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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穗小編 張貼文章
11月 1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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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東方歷史評論 (ID: ohistory)
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著有《人類簡史》。
翻譯:陶小路
多年前網路設計者做出的決定讓今天的互聯網成為了一個自由的、沒有法律存在的地方,它侵蝕國家主權,無視國界的存在, 徹底改變了就業市場,它破壞了人們的隱私,對全球安全構成了巨大風險。
人類對全球迅速發生的變化失去了理解能力,舊的故事坍塌殆盡,留下了空缺亟待填補,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方式,而且我們需 要儘快獲得它。然而,在目前階段,我們仍然處在失望和憤怒的虛無主義時刻,人們對以往的故事失去了信心,但也還沒有接 受一個新的故事。我們管目前這個階段叫作“特朗普時刻”。
故事是人類思考問題的中心,而非事實、數位或者表格,故事越簡單越好。對這個過去幾十年在我們的世界處於統領位置的故 事,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故事”。這個故事簡單而有吸引力,但是現在,這個故事正在逐漸解體,到目前為止,還沒 有一個新的故事出現來填補它的位置,然而,唐納德•特朗普出現了。
“自由主義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我們讓政治和經濟制度實現自由化和全球化,我們便能夠建造人間的天堂,或者至少能夠 給全世界人帶來和平與繁榮。根據這個故事(喬治•W•布希和奧巴馬對這個故事的接受程度存在些微的不同),人類必然會 邁向一個擁有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的全球社會。
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始,人們開始不再相信這個故事的主線。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裡 ,人們相信遵守遊戲規則可以讓他們的地位上升以及變得富裕;2008年以後,他們突然開始害怕自己被欺騙了,害怕這個 系統並非對他們有利。阿拉伯之春變成了“伊斯蘭之冬”;莫斯科、安卡拉、耶路撒冷的威權政府一點點放棄了自由民主的價 值觀,轉而擁護民族沙文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甚至生活在自由主義佔據主流位置的西歐國家的人們都開始有了悔意。如今, 這股幻滅的浪潮正在湧向美國,而正是美國將這個“自由主義的故事”推行到了美國之外的許多地方,有時還是拿著槍推行。 幾十年來,那麼多的承諾和保證令美國公民感到失望,幻想破滅後的他們可能會把特朗普選為總統,美國的精英們對此感到又 驚又怕。
▲ 阿拉伯之春變成了“伊斯蘭之冬”
為什麼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故事”失去了信心?一種解釋是,這個故事確實就是一個騙局,自由主義提供的解決方法只造成了 暴力和貧困,並沒有帶來和平與繁榮。然而,這個解釋是很容易被反駁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目前實際上生活在最和平 、繁榮的時代,這點顯而易見。到了21世紀初,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以下現象:過度飲食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了饑餓造成的死 亡人數;老死的人數超過了流行病致死的人數;死於自殺的人數比戰爭、犯罪活動、恐怖主義造成的死亡人數加在一起還要多 。
有關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故事”失去信心的另一種解釋是,比較起過去的成就,人們更關心他們對未來的期望。如果你告訴他 們,他們的祖先飽受饑荒、瘟疫和戰爭之苦,而他們卻不用再受這些苦難,他們並不會珍惜自己現在的幸福生活;相反,他們 會列舉自己的債務、失望以及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對於一個位於“鏽帶”(注:Rust Belt,指那些曾經歷輝煌後陷入低迷的產業區,在美國主要指中西部一帶的老工業區)的工廠的某個失業工人來說,他沒 有死於饑餓、霍亂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不會給他帶來什麼安慰。
失業工人對他們的未來感到擔心沒有錯。“自由主義的故事”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邏輯鼓勵人們對未來抱有宏大的期望。在 20世紀後期,無論是在休斯頓、上海、伊斯坦布爾,還是在聖保羅,每一代人都獲得了更好的教育、更優越的醫療服務,得 到了比自己父母更多的實際收入。然而,在未來幾十年裡,由於生態災難的影響再加上技術發展帶來的顛覆性作用,年輕一代 人能夠保持之前的生活水準就已經很幸運了。隨著人們不再相信這個制度實現其期望的能力,即便他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 與繁榮之中,他們依然對未來感到幻滅。
第三種可能性是,相比較於停滯不前的物質條件,人們更擔心的是自己的政治權力在逐漸萎縮。世界各地的普通公民都感覺到 自己手上的權力轉移到了其他地方。隨著各國對國際間流動的資本、商品和資訊越來越依賴,英國、希臘、巴西的政府,甚至 連美國政府都會面臨這樣一種情況:它們將不再有之前那樣大的可以塑造自己國家未來的力量。此外,對於21世紀的一些重 要問題而言,其中大部分可能會是全球性的,我們所繼承的民族國家政治體制無法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
顛覆性技術會對各國政府和普通市民的權力形成特別嚴重的威脅。19和20世紀,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上的進步也導致了 許多可怕的事情發生:從狄更斯筆下的煤窯到剛果的橡膠種植園,再到中國發生的災難性的大躍進。政治家和公民們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才將進步的列車推到更良性的軌道上。自從蒸汽時代以來,政治的節奏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可是技術已經迎來了自己 的第四次革命。技術革命的速度如今已經大大超越了政治進程。
互聯網可以告訴我們這是如何發生的。網路如今對我們的生活、經濟和安全至關重要,但是,早期關於它的設計和基本特徵所 做出的關鍵選擇並不是經由民主政治的進程來達成的——你曾經是否就網路空間應該是什麼樣的投過票?多年前網路設計者做 出的決定讓今天的互聯網成為了一個自由的、沒有法律存在的地方,它侵蝕國家主權,無視國界的存在,徹底改變了就業市場 ,它破壞了人們的隱私,對全球安全構成了巨大風險。各國政府和民間組織就重新調整互聯網結構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但政府的龜速趕不上技術的飛速發展。
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類似於互聯網這樣的革命,技術會不動聲色地對政治施加影響。人工智慧和生物技術 不僅僅可以革新各國的社會和經濟,而且可以“革新”我們的身體和心靈。然而,這些主題在目前的總統競選活動中很少被提 及。(在希拉蕊和特朗普的第一次辯論中,涉及到顛覆性技術這個話題的主要內容都是圍繞著希拉蕊的“郵件門”醜聞在談; 儘管他們就失業問題談了很多,兩位候選人都沒有就自動化的潛在影響發表意見。)
▲ 人工智慧和生物技術不僅僅可以革新各國的社會和經濟,而且可以“革新”我們的身體和心靈。
普通選民可能不理解人工智慧,但他們能感覺到民主機制已經不再能夠賦予他們權力。事實上,關乎普通選民和他們的孩子未 來的最重要選擇可能不是由歐盟的某些官僚或者華盛頓的某些遊說團體做出的,而是由工程師、企業家和科學家做出的,而這 些工程師、企業家和科學家並不會意識到自己所做的決定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他們自然也不代表任何人。選民們看不到他們, 也無法對他們喊話,所以他們只能猛烈抨擊他們所能抨擊的。英國的選民們想像自己的權力可能轉移到了歐盟手上,所以他們 投票支持英國脫歐。美國的選民們想像“權勢集團”壟斷了所有權力,所以他們決心給這個系統予以狠狠一擊,以此來證明他 們仍然有發言權。特朗普因而成了他們眼中下一屆美國總統的最佳人選。正是因為選特朗普做美國總統令主流精英感到匪夷所 思,這件事情才能成為普通選民證明自己仍然保留了一些權力的理想方式。
“自由主義的故事”已經不是第一次面臨信任危機了。自從這個故事於19世紀下半葉獲得全球影響力以後,每過一段時期, 它就會經歷一次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戕害了許多生命,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第一個時代因之而終結,帝國的權力政治中斷了全 世界前進的腳步。這是“弗朗茨•費迪南大公時刻”。然而,自由主義從這場動亂中存活了下來,之後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和 平原則,國際聯盟成立,“喧騰的20年代”到來了,自由主義變得比以前更強大。
▲ 弗朗茨•費迪南大公時刻
隨後到來的是“希特勒時刻”,到了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一時間,法西斯主義似乎勢不可擋。法西斯主義指責自 由主義顛覆了自然選擇,造成了人類的退化。法西斯主義者警告說,如果給予所有人平等的價值和平等的繁衍生息的機會,自 然選擇將無法發揮作用;那樣一來,平庸的人將會越來越多,最後多到讓最適合生存下來的人沒有了生存空間,人類於是便無 法進化成為“超人”,最終將走向滅亡。然而,歷史的發展證明自由主義比法西斯主義更適合生存。
▲ 希特勒時刻
接下來,從50年代到70年代,自由主義這個不死鳥又面臨著來自左派的挑戰,“切•格瓦拉時刻”來到了。法西斯主義者 認為“自由主義的故事”軟弱、墮落,而社會主義者則指責自由主義充當著全球資本主義這個無情的、充斥著剝削並且進行著 種族壓迫的制度的遮羞布。因為“自由”意味著“財產”,社會主義者們這樣說道。在社會主義者看來,為個人做自己喜歡做 的事情的權利辯護便是在維護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財產和特權。你是擁有居住自由,可你支付不起房租;是有學習自己感興 趣的學科的自由,可是你交不起學費;你有去你想去的地方旅行的自由,可是你買不起車;在這些時候,自由對你又有什麼價 值?更糟的是,自由主義鼓勵人們將自己視為一個個個體,因而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分離,如此一來,人們便無法聯合起來反 對壓迫他們的制度,不平等現象因此得以延續下去。
▲ 切•格瓦拉時刻
由於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是一體兩面,左翼對自由主義的許多批評沒有消失。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運動對莫斯科和北京抱 有熱切的期望,而自由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歐洲帝國聯繫到了一起。到了1970年,在當時聯合國的130個成員國中,只有 30個國家是自由民主國家,而這30個國家大多數是老牌殖民國家。這些自由民主國家就像是一群上了年紀的白人帝國主義 者組成的俱樂部,其他國家加入不進來;這些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他們甚至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 們本國的年輕一代。
很大程度上是核武器拯救了自由民主制。北約採用了“共同毀滅原則”(mutal assured destruction),根據該原則,即使是蘇聯發動常規進攻,它也會受到全面的核打擊。在這個可怕的盾牌後面,自由民主制和自由市場在 它們最後的堡壘中守住了陣地,西方人享受著性、毒品和搖滾樂,還有洗衣機、冰箱和電視機。如果沒有核武器,就不會有披 頭士,不會有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也不會有堆滿各種商品的超市。但是在70年代中期,雖然有核武器的存在,未來似乎還是 屬於社會主義的。1975年4月,全世界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了這樣的景象:在位於西貢的美國大使館屋頂上,直升飛機撤走 了那裡的最後一批美國人。當時,許多人都相信,美利堅帝國正處於衰退之中。
事實上,崩潰的不是美國,而是共產主義。到了80、90年代,“自由主義的故事”再次從歷史的垃圾箱中爬出來,把自己 收拾乾淨,然後征服了世界。結果表明,超市比古拉格的力量強大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事實證明,“自由主義的故事”在靈 活性和發展變化上遠遠超過了它的任何一個對手。它戰勝了傳統的帝國,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原因是因為它採用了 自己對手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和做法(比如政府出錢發展服務於民眾的教育、醫療和福利事業)。到了90年代初,思想家和政 治家們宣告“歷史終結了”,他們自信地宣稱,以往所有那些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包含了自由市場、人 權和民主制度的自由主義發展路徑是唯一的道路。
但是歷史並沒有終結,在“弗蘭茨•費迪南大公時刻”,“希特勒時刻”,“切•格瓦拉”時候之後,“特朗普時刻”到來了 。只不過,這一次“自由主義的故事”所面對的不是一個如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那樣的邏輯一致的意識形態上 的對手。“特朗普時刻”最多是個虛無主義的滑稽表演。特朗普沒有什麼意識形態的主張,就像主張英國脫離歐盟者對於這個 “不聯合王國”的未來沒有做過真正的計畫。
▲ 特朗普時刻
一方面,這可能意味著“自由主義的故事”所面臨的信任危機沒有之前那些危機那樣嚴重。最終,人們不會放棄“自由主義的 故事”,因為他們沒有其他選擇。他們可能會憤怒地敲打這個制度,但是他們最終還是會回來,因為他們沒有別的路可走。
有些人還是會找別的選擇,他們會把目光投向更久遠的過去,在其他一些故事裡尋求庇護,比如傳統的“民族主義的故事”以 及“宗教的故事”;在20世紀裡,這些故事曾經被人們丟到了一邊,但人們從來沒有完全放棄它們。這樣的事已經在中東地 區發生了,那裡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在抬頭。然而,無論他們怎麼喧囂、怎麼憤怒,如伊斯蘭國這樣的運動並不 能給人們提供自由主義發展路徑之外的選擇,因為對於我們時代所面臨的那些重大問題,他們給不了任何解決方案。
一旦人工智慧在大多數認知作業上的表現優於人類,那個時候的就業市場會成為什麼樣子?一個由數量非常巨大、在經濟上“ 沒有用”的人所組成的新階層會在政治上產生怎樣的影響?等到納米技術和再生醫學可以延長人們的壽命——讓八十歲的年紀 相當於之前的五十歲,人們的關係、家庭還有養老基金到時候會受到什麼影響?當生物技術發展到我們能夠“設計”嬰兒的水 準——貧富之間的差距也會因此變得更大,人類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對於上面這些問題,你不太可能在《聖經》或《古蘭經 》裡找到答案。在這個被技術和經濟風暴席捲的世界,激進的伊斯蘭教,正統的猶太教或者基要派基督教可能會向信眾許諾, 他們會獲得能夠給他們帶來確定性的船錨;然而,在這場即將到來的21世紀大海嘯中,要保證不迷失方向,你還需要一張好 地圖,還要有結實的船舵。
如“讓美國再次強大”或者“把我們的國家還給我們”這一類口號的情況也一樣:你可以建起一座牆來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 入美國,但是你沒法建起一座牆把全球變暖擋在國門之外;你可以讓英國脫離歐盟,但是你無法讓倫敦脫離全球金融體系。如 果人們不顧一切地抓住已經過時的民族和宗教身份不放,那麼在氣候變化、經濟危機和技術帶來的顛覆性影響面前,全球體系 只會土崩瓦解;而19世紀的民族主義神話和中世紀的虔誠既不能理解這些問題,也沒有能力解決它們。
▲ 你可以建起一座牆來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但是你沒法建起一座牆把全球變暖擋在國門之外。
因此,當英國脫歐、特朗普崛起這樣的事情發生時,主流精英們只能一臉驚恐地看著,然後希望大眾會幡然悔悟,及時回到自 由主義陣營裡來,從而避免災難的降臨。但是,“自由主義的故事”要想從當前這場信任危機中存活下來可能會很困難,因為 長期以來支撐著這個故事的根基可能已經在崩塌之中,這個根基便是:自由主義倫理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傳統上的聯合。在2 0世紀裡,“自由主義的故事”非常具有吸引力,因為它告訴人們,也告訴政府,他們不用在“做正確的事”和“做精明的事 情”之間做選擇;保護人類的自由既是一種道義責任,也對經濟的增長至關重要。英國、法國和美國之所以會蓬勃發展,據稱 是因為它們放寬了對經濟和社會的限制,如果土耳其、巴西或者中國也想變得和英、法、美一樣繁盛,它們也必須效仿這三個 國家的做法。在大多數情況下,讓暴君們和軍政府決定實施自由化政策的不是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經濟上的。
然而,到了21世紀,對於我們所面臨的兩個最大挑戰:全球變暖和技術發展帶來的顛覆作用,“自由主義的故事”並不能提 供很好的解決方案。隨著人們的經濟上的重要地位逐步被演算法和機器人所取代,也許保護人類自由在道義上仍然具有正當性 ,可是光有道義上的理由就足夠了嗎?當重視每個人的自由和願望不再能帶來經濟收益時,各國的精英們和政府還會對之繼續 重視嗎?人們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憂懼並沒有錯。即使特朗普輸掉了即將到來的大選,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仍會有一種直覺:這 個制度不再對他們有利,而且他們可能是正確的。
