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川：疫情肆虐下的政治偏執將斷送更多無辜者的生命

(2020-3-318 稻穗)

自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開始，國內外都有一些人不是將關注點聚焦在如何抗擊疫情、挽救更多民眾的健康方面，而是熱心於將事件政治化，希望利用疫情謀取某種政治利益。典型的例如有些言論試圖將武漢爆發的疫情與中國人或者中國的政治體制聯繫起來，以說明中國人或者中國的體制存在嚴重問題，希望誘導世界與中國隔離，破環中國的發展。

從中國抗擊疫情發展的過程來看，在前期，確實存在政府有關方面處於種種考慮試圖淡化疫情、應變慢、醫療資源不足等種種問題，但自武漢封城開始，政府的強力反應、全國各省市和解放軍的積極支援、集全國之力的應急物資供應等措施，迅速穩定、並逐漸控制了疫情，令中國的抗擊疫情工作穩步走向勝利。

但是

但是某些心懷偏見的人士，卻對中國抗擊疫情總體取得巨大成功的成績視而不見，片面將目光集中在抗疫工作可能存在不足的方面，例如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宣傳中國是疫情的源頭，並將世衛命名的新冠疫情稱為武漢肺炎或者中國肺炎，試圖將中國標籤為引起瘟疫的罪魁禍首，即使現在隨著已披露的病毒基因測序增多，表明中國的病毒基因類型和世界其他國家發現的基因類型有較大差異，未必存在直接關係；以及美國可能存在更早期的、混在流感病例中的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且由於美國發生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時間可能早於武漢病例，邏輯上不可能是由中國輸入等資料。因此，新冠病毒究竟起源於何處，從已有的證據來看，並不肯定；

再如

再如對中國為遏制病毒傳播採取的強力封城措施，有很多政治偏執的人認為這些措施侵害了人權，在他們眼裡，即使是為了公共安全，也不能限制每個人的出行自由。可是，不限制每個人的出行自由會導致病毒廣泛傳染、疫情爆發，引起更多無辜者的死亡，面對這樣難以兼顧的難題，難道生命安全不比個人的出行自由更重要嗎？

中國從疫情大規模爆發到現在疫情基本受控，取得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阻斷病毒傳染的路徑，中國政府通過強有力的管控系統，承受了經濟暫時停頓的壓力，用封城、停止人員流動的辦法，讓傳染源停頓下來、固定下來，然後在流動基本固定的時間裡，讓感染了病毒的人發病暴露出來，暴露一個、隔離一個、治療一個，傳染源被逐步清除，社會大規模感染的風險就下降了、疫情就受控了；香港和新加坡人口密集，到目前為止，疫情也被控制得很好，雖然不斷有新病例出現，但疫情始終沒有大規模在社區傳播，所有的傳染都大致可以追蹤到幾個重要的密集接觸點，市民在社會中活動感染疫情的機會並不高。香港和新加坡抗疫基本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公共衛生做得不錯，市民有意識地減少大型聚會、減少去人流密集的地方，出行佩戴口罩，人和人之間注意保持距離，接觸外界後勤洗手等，這些措施迄今也有效地減少了病毒在社會上的大規模傳播。

從這些成功的抗疫經驗看，任何社會都不應該受制於僵化、極端的政治觀念，把個人的出行自由看得高於一切，不敢果斷地限制人員的大規模流動，就很難控制病毒隨人員流動造成的大規模傳染。一些國家前期由於種種顧慮，不敢或不願停止人員的大規模流動，現在已經造成了病毒在社會的廣泛傳播，造成了更多無辜者的健康受損甚至死亡，如果一種政治理念會對社會帶來更多的生命損失，這種政治理念難道不應該反思嗎？

香港和新加坡的抗疫經驗說明，戴口罩和避免參加人群密集的活動，即使不能消滅疫情，卻可以有效地減弱病毒的感染能力，使疫情不至失控。但是，有些政治偏執者卻認為，停止人員聚集、戴口罩乃至為避免傳染封鎖社會某個部分的措施，是中國的做法，如果效仿了這些做法，就意味著專制戰勝了自由。即使不討論中國是否是一個專制的體制，作為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難道明明有可以救更多的人辦法，只因為做法來自中國，就寧肯看著自己的人民步向病痛甚至死亡也不可以採用嗎？

另外

另外，中國為了挽救受病毒感染的普通民眾的生命，付出了經濟暫停、個人無法自由出行、全國投入了巨大的經濟資源等代價，可以說，中國政府為了挽救受感染民眾的生命和健康確實做到了不惜代價；反觀歐美等大部分號稱的民主國家，到目前為止他們的反應都很難令人滿意。如果說中國政府有些官員在早期試圖淡化疫情，那歐美大部分國家恐怕直到現在都還在試圖淡化疫情，還在將新冠疫情視為大號流感；在一些看起來已經基本無法遏制疫情的國家，政府的態度實際上已經基本放棄，既不主動檢測、主動隔離，也不主動治療，基本是一副聽天由命的態度，如果民眾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主要依靠自己的免疫功能了。

對普通人而言，任何一種體制，都應該以讓民眾獲得更好的生活、以人民的福祉為目標，也應該把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如果某些人或者政府為了某種政治理念，犧牲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