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淪陷後不久，要逃難到內地去是普遍的考慮。但要逃到哪裡，怎樣逃，不是容易的選擇。報章的言論有對有不對，而過了不久友儕間大都懂得怎樣判斷報導的可靠性。例如內地的報章的標題說“我軍轉移有利陣地”，大家都知道“我軍”是在敗退。什麼電話、電報都困難，“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是當時最可靠而又最迅速的消息傳達方式。
要逃到內地去當然也是我們的家的立刻考慮。但家中的子女與親戚那麼多，加上香港的物業與父親的生意，要怎樣處理，大費思量。父親的生意當然要關門，但存貨不能不管，而員工要怎樣處理或安置都是問題。
我記得父母的一項重要考慮，是不要把所有雞蛋放進一個籃子內。逃難因而要分散，不要讓所有的家屬一起死掉。父母跟著決定的安排如下：父親留在香港；排第七與第十的女兒留在香港陪伴父親；我的長兄當時已經結了婚，跟大嫂也留在香港，處理需要奔跑的工作。
向內地逃，父母的約定是兵分兩路，其中的一個困難是父母皆認為不要讓子女們荒廢學業，逃到哪裡要有學校收容。這基本上是一個無從處理的棋局，但後來畢竟是嘗試了。
母親自己帶著三個年紀最幼的：大我一歲多的五倫、我和小我三歲的秀芳。其他的二姊、三姊、四姊、五姊這四位跟母親在內地聚散不常。換言之，母親是帶著七個孩子到內地逃難，從一九四二年八月動身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歸，剛好三年，竟然沒有一個死掉，親友們都說是奇跡。沒有死，但我和妹妹秀芳差不多死掉。
四個姊姊怎樣逃我一時知道一時不知道。但我們三個跟著母親的，怎樣逃我還記得清楚。是非常古怪的行程，因為日軍在內地行蹤無定，而親友可以在哪裡幫忙一下，也變化無定。我清楚地記得離開香港的第一程是乘船到澳門，跟著是水陸並用地到了廣東的惠州。那是父親的故鄉，他的親屬也是我們的親屬，招待了我們一天。跟著是直走北上，到曲江，又稱韶關。這是非常奇怪的事，因為我們認識的逃難朋友，差不多一律都先走曲江。
我清楚地記得曲江，因為我們三個孩子都生了病，住在那裡的河西醫院。十多年前我刻意地到曲江一行，問那裡的人有沒有河西醫院這回事。他們說有，但早就拆掉再重建，轉到另一個地點。當年我住過的河西醫院在江邊，今天的不是。
跟著是從曲江西走到桂林。那應該是一九四二年的九月。該年十月十日的國慶我是在那裡過的。不容易見到國慶那麼熱鬧。母親當時在桂林租了一間兩層的小房子，國慶那天晚上，我在二樓向下看，街上擠滿了人，燈籠無數，爆竹之聲不絕於耳。聽說不少是來自香港的逃難者。
過了不久，我的四個姊姊也到桂林跟我們相聚，住在一起。這時母親決定做一件怪事。你道是什麼？她把房子的地面那層做店子，賣豆腐花！好生意，因為顧客大都是來自香港的逃難者。這店子的名字是“豆精專家”，請了一位書法家朋友題字，而姊姊們的“香港相”一望而知，所以逃難的顧客多。問題是逃難客的行蹤飄忽似雲，不出半年店子就關門了。
第二、三、四這三個姊姊留在桂林讀書，進入了那裡的廣西桂林醫學院。戰亂如斯，當然不可能讀完，只望讀得多少就讀多少。母親帶著我的五姊和我們三個小的轉到柳州。那是一九四三年，我七歲。在柳州我們住在沙街。有幾件我還記得清楚的事不妨說給同學們聽聽。
其一是我家有一個親戚叫琴姨，也逃難到柳州來，在我們沙街的家暫住。柳州以盛產木材知名，大樹被砍下後，其搬運是浮在江上，下流。離我們沙街不遠處的一個地方，江上浮著無數被砍下來的樹幹。琴姨窮，天天走到浮在水面的樹幹上，把開始脫離的樹皮一塊一塊地剝下來，然後紮好，拿給收購樹皮的人換一小點錢。有好些人跟著琴姨那樣在剝樹皮，有時我也去幫琴姨多剝一些。
其二是當時自己的肚子吃不飽，見到鄰近有一間刻石章的店子，母親不管時我去幫該店的窮老闆清潔一下地方，換得幾角錢。是從那時起我對石章用的石料有興趣，四十年後開始動用母親的基金收藏壽山石。約兩年前北京的中信出版社為我出版了一本題為《清宮田黃方印錄》的書。
其三是我和哥哥五倫進了柳州中正中學的附小。跟著頻頻跟那些廣西仔打架。不是我要打，而是我的哥哥沉默寡言，怕事，廣西仔老是要欺負他。我知道母親最愛倫哥，替他出手。當時我是說得一口流利的廣西話的，今天全部忘記了。
其四是悲劇。我的母親不知道逃難會逃多久，而沒有一個孩子可以賺錢，身上帶著的鈔票不一定可用，而金飾一般不敢示人。這樣，一切都要儘量節省了。我當時的感受，是母親認為她帶著的三個孩子不可能都活下來！只選一個活著應該選倫哥。
我的雙腳開始腐爛。其過程永遠是一樣的：先在皮下的肉生出一小白點，過了幾天破裂，流出一些液體，跟著是一個約一公分直徑的傷口，幾個星期後這傷口會癒合，留下一個疤痕。過不了幾天另一個小白點又出現了。七十多年後的今天，我的雙腳還滿是疤痕。這些因為營養不足而出現的皮肉腐爛當時很普遍，而不少人知道，再壞下去是整個人會呈現腫狀，膚色會變黃，成了絕症。可幸我沒有達到黃、腫之境。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認識那裡的教授Zvi Griliches——此君後來轉到哈佛，再後來成為哈佛的經濟系主任。一次跟他聊天，說到在廣西逃難時的饑荒日子，我展示自己滿是疤痕的兩腿給他看。他也立刻展示自己的兩腿，竟然也滿是同樣疤痕。此君是猶太人，年少時在德軍的集中營呆過好些時日。可幸他的腦子跟我的一樣，沒有因為營養不足變得愚蠢了。
我在這裡說起這些不好說的往事，是要同學們知道兩點。其一是戰爭只宜於作為富有的人的玩意。其二是如果真的要學有所成，金錢不可以沒有，但不是那麼重要。
（《童年的回憶》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