無論是誰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我們都面臨著一個任務:為這個世界創造一個新的故事。正如工業革命的動盪催生了20世 紀諸多新的意識形態,未來發生在生物技術和資訊技術領域的革命可能需要我們有新的遠見卓識。在《未來簡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中,我對一個目前在矽谷初具規模的新思想體系做了一番探究。如果“自由主義的故事”許諾我們可以通過全球化和自由 化來獲得救贖,這個新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則許諾我們可以通過大資料演算法獲得救贖。只要有足夠 的生物特徵資料和足夠的計算能力,一個外在於人類存在的演算法對人類的理解會比我們對自己的理解還要好,到那個時候, 演算法將擁有權威,人類則將失去權威;民主選舉和自由市場,另外還有專制獨裁者和死板的阿亞圖拉們(注:伊斯蘭教什葉 派的宗教學者等級中的一個)都會像鎖子甲和燧石刀一樣過時。
我們已經聽到一些專家在呼籲讓演算法接管某些領域,比如教育孩子(為每個學生配備一個人工智慧導師),防治肥胖(你的 手機會對你的飲食作出規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物聯網將會處理這個問題)。讓演算法接管人類事務會帶來非常不一樣的 潛在影響,從良性的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影響,再到徹底惡托邦的影響都有。我懷疑矽谷的領軍人物是否仔細考慮過他們的想法 所會帶來的社會、政治上的全部後果,但至少他們在用新的思維方式思考。人類對全球迅速發生的變化失去了理解能力,舊的 故事坍塌殆盡,留下了空缺亟待填補,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方式,而且我們需要儘快獲得它。然而,在目前階段,我們仍然處在 失望和憤怒的虛無主義時刻,人們對以往的故事失去了信心,但也還沒有接受一個新的故事。我們管目前這個階段叫作“特朗 普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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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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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FT中文網 作者:聶輝華、顧嚴
要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首先要理解中國政府官員的行為;要理解中國政府官員的行為,首先要理解政府官員的行政級別 。
為什麼?第一,在官場,行政級別決定了資源和權力的配置方式。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說明級別是官場的明規則。 第二,幾乎所有官員都將級別的提拔和職位的重用當做職業奮鬥目標。這對應于一句名言:“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因此,理解官員級別才能理解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模式。
然而,中國官場的行政級別非常複雜,有時甚至沒有明確的規定。不僅普通人難以明白,即便像我們這樣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 專業學者,也往往需要花費很多時間才能搞明白。儘管網上有不少資料,但是要麼不夠全面,要麼不夠準確。在我們正式解析 中國官場的行政級別之前,讀者不妨回答以下幾個關於級別的問題。
國家煙草專賣局副司長是什麼級別?廣州市白雲區副區長是什麼級別?白雲區教育局局長是什麼級別?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副 檢察長是什麼級別?如果你認為他們屬於不同級別的話,那麼你錯了。正確答案是:他們都是正處級。正因為官場級別問題如 此重要,又如此複雜,我們覺得有必要專門寫一篇來介紹中國官場級別的規則。
中國的五級行政級別決定了官員級別的基準體系
通常情況下,中國官員的行政級別是由所在機構的行政級別決定的,這是識別官員級別的第一法則。與大多數國家的組織結構 不同,中國的行政區劃有五個行政層級中央(國家)、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地區、自治州、盟)、縣(區、旗、縣級 市)、鄉(鎮、街道)。因此,按照上面五個行政層級政府官員分為五種主要層級,每個主要層級又可以分出正副兩個級別, 這十個級別就構成了我們識別官員身份的基準體系。具體如下。
1、國家級正職,簡稱“正國級”,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正國級職位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2、國家級副職,簡稱“副國級”,包括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機構的成員(正國級除外),正國級職務的副職等。它們包括: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最 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中央紀委、中央政法委的書記則因情況而定。按照職位“就高不就低”的原則—— 這是識別官員級別的第二法則,如果這兩個書記是政治局常委,那麼他們就是正國級;如果是政治局委員,就是副國級。
3、省部級正職,也稱“正部長級”,包括中央部委、省級黨委和政府的正職領導(“一把手”)。它們包括:中共中央下屬 機構(如政研室、黨史研究室、文獻研究室)的正職領導,國務院組成部門(部、委、辦、總局、審計署、人民銀行、海關總 署等)的正職領導,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辦事機構和專門委員會的正職領導,各省四套班子(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 正職領導。
仍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則,王滬寧2002-2007年擔任中央政研室主任時,是正部級;2007年之後,他先後升任中央 書記處書記和政治局委員,但仍兼任政研室主任,此時變成副國級。
4、省部級副職,包括省部級正職的副職,還有各省的黨委常委,不再列舉。
5、廳局級(或地廳級)正職,包括中央部委下屬司局和省直機關(廳、局、部)的正職領導,各地級市(地區、直轄市所屬 區)四套班子的正職領導。
6、廳局級副職,包括廳局級正職的副職和市委常委。
7、縣處級正職,包括中央部委司局和省直機關的正職領導,各地級市下屬委、辦、局的正職領導,直轄市的街道(或鄉鎮) 黨政領導正職,以及各縣四套班子的正職領導。
8、縣處級副職,包括縣處級正職的副職和縣委常委。
9、鄉科級正職,包括各地級市下屬機構的科室正職領導,各縣下屬委、辦、局的正職領導,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和人大主 席,街道工委書記和辦事處主任。
10、鄉科級副職:包括鄉鎮級正職的副職,鄉鎮黨委委員和街道工委委員。
憑藉這個基準體系,我們可以識別大部分官員的級別。例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浙江省委書記以及北京市長都是正 部級,北京市朝陽區區長、浙江省發改委主任和江西省撫州市政協主席是正廳級,北京市朝陽區各街道辦事處主任(或鄉鎮長 )、浙江省發改委綜合處長和撫州市臨川區區長為縣處級。
按照機構級別決定職務級別的第一法則,江西省南昌市是地級市,因此南昌市委書記本來應該是正廳級。但因為現任南昌市委 書記龔建華是江西省委常委,所以按照就高不就低的第二法則,他是副省級。類似地,現任撫州市臨川區區委書記李智富是撫 州市委常委,因此不是正處級,而是副廳級。
五級行政體系外還有特別體系
雖然大部分官員的行政級別可以通過基準體系來識別,但是還有很多官員的身份不能套用上面的級別,因為他們所屬單位不是 五級行政體系中的任何一級,而是介於兩級之間,即所屬單位是副部(省)級、副廳級、副縣級,因此這些單位的正職領導比 所在行政區劃的級別高半級。
第一種特別情況是,一些由國務院或部委代管的“國家局”屬於副部級單位,而不是普通的正部級單位。例如,國務院直屬的 國家統計局、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以及由國務院部委代管的國家能源局、國家糧食局(均由國家發改委代管)、國家煙草 專賣局(工信部代管)等。
一個簡單的識別方法是,機構名字中有“總局”字樣的是正部級單位,有“國家xx局”的是副部級單位,而沒有“國家”字樣的局為部委內設的正廳級單位。例如,2001年,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成立 時隸屬國家經貿委,屬於部委代管的副部級國家局,2003年成為國務院直屬單位(仍屬副部級),2005年升級為國家 安監總局(正部級),而安監總局下屬的離退休幹部局就屬於正廳級單位。這一機構變遷過程反映了中央政府對安全生產的不 斷重視。
既然國家局是副部級,那麼它的中高層幹部級別都比部級單位相應低半級。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機關、事業單位工資 制度改革三個實施辦法的通知》(國辦發〔1993〕85號),國家局的局長、副局長、司長、副司長分別對應于部委的副部長、司長、副司長和處長,但處長以下職務級別一樣。所以說 ,國家煙草專賣局的副司長其實是正處級,而司下設的處長也是正處級。
雖然國家局的副司長和處長行政級別一樣,但是在業務上前者領導後者,在提升時前者優先於後者。例如,因腐敗落馬的國家 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就是正處級。不過有一點要注意,雖然在中央層面存在“國家局”,地方卻無法設立國家級的局。 因此,國家局在地方的分支機搆一般和地方的廳局一樣,都是正廳級單位。
例如,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是副部級,但省煙草局局長和省財政局局長都是正廳級。類似的還有省統計局、省糧食局、省林業 局、省旅遊局等。
第二種特別情況是,中國目前有15個副省級市,包括哈爾濱市、長春市、瀋陽市、大連市、青島市、南京市、寧波市、廈門 市、武漢市、廣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西安市等13個計畫單列市和濟南市、杭州市2個市(中編發[1995]5號文) ,原來名單中的重慶市已升格為直轄市。根據中央編辦的中編發[1995]5號文,副省級市直屬機關的級別,可比照國家 局確定,即市直工作部門為副廳級,內設機構為處級。
市轄區及其工作部門的級別,可比照市直機關相對應的關係確定;市轄縣和代管的縣級市的級別仍為處級,其工作部門為科級 。這就是說,廣州市市長是副部級,副市長是正廳級,市教育局局長和白雲區區長都是副廳級,而白雲區副區長和白雲區教育 局局長都是正處級。與國家局的情形類似,白雲區副區長和下屬教育局長雖然行政級別一樣,但前者領導後者,而且在廣州市 內前者的級別(本地稱“副局級”)略高於後者。
第三種特別情況是,檢察院和法院的行政級別比當地政府下屬部門要高半級。因為地方政府、檢察院、法院都屬於由當地人民 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國家機關,即所謂“一府兩院”。舉例來說,北京市市長是正部級,北京市朝陽區區長是正廳級,朝陽區 財政局局長是正處級,那麼朝陽區檢察院檢察長比區財政局長高半級,就是副廳級。以此類推,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的副檢察 長就是正處級,而朝陽區檢察院公訴處處長其實是副處級。可見,叫司長的未必都是司局級,叫處長的也未必是正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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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群機構:官員級別與機構行政級別相互影響
在中國,執政黨領導國家,因此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委機構負責人的級別一般要高於同層次的政府部門負責人的級別。這主 要通過各級黨委常委會來實現。正如基準體系所描述的,各級黨委的常委,除了四套班子的正職領導,其級別均比所屬行政區 域低半級,比所屬部門高半級。例如,地級市的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是副廳級,比市文化局局長(正處級)高半級。
關鍵問題是,哪些人可以進入黨委常委會?除了黨委書記(省委書記、市委書記或縣委書記)、政府正職(省長、市長或縣長 )、專職副書記,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政府常務副職(常務副省長、副市長或副縣長)、黨委秘書 長、當地軍區司令員或政委是常委,統戰部長、首府城市的黨委書記一般也是常委,有一段時間省政協主席也進入省委常委( 目前已退出)。常委會的組成表明,絕大部分成員都是党的下屬機構負責人。
由於“一把手”的級別反過來會影響所在單位的級別,因此實際上黨委機構比對應的政府機構高半級,這導致黨委下屬機構的 副職領導也可能高半級。例如,省委組織部部長肯定是省委常委,屬於副部級幹部,那麼主持工作的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就 是正廳級幹部,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同級別。事實上,幾乎所有省人社廳廳長都同時兼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但省 委組織部的普通副部長則與人社廳副廳長行政級別一樣。
黨委機構高半級的另一個原因是機構性質。根據黨章,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黨委全委會一樣,都是當地黨代會選舉產生 。因此,紀委又比黨委的其它下屬部門(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和政府的下屬部門要高半級。例如,中紀委書記是副國級 (政治局委員)或正國級(政治局常委),中紀委副書記是正部級,中紀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是副部級。繼續推理,省紀委 預防腐敗室主任是副廳級,而一般省委組織部研究室主任或省人社廳辦公室主任是正處級。
除了黨的機構,還有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等群團組織,它們都屬於党領導的機構,因此統稱黨群機關。各級黨群機關 和對應的政府下屬部門級別一樣。
特殊職位、幹部高配和其它單位
除了前面提到的省長、局長、處長等帶“長”的領導職務序列,中國還有一個非領導職務序列,主要包括三個層級:巡視員( 對應於廳級)、調研員(對應於處級)、主任科員(對應于科級),這三個層級可以分為正職和副職。非領導職務一般沒有決 策權和簽字權,除非一把手授權。此外,還有一些中央部委的督察專員,例如國家總督學、土地督察等,他們一般是副部級。
第二類特殊職位是中央部委的部長助理,例如公安部和商務部都設立了若干部長助理,這些部長助理同時兼任黨組成員。“助 理”不是基準職務,其級別介於副部長和廳局長之間,在行政上一般是正廳級,但是享受副部級待遇,包括政治、醫療、住房 待遇。各省、市、縣的政府首長助理以此類推。
除了按部就班的等級體系,還有一些官員的級別高於所在單位的級別,這種情況稱為“高配”。這包括三種類型。
第一,重要部委的領導。例如國家發改委有六個正部長級的副主任,公安部有兩個正部長級的副部長,可見其強勢。在地方, 一般公安局長都是黨委常委和/或政府副職,比政府下屬部門正職領導高半級。
第二,一些部門內設的重要機構。例如,法院的執行局、檢察院的反貪局,以及一些准軍事機構(公檢法、司法)的政治部, 這些機構的正職領導屬於所在單位領導副職序列,比其它內設機構領導高半級。
第三,經濟開發區、一些省直管縣以及縣級市的領導,一般比基準情形下的級別高半級。例如,省直管的經濟開發區或高新區 的管委會主任一般是副省級,浙江省金華市下屬的義烏市市委書記和市長都是副廳級。
除了黨政機關和群團組織,中國還有龐大的事業單位,例如大學、醫院、報社、圖書館等,它們在管理上有些沿用了黨政機關 體系,這類機構的行政級別由其隸屬關係決定。例如,大部分985大學(30多所)屬於中央直管的大學,為副部級大學, 其校長和書記為副部級,常務副校長和常務副書記為正廳級,其餘副校級領導為副廳級,學校的部長、處長、學院院長均為正 處級。
而正規本科大學一般是省教育廳管理,為正廳級,副校級領導和部處、學院領導的級別與中管大學相應職位一樣。報社的行政 級別與政府下屬部門類似。比如,中央直管的新華社、人民日報為正部級,那麼這兩個機構的正職領導就是正部級。
中國的國有企業其實也有級別,因為國企的領導人都有級別。人事關係由中央組織部管理的中央國企有50多家,其一把手級 別一般為副部級,極少數為正部級(如中國鐵路總公司);人事關係由國務院國資委管理的,為正廳級。類似地,人事關係由 地方黨委組織部管理的國企,其領導人一般為副廳級或者正廳級,由地方國資委管理的國企級別為副廳級。
稻穗小編 張貼文章
11月 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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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2 橙新聞)
(原文網址:http://www.orangenews.hk/finance/system/2016/11/02/010044123.shtml)
長毛做了唔知幾多年立法局議員,每月收90,000多元薪金,開會是嘈兩句,掟下雞蛋就可以收工,其他大部分議員都希 望長毛早些收工,唔好阻住地球轉。
我問記者,長毛收工之後去邊,成日咁長,怎樣可以消磨時間,記者報料話,長毛平時大多數浦通宵,如果不用開立法局會議 ,就會回他住的地方,要開立法局會議的一日,做完大龍鳳就回家睡覺,記者反問我,知唔知道長毛住那一類型物業,我話「 公屋」。
不時有人質疑政府,長毛收九萬元一個月,點解可以住公屋,從來沒有官員回答,我亦唔知點解,但我知道一定是合法,不過 ,官員們唔好意思回答。
原來,政府要公屋租戶遷離,是要符合兩個條件,就是超高收入以及擁有物業資產,只符合一個條件是毋需遷離,即是話,某 人月入一百萬,只要他沒有物業,他便可以仍然住公屋,長毛月入九萬,比他月入更多,仍然住公屋的人不計其數,所以,叫 長毛搬離是對長毛不公道。
不過,就苦了輪候入住公屋的人,輪候時間已經由三年升至四年,近日,政府打算修例,只要符合上述任何一項,就要交回公 屋,老實說,我唔明白,政府根本是知道問題所在,點解要到選新特首及換班子的時候才提出來,有人話這是勇於承擔的表現 ,我費事回答,佢話係咪係囉。
稻穗小編 張貼文章
10月 2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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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穗小編注:偶然在朋友圈看到這篇文章,上網查找了一遍,還是確認不了出處與作者,小編猜測,此文十成十是小編很喜歡 的網絡作家蠻族勇士的文章,於是直接把他的名字放標題。
蠻族勇士,小編也撂句話,問過意見,你不授權稻穗財經刊載你的文章,你看吧,作品都給全面封殺了吧,不留痕跡。只是, 實在你的文章很有洞察力,稻穗也冒然轉了幾篇文章,虧欠你的,如果有朝一日你走佬至香港,聯繫我,請你喝茶!
