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回頭說寫這系列回憶文字，起筆時我提到香港西灣河太富街十二號二樓，我出生的地方。二戰後，神州局勢混亂，國共之爭嚴峻，不少內地客逃到香港去。作為平南縣長的歐陽先生，字拔英，也逃到香港來。因為他曾經幫過我們逃難到平南縣郊外的那沙村的一家七口，母親安排歐陽先生、他的夫人與兩個侄兒住在太富街那間公寓式的單位。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離開佛山的華英附小，回港後父親收到該校的校長的一封信，說我讀書成績太差，要另謀高就，這是把我逐出校門了。有點奇怪，開除一個小學生校長無須親自寫信給學生的家長。後來知道，我家幾個孩子進入華英，是因為那裡的校務主任，姓呂的，跟我的母親有點疏遠的親戚關係，所以華英的校長要來信解釋一下為什麼要把我逐出校門。
今天回頭看，當年離開華英回港是好事，因為過了幾年朝鮮戰爭開始，有幾位元我在華英認識的同學參與該戰事，消息傳來皆醉臥沙場。
我寫過一九四八年回港後在灣仔書院的一些往事，其中遇到的郭偉民老師讓我蹺課而還把我升到皇仁書院去。我也寫過在皇仁書院遇到黃應銘老師的賞識，見我升不了級還對其他同學說我是特別的。我在皇仁被逐出校門是一九五四年。
我也寫過西灣河太寧街的二十七號，在那裡遇到的能人異士對我後來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太寧街當時稱第二街，而歐陽先生住的太富街是第四街，二者相隔步行約三分鐘。流連于太寧街，我久不久跑到太富街跟歐陽先生傾談一下，而這傾談越來越頻密，一九五四年離開皇仁之後我每星期總要找歐陽先生傾談三幾次。
歐陽先生是我平生認識的對中國文化知得最有深度的人。他喜歡跟我談風水，論掌相，但他自己是信與不信之間。每天清早他到廉價食肆喝茶，永遠是普洱，一盅兩件。 做縣長時他無疑是個清官，來港時一點錢也沒有，我的母親按月給他一點家用。
跟他談中國的古文，他認為是上選的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孔明的前後《出師表》，李華的《吊古戰場文》，蘇東坡的兩篇《赤壁賦》。教我背古文，他推薦一本今天沒有多少人知道的《東萊博議》。
歐陽先生最擅長的是寫書法，精研漢碑字體，而他認為自己寫得最稱意的是《石門銘》。當時我聽到，歐陽先生是廣西一帶寫漢碑的第一把手。多年後我自己對書法有了深入的認識，才意識到盛行於清代的漢碑書法，沒有一個寫手的功力比得上歐陽先生。是的，我認為那極負盛名的清人金農寫的漢代《華山碑》，比不上歐陽先生寫漢碑的功力。
跟歐陽先生論書法，他講的是哲理，跟多年後上海周慧珺老師教的是兩回事——周老師教的主要是用筆之道。想當年，歐陽先生喜歡帶著我，坐在走得慢的電車的頭等座（即上層），票價二角，然後觀望路旁店子的招牌展示著的書法。他逐一品評，向我解釋什麼是可取什麼是敗筆。他討厭北魏的碑體，認為是矯揉造作，犯了書法藝術的大忌。
這就帶到多年後我愛收藏中國文物的一個重要起點。那是一九五六年，我在香港嚤囉街的一間舊書店見到一個書法拓本，稱《婁壽碑》，據說是從日本回流的。我帶歐陽先生去看，他立刻認為是他見過的最重要的漢碑拓本的真跡。那時我已經聽到歐陽先生曾經是收藏漢碑拓本的廣西名家，只是逃難時沒有帶到香港來。
該《婁壽碑》封面的題簽說明是《宋拓婁壽碑》。要價七十港元，當時是很高的價格了——其他的漢碑拓本當時只賣幾塊港元。歐陽先生堅持要買下來。他沒有錢，我要把自己的零用錢積蓄了幾個月才湊夠七十港元這個數目。
後來我考查所得，《婁壽碑》無疑是漢碑中的王牌，但眾人只是聽過，沒有見過。再後來我見到清人何紹基藏的《婁壽碑》拓本的複印，字是相同的，但何氏收藏的字體支離破碎，完整的字沒有幾個，顯然是宋代之後的拓本。今天網上也有另一份有龔自珍題跋與很多名家鑒賞章的版本，也說是宋拓，但比我的少了二十四個字，而且字體明顯地有別，弱了很多，也跟何紹基藏的不同。
我見到的是漢代的《婁壽碑》沒有疑問，但是否仿製而不是宋拓的真跡呢？有三個不同的看法：一位專家說有問題，不敢肯定是真；另一位專家說是宋拓本無疑問，但究竟是不是那經典的《婁壽碑》他不敢說；我自己呢？認為是宋拓《婁壽碑》的真跡無疑問。三個原因。其一是歐陽先生的學問與對漢碑拓本的研究，是遠遠地高於後來的人。其二是有何紹基舊藏的破碎版本的支援。其三是嚤囉街的那家舊書店的女老闆我當年認識，她是專於出售二戰後從日本回流的中國書籍。她完全不知道《婁壽碑》是何方神聖。
拓本上蓋著兩個印章，歐陽先生說用上的印泥是難得一見的上品，不可能是等閒人物蓋上去的。其一的篆文為“均初所得海外金石文字”（見附圖一）。均初即沈樹鏞（1832－1873），是清代有名的金石學家。其二的篆文為“子垣鑒賞”——查不出“子垣”是誰，但中國嘉德二〇一九年春季拍賣“漢朝侯小子殘碑、紙本”上，有同樣“子垣鑒賞”的印（見附圖二）。
這裡我也附上歐陽拔英先生的題跋（見附圖三），印章“綠谷樵夫”是他的齋號。跋文如下：
丙申年夏與五常弟于舊書肆中以七十港元得之碑字魄力雄強骨肉洞達他碑殊難與相比真神品也。 綠谷樵夫謹志于香江
這裡也附圖示範我今天還珍藏著的《婁壽碑》開頭的八個字（見附圖四）。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被皇仁書院逐出校門，無所事事。我的父親臥病于養和醫院，當時家境好，他住的是一間私人病房。歐陽先生常常到那裡陪伴他。一天父親招我去見他，說：“醫生說我還有約兩個月的壽命，你讀書不成大家都知道。我去世後你可到文來行學做生意。這些日子歐陽先生常來這裡跟我傾談，他屢說你是他見過的最有天賦的青年。最近我對你觀察多了，認為歐陽先生說得對。有機會你要再讀書，因為我平生最佩服的是有學問的人。我對你的改觀，已經對你媽媽說了。她會知道怎樣做。”
最後要說一個小遺憾。那是我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臨行前把上述的《婁壽碑》放在香港西灣河澳背龍村的舊屋中的一個衣櫃內。一九七五年回港一行，再找到該《婁壽碑》，卻見有些被蛀蝕的痕跡。我立刻拿該碑帖到九華堂去重新裝裱，裱得好，但取回時卻少了封面的題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