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2 轉自新浪博客)
英語“inflation”一詞譯作通貨膨脹是恰當的。“通貨”是指流通的貨幣量，膨脹是指此量增加。這其中含意著的是，貨幣量增加會導致物價一般性地上升。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of money）的核心思想了。
在西方，這幣量理論起於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是不淺的學問，因為貨幣在市場使用時的轉手速度對物價的變動也有決定性。這轉手速度（velocity）有沒有穩定性這個問題，上世紀下半葉經濟學界吵得熱鬧，而我的深交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是其中的主角。是的，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貨幣理論大師我差不多全都認識，其中Karl Brunner（1916-1989）是我的老師，Allan Meltzer（1928-2017）是我的師兄。
個人的選擇，我認為古往今來最傑出的幣量理論大師是耶魯大學的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此君比他同期也參與幣量理論研究的凱恩斯（John M. Keynes，1883-1946）高明多了。當然這只是我個人之見。
寫童年的往事，我要在這裡用一期的篇幅寫中國當年的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是因為自己當時身在其中。只是當年我還年幼，對實情的掌握不夠全面。國民黨時期的中國大陸，發生著些什麼事是書所難盡的。然而，憑自己回憶年幼時的所見所聞，用今天自己所知分析中國當年的惡性通脹，或多或少對今天的貨幣經濟學有點貢獻。
上世紀上半葉，國民黨把貨幣的供應量搞得一團糟，是他們要跑到臺灣去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今天回顧，我們不能說他們不懂幣量理論。我知道宋子文懂，可能比我懂得多。我讀過一篇他為祝賀費雪而寫的文章，很清楚中國當時的通貨膨脹是什麼一回事。但他沒有我們今天那麼多的關於世事局限轉變的認識，所以我在這裡分析的要比他當年所見來得較為全面。我認為幣量理論要跟整個經濟的好些其他方面一起衡量。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個經濟的實力與貨幣的關係。回頭看國民黨當年在神州大地，政府需要維持社會秩序或公安，加上有戰亂的軍費開支，他們的經費從何而來呢？國貧，抽稅微不足道；出售土地，地價低；引進外資嗎？沒有誰會問津。
餘下來的財政處理方法，是政府發行貨幣，作為一項間接性的稅收。我曾經指出，在一個正常運作的經濟下，政府用貨幣政策搞起一點通脹，是有著抽間接稅的效果。然而，國民黨當年是迫著要用這個選擇，所以失敗。
什麼是通貨膨脹呢？我同意弗裡德曼的觀點，物價一般性地上升不一定是。弗老之見，是如果大家一覺醒來，見到所有的物價上升了一倍，但不會導致市場預期物價再升，沒有誰會採取預防的行為——這只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
通脹是需要有一個市場的預期，市民認為一般物價會繼續上升，促使他們採取防守策略或行動，從而影響市場的運作，導致經濟有不良的發展。另一方面，市場“預期”這回事，只有天曉得是什麼。這裡的要點，是物價一般性地上升，小孩子也懂得判斷，而假若這上升不斷地繼續，促使市民採取防守行動，經濟學者就說這些行動是源於那無從觀察的通脹預期。
惡性通脹英語稱hyper-inflation。通脹率高當然是一個需要的衡量準則，但不足夠，還需要的是這通脹率歷久不下。好比一九九二年，在中國，通脹率逾二十厘。這算是高通脹了，但還不到三年朱鎔基總理把這通脹率調校為零，跟著出現通縮，所以我們不要把當時的通脹算進惡性通脹。惡性通脹之所以為惡，像惡性癌症那樣，是近於無藥可救的。
奇怪，我今天的記憶，跟網上記載的有出入。我記得國民黨推出銀圓券是先於金圓券，但網上的資料卻是倒轉過來。我記得清楚的是當國民黨一九四八年推出金圓券時，我在廣州，為了好奇，在推出的早上，我以官價七港元兌換了一元金圓券，但到了傍晚，這二者的黑市匯率卻倒轉過來，一港元兌七元金圓券！
我也記得清楚，當時在廣州，面值小的金圓券稱“濕柴”，面值大的——百萬到億元面值的——稱“乾柴”。基本上“濕柴”在市場沒有人要。我也記得當時的港鈔，稱“咸水”，當然是受寵之物；而金圓券或銀圓券則稱“淡水”，市場見而拒之。明顯地，這是把經濟學中的神話——那有名的“格雷欣定律”——倒轉過來，不是劣幣把良幣逐出市場，而是良幣把劣幣逐出市場。
