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5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不久前一位元朋友傳來這裡附上的圖片，是一九六七年攝的香港西灣河成安街對上的山頭，稱成安村。我是在圖中一帶長大的。二戰後，除了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我到佛山華英中學的附小混了幾年，到我離港赴北美碰運氣的一九五七，大部分的時間我是住在這成安村再向上走一點的澳背龍村。當時那裡的房子遠沒有圖中見到那麼密集。
圖中見到的路大約建於一九五二，當年我是走慣了的。也有石階可以拾級而上。我少年時的好友容國團當年是住在這屋村東行約一公里的地方，依稀記得名為南安坊。一九五二年我認識他，一九五四年我跟他差不多日夕與共。他是沒有錢讀書，要打工；我是沒有學校收容——一九五四年被逐出位於銅鑼灣的皇仁書院。算是初一，我兩次不能升級，要離校，同學們說是因為一個姓梁的作文老師不喜歡我——他們說沒有見過作文只差一分不及格的。那是“主要”科，不及格升級免問。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離港到加拿大碰運氣，要坐船十八天。是商業之行。到了多倫多，只幾天解決了那裡的出口商要處理的事，就決定留在北美讀書。在加拿大沒有正規的大學收容，只能在那裡自修英語。我以超齡的資格進入了洛杉磯加州大學時，快二十四歲。那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十年人事幾番新，圖中所見的一九六七是我離港十年，運情不錯。早一年我在長灘獲十八間州立大學的最佳教授獎。六七年初，論文《佃農理論》只寫好一章，芝加哥大學給我一個“政治經濟學博士後”獎，要我到芝大去。我對他們說我還沒有博士，怎可以接受“博士後”？收到的回應是他們不管我是不是博士，但我一定要去芝加哥一年才可以獲該獎金。這樣，六個星期後我就把論文寫完了。斬瓜切菜，但不少師友認為那是他們見過最好的經濟學博士論文。
也是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長灘藝術博物館舉行攝影個展，盛況一時，多份報章大事報導，展期延長兩次，也有好幾間其他博物館要請我去展出。考慮了幾天，我決定放棄攝影，專研經濟學。一九六九年我轉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做副教授，幾個月後他們無端端地升我為正教授。
容國團是個天才，但運情沒有我那麼好。比我年長一歲的哥哥當年認為他是個音樂天才，但學音樂，彈什麼鋼琴的，家境欠佳的當年免問。其實阿團什麼都是天才。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那一年，他和我皆無所事事——我在父親的商店工作，因為遇上韓戰禁運，上不上班都一樣。我們兩個於是在街頭巷尾到處跑，找其他孩子出氣，賭小錢。凡賭乒乓球與踢毽子由他出手，而我則善於下棋（任何孩子玩的棋）與擲毫（即硬幣）。桌球阿團也有兩手。正規的桌球要付錢，他付不起，但那些窮孩子玩的康樂球他是所向無敵的。還有，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阿團寫得一手好字。
一九五五年的暑期，我在父親位於永樂街的商店隔壁的一間涼茶店認識一位元名為關大志的攝影天才。他替我買了一部二百港元的舊照相機，教了我半個小時，我就攝得兩幀作品入選香港國際攝影沙龍，而且兩幀都被刊登在該年的年鑒上，所以興趣轉到攝影那方去。阿團的家境沒我那麼好，在灣仔修頓球場旁邊的一間工會的小圖書館工作。其實沒有什麼書，但有乒乓球桌一張，他天天在那裡獨自研究發球。記得一九五七我離港的早上，到該工會找他，他教了我兩招發球，也送我他慣用的球拍。該球拍遺失後幾年前複得，今天又不見了。如果再出現，我會拿去拍賣，把錢捐出去。
認識阿團之前，我老是喜歡在附圖位置再上一點的澳背龍村，到處找其他孩子遊玩比賽。最好玩的是鎅風箏，其他有射或捕飛鳥、擲毫、彈玻璃珠子，我無所不精，所向無敵。我也喜歡翹課，獨自步行約一個小時到當時一個人也見不到的柴灣去釣魚。永遠是在水退時爬上水不深的巨石，等潮漲，把魚絲一次又一次地拋出去。根本沒有魚，只是偶爾有很小的上釣，但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拋，幻想著有大魚上釣，到夕陽西下才回家。今天我以想像力知名經濟學行內，主要是這些孩子玩意訓練出來的。
一九五二年，在灣仔書院，班主任叫郭煒民，因為我常常翹課、缺課，其他老師當然會大興問罪，但郭老師永遠遷就我。一次，在大考前，我缺課，郭老師對其他同學說：“張五常看來是在家中準備考試了。你們不要學他，因為只他一個可以在一天自修一個學期的功課。”其實那天我也是去了釣魚。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我有幸能跟郭老師進過兩次午膳，表達他給我的教誨之恩。去年我的五卷《經濟解釋》竣工了，急著要送他一套，卻得知他在幾年前謝世了。
（《童年的回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