最後對文章打個補充:前半部分,功力十足非常精彩,後半部分的部分觀點則有所保留,其中「應當將個人去杠杆和手持充沛 流動性定為投資第一要務 」,宜留意,投資有以個人為單位,有以公司為單位,個人要視乎有沒有境外理財配置需要而定,公司此時則是加杠杆的好時 機,理由你懂的。
以下是正文。
……………………………………………………..
1、北京大慘澹
按慣例先說工業領域,北京這幾年的工業表現一貫是慘澹得不像話,今年1-8月份的工業增加值僅2.9%,恨不得連通脹 率都趕不上,最慘的是電子設備(電腦手機)製造業,整體萎縮了8%。與此同時,北京的房價暴漲,截至8月份,商品房銷 售規模上升19%,而各樓盤的售價普遍較年初上漲40%。注意,統計角度上的城市整體價格上漲資料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郊區的便宜房和市中心的高價房的成交面積並不是均衡的,這會帶來的年度成交結構上的巨大差異,從來導致整體均價並 沒有太大的參考意義。
當然了,北京人民引以為傲的,就是這個城市發達的所謂第三產業,然而這方面同樣是慘不忍睹。先說消費市場,1-8月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僅4.3%,為北京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值。在瘋狂的樓市背後,是北京人民已經喪失了消費能力的現 實。消費行業裡增幅最低的是住宿業,增幅僅1%,可見北京小年輕已經沒錢開房了。好玩的是,連旅遊業都維持不下去了, 1-8月份的北京接待過境遊客270萬人次,同比下滑1%;旅客運輸總量則同比下滑了1.5%。
在整體上,今年1-7月,北京的十大重點服務業利潤普遍下降10%。最慘的是文化娛樂業,利潤下滑28%;其次是科研 業,利潤下滑27%;第三慘的是租賃服務業,利潤下滑15%。關於文化娛樂業,補充一句,這個行業算是吸引了最多眼球 ,也是北漂人員最集中的行業,到7月底就業人員減少了5%。所以,奉勸北漂們趕緊死了那條心,從哪個山溝來的,就回哪 個山溝去吧。
還沒完。北京的中小微企業開始陸陸續續的死亡,僅上半年就業人員就減少了1.4%,微型企業的就業人員更是減少了27 %!這當然意味著遍佈北京大街小巷的雜貨店和餐飲店,正在大面積的關門。
好吧,這就是北京目前的情況了。各位北京人民,繼續為房價歡呼吧。勝利是屬於你們的!未來是屬於你們的!繼續加油!
2、上海癱
不用質疑,前面的癱不是錯別字,上海經濟目前真是處於癱瘓狀態。截至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下滑2.3%,出口下 滑7.1%。上海的製造業基本上已經淪陷。
當然了,我知道驕傲的上海市民又會拿第三產業出來說事。經典的第三產業房地產業確實如火如荼,1-8月份的銷售規模較 去年同期上升了19.6%,各樓盤的售價較去年底已經普遍上漲30%。然而,除了房地產之外的其他第三產業資料全都慘 不忍睹。規模以上社會服務業的利潤普遍下跌1.7%。最慘的是文化娛樂業,1-7月份利潤同比暴跌95.1%,這個行 業在整體上就要死亡了。在高房價和經濟蕭條的雙重衝擊之下,老百姓根本不會再有什麼文化娛樂需求了。其次是互聯網及相 關服務業,利潤大跌20.7%,對於一貫宅在家裡感慨歲月靜好的碼農來說,這真是要命的事。
難以想像的是,上半年上海大型批發和零售企業利潤竟然還暴跌了23.8%。可憐上海作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中心,批發企 業們的貿易鏈條是貫穿全國的,竟然都活不下去了。與之相對應的,1-7月份,上海星級飯店的平均客房價格也下滑了2. 3%。
好吧,大家一起鼓掌吧。這些資料展現出來的真是一副非常美好的圖畫啊。實業誤國,地產興邦,誠不我欺也。
3、深圳大萎縮
最後,就是全面萎縮的深圳。今年四月份之後,深圳的房地產市場進入劇烈萎縮狀態,一手房的月成交量從此前的50萬平米 急劇下降到20萬平米,二手房的月成交量則從150萬平米劇烈下降到40萬平米,至於各樓盤的成交價格,普遍從4月份 的峰值下降了10%。這事兒背後的原因很簡單:資金不再湧進深圳了。截至7月份,深圳的金融機構各項存款餘額6.28 萬億,對比去年末的5.78萬億,增量只有5千億,增幅僅8.7%。而2015年,深圳的存款餘額曾經有過55%的增 幅呢。呵呵,我在《養蠱之城—深圳》一文的最後一段裡,曾經講述過深圳2015年房價大漲背後的邏輯,無非是資金借道 深圳出逃,並在深圳留下海量的人民幣屍體。結果一堆深圳的投機客紛紛跳著腳過來痛駡,最後鬧到封了我上個微博號。然而 ,無論這幫蠢貨怎麼罵,總之,出逃資金不再借道深圳了,缺乏資金湧入的深圳,也不可能支撐得起現在的樓市泡沫了。
至於其它資料,沒啥可多說的,港口貨運量萎縮了1%,進口和出口均萎縮了1%,外商投資萎縮了1%。接下來,就看這個 城市,如何進一步作死吧。
好吧,我知道一定會有人問,廣州呢?廣州怎麼樣?我明確告訴你們,自從廣州政府因為我對金融城這個陷阱式新城的批評而 封了我的微信公眾號,廣州已經完完全全的東北化了。廣州這個城市,已經徹底沒救了。我都懶得寫它了。就讓它直接腐爛在 風中吧。
—
這次房地產崩潰,會給中國金融體系造成空前的衝擊。我們的信用體系其實就是土地信用,絕大部分融資是靠不動產抵押才能 產生的。地產進入下行通道,抵押品價格下降,會引發螺旋式的信用收縮。這個量級太驚人,連政府財政大幅度赤字都擋不住 。
中國經濟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debt deflation pressure,膨脹進程已經幾乎到了極限,15萬億+的toxic credit 處於存在與湮滅的疊加態中糾纏。而有意思的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社會莫名就形成了一股超強烈的inflation預期,媒體磚家添油加醋,讓居民急不可待的整天想著買買買,甚至瘋狂加杠杆,利用在居民中製造inflation預期來瘋狂釋放需求,轉移杠杆,以犧牲未來居民資產負債表的代價來對沖整個經濟的downward pressure,這段發生的事情在未來經濟史書籍上肯定是要被大書特書的
作為通縮觀點的持有者,我的答案是:目前是長中短週期的歷史性拐點,是犧牲收益率保持流動性的階段,應當將個人去杠杆 和手持充沛流動性定為投資第一要務。
同意通縮判斷,而且越印越破壞貨幣在實體部門中的派生能力。剔除金融與地產部門的貨幣乘數不斷下降。
廣泛的信用收縮趨勢正在逐步形成,年初的雞血效應曇花一現。
derrick ng
中國的經濟不好是真的,不過靠房地產上升只是虛假經濟,對經濟沒 有幫助;在全球經濟不景下,不可能靠出口帶動經濟,現在中國要增 長只有靠創意和改革自己不足的制度,以提升效率和釋放內需,以及 開發自己未開發的地區和完善自己的基建來維持自己的經濟。... 閱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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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8, 2016
稻穗小編 張貼文章
10月 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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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5 韜略哥 財經韜略tttmoney8)
這兩天,中國人的注意力被各地此起彼伏的“樓市新政”所吸引,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科技新聞,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2016年度的諾貝爾獎正在陸續揭曉,其中生理學或醫學獎被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獲得。
也許你要問了:這有什麼新聞性嗎?
當然有!大隅良典是2000年至今的17個年度裡,第17個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而且這17個獎項全部是自然科學獎 ,沒有見仁見智、可以扯皮的文學獎或者和平獎(日本歷史上獲得過兩個文學獎,一個和平獎)。
至此,日本已經有25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其中22個為自然科學獎。日本獲得自然科學獎的人數,超過了德國、英國、法 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諾獎大戶”。
地球人都知道,日本剛剛經歷了“失去的20年”。但恰恰是在這20年裡,日本獲得了17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
又恰恰在這20年裡,日本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全球最低水準。今年7月,日本的失業率是3%,創下了21年的最低點。而經 濟正在復蘇,開始加息的美國,失業率仍然維持在5%左右,歐元區的失業率則高達10%!
人民幣剛剛在10月1日納入了“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而一項研究恰恰表明,自“特別提款權”誕生以來的 40多年裡,主要貨幣只有日元對SDR升值了大約50%,其他各國貨幣(新加坡除外)都對SDR大幅貶值,包括美元、 英鎊和人民幣(見下圖)。
也就是說,在日本經濟衰退的表面現象之下,隱藏著一個被我們低估的日本。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就了日本的科技成就?
首先當然是政府重視。
早在1995年,日本國會就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法》,其後制定了多個5年計畫,比如第一個基本計畫(1996-20 00年)、第二基本計畫(2001-2005年)。日本試圖通過這些戰略舉措,將日本建設成為:能夠創造知識和運用知 識為世界作出貢獻的國家;有國際競爭力和持續發展能力的國家。
2001年3月,在第二基本計畫(2001-2005年)裡日本明確提出“50年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
今年1月22日,日本內閣審議通過了《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2016—2020)》。該計畫提出,未來10年把日 本建成“世界上最適宜創新的國家”。為此,日本政府未來5年將確保研發投資規模,力求官民研發支出總額占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發投資占GDP的比例達到1%(按GDP名義增長率年均3.3%計算,日本政府5年研發投資總額約為26萬億日元,約合1.45萬億人民幣)。
其次,是日本人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
所謂“工匠精神”,就是一輩子隻做一件事,而且將這件事做到極致。有一項統計顯示,截至2013年,全球壽命超過20 0年的企業,日本有3146家,為全球最多,德國有837家,荷蘭有222家,法國有196家。
跟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不同,中國人崇尚的是善變的“互聯網思維”。總是希望走捷徑、抄近道,而不屑於“紮硬寨、打硬 仗”。
當然,日本科技水準不斷提高,還有一個重要秘密,就印在他們的鈔票上,不信讓我們看看: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貨幣上印的是政治人物或者開國領袖,只有日元紙幣印的是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和科學家。
1、這是現在流通的一萬日元紙幣,上面的人是福澤諭吉,他是日本明治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曾經深深地影響 了明治維新運動。自1984年以來,日元紙幣歷經了多個版本,但是一萬日元上印著的始終是他。
2、這是2004年版的五千日元,上面印著明治時代的女作家樋口一葉。
3、而在1984年版的五千日元上,印著的則是在明治時期推動女子教育發展的教育家和國際政治活動家新渡戶稻造。
4、這是2004年版的一千日元,上面的人是野口英世,世界著名的細菌學家。
5、這是舊版的一千日元,上面印著大作家夏目漱石。
在貨幣上印上科學家和文學家的頭像,當然不能確保這個國家就一定能拿諾貝爾獎。可是,兩者之間一定存在著某種曲折而隱 秘的關聯。你說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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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6 酷玩實驗室)
今天的主人公
是個名副其實的大奇葩...