說起來，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混帳貨幣遊戲不始於中日之戰，也不始于國共之爭，而是在我出生之前就開始胡作非為了。一九九九年七月，在揚州，我花光身上帶著的錢，從一個地攤小販買下他全部的國民黨時期的多種不同的鈔票，還跟該小販到他家中盡購他的所藏，共千多張。回家後仔細研究，那個年代的中國真的是發神經。大概地查看那千多張鈔票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發表了《風雨時代的鈔票》一文，今天在網上可以找到，同學們不要錯過（見附錄）。
在那風雨時代，中國在貨幣上的處理與惡性通脹帶來的現象，是上選的經濟論文題材，絕對是，但為什麼同學們不去考查研究呢？我見過有關該風雨時期中國貨幣的好些論著，認為這些作品的考查與研究不夠深入，存世的機會不高吧。
貨幣的存在無疑是為了協助市場的交易與投資，可以大幅地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一個簡單的實例可以說明。一九四五年，逃難回歸之際，乘舟，中途在某地上岸一行，我見到一個街市，可以把一紙十元鈔票，撕開兩半而每半張作五元使用。這可見沒有鈔票，一般的市場的交易費用是高不可攀的。
我也記得，一九八八年帶著弗裡德曼暢遊中國時，對他說因為數碼科技的發展，有朝一日貨幣量不知怎樣算才對。弗老瞪大眼睛望著我，以為我是在說笑。然而，約十年前在北京跟蒙代爾把酒言歡，我又對他說在不久的將來，經濟學者不會再知道怎樣算貨幣量。他立刻問：“你是什麼時候想到的？”我說是一九八八年，跟弗裡德曼說過了。原來蒙兄也是那樣想。
最後我要回答一個同學們會很想知道的問題：國民黨當年不斷地嘗試發行各種不同的鈔票，是為了貪污嗎？歷來我以為是，但今天認為不是！今天我的看法，是每次發行一種新貨幣之初，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要穩定經濟，從而希望保著江山。只是新貨幣推出後，因為沒有幾個人相信幣值可保，守不住，所以官員們就索性在新的貨幣完蛋之前，儘量多發，從而大貪一手。
我這個觀點是源於一個比較新的看法。我今天認為，不管一種貨幣有沒有鉤著一個明確的錨，但某種錨一定要有才可以成為市場接受的貨幣。以金或銀為貨幣，本身就是錨，但如果只是寫在鈔票上說，市場相信則是，不信則不是。國民黨當年的鈔票只是在鈔票上說，信之者蠢也。或明或暗地鉤著外幣也算是錨，有沒有人相信則要看國家的經濟形勢矣。我屢次建議的鉤著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也是錨。推來推去，推到盡頭，沒有明確的錨存在，一種貨幣的發行總要鉤著發行該貨幣的國家的經濟。經濟崩潰，沒有實物或外幣為錨，一個國家的貨幣不能守值。經濟可觀，只要央行當局懂得調控貨幣量，幣值可保。這是因為經濟本身就是錨。我多次建議的用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人民幣之錨，主要是為了要防守人民幣推出國際時有可能受到的襲擊。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在天津南開大學以《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為題講話，也就是從另一個角度說，一個經濟本身有實力，基本上就是該國的貨幣的錨。
（《童年的回憶》之九）
張五常，1999年7月23日
話說在揚州我花盡身上帶著的錢，向地攤小販購入了千多張舊鈔票。這些鈔票最早是一九一〇，最遲是一九五三（共產當道矣）。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回家後我花了一整晚審閱這批舊鈔，覺得有趣或不明所以的地方不少。茲僅選八項以饗讀者：
（一）我找到四張一九三四年發行的壹圓鈔票，被一個膠印掩蓋著“中國農工銀行”，而在其下補加“中央銀行”，鈔票兩面的中、英二文皆如此蓋上，四張一樣。
泱泱大國，主要銀行改名也懶得重印，其馬虎溢於票上，可謂奇觀。
（二）千多張舊鈔中只有三張差不多是全新的，皆由“美商北京花旗銀行”發行，紙質一流，印刷精美。五元及十元的是一九一〇年，一元那一張是一九一九年。奇哉怪也的是，三張鈔票都是在橫中切斷，切得整齊，然後用兩張同值的鈔票的上半部以膠水黏成一張。這樣，鈔票上下如倒影，只是號碼上下不同！
