歐美的輿論引導對香港社會的主流看法有決定性作用。
還有一個令人記憶深刻的例子也很好地展示了西方輿論對香港青年的影響力，有一個英國BBC錄製的視頻，一個看過烏克蘭顏色革命紀錄片的年輕香港女子，流著淚說“希望香港可以像烏克蘭一樣這樣好的結局”，這個小姑娘大概不知道，革命後的烏克蘭經濟一塌糊塗，已經墮落到成為‘歐洲子宮’，很多年輕女子要靠賣淫、幫人代孕來謀生，這樣的生活居然會被這位生活無憂的小姑娘羡慕，只能說她已經被西方的民主理論忽悠得不食人間煙火了。毫無疑問，這個小姑娘說那番話時是真誠的；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她所真誠相信的東西給烏克蘭人民帶來了災難。
人創造制度是為了自己和他人能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為了給自己戴上枷鎖，選擇無條件相信西方的選舉民主制度就代表著絕對正義，而不理會它所帶來的實際效果，這樣的人其實已經陷入了觀念迷信，失去了正確認識世界的能力。
第四個結論：香港經濟將陷入長期低迷
這個結論很好理解，因為動亂持續了超過5個月，旅遊、零售、餐飲、酒店、專業服務、商鋪、寫字樓等都受動亂的打擊，至今沒有好轉的跡象，相關行業的生意大跌，預計聖誕、農曆新年之後，將有很多業務沒有起色的公司結業，屆時失業率明顯上升，波及內部消費、房地產等，令經濟雪上加霜。
更難以解決的是，反修例事件引發的動亂，將香港長期以來積存的深層次問題一次過引爆，在社會上造成了嚴重對立和撕裂，這種撕裂因為創傷太深，無法在短期彌合，因此社會上的廣泛對立將長期存在，阻礙社會聚焦發展經濟的努力；另外，反修例運動的發展帶有一些明顯對內地的敵意，有濃厚的反中色彩，導致內地與香港之間產生嚴重隔閡，這種隔閡同樣不是短期可以克服，而隔閡的存在必定會影響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經濟合作以及融入大灣區，對香港經濟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不利。
所以，此次反修例引發的動亂，帶給香港短期的打擊已十分嚴重，但長期的負面影響卻會慢慢顯露，令香港經濟難以快速好轉。
第五個結論：香港的大學和大學生恐將被‘攬炒’
本次抗爭運動，香港的大學和大學生捲入很深，是動亂的主力，未來恐將付出重大代價。
香港的大學，因為動亂中相當政治化的表現，對大學的學術聲譽不利。部分大學表現出的對大陸背景學者和學生的敵意和攻擊，必將削弱未來對大陸背景學者和學生的吸引力，令教師和學生品質都走下坡，對大學的地位造成長遠負面影響；
在校或剛剛畢業的香港大學生，在未來可能很難有較好的出路。不論是出國去其他國家深造或者在社會上找工作，他們都可能被標籤為與暴力行為關係密切的人士而舉步維艱，就算他們自己沒有參與過暴力活動，也不易擺脫這類負面標籤，因為其他國家和企業很難具體調查每個人的行為，最容易採取的措施就是與這幾屆的香港大學生保持距離。
所以，暴力激進分子宣稱說要和其他人‘攬炒’一起沉淪，現在看來，他們可能會部分會成功，香港經濟有較大機會被暴力拖累而‘攬炒’，暴力的主力-香港的大學生自己恐怕也難逃被’攬炒‘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