他是一個不敢和別人說話的男子
學習爛到被留級
擊敗全球99%的單身狗
35歲還是處男
但就是這樣一個奇男子
卻獲得了諾貝爾獎...
他的名字叫做
田中耕一
田中出生在日本富山縣
小時候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廢柴...
不敢和小朋友們說話
無法融入集體
並且像大雄一樣
總被班上的小胖子欺負
對於喜歡的妹子
他也從來不敢表白
是個沒有自信的傢伙
有句古諺說得好:
一棍子打不出一個悶屁
長大肯定沒出息
就是在這樣孤立無援的環境
和不可自拔的自卑中
他憑藉驚人的生命力長大了...
讓人驚訝的是
長大後的他——
仍然是個廢柴!
18歲時,他考進了日本東北大學
當時每天都刻苦學習
複習到深夜
但是在這麼努力的情況下
成績依然很差...
很多科目不及格
他被學校連續留級了兩年...
畢業的時候,他的指導老師說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差的學生!
他從小的夢想
就是能進入那個散發著黑科技氣息的
生產酷炫產品的大企業——
索尼
畢業以後
他滿懷期待的去索尼應聘
結果才到第一輪
就被殘酷地淘汰了...
他的夢想就這樣破滅了...
這麼不順心的人生
堪稱上帝的棄兒啊...
無奈之下
他去了一家製造科學儀器的小公司
和我們很多人一樣
做著自己並不喜歡的事情…
逆風的方向
更容易飛翔
可是他卻沒飛起來...
由於不敢說話
加上其貌不揚和沒錢
他到30多歲都沒談過戀愛…
但是,你猜怎麼著
在他28歲的時候
發生了一連串的巧合
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
公司在一次為了製造儀器
而進行的化學實驗中
派田中作為實驗人員
來測定生物大分子的品質
田中得知消息後差點暈過去
他的化學只有中學水準
如果把這次實驗搞砸了
可能會被掃地出門
但只能硬著頭皮上了
當時學術界有一個常識
用鐳射電離的方法測量分子量
最多只能測定分子量在1000左右的化合物
但是田中是個門外漢
他完全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常識
依然用鐳射轟擊著大分子
在試驗中由於過於緊張
不小心把甘油滴進了鈷試劑中…
就在這時,他的屌絲氣質
讓他作出了一個決定:
他覺得這試劑還挺貴的
扔了怪可惜
再拿它做一做實驗吧
於是他把試劑放進試驗裝置…
萬萬沒想到
奇跡發生了——
他分離出了分子量超過10000的化合物!
這一方法被後人稱為
「軟鐳射脫著法」
對該領域產生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他根據這個寫了一篇學術論文
發表了出去
也是他許多年內唯一的一篇學術論文...
但當時他的公司
認為這個發現並不能提高公司利益
不能給對公司產生價值
因此只給了他一點安慰獎金…
2002年,田中已經43歲了
由於不敢參加公司的升職面試
不惑之年的他
依然在公司最底層辛苦地工作著
拿著很少的錢
過著清貧的生活
這年的一天,已經是晚上了
正在苦逼加班的他
接到一個電話
電話那頭的人
激動地用英語說著話
但是田中的英語實在太渣
完全聽不懂
只能模模糊糊地聽到
“諾貝爾獎”和“祝賀”
田中一臉迷茫地說了聲謝謝
就掛了電話
他當時以為是有人在惡作劇
半個小時後
全公司所有的電話全都響了起來
窗外有大批的人
拿著攝像機和話筒
把公司的門都堵死了
全世界的媒體都打來了電話
全日本的電視臺都在門外
等待採訪他
然後全日本的觀眾
就看到一個衣著樸素的人
緊張地對著鏡頭笑著
此時,田中的身份
是一家小公司的底層員工
全日本的科學家和大學教授
也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日本的學者資料庫裡面
也沒有這個人的資訊
最初還是通過上網搜索他的名字
才找到他的聯繫方式...
默默無聞到這種程度
也是沒誰了...
而他與生俱來的屌絲氣息
並未因為得獎而消退...
得知田中獲獎後
他的母校日本東北大學
決定無條件授予他化學博士學位
站在講臺上,他說:
擁有了博士學位
飛機機票可以免費升級到商務艙
我從來都沒坐過商務艙
以後真想體驗一下啊
我來拿這個博士的原因
就是想為家裡省一點錢
他就這麼笑著
在場的學者們全都石化了...
田中獲得諾獎以後的幾年裡
他所在的科學儀器製造公司的股價
上漲了150%
這家小公司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公司最大的領導
邀請田中進入公司董事會
並把職位升到最高級別
享受最高級待遇
田中就這樣
因為一次偶然的狗屎運
接受著各種機構送來的大禮
各界人士對他的頂禮膜拜
還有數不完的妹子的搭訕...
即使是日本人也感到驚訝
日本媒體把他的故事稱為
「小職員的奇跡」
講完這個故事
我發現自己的前半生
其實和他也差不多...
所以說
我也快得諾貝爾獎了!
稻穗小編 張貼文章
9月 2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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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信建投房地產小組
內生性人口紅利的趨緩
回顧我國快速發展的30年,本質是人口紅利加速釋放的30年,這期間我國總人口淨增加了3.24億,其中15歲至64 歲的人口數量保持了12年的連續增長,人口紅利的快速釋放也加速了城鄉的聚集,2014年人口密度也比1980年增長 了38%,城鎮化率從80年代初不到20%的水準晉升至50%以上,帶動了人口佈局的重構,也推動了城市群發展以及房 地產行業的需求釋放。
但進入“十二五”末,人口紅利的可持續性已經成為各個學界關注的問題。一方面,人口總量增速開始下行,人口自然增長率 已經下降至5%以下,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另一方面,勞動力人口占比也出現拐頭,撫養比正逐步抬升。我們此前在年度策 略中做過測算,主流城市的購房年齡段主要集中於25-34歲和35-44歲,這部分人群從2015年開始,占比下滑斜 率將逐步加大,雖然我們認為在2025年以前,25-44歲人口的總量依然可以穩定在4億左右,但從大趨勢來看,人口 紅利的下降已經成為不可回避的話題。
9%對33%,城市之間的人口爭奪戰
事實上,即使在人口紅利持續釋放的21世紀,城市之間的人口爭奪戰就已經開始。根據北京BCL的街道精度的資料研究, 全國39007個鄉鎮街道的平均密度為873人/平方公里,到2010年則上升到977人/平方公里,人口增長的趨勢 延續,但是這10年間依然有33%的街道人口密度出現了下降,而出現大幅增長的街道僅有9%。
這說明即使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一直都伴隨著充滿集聚效應和極端分化的過程,這當中城市邊界的增長並不是普惠,而是零和博 弈,這個現象將會在未來人口紅利趨緩的過程中日趨明顯,如何在接下來的10年中選對城市,掌握剩餘人口紅利,將是房企 面臨的主要問題,因此研究這其中人口遷移的方向和原因是我們這篇報告的價值。
中國人口遷移回溯
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內,由於實行計劃經濟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許農村居民遷入城市,我國的人口遷移和流 動數量較少。從80年代開始,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超大規模剩餘勞動力成為全國城鎮化的主體力量,人口紅利得以釋放,因 此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梳理我國人口遷徙趨勢的變化。
上世紀80年代人口遷移:鄉鎮企業發展推動補償性高峰
在經歷了60-70年代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改革後,上世紀80年代進入恢復性城鎮化階段,知識青年和下放幹部返城帶來了 城鄉遷移的浪潮,尤其在1984年後,國家逐步放寬對人口遷移的制度限制後,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在小城鎮落戶,鄉鎮企業 迅速發展,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創造了條件。據統計,1979年至1981年我國人口省際淨遷入量為626萬 人,淨遷出為107萬人,遷移活躍度較70年代明顯提升。
當時的人口遷移表現具備以下特點:1、人口遷移還主要集中在省內。1985-1990年全國平均省內遷移率在20-3 0%左右,其中廣東省省內遷移率達到40%以上;2、地區之間的遷移活躍度分化明顯。總遷移率最高的北京達到74.2 %,而最低的河南只有12.4%。
流遷人口的活躍也推動各個地區人口區域的變化,直轄市、沿海城市以及部分非農城市開始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百萬民工 下廣東”的民工潮開始顯現,折射出改革開放進程對我國人口再分佈的直接影響,而中西部省份以及東北省份向東部沿海城市 遷移的趨勢也在當時開始形成。
從區域來看,北京、上海、天津、廣東等東部省市的人口吸引力開始初步彰顯,而人口遷出最大的省市包括四川、浙江、黑龍 江等中東部區域,“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成為當時小城鎮發展模式的典型。
上世紀90年代人口遷移:東部城市群開始形成
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後,90年代伴隨市場經濟建設的神話,人口遷移流動進入快速提升週期。相比8 0年代,人口遷移流動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1、遷移總量和結構的變化。期間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遷移量都增長了近4倍,並且非正式遷移(在人口普查中根據戶口登記狀況離析出來的“人戶分離”的人群)對總遷移的貢獻度逐步加大,到2000年,非正式遷移的占比高達70%,遠遠超過80年代;
2、人口遷移原因變化。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力度增強以及電子和汽車產業興起,地區經濟發展水準的差異成為人口流遷的核 心動力,人口遷移原因也從原來的工作調動、隨遷家屬等轉變為“務工經商”,該部分人群占比至30%。
90年代人口向東部沿海城市地區的集中化趨勢進一步強化,東部地區遷入人口比重持續增加,而中西部區域人口則保持淨遷 出,其中中部地區的人口遷出比例持續擴大,總體流向呈現以中西部人口大省為出發點,以經濟發達的特大中心城市和東部發 達省份為目的地。
遷入地分析:全國各地遷出人口中有34.81%的遷入了廣東省,其他遷入人口較多的地區依次為浙江8.75%、上海6 .60%、江蘇6.34%、北京5.65%,廣東省、上海、北京等傳統主流區域延續了80年代以來的人口吸納能力,而 同時浙江和江蘇異軍突起,其背後也反映了上世紀90年代長三角地區產業集聚效應開始初步顯現。
遷出地分析:按照全國總遷入人口中每100人中來自某地區的頻數,來自四川省的為最多12.76人,依次分別為湖南9 .93人,安徽為9.14人,江西為8.25人,河南為7.24人,中西部區域人口成為全國主要輸出點。整體而言,上 海、北京、廣東成為淨遷出地的地區個數最少,而且總淨遷入率最高的三個主要吸納地中心。天津、浙江、福建、新疆為中等 淨遷入率類型。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黑龍江、河南、貴州為高淨遷出率地區;陝西、甘肅、青海、 河北、內蒙古、吉林為低淨遷出率省份,除河北省外,其餘都是屬於中西部地區。
90年代的人口遷移可總結為“三大加一小”的中心,三大流動中心分別是廣東省(珠三角)、上海(滬蘇浙閩)、北京,一 小是指新疆自治區。比較三大中心的淨遷入流向,北京來自全國各地各個方向,除河北外,其他較分散,包括山東、江蘇,來 自中部的河南、安徽、湖北、黑龍江等,而上海主要吸納長三角周邊的江蘇、浙江和安徽等區域人口,廣東吸引的大部分遷移 流動人口距離最遠,主要來自經濟較為欠發達的中西部的省份,主要包括湖南、廣西、四川等。新疆由於地理位置獨特以及中 央政府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開始吸引較多內地人口遷往,但主要來源地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地理位置較近的河南等省份。
21世紀以來人口遷移:馬太效應下中部地區趨於“邊緣化”
人口遷移規模擴大、速度加快
進入21世紀,我國流動人口開始呈現迸發增長的態勢,2010年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數達到2.61億,其中流 動人口數達到2.21億,相對於改革開放初期增長了34倍,其中2010年廣東省流遷人口達到3681萬,甚至超過了 1990年全國流遷人口的總數,證明近30年來全國人口流遷規模和速度都是持續強化的。
區域間分化持續擴大,中部地區邊緣化
從省際遷移結構來看,2000年至2010年,強勢區域依舊維持強勢,我國東部地區人口遷入量上佔有絕對優勢,遷入人 口占全國遷移總人口的比重達到了82.4%,而西部中部分別僅占12.1%和6.5%。細化來看:
1、東部超大省市繼續傲視其他區域。北京、上海、天津三大超大城市的淨遷移人口比重從2000年的17.5%、18. 2%和6.6%增長到了2010年的34.5%、37.9%和21.0%,馬太效應明顯。六普期間人口淨流入規模最大 的五大省市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全部來自於東部地區。
2、中部區域首次成為全部淨遷出地區。在山西從五普的淨遷入變成淨遷出後,中部地區全部變成淨遷出地區,尤其安徽、江 西、四川、貴州等中部成片地區的淨遷出人口占到全國的53.6%,其中安徽淨遷出人口比重占到15.0%,為全國最主 要人口遷出中心。