因為鈔票極新，而上下以膠水相連又造得天衣無縫，顯然不是出自今天小販之手。我想來想去，一個解釋是發行者不想持鈔者看到原來鈔票的下半部，而鈔票看來是在美國印製，所以一時間趕不及重印。但為什麼一九一〇與一九一九的皆如此？
（三）有十多張一九三〇年由廣東省銀行發行的鈔票，印上“銀毫券”之名，且說明“憑券兌換銀毫”。這擺明是以銀為本位，以銀作保障來增加信心。問題是，一個大的銀毫可以變小，而銀的分量下降仍可叫作銀毫。所以銀行若要出術，或與政府串謀欺騙，易如反掌也。
我看這些銀毫券的第一個反應：是騙局！真誠的銀行發銀本位券，怎會不說明純銀的重量？
（四）更大的騙局是那大名鼎鼎的“關金”了。當然由中央銀行發行，我手上有的最早是一九三〇，最後是一九四八。
關金是以金為本位，一元說明是一個金單位，十元是十個金單位。後來貶值，鈔碼越來越高，五萬元就說明是五萬個金單位。沒有說明的，是一個金單位究竟是多少金。更過癮的是，在整張中文的鈔票中，“金單位”（Gold Unit）卻用英語。
這個明顯的騙局，在中國竟然大搖大擺地施行了起碼十九年。要是今天任老弟志剛出這一招，香港人不把他殺了才怪！炎黃子孫畢竟是學精了。
（語曾、任二兄：為什麼香港今天的鈔票不印明七點八元兌一美元？雖然要經發鈔銀行去兌換，但這是事實，而金管局沒有意圖行騙。說明了可增加信心，但要改兌換率時則要發行另一種鈔票，比較複雜了。）
（五）找到二、三十年代好幾家私營錢莊——如“陸宜和”、“黃山館德泰昶”之類——發行的鈔票，顯然是清代遺留下來的“冇王管”的自由貨幣制，到了民國就與政府爭食的。海耶克生時極力提倡的自由發鈔制度，在中國早已存在。我想，在太平盛世，如清康熙至乾隆的百多年間，這種自由銀行（錢莊）制應該有很理想的運作。我又想，今天數以千計的中國年青經濟學者，怎可以放過這個絕對是一級的研究題材？
我手頭上有的十多張錢莊鈔票，有些如合約，有些如憑單，有些則像政府發行的鈔票一樣。一張鈔票其實是一張合約——我在三十年前就說過了。民國時期的錢莊鈔票，有以一串銅錢為本位的，稱為“一吊”，也有以政府騙人的“大洋”為本位的。政府行騙，一些錢莊也就樂得同流合污，過癮一下。
（六）找到兩張有毛澤東肖像的鈔票，都是五百元的。東北銀行的是一九四七，長城銀行的是一九四八，二者皆印上中華民國的年號，此一奇也；鈔票上沒有說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想當年，老毛靠打遊擊得天下，所以自製的鈔票也“不拘小節”。但當時市場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則有待考究矣。
（七）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鈔票，一九四八及一些一九四九的用上中華民國的年號，但一些一九四九的已改用西元年號，此後就淘汰了“中華民國”。
奇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間，人民銀行發行的好些票額很大——五千到五萬元——應該不是人民幣。但舊鈔中有一張一九五二年的支票，說明是人民幣四萬五千元。那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了。
（八）我對鈔票上的“公仔”肖像很有興趣。用人物肖像的目的，顯然是要增加市場對鈔票的信心。一間名為“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所用的肖像，可能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都是中國古時的聖賢豪傑。這家銀行起錯了名，意頭大為不妙。準備與儲備不同。銀行要的是儲備（reserve），非準備（preparatory）也。銀行有什麼要“準備”的？準備執笠乎？果然，我所有的多張“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都是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眾多聖賢也救它不了！
一張一九二七年中南銀行發行的鈔票，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這銀行若非與慈禧的後人有關，其思維有點問題。
你道在那風風雨雨的四十多年中，中國鈔票上誰的肖像出現最多？無與倫比的冠軍，是孫中山。孫某本領平平，但被稱為“國父”。既為國父，就是死後也要付出一點代價。凡是通脹急劇，鈔票貶值如石沉大海的人物肖像，都是孫中山。那搞笑的“關金”，其肖像當然也是孫中山。
可以這樣說吧：凡是大騙局鈔票上有肖像的，皆國父也。天可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