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為鳳凰網財經雲峰會稿，五月七日播出）
從表面看，今天舉世出現的新冠病毒跟歐洲十四世紀出現的黑死病很相似。二者皆傳染力強，殺傷力強，而新冠病毒也有患者的皮膚呈現黑色。史書說，當年歐洲的黑死病減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導致工資上升，地價下降，而整個地球的經濟受到影響，不景近一個世紀。
昔日的黑死病據說是一種鼠疫（bubonic plague），屬細菌——傳說是——要是今天出現可用抗生素藥物醫治。但新冠病毒是病毒，可靠的藥物還沒有，是以為難。今天，處理病毒的主要方法還是疫苗，屬預防性質。目前好些地方正在研發新冠病毒的疫苗。這方面，我不懷疑中國會在幾個月後首先推出。話雖如此，我還是有點懷疑昔日的黑死病與今天的新冠病毒可能是同一回事。昔日的黑死病源自老鼠，今天的新冠病毒源自蝙蝠。蝙蝠不是有點像老鼠嗎？
然而，時代畢竟是改變了。今天看，地球經濟不景百年是不會出現的。但大蕭條會出現嗎？會的，因為如果我們以昔日的準則，以失業率百分之十強為大蕭條的衡量，這不幸的情況今天在地球上好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好些地方的失業率遠超百分之十。這樣，問題再不是大蕭條會不會出現，而是開始出現了的大蕭條需要怎樣挽救。
近代歷史上，稱得上是大蕭條的只有一九二九年起自美國那一次，歷久不振，要到一九四一年美國加入二戰後才終止。我們要回顧當年是發生了些什麼事，好讓我們知道今天需要處理些什麼來拆解新冠病毒對經濟的禍害。
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過兩個多才多藝的經濟學天才。一個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凱恩斯（John M.Keynes，1883-1946），另一個是美國耶魯大學的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我個人認為費雪是古往今來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而凱恩斯在經濟理論的基礎掌握上是略嫌不足的。問題是，曾經賺過很多錢的費雪，遇到一九二九年的大蕭條而破了產——連住所也要大學提供。凱恩斯呢？他曾經近於破產，但謝世時卻是大富。這項近於無聊的區別，促使後來不少經濟學者為此重視凱恩斯而漠視費雪。無可置疑，凱恩斯與費雪多才多藝，經濟學之外的多方面皆有建樹，令人拜服。
經濟學諾獎得主、英國學者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曾向我解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的主要成因，是舉世推出保護性的貿易關稅。另一方面，我的深交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雖然同意貿易關稅增加了當年大蕭條帶來的禍害，但他支持費雪之見，認為貨幣政策上的嚴重失誤是當年出現大蕭條的主要原因。
綜觀上述，面對目前新冠病毒帶來的經濟困境，加上中國的經濟已經轉弱了一些時日，我在下面提出七項政策建議給北京的朋友考慮。
（一）切忌通縮出現。費雪提出的“負債通縮理論”（Debt-Deflation Theory）是重要的提點。目前中國的通脹率是百分之四與五之間。弗裡德曼認為通脹率二到五對經濟有利。我建議在目前的情況下，通脹的上限可提升到百分之六。這些日子北京央行的運作，儘管不少朋友認為是過於複雜，有不少問題，我認為在物價指數的調控上他們是可以的。要記著，可以由央行調校的通脹其實只是物價上升，在適當時期可以適當地調低。這不會導致對經濟為禍不淺的惡性通脹的預期。
（二）切忌外貿收縮。當多年前希克斯向我指出外貿收縮是三十年代大蕭條的主要成因時，我有點懷疑，後來跟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1932- ）研討，再看資料，同意當年希克斯說的，外貿收縮對經濟的禍害不在貨幣政策失誤之下。
這裡要說的重點，是外貿的國際量的或大或小，其主導權力今天是在中國。這是因為排除科技產品與名牌珍品，只從人民的日常用品看，中國的市場約占地球的一半。要是中國提出互相零關稅，沒有哪個國家會不接受。我首選向英國作此建議，跟著是歐洲的先進國家，跟著是美國，再跟著是日本、韓國、印度、越南等國家。這個次序的排列是基於工業的低層工資的高下，由高而下。選英國為先卻是因為他們歷來是近於零關稅，用不著怎樣洽商，跟著歐洲的其他先進之邦如果不接受他們的經濟會出現災難。
（三）順勢推出人民幣。在推出相互零關稅的同時，中國的進口商可以順勢把人民幣推出國際。進口商可以要求對方用人民幣或對方選擇的貨幣議價。千萬不要勉強。雙方用不同貨幣議價含意著的人民幣匯率，可能與北京央行的官價匯率不同。央行不要干預。然而，各種貨幣的不同議價提供著關於匯率均衡點的訊息資料，央行可以據此調校他們的官價匯率。結算的銀行由雙方議定。這樣處理，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左右人民幣推出國際，中國今天還存在的外匯管制因而可以先從貿易專案解除。這裡我要澄清，我對目前還存在的中國的外匯管制的細節，因為常有變動，沒有跟進，只是在直覺上認為零關稅可以協助外匯管制的解除。
（四）不要胡亂管制市場。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是同一市場，不是兩個不同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當年處理失誤。這是為什麼二〇〇七年我讀到將要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的九十八條細則後，多次提出反對。可惜皆如石沉大海。撤銷此法，讓勞資雙方自由選擇合約替代，中國的經濟會立刻出現轉機。
（五）中國的稅制越來越複雜，加上沒有清楚權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過地清理：抄香港的可以——我不明白，為什麼北京的朋友老是要抄歐美的東西？
（六）政府的投資要算清楚回報。二〇〇八年西方出現金融風暴，溫家寶先生推出幾萬億搞基建，效果不俗是因為一方面那些專案是早就計畫要做的，而更重要的另一面是帶起了很多地區的發展。我不同意弗裡德曼，認為政府不要參與市場可做的事項。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解釋過了：只要有清楚的權利界定，在某些局限下政府的操作可比市場有較低的交易費用，因而有更好的成果。這裡的關鍵問題，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指引，計算準確的回報很困難，何況利益團體的參與是近於無可避免的。
（七）從凱恩斯學說引申出來的爭議，西方的經濟學者得到一個肯定的結論：要振興經濟，政府花錢遠不及減稅那麼有明確的效果。所以我認為如果中國的經濟明顯地惡化，北京的朋友不妨仿效乾隆皇帝，全國免稅一年，或選擇性地對中小型企業免稅一年。
回頭說新冠病毒，我要在這裡肯定中國的處理。當這病毒出現後不久我這樣說時，一些朋友以為我發神經。但今天他們見到人口只中國四分之一的美國，這病毒禍及的人數卻比中國高出十多倍，就認為我有先見之明。我是個學者，可以不說，可能說錯，但不能說自己不相信的話。
不久前，九十六歲的政治外交大師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 ）撰文說，新冠病毒的出現與全球性的普及，將會改變世界的秩序。我同意這觀點，但不知道這秩序會改變成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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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1,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