3、西部地區仍存在一定程度凝聚力。在東部地區強大集聚效應下,西部有大量人口遷出,但寧夏、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區 依然保持淨遷入,說明西部內部依然具備較強凝聚力。
分區域遷移趨勢來看,東部地區主要表現出的是區域內部的遷入和遷出,其中內部遷移比例達到75.7%,中部地區作為主 要人口遷出地,其遷出人口占到了全國省際遷移總人口的32.1%,而遷出的人口中87.0%遷入了東部,為東部人口的 主要貢獻者。西部地區與中部地區類似,但其內部遷移的人口接近遷往中部地區的3倍,更多體現出區域內部遷移的趨勢。
遷移中心發生微妙改變
21世紀後,全國人口遷移中心發生改變,上海、北京、浙江、廣東、天津、福建和江蘇成為新一輪人口遷移中心,其中上海 、浙江、天津、福建和江蘇人口吸引作用繼續提升,而北京、浙江和廣東吸引力略有下降,新疆則失去了遷移中心的地位。
從遷移中心人口來源來看,隨著交通工具升級以及產業重心的轉移,各個地區的人口構成也開始體現出變化:上海:“六普” 上海的主要吸納地區從江西和浙江變成了湖北和河南,主要在於江西人口更加偏向流入福建和浙江;北京:北京“六普”期間 黑龍江取代四川成為主要被吸引地區,天津則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環渤海成為北京天津區域主要人口來源:浙江:浙江吸引人 口中,河南人口大幅增加,取代了五普期間的湖北;廣東:廣東省人口來源中河南取代了江西;福建:福建區域吸引的人口中 除了固有的重慶和四川,貴州人口占比也大幅提升。
人口遷徙是主導房地產市場的唯一要素
人口遷徙的集聚效應也直接導致了房地產市場結構的分化,據我們統計2014年,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實現的房 地產銷售金額分別為59%、23%和18%,銷售面積分別為48%、30%和22%,東部地區在房地產市場上的集中度 也和人口遷徙趨勢相匹配。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回顧過去近20年,東部地區無論是在房地產開發投資還是成交量的集中度都是持續下降的,這點看上去 似乎和我們所看到的人口向東部一往無前的集中趨勢有所不符,但解釋起來非常容易。
過去十年東部地區房地產開發較為領先,市場成熟度以及土地開發成本皆較高,而隨著商品房市場的發展,開發商逐步將市場 拓展至成熟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尤其在2009年左右開發商普遍將重心轉移至中部地區的三四線城市,這也是我們看到2 010年左右中部地區投資占比明顯提升的主因,但由於這些城市大部分為人口淨流出城市,在首批剛性需求被滿足後,市場 後續乏力的效應開始逐步顯現,這也證明,追求人口淨流入的城市是尋求房地產市場持續發展的唯一路徑。我們認為在未來, 中西部地區的成交以及投資份額將很難擴大,我們已經觀察到2015年至今,東部地區開發投資的份額已經重新開始回升。
人口遷徙規律梳理
最早對人口遷移進行研究的學者是英國的雷文斯坦(E.Ravenstien)。他於1880年發表的一篇題為“人口遷移之規律”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了七條規律,主要是:1、人口的遷移 主要是短距離的,方向是朝工商業發達的城市的;2、流動的人口首先遷居到城鎮的周圍地帶,然後又遷居到城鎮裡面;3、 全國各地的流動都是相似的,即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4、每一次大的人口遷移也帶來了作為補償的反向流動;5、長距離的 流動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動;6、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相比,流動率要低得多;7、女性流動率要高於男性。在此基礎上, 美國學者E.S.Lee提出了系統的人口遷移理論——“推拉理論”。他首次劃分了影響遷移的因素,並把它分為“推力” 和“拉力”兩個方面,前者是消極因素,促使移民離開原居住地;後者是積極因素,吸引懷著改善生活願望的移民遷入新的居 住地。
從我國情況來看,影響人口遷移的原因較為複雜,其中涉及區域環境、經濟因素、社會文化等多元角度,國內也多有文獻對此 作出解釋。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整理,我們認為國內人口遷徙與“推拉理論”中的部分規律相當符合,可以將人口遷移的“拉 力”簡要歸結為三點,即經濟因素、距離因素以及資源吸引力,其中經濟因素是最關鍵的核心,而房價,可能從來都不是一個 影響的主要因素。
1. 經濟因素:對生活改善的憧憬
從經濟角度,遷移人口的遷移決策主要受兩方面影響,一方面在於遷移目的地的經濟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則受到遷移人口所處 地區與目的地之間的經濟差距大小影響,追求更高的工資水準和就業機會是主導因素。根據調查,我國因務工經商而遷移的人 口比重從80年代的7.9%上升至2010年的45.1%,成為全國遷移的最核心原因,而其他如婚姻嫁娶、學習培訓、 投靠親友等非經濟因素占比皆出現明顯下降。
我們比較了各個地區工資收入水準和淨遷入人口的關係,結果顯示兩者呈現非常明顯的正相關,證明具備較高的經濟發展水準 的地區對遷移人口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平均工資相對較高,也帶來更多的人口 導入,其中來源地和遷入地之間的工資差距是助推人口流動的核心因素。
值得關注的是廣東省作為21世紀以來人口導入規模最大的省份,平均工資卻明顯低於北京、上海以及深圳等區域,僅相對高 於河南、湖南等人口遷出地,這實質上反映了廣東省的人口導入結構中綜合素質相對低於其他主流城市,同時也印證了廣東省 中大部分城市並不是人口遷移的最終站,而是人口反遷的中轉站。
2. 距離因素:遷移成本的控制
Cindy Fan曾經通過模型證明人口遷徙地區差異效果隨著地域空間距離的長短差異而發生變動,說明人口遷移和空間距離存在聯繫。 根據美國的普查局統計,在其遷移人口中,61%會留在原縣區(美國州以下最大的行政區),在一個州不同縣區間遷移的占 19%,而在不同州之間遷移的僅占16%。我國鐵路是遷移人口最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遷移人口在跨省際遷移時會以省會 城市為遷移核心城市,然後再向相鄰經濟圈擴散,因此我們整理了我國各省省會之間的站間里程來分析遷移人口及所吸引地區 之間的距離。
分區域而言,以北京、天津為代表的環渤海經濟圈的人口遷移主要以區域內部遷移為主,吸引的是各省之間的人口,如河南、 河北和山東等。上海、浙江等長三角地區吸引人口相對較遠,而珠三角對人口吸引輻射作用最強,除了湖南是毗鄰省份,其餘 四川、重慶等皆是來自於距離較遠的省份。而從遷出省份來看,除了安徽省遷入省份主要為江蘇、上海等毗鄰省份,其他河南 、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均選擇空間距離較遠的省份。
但除了這些主要遷入地區和遷出地區,大部分省份的遷移距離都是空間距離較近,與吸引中心毗鄰的省份,這點也得到支付寶 大資料的印證,資料顯示,2014年春運期間,十大最熱線路分別為:廣東—湖南、廣東—湖北、北京—河北、廣東—廣西 、上海—江蘇、廣東—四川、廣東—江西、廣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安徽,除了廣東省,其他區域皆是毗鄰省份之間 的遷移,外出生活的用戶中以離家200—800公里最為集中。
3. 資源因素:向教育資源集中
區域資源因素包含多種要素,包括城市基礎設施配套、醫療設施、教育設施等,其中尤其教育資源決定了一個區域高素質勞動 力以及購買力的潛在供給。我們整理了21世紀以來遷移人口文化素質的差異和變化,發現近年來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在遷 移選擇上也是出現了分化:
a.受過初等教育的人口省際遷移活躍度更高。全國省際遷移人口中,初等教育以下的人口比重有所提高,而受過中高等教育 遷移人口的比重明顯下降,顯示遷移人群主要以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業人口為主。
b.高等教育人口更偏向於省內遷移。六普中具有高等學歷人口省內遷移比重上升了6.4個百分點,而省際遷移比重下降了 3.6個百分點。在省際遷移人口中,只有天津和陝西受過高等教育人口的占比提升,全國其他省份人口都出現下降趨勢。
c.區域上看,東部地區受過高等教育的遷移人口以省內遷移為主。北京、上海、天津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上升幅度最 大,而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人口更偏向於省際遷移,江西、陝西、湖北等省份比重相對更高。
4. 房價因素:從來都不是主因
如我們此前整理,追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資改善生活是我國人口遷移最重要的原因,而相對能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的區域 往往意味著更高的房價和房租,因此對於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而言,在考慮區域拉力的時候,房價等要素並不是其考慮的首要 因素。我們統計了美國在21世紀初人口遷徙的主要原因,其中主要包括工作遷移、婚姻變化、住房原因、氣候條件等,其中 住房原因、家庭變化、工作變化是美國人遷徙的核心要素,而其中住房原因中,美國人主要因為買新房和改善住房等,為了更 便宜的住房占比僅僅10%,這也印證了我們此前的總結。
人口遷徙模式分類
根據以上資訊我們對我國人口遷移的模式進行了分類,主要分為四大類:
第一類:超大城市集聚模式
我國東部沿海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是這類模式的主要代表(深圳包含於廣東省),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在於,已經實 現高度的城市化進程,就業非農化任務基本完成,城鎮化速度逐步放緩,而人口處於高強度導入狀態,但其中短期遷移人口比 重較小,遷移流動人口具備較強的長期居留意願。即使從制度因素來看,這些區域往往執行較嚴苛的“條件戶籍”,但並不能 阻止跨省戶籍的遷入,背後反映的是全國大量高素質人力資本的不斷注入。
第二類:外來農業人口導入模式
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等省份是這種模式的代表。這些地區具備相對較高的城鎮化水準(低於第一種模式),處於快速增長 城鎮化階段,人口處於淨遷入狀態,但人口沉澱性不強,農業戶口人口的遷移比重較高,意味著這些地區未來常住人口市民化 任務的艱巨。這些地區往往是城市群人口集聚的次中心和農業轉出人口“階梯型遷移”中以城市群核心城市為終極目標的“中 間站”。
第三類:內生城鎮化模式
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非核心地區以及廣西、貴州、青海、寧夏等中西部區域是這種模式的代表,這些地區城鎮化 水準略低於全國平均水準,城鎮化發展速度溫和,相對而言人口遷移活動強度較低(人口遷入遷出基本平衡),尤其跨省遷移 和短期增量遷移比重較低,而長期遷移人口沉澱性較強。這種模式整體處於前兩種模式的第三圈層,為前兩種模式輸送人口, 而自身城鎮化則大幅度依靠自身內生增長和城鄉之間的內部遷移。
第四類:人口逆遷徙模式
我們將東三省、內蒙古、江西、湖南、重慶、四川、安徽等省份劃分為這種模式。這些地區城鎮化水準處於全國中位數,雖然 過去十年人口遷出現象非常明顯,大部分都是中部人口輸出地,尤其是農業戶籍人口,但是自身的經濟發展以及城鎮化特色也 吸引了省內城鄉遷移以及外出人口回流。2000年-2010年地區為戶籍所在地和常住地的外來人口比重均有所下降,印 證這些地區戶籍人口存在比較明顯的返回式遷移。
大數據角度的細化審視
在大資料風起雲湧的今天,我們也根據騰訊、360、百度等掌握的LBS資料來進一步審視當前中國人口遷移的最新格局, 這無論是對於從業者還是房企而言,都可能帶來一些借鑒意義。分析主要按資料來源和針對的人口分為普通人群和高素質人群 。
普通人群
我們普通人群的資料來源百度遷徙,通過對2015年春節前7天數據的整理,我們梳理出最新2015年以來全國人口遷徙 的偏好:
●全國人口遷移的集中度趨於提升,胡煥庸線維持。我們統計了前十大遷出城市和遷入城市的集中度,其中遷出城市人口規模 的集中度只有後者的一半,這點與我們此前提到的33%和9%一致,人口向核心區域集中的態勢依然維持,同時我國193 5年以來的胡煥庸線格局並未發生明顯改變。
●主流人口遷入城市依然全部來自於三大經濟圈。春節前十大人口遷出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深圳、東莞、廣州、杭州、天 津、佛山,全部來自於環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近30年以來人口集聚的馬太效應依然持續。
●最主要人口遷出城市皆為中西部省市的人口富裕城市,但非省會城市。春節前前十大遷入城市分別為重慶、北京、贛州、上 海、阜陽、玉林、周口、上饒,其中除了北京和上海,其餘城市皆為中西部人口輸出大省的城市。重慶、贛州、阜陽等都分別 是四川區域、江西省、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城市,玉林則為廣西最大的僑鄉。
●對於大部分主流遷出城市而言,省會城市或者區域核心城市是第一目的地,其次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除了重慶、北 京、上海等全國性的輻射力,其他主要遷出城市的人口第一目的地都是其省會及核心城市,同時一線城市也都出現在其前十大 流入城市名單。這也印證了人口遷移的一般規律,尤其農村人口首先向城市群的次中心集聚,然後再向核心城市遷移,對於部 分人口淨流出省份的單核城市而言,這種吸納能力往往顯得更強。
高素質人群
我們主要以大學生為高素質人群的遷移標的,資料來自于螞蟻金服,通過對全國2325所高校近5年的畢業生進行分析。根 據大資料分析,在過去五屆大學生中,畢業時更換城市已經成為主流,有59%的畢業生在就業時選擇了離開學校所在城市, 但大部分依然留在省內,省際遷移比重僅為31%。
從規模來看,全國各個區域的大學生吸納量和擁有的高校數量高度一致,東部省市擁有917所高校,吸納了全國近57%的 大學生,中部區域擁有678所高校,吸納了全國27%的大學生,西部區域擁有482所,吸納了剩餘的18%的大學生。 東部核心城市以及區域實際上掌握了全國六成的潛在高素質人口。
從宏觀遷徙方向來看,大學生的流向與總體人口流動方向基本一致,整體依然呈現中西部向東部流動的格局,但其中個別省份 的偏好度則開始發生變化:
●遷移中心大學生吸引力分化。在我們之前梳理的遷移中心區域中,廣東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別以12.61%、4.64 %和1.71%成為淨流入率最高的前三大區域,而北京則成為大學生流動性最大的城市,其流入率和流出率皆為7.6%, 凸顯高素質人口對於北京取捨的糾結。
●部分中西部區域出現大學生淨流入。根據資料,內蒙古、新疆和貴州省成為大學生淨流入的省份,分列排行榜5、6、7位 ,這和我們之前觀察到的淨流出情況不同,說明近幾年中西部人口流失呈現一定程度的止血態勢,高素質人口的導入也為這些 省市的經濟發展帶來契機。
●除了武漢,大學生遷移也大都是省內遷移。資料顯示,大學生從學校到工作地點最熱門的五大線路是廣州、南京、杭州、福 州和武漢,其中除了武漢,所有遷移都集中學校周邊,如廣州—佛山、廣州—深圳、杭州—寧波等,這點也與我們此前論述的 高素質人群偏向省內遷移一致。
●各省市之間大學生沉澱率分化較大。畢業以後大學生是在省內工作還是省際遷移,從某種角度上也說明了省市產業結構、工 資水準等多種因素對大學生的吸引力,根據資料,最具吸引力的省市前十分別為:廣東、浙江、新疆、內蒙古、山東、雲南、 江蘇、江西、河南和福建,而沉澱率最低的十大省市分別為西藏、北京、天津、海南、吉林、湖南、湖北、重慶、上海、黑龍 江。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四大直轄市全部出現在最低的名單中,一方面說明競爭激烈下大學生的取捨,同時另一方面也凸顯出高生 活成本下逃離北上深的歷史命題。而吉林、黑龍江等東北省的上榜也證明過去老工業形態下城市競爭力的喪失,與我們觀察到 的東三省人口流出一致。
●省市間潛在高素質人口供給的差異。我們用各省市大學新增大學生/離開大學生的比重來計算省市之間大學生供給的差異。 供給增速最高的十大省份分別是,廣東、新疆、青海、寧夏、浙江、內蒙古、貴州、上海、西藏、雲南,其中除了廣東、浙江 和上海一如既往的優秀,其他全部為中西部省份,我們認為這其中一方面和基數有關,另一方面也印證了當前西部大開發以及 “一帶一路”政策下相關教育資源的側重。而供給增速最低的十大省市分別為:湖北、湖南、吉林、黑龍江、山西、遼寧、天 津、安徽、重慶、四川,其中除了天津,全部是人口輸出大省,東三省皆上榜,也顯示出這些省市人口外遷後帶來的高素質人 口潛在供應下降。
從高素質人口的競爭格局上,我們認為同時具備增長率和沉澱率的省份將在未來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其中廣東省以511%的 增量以及85%的沉澱率遙遙領先,而中西部省份如內蒙古、新疆、青海、寧夏、貴州等西部省份成為黑馬,未來值得關注, 除此之外,浙江、山西、河北、福建、上海等區域在高素質人口方面具備競爭力,而東三省、湖南湖北、海南等區域在這方面 相對較弱,值得警惕。
房地產區域選擇思考——把握人口遷移的脈絡
區域發展機遇分析
如我們此前所述,過去十年人口紅利帶來的房地產市場機遇可能漸行漸遠,未來房地產區域的選擇需要更加重視區域人口的增 長潛力,而其中人口遷移帶來的紅利將是兵家必爭之地。基於報告中我們掌握的資料,我們對全國所有區域進行了量化排序, 主要影響因數包括:六普期間人口遷移意願(傳統人口吸引力)、人口自然增長率(人口內生潛力)、大學教育競爭力(高素 質人口吸引力)、大學生沉澱率(綜合產業吸引力以及房屋購買力)、大學生增長率(潛在供給),由此來評判區域未來的潛 力,這個潛力也算是從一個較新的角度,來為房企未來選擇提供一個參考:
綜合來看,廣東、浙江、江蘇、福建、上海、北京等傳統東部省市依然具備較強的人口競爭力及未來高素質人口供給,山東、 河北依靠較強的教育資源在大學生沉澱層面佔據先機,同時也受益于京津冀的輻射。而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東北黑龍江、 吉林則相對吸引力較低,不但人口流出嚴重,在大學生吸引力方面也較為薄弱,也從側面證明了區域產業升級已經迫在眉睫。 根據表格我們也按先後順序對房地產企業選擇人口吸引力區域給出了排序:
優先選擇:一線城市仍具備廣闊空間
從人口發展空間角度,我們認為東部一線城市北上廣深等區域依然具備廣闊的空間,這些區域經濟發展迅速,工資水準具備極 強的吸引力,同時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進一步反哺區域經濟的復蘇,可以憑藉歷史形成的優勢,長期享受外來優質人口流 入帶來的人口紅利,具體人口增長空間我們會在下一節詳細闡述。
其次選擇:城市次中心核心城市和國家戰略區域
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廣東等區域處於或者緊鄰三大經濟圈,城鎮化進程相對完善但仍存在空間,周邊省份農村勞動力充 裕,同時豐富的資源對高素質人口具備較強的吸引力,這些省份的省會城市南京、杭州、廣州、福州,以及核心城市如蘇州、 東莞、佛山、廈門等城市都具備較強的可持續發展空間。同時我們建議關注具備國家戰略支援的區域,如京津冀、長江經濟帶 、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帶來的部分省市人口遷移方向的變化。
再者選擇:人口返遷的省會城市和區域單核城市
我們主要建議關注重慶、四川、安徽、江西、河南、貴州和湖北等區域的單核城市,這些省份全都是人口匯出型區域,但作為 人口遷出的第一站,這些省份的省會城市往往並沒有受到人口遷出的困擾,同時務工人員的返回式遷移是這些區域得以發展的 動力,結合本地農村人口的城鎮化,這些區域往往能享受雙重人口紅利,從而成為地方性的增長高地,如重慶、成都、合肥、 南昌、鄭州、武漢、貴陽等。
警惕選擇:所有人口淨流出省份的非核心城市
根據BCL的統計,全國過去人口流出最嚴重的區域有兩個:1、西部的川渝黔連綿區,除了成都、重慶、貴陽等少數中心城 市外的區域;2、東部的浙西南-閩西連綿區,該區域以山區為主,人口密度不高,經濟相對不夠發達,人口容易流向附近的 珠三角和長三角。
對於大部分人口流出的省份而言,人口外遷的趨勢不可逆轉,其中具備人口提升空間的城市可能少之又少。以河南為例,外出 人口在18個省轄市並不是均勻分佈而是有明顯的地域特徵,全省只有省會鄭州市是淨流入地區,外省流入河南的人口中41 %的流入到鄭州市,省內跨市流動人口中的60%流入到鄭州市,成為承接流入人口最多的地區。河南並不會是個例,如湖北 、東三省、貴州、安徽等省市單核城市成長的背後是非重點地級市、縣級市的無限衰落,這可能是很多開發商需要警惕的。
重點一二線城市人口接近飽和了嗎?
關於重點一二線城市人口飽和度的問題一直是市場關注的重點,學界也有多方面討論,在這裡我們不打算再用傳統的國際人口 密度來橫向比較,而是用一個美妙的公式來回答這個問題——Zipf法則。
在區域經濟學中,Zipf法則描述的是在一個國家,其人口數量排名第二的城市,是排名第一的城市人口的二分之一;排名第三的城市,是排名第一城 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用數學公式表示如下:
可以理解為一個城市的人口排名和該城市的人口總數的排名應該等於一個固定值,各個城市人口排名的對數就應當與人口規模 的對數成嚴格的負相關關係。
多個文獻顯示,美國以及十九世紀的中國和日本高度符合Zipf法則。根據Kenneth T. Rosen測算,1970年代的44個國家做了類似的檢驗,結果顯示Zipf法則全部成立——用城市人口對數來擬合城市排名對數,絕大部分國家的擬合優度都大於0.98。
根據公式,我們用2013年中國人口的資料對Zipf法則進行了實驗,計算每一個地級市市轄區的城鎮人口數量,結果顯示效果非常顯著,擬合優度達到0.95。但是從圖表上 看,在人口數量少於500萬以下的城市中,Zipf法則基本成立,而在人口多於500萬的大型城市而言,人口要比公式擬合的要少,而且人口越多的城市偏離預測線越遠。
之所以中國越大的城市越偏離Zipf法則的預測,核心在於中國大型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受到了人為的限制,主要包括:戶籍制度、大城市土地供應控制,以及一直 以來我國對於500萬以上人口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限制,這些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特大城市人口發展速度比正常要慢。
假設不存在框架性的限制,我國這些特大城市人口需要增長多少才能回歸Zipf法則的預測線呢?我們也做了測算,結果顯示,重慶、上海、北京、天津、成都、廣州、深圳的人口分別需要再增長1620 萬、712萬、383萬、658萬、453萬、409萬和388萬才能符合Zipf法則,當然這個資料並不具備實質意義,但至少說明了當前重點一二線城市人口依然存在相當規模的提升空間,人口遷移的趨 勢仍將繼續,因此對於開發商而言,不應再為重點一二線城市的人口飽和度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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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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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4 蠻族勇士 天涯牛人智庫)
稻穗小編注:深圳公共設施與社會福利方面的投入少,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深圳居民前來香港上學、求醫、打針的原因。「他們 明明面對的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城市,卻依然對這個 城市感恩戴德,覺得是全中國最偉大,最開放的城市。他們為了這個城市拋灑青春和熱血,付出智慧和汗水,卻從來沒收獲到 過足以與他們的付出相匹配的公共服務。」
所謂養蠱,就是將各類毒蟲放在一起,讓它們相互殘殺。最後能活下來的,就是蠱。
------------題記
一、 神奇的零負債
我們先從這樣一組數據開始挖掘深圳:截止2015年末,深圳的地方政府債務只有159億,這已經包含了所有的直接債務 和間接債務。相對於深圳每年 2500億的地方財政收入,這點地方債務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這個債務水準真是低得令人難以置信。我們來對比一下,2015年末廣州的地方債數據,僅直接債務就有2141億,至於 間接債務,則在800億至1千億之間。上海2015年的最終地方債數據還沒有公佈,但2014年末的直接債務已經達到 了5812 億,2015年又新發了642億的地方政府債券,想來就算這一年還了些本金,直接債務總額也應該超過了6000億。至 於北京就更可怕了,2014年末的地 方直接債務數據為6517億,2015年北京又發行了734億的地方債券,還了315億的舊債,合起來的債務總額應該 接近7000億了。
這麼一對比,北上廣深這四個一線城市,深圳的財政情況無疑健康得都算是過分了,讓其他三個城市相形見絀,簡直連頭都抬 不起來。然而,我們必須要深入挖掘的是:這種債務水準 上的高度差異,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深圳,到底有何德何能,令其可以輕裝上陣,在我們這個高債務杠杆時代,還能保持 幾乎是零負債的高傲姿態。在這個問題背後,或許,隱藏著一些極其深刻的經濟規律。
上面這組債務數據之後,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兩組數據。第二組是人口數據。2014年末,深圳的常住人口為1078萬,其 中戶籍人口僅332萬人,戶籍人 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僅為31%。對比一下廣州,2014年末廣州常住人口1308萬人,而戶籍人口高達842萬人,戶 籍人口占比達到了64%。另外兩個一線城市,上海的2014年末的常住人口2425萬,戶籍人口1429萬,戶籍人口 占比59%。北京在2014年末的常住人口2152萬,戶籍人口1333 萬,戶籍人口占比62%。
這麼一對比,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廣深的常住人口規模差距不大,1千來萬人;而京滬的常住人口則達到了兩千萬人的規模 ,是廣深的 兩倍。在戶籍人口占比問題上,廣州上海和北京的戶籍人口比例都在60%左右,而深圳僅為31%,只相當於這三個一線城 市的一半!獲取深圳戶口的艱難程度, 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組數據,是GDP數據。2015年深圳的GDP為1.75萬億,廣州為1.81萬億,上海為2.5萬億,北京為2.3萬億。以經濟規模論,廣深是處於同一個水平線上 ,而京滬的經濟規模則超出廣深約30%的幅度。
上面這三組數據,大致就勾勒出了我大中國的四個一線城市的經濟狀況。廣深之間的差異比較小,常住人口和GDP規模均非常接近,而京滬則聯手將廣深拋在了後面。考慮到廣深之間的經濟規模和常住人口規模比較接近,我們在下面的文章 中,將主要將廣州作為深圳的參照系。
二、養蠱
在2013年前,深圳和廣州政府的整體收入水準依然相差不大。以2013年當年度為例,來源於深圳的一般預算內總收入 (主 要是稅收)4818億,除去上繳中央的部分,留在了深圳的收入為1731億,再加上當年度深圳的政府基金性收入(主要 是土地出讓金)498億,合計 2229億。2013年來源於廣州的一般預算內總收入4430億,除去上繳中央和省的部分,留在了廣州的收入為114 2億,再加上當年度廣州的政府基金性收入946億,合計為2088億。
注意,雖然廣州的一般預算收入要同時上繳給中央和省裏,所以留成比例只有26%,而深圳的收入只需要上繳中央,對廣東 省用負上繳義務,所以留成比例達到了36%,但是廣州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就是賣地收入)較深圳高,這使得兩者的收入 水準長年維持著大致均衡的局面。當然 了,2014年後深圳推行舊村改造得力,賣地收入飆升,以致深圳的整體收入大幅度超過廣州,不過這也就是這兩年的事, 不影響我們對於兩地債務餘額差異起因 的判斷。
城市政府高負債的根源,其實在於借債搞基礎設施建設。基建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交通運輸;水利、環境及公共設施;教 育設 施;衛生及社會福利設施。前兩者旨在改善城市的基本面貌,而後兩者則在為市民提供基礎服務。生活在城市中的每個人,都 能切身感受這四類基礎設施投資的成果。交通投資高,那大家出行就方便了。水利環境類投資高,公園綠化漂漂亮亮的,大家 週末就有了地方和異性網友約會。教育設施投資高了,作為約會成果的寶寶 就有了地方讀書,不至於成為留守兒童。衛生類福利設施的投資高了,大家就能把家鄉的老父母接過來養老。
如附表所示,我們列出了2004年至2013年,廣州和深圳在這四個方面的全部固定資產投資額。這麼一對比,我們可以 清晰的看到,廣州政府的基建投資 額,比深圳多出了足足2857億,這也約等於廣州政府的負債總額。要知道地方政府借了債,也並不都是貪腐或挪用掉了, 絕大部分總是會投入到各種基礎設施建設之中,修繕道路,美化環境,改善教育,提升醫療。廣州10年來在交通運輸上投了 3653億,大幅超過深圳的2664億,所以廣州在運行的地鐵線有10 條,而深圳只有5條;廣州投入了2737億的水利環境類設施投資,深圳只有1498億,所以廣州的公園綠地面積有2. 11萬公頃,深圳只有1.77萬公 頃;廣州在教育設施上投了701億,深圳只投了微不足道的202億,所以廣州有941所小學,深圳只有可憐的335所 ;廣州在衛生類福利設施上投了273 億,遠遠超過深圳的145億,所以廣州有224家醫院,深圳只有區區122家,至於上海有338家醫院的事,咱們就不 說了。這麼一比較,廣州市民的生活幸福指數,遠遠超過深圳。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這些數據背後的奇特現實:即便是深圳的市民再怎麼出行不便,再怎麼沒書讀,再沒醫院看病,再沒地方養 老,深圳的人口增速和經濟增速,都依然能與廣州保持同步發展。這真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深圳政府不把自己的市民當人看 ,從不願意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基礎設施配套服務,甚至連戶籍都不願意提供,但是,全國人民卻依然像打了雞血似的湧入深圳 。他們覺得這個擁擠而又貧瘠的城市充滿了機會,能讓他們實現夢想。他們明明面對的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城市,卻依然對這個 城市感恩戴德,覺得是全中國最偉大,最開放的城市。他們為了這個城市拋灑青春和熱血,付出智慧和汗水,卻從來沒收獲到 過足以與他們的付出相匹配的公共服務。
這種情形,就如同養蠱。深圳是中國所有城市中,獨一無二的養蠱之城。它編造了一個夢想的神話,將全國的年青人哄到了這 座南邊的蠱罐之中,讓他們激烈的拼殺。每年都會有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懷著各種夢想湧入這座城市,然後又遍體鱗傷的離開 。能夠在這種慘烈的競爭中殘存下來的,當然就是精英。這類精英神話當然 又會激勵新一批的蠱蟲到來。
我無法從道德角度評價這座養蠱之城。如果前面的數據不能讓大家理解深圳的生存環境有多麼惡劣的話,我可以 再提供一組數據作為對比:珠三角的二線城市佛山,2015年的常住人口只有743萬,顯著低於深圳的1078萬。但是 佛山有407所小學,顯著高於深圳的 335所。在醫院數量上,佛山102家醫院,雖少於深圳的122家,但是佛山的醫院規模比深圳的大得多,佛山醫院總共 有3.44萬張病床,比深圳的 2.88萬張病床多得多,至於廣州,醫院病床數高達6.9萬張呢。
這就是深圳,一座不折不扣的養蠱之城。它享受著市民血與肉的供奉, 卻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市民提供過相應的服務。它的管理者更換得很快,能任滿兩屆任期的長官屈指可數。但是這種養蠱的管理 理念卻一脈相承。或許,在這個城市的 歷任管理者的心目中,溫情與人性,都是一種弱點,是需要抹殺掉的吧。慘烈的、毫無人性的底層競爭,就是深圳的城市基調 。而這種基調,是我們進一步挖掘深圳 經濟數據的前提。
三、 蕭條下的錢潮
2015年深圳的年度統計公報至今未能公佈,是四個一線城市至今尚未能公佈年報的唯一一個城市。我們現在只能在深圳統 計局網站上查詢到2015年度的簡報。表面看來,各項數據均非常華麗。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經濟下行是2015年中國經濟的主基調。在製造業全面萎縮的背景之下,任何華麗的數據背後,都可能 隱藏著陰暗蕭條的現實。深圳2015年的各項簡報數據中,有一項吸引了我的注意。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數據, 或許,足以揭開這個國家在經濟層面一些長期掩藏的事實。2015年末深圳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為5.78萬 億,雖然深圳市統計局宣稱增長幅度只 有15.6%,然後,作為一名高度敏感的數據狂,我毫不猶疑的就點開了深圳2014年的統計公報,從中查到了2014 年末的深圳的存款餘額數據:3.74 萬億。這麼一算,2015年,深圳的存款餘額暴增了足足2萬億,增幅高達54.5%!這個數值真是匪夷所思,實在是難 以置信。足足兩萬億的資金潮,在一年 內湧入深圳,這足以改變一個城市的生態,讓整個城市的資本市場陷入瘋狂。
在此我提供一組參照數據以便各位加深理解。2015年末廣州的各項存款餘額為4.28萬億,較2014年末的3.55 萬億,增加了7千來億而已,增幅固然高達21%,算是歷年來增幅最高的一次,但是比起深圳來,也 是遠遠不如。單看2014年的話,深圳3.74萬億對比廣州的3.55萬億,兩者大致相等,還處於同一個水平線上。到 2015年,深圳的資金規模,直接就 把廣州遠遠的拋在了後面,5.78萬億對4.28萬億,超出了足足35%。
此外,我們必須注意到另一個匪夷所思的現象:這2萬億的存款餘額的增加,是純粹 的淨增量,並非是銀行加大放貸力度類的資金杠杆行為引發的資金虛增。2015年深圳的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餘額為3 .24萬億,較2014年的2.79 萬億,只增加了4500億罷了。伴隨著存款量的暴增,深圳的銀行根本沒來得及放貸出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海一般的資金 躺在賬上睡覺。
當然了,對於這筆兩萬億鉅款的來源,國內的經濟學界雖然三緘其口,但其實大家都知道,無非是從地下錢莊逃出國去的遊資 ,留在國內的屍體罷了。地下錢莊的交易模式,是在國內接收 客戶的人民幣,同時在境外付給對方美元。從地下錢莊逃出去的遊資越多,深圳的銀行系統接收到的人民幣存款就越多。如此 而已。當然了,2015年,中國另外 一個金融城市,上海,同樣遭遇到了這種巨額出逃資金的衝擊,以致其存款餘額同樣出現了暴漲。不過這兩個城市的洗錢路徑 ,還真不太一樣。深圳的地下錢莊走賬 大量使用的是個人帳戶,而上海看起來則高大上得多,主要通過公司帳戶走。以後有機會分析上海的話,我們再來進行詳細的 闡述這其中的差異吧。
然而,在這兩萬億的錢潮湧入深圳的同時,深圳的實體經濟也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興旺表現。雖然統計局號稱2015年的G DP增幅達到了8.9%,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作為製造業高度依賴出口的港口城市,深圳2015年的出口規模萎縮了 6%,這還不是第一年萎縮了,2014年的出口規模就萎縮了7%。 對比廣州,2015年廣州的出口還有13%的增長呢。
至於消費方面,深圳更是一塌糊塗。2015年深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幅僅2%,恨不得得還沒跑贏 通脹率。2萬億的錢潮湧入的結果,也就是推高了房地產這類資產價格,令深圳居民為了每個月的按揭貸款疲於奔命,再也沒 錢拿去消費。比較有趣的是各類消費的 增減幅度,家用電器下降2%,通訊器材下降2.9%,所以華強北的生意不好做了。而降幅最大的一種,居然是體育娛樂類 消費,降幅高達51%。可見處於房價 焦慮之中的深圳人再也娛樂不起來,也不願意做健身了。
數據需要對比才說明問題,在全國範圍內,2015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也有10.6%,雖然這 增幅是歷年最低值,讓經濟學界相當不滿意,認為中國的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太小,但總比深圳的那若有若無的一點增幅要 大得多。這時候我們當然也還要拿廣州 出來做對比:2015年廣州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也還有11%呢。
整體來說,2015年深圳經濟的主要特點,可以用“蕭條下的錢潮”來概括。實體經濟 那是一片蕭條,工業領域的數據難看得要命,工業企業的主營收入增幅竟然只有1.3%,你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評價這事。也 就是第三產業中的金融和地產行業的數 據稍微好看點。金融這事就不多說了,兩萬億的新增資金潮,帶來了2543億的增加值,增幅高達16%;而房地產業增加 值1627億,增幅17%。單單這兩 項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加起來4170億,就占到了深圳2015年17502億GDP的24%。這兩個產業的增加值較2014年的增量合計為492億,而深圳 2015年的GDP較2014年也就是增加了1500億,這麼一看,金融和地產加起來,對深圳GDP增長的拉動作用,竟然高達33%,足足三分之一。至於 看起來很美的以騰訊為代表的互聯網行業,創造的增加值只不過756億,連房地產業的一半都沒有,根本談不上啥支柱型產 業地位。
接下來,我們來重點闡述一下,2015年深圳火爆的地產市場。2015年深圳的商品房銷售面積高達831萬平米,較2 014年的533萬平米,升幅高達 56%。至於均價的提升更是可怕。2014年深圳商品房的銷售均價只不過2.47萬,但是2015年深圳全市均價劇烈 攀升到了3.4萬,至於重點區域更是 恨不得翻了一番還不止。而廣州全市2015年的均價只不過1.5萬出頭,對比起來簡直連頭都不敢抬。
要理解深圳的房價問題,我們現在必須回頭來看。在前面我們已經詳細的介紹了,深圳這個城市,本質上就是一座養蠱之城, 政府壓根就沒打算過為市民提供充足的生活配套。購買房產,買的是什 麼?恰恰就是配套!完善的教育資源,高端的醫療資源,優美的環境資源,這些生活配套水準的高低,才是房價的本質,才是 決定房價高低的核心因素!然而這些東 西,在深圳的房地產市場,根本就不存在。
和一個深圳人談論房地產的價值投資,基本上屬於對牛彈琴。在蠱蟲們的眼中,擁有一套深圳的房產,是從蠱罐中脫穎而 出的成功表現,是一種身份的象徵。而這套房產如果還能產生什麼其他實際作用的話,當然就是拿來炒賣。蠱蟲們用房產作為 搏殺工具,你賣我買,鬥智鬥勇,贏家將會通吃所有的籌碼,而輸家則會黯然出局。這種獨一無二的養蠱型城市文化,令深圳 的房地產市場成為了一個純粹的投機型市場:決定它的漲跌的唯一因素,就是 資金。一套羅湖的房產,在配套上也並不比寶安好不了多少,無非就是30個人搶一個學位和50個人搶一個學位的區別,基 本上都搶不到,不如乾脆就別把配套的 事放在眼裏,大家專心的炒房好了。恰好,2015年兩萬億出逃資金湧入深圳,沉澱在銀行的帳戶裏,走投無路。而這個時 候,從香港又來了一筆以百億計的炒樓 資金,看上了自貿區的利好,開始在蛇口片區大量收購不動產,在2015年的前三個月,就把自貿區範圍內的房價拉高了5 0%。
體現在數據上, 就是在2015年外資紛紛撤離中國的背景下,深圳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外資投入竟然出現了106%的增幅,令人目瞪口呆 。深圳的蠱蟲們因此聞風而動,加入到 炒房隊伍之中。要知道這時候錢潮洶湧,一個小小的仲介,都能輕易的借到錢,給客戶進行配資,有沒有錢付首付,根本都不 重要,至於按揭貸款,更是隨隨便便就 能申請到。幾種因素疊加,終於令局面一發不可收拾。
行文至此,關於深圳,已經基本上講清楚了。我將以一組數據和一個問題,作為本文的 結尾:2016年2月,深圳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快報顯示,存款餘額5.92萬億,較2015年末的5.78萬億,只增加 了1400億,這增幅較去年已經大大 降低。中央對於地下錢莊的打擊越來越徹底,資金借道深圳出關也越來越困難。在這種背景下,今年一季度,深圳的房價已經 喪失了增長性。對此,我的問題是:作 為深圳的蠱民,你們是希望這錢潮繼續洶湧而來,還是希望這錢潮平息呢?
補充兩組數據:第一,截至2014年,廣州的建成區面積1035平方公里(不含增城從化),深圳為934平方公里。兩 者相差無幾。廣州的總面積雖然大,不過大都是山地丘陵,沒有投入過基建資金。
第二,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深圳和廣州的常住人口總數差不多,0-14歲的兒童占總人口的比值,深圳為10%,廣州 11%,相差無幾。這批兒童都是要讀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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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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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2 蠻族勇士)
香港曾經有過壯麗的輝煌時刻,它以彈丸之地,引領了整個東亞的經濟和文化。從19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它都是當之 無愧的東方之珠,皇冠上的寶石,熠熠生輝。然而此後它開始走下坡路,它的產業經濟一蹶不振,文化更是只能用荒漠化來形 容。香港人將這種前後差異歸結為“回歸”,歸結為大陸政府對它的粗暴干涉。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這顆東方之珠的隕落,真的是因為大陸政府的封殺嗎?回歸之後,中國連續三任領導人,真的嘗試過狙擊香港嗎?當年索羅斯 未能完成的做空香港的任務,中國政府代替他完成了嗎?在香港的沉淪背後,到底有著什麼樣的原因?到底是不是一種歷史的 必然?本文將以近四十年來翔實的產業經濟數據,論述這個城市各支柱性產業的崛起和衰落,闡釋興衰的軌跡。並將站在歷史 和文化的角度,講述香港人民,是如何在殖民之中堅守廣府文化,又如何在崛起之後背棄廣府文化。這個堅守和背棄的過程, 也就是香港從興旺走向衰敗的過程。
--------------------------是以為序
第一章 崛起
1970年之前,香港只不過是一個不起眼的殖民地,經濟規模小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大英政府的港督這個職位,簡直就相 當於是流放。當年度香港的GDP僅38億美元(按照當年匯率計算,以下各年同),此後香港的經濟突飛猛漲,到1980年,暴漲到288億美元。10年 時間,其經濟規模暴漲了約7倍。這種恐怖的發展速度,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個城市都是望塵莫及。大陸各主要城 市的發展速度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大致是每3到4年經濟體量翻一番,而香港卻實現了不到兩年翻一番的奇跡。這黃金十年 ,奠定了香港產業經濟的基礎,此後整個香港,都在吃這十年的老本,一直吃到現在。為了更清楚的說明問題,我們往前看1 0年。1961年香港的GDP是15億美元,相對於1970年的38億美元,10年時間的增長率僅1.5倍,這種經濟增長速度其實也不算慢,但相對 於黃金10年而言,實在是乏善可陳不值一提。
數據需要對比才能說明問題。1980中國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上海,以1147萬人口創造的GDP僅為311億人民幣,以當時美元對人民幣匯率1:1.49計算,約208億美元,人均GDP僅1800美元。而香港以506萬人口創造的288億美元GDP,人均高達5700美元。無論是經濟整體規模還是人均值,香港均遠遠的超越上海。大陸人民在當時對著香港,只剩下流口 水的份。香港人民在當時的驕傲是有道理的,這種驕傲令其長期保持對大陸的心理優勢,即便是後來
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崛起,與英國的管理政策變化有關。從1971年開始,港督不再由英國殖民官員擔任,轉由真正 的政治官員擔任。英國開始重視香港的經濟與民生,不再容忍當地秩序混亂官員貪腐,它開始將現代制度與文明引入香港,建 立一個真正的現代化都市。這期間的標誌性事件是: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被香港人稱為“香港社會發展的基石”,享受 了無盡榮譽。廉政公署這種監督部門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這種巨大效用,香港人只不過是將一個時代轉變的記憶投射到了廉署 身上罷了。成立廉署,是香港從一個下等殖民地,轉變為一個現代文明城市的標誌。
1980年後香港經濟仍然高速發展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1990年其GDP為769億美元,相對於1980年又增長了167%。2000年其GDP值為1691億,相對於1990年的增長率為120%。這種增速雖然比不上1970年代的黃金10年的增速,但也算很 不慢了,尤其是在其經濟規模已經很大的情況下,能取得這種增速,也是非常好了。即便是在當時改革開放的中國,從一窮二 白開始發展,能達到這種增速的城市也不多見。然而此後香港的經濟增速迅速放緩,到2010年,香港的GDP規模為2289億美元,較2000年僅增長了35%。這種增速較前30年簡直就不能看。再之後其經濟形勢每況愈下,2 011年香港的GDP約為2491億美元,2012年是2624億美元,2013年是2730億美元,2014年上半年是1351億美元, 預計全年也就是2800億左右。這基本上已經沒有增長性可言了,隨時都能掉入負增長陷阱了。
鑒於香港經濟失去增長性,是從2000年左右開始,這與它1997年回歸的時間點大致相同,香港人因此將自己的衰敗歸 因於大陸。香港人忘不了自己曾經的輝煌,忘不了他們曾經那種奇跡般的崛起。在香港人心目中,他們在1970年代因為建 立現代文明制度而輝煌起來,那麼他們在2000年之後的衰弱,當然也是因為制度方面的原因。這是多麼淺顯易懂的邏輯啊 ,猛地一眼看過去,簡直無可辯駁,就算是再沒文化的香港人都能看懂。大陸的制度,當然比不上大英帝國。老牌的資本主義 強國,完善的判例法律體系和龐雜的海洋文化體系,想想就令人激動。大陸有什麼啊?社會主義法制就是個笑話,儒家文化早 就被自我閹割和批鬥了無數回,這要是不把經濟衰落的黑鍋扣到大陸政府身上,那恨不得都對不起自己。
然而,真相往往不是表面的那麼簡單。香港經濟失去增長性的理由,與大陸政府毫無關係。香港人在80年代之後徹底放棄製 造業,這才是他們衰敗的主因。
第二章 苦果
根據香港統計局的公開數據,1980年,香港製造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值比值約42%。這個時刻是香港製造業的 巔峰時刻,代表行業為紡織、玩具、塑膠。這三個行業全部為基礎型輕工業,並在全世界範圍內處於數一數二的地位。如果香 港繼續在工業化的道路上走下去,那麼它有可能像此後的韓國一樣,向上遊發展,發展出強大的重工業,然後更有機會向下遊 發展,走上科技研發之路。然而這個時候香港開始放棄製造業。港島的企業主們開始逐步將廠房內遷到內地,並滿足於最簡單 的三來一補,不再進行任何產業升級。到1990年製造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值下降到約30%,到1995年就下降 到約20%,2000年是12%,到了2010年,已經僅僅只有3%左右,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就業人口的絕對數,19 80年香港製造業工人總數約100萬,而2010年僅10萬出頭。香港的本地製造業至此幾乎是死了個乾淨。
至於被稱為香港驕傲的金融保險業,這個真的說起來都是淚。確實,金融保險行業占香港GDP的比值不低,2012這個比值為16%,比製造業的3.6%要高得多,但就業人數少得可憐,僅21.4萬人,比製造業 的從業人數多不了幾個人,占香港275萬總就業人口的比值也僅僅只有7.8%。這個行業根本不足以支撐一個城市。
認真說起來,目前支撐香港的最大產業,竟然是進出口貿易行業及旅遊相關行業(零售及住宿餐飲業),2012年進出口貿 易行業就業人數55.4萬,零售行業就業人數27.2萬,住宿及餐飲業就業人數28.3萬,加起來一共達到111萬的 水準,占了香港總就業人口的40%。產值方面,進出口貿易和零售行業加起來創造的增加值,占香港GDP的25%,而住宿餐飲行業則占3.6%。40%的人口,創造了不到29%的財富。這大概就是苦逼的香港年輕人的出路了 。在香港的製造業衰亡之後,幹幹貿易,做做售貨員和酒店的服務生,這種更低級,更沒有出路的行業,就成為香港市民的無 奈選擇。製造業好歹還能升級,還能從輕工業走向重工業,走向高科技,相關從業人員的收入還能隨時水漲船高。而貿易和旅 遊服務,大概就只能苦逼一輩子。這叫驕傲的香港人情何以堪。
順帶提一下香港地產行業,2012年其創造的增加值大致占香港GDP的6%,就業人口也僅僅只有12萬出頭,雖然這個行業看起來風光無限,但其實在香港的經濟活動中,並沒有占到什麼地位 。
至於香港在大陸開辦的港資工業企業,則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根據香港工業總會2012年發佈的調查報告,港資企業最為集 中的珠三角地區,正面臨全面的勞工緊缺,缺口超過15%,與此同時,其經營成本普遍上升了15%。港資企業面臨困境的 原因非常簡單,經濟學界人人皆知,香港業界也從不諱言:港資企業的技術水準太低,盈利空間非常有限,因此工資開得很低 ,無法吸引工人入職。港資企業基本上不會投入技術升級成本,更不用談什麼研發了。在歐美產業回流的今天,低端的港資企 業首當其衝,死得也是最快。
對於香港為何要在1980年後放棄發展製造業的問題,很難有一個簡單的答案。19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開始啟動 招商引資。香港人從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機,他們將簡單的工業生產線搬遷到內地,圈占大量的土地,招聘內地優質而又廉價的 勞工,用最簡單的方式掙起了大錢。然而他們自此就停步了。他們不再有任何產業升級的欲望。他們躺在過往的成績上睡起了 大覺。由於經濟的慣性,他們還能再輝煌幾年,但是從他們放棄製造業開始,他們的衰亡已經註定了。我的問題在於:為什麼 ?勤勞的香港人為何要放棄實業,開始沉迷於所謂的金融和地產。明明這兩個行業並不能養活一個人口總數達到700萬的城 市,養活其中275萬的就業人口。這兩個看起來高大上的行業,加起來也就是30來萬人的就業規模罷了,這已經是香港這 座城市所能達到的極限了,足以讓它成為亞洲金融中心了。要想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增加以10萬計的就業崗位,連香港 政府都不敢想。指望金融行業引領一個700萬人口級的大都市的未來?那是中國愚蠢的中西部城市的市長們才會做的中國夢 ,比如成都和西安的領導們沒事就叫囂自己要打造西部金融中心,也不知道他們這種人口達到千萬級的城市,打算讓多少人就 此實現就業。即便是大陸市長們心目中像神一樣存在的新加坡,國際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也依然保持著強大的製造業,石油 化工和精密加工行業甚至屬於國際一流水準,第二產業占GDP的比值,長年保持在20%以上。
香港原本只是個小漁村,它的人口主要是是由珠三角各地聚集而來,它的文化,原本是典型的廣府文化。廣府文化的精髓,是 低調和務實,廣府人有著創辦實業的熱情,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產業,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百年字型大小,是廣府人骨子裏的夢 。這種實業熱情激勵著香港人,當大英帝國放開了對香港的殖民管制,讓它走上文明之路的時候,香港人的創業欲望爆發了, 他們創造了1970年代的經濟奇跡。10年時間經濟增長7倍,這種速度足以令世界上的任何一個經濟體仰視。然而此後香 港開始融入英國文化。英帝國對香港懷柔的結果,是香港人也開始放棄對英國文化的抵觸。英國的制度與文明流入香港,同樣 衝擊著傳統的廣府文化。在短短的十餘年內,熱衷貿易並厭惡實業的大英帝國文化就完成了對廣府文化的清洗。
英帝國真是一個神奇的國家,它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卻逐漸變得厭惡實業,討厭生產,它曾經在全世界有著無數的殖民地, 但它從未將其中的任何一個建成為工業基地。它只喜歡從事最簡單的貿易,最基礎的買賣,最原始的交易。產業空心化是籠罩 在英帝國頭頂的魔咒,而在香港人接受了英國文化後,這種魔咒延續到了香港人身上。看看香港的富豪家族吧,沒有一個從事 實業。李嘉誠、霍英東之流,他們擅長的是買空賣空,是騰挪轉移,是在資本市場上的長袖善舞。但他們不能生產出哪怕一個 螺絲釘。
香港人在1980年年代吞下了這枚產業空心化的苦果,他們就註定要在21世紀付出代價。而這種代價,令驕傲的香港人始 料未及。香港人的未來,就在於他們將如何消化這枚苦果。
第三章 未來
香港的年輕人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絕望,在一個產業空心化的城市長大,他們的人生前景灰暗得令人窒息。去碼頭當搬運工, 去商場當售貨員,去飯店洗盤子,是4成香港的年輕人必然的選擇,除此之外的其他職業選擇也好不到哪里去。運輸業容納了 17萬就業人口,汽車維修、水電工等商業服務行業提供了總共35萬的就業崗位,全是低端服務業職位。香港的年輕人不可 能再有夢想,無論他們怎麼努力,都沒有任何意義。來大陸發展?接受了大英帝國文化並以此為傲的香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 差異之大,從兩者站立的姿勢都能看出來,根本就無法相融。連兩地之間的演藝明星都無法和平共處,沒事就打架,還能打死 人,更不要說普通老百姓了,相互之間看到了恨不得直接往對方臉上吐唾沫,吐了一口還想吐第二口,後面還有一堆人排隊等 著互吐。就這麼大的文化差異,說啥大陸與香港之間實現交叉就業,純屬扯淡。在這個事情上沒有對錯。文化的形成過程不以 個人意志為轉移,香港人徹底拋棄低調務實的廣府文化,接受大英帝國好逸惡勞的那一套紳士文化,其中有著歷史的必然性。 畢竟人家都被英國佬虐了上百年,到了70年代突然被懷柔一把,要是這都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不對英國佬感恩戴德言聽計 從,那簡直對不起人類基因裏服從霸權的天性。所以算來算去,香港的年輕人完全就沒了前途。這幫絕望的年輕人,終於嘗試 發出自己的聲音,向這個操蛋的世界發出無奈的?喊。
然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政治上香港再怎麼改,能逆轉它產業空心化的趨勢嗎?能給它的年輕人帶來就業崗位嗎?能讓絕望的 香港人重新獲得希望嗎?這顆因為自己拋棄了製造業而隕落的東方之珠,它的前景到底在哪里?它的未來,到底在哪里?
香港問題的核心在於:它沒有腹地。任何產業都需要腹地,需要消費人群,需要新生的勞動力,需要廣闊的市場,而香港沒有 。閉關鎖島,自給自足,將自己從大陸隔離開來,會讓香港死得沒有翻身的餘地。香港的製造業死亡,固然有著港人厭惡實業 的社會心理作祟,但香港本身缺乏腹地,也是促成惡果的客觀因素。製造業需要腹地,服務行業也需要腹地。港口物流行業就 不說了,哪怕是醫療行業,要掙錢的話也需要廣大的客源,這些香港本身都沒有。期待香港重新把製造業搞起來,那就是癡人 說夢,如今之計,只能是讓香港把服務業搞出來,讓整個中國成為香港服務業的腹地。香港的現代化醫療體系如果可以面對整 個中國大陸的市場,那會有多麼大的空間?能解決多少就業?中國的病患們原本再有錢也只能在逼仄的大陸醫院受氣,現在有 機會去香港享受五星級服務,有啥醫療糾紛都有成熟的法律體制解決,至少不會在手術臺上死得不明不白,那多少錢都願意去 啊。到今時今日,僅僅只需要提供一項向大陸兒童注射合格疫苗的服務,就能解決十萬級的香港人的就業。再加上國際法律服 務、高端保險服務、現代教育服務等等,將原本低端的服務行業升級。原本只能做做自由行遊客的零售生意,現在把生意往大 了做,將這些高端服務業覆蓋到整個大陸。那近百萬只能扛包洗菜的香港年輕人,以後有機會進入這些高端服務業,面對13 億人的市場,想想都令人心潮澎湃。這個目標要實現起來,起碼沒有硬體上的難度,啥都是現成的,只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擴大 規模就行。現有的醫生數量不夠,慢慢招聘和培養嘛,我們又不是要一天之內建成一個羅馬城,至少有了一個發展方向,讓香 港人不至於那麼絕望。只要有了希望,有了目標,那所有問題都能解決。
然而最麻煩的,就在於香港與大陸之間的融合問題。文化上的差異就不多評價了,最起碼兩地之間要能實現自由往來。現在去 一趟香港,麻煩得要命。我都不說取消港澳通行證這種事了,好歹實現不限時通行吧,不用卡著時間非要出關吧。擔心大陸人 民去香港搶了為數不多的就業崗位,這純屬香港窮屌絲們的杞人憂天,要真能融合了,你香港的現代服務業優勢,那對比大陸 強的不是一點半點。香港律師們對國際法律的熟悉程度,可不是土鱉的大陸律師能比的。到那時候,擔心被搶掉工作機會的, 根本不是香港人,而是滿身奴氣的大陸人。只要你香港人願意,至少在醫療、法律、保險、教育這些個高大上的服務業領域, 可以橫掃整個大陸,沒有敵手。至於大陸的窮人跑到你香港來爭搶洗盤子的職位,那就算了吧,有所得必有所失,你就當是可 憐大陸人,把這些職位都讓出來唄。更何況,哪怕是低端工種呢,大陸的窮人一時半會的也未必真能搶得到,這些個小雇主們 可都是從骨子裏不信任大陸仔的,讓你洗盤子還怕你偷偷在懷裏藏幾個呢。等雙方的信任慢慢建立起來了,你香港的高端服務 業早就橫掃全中國了。
融合,才是香港的出路。我不敢說這條路一定能走通,但這是希望。而像現在這樣,狂烈的與大陸對罵,只能讓香港產業空心 化的勢頭愈演愈烈,令其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至於融合能不能完成的問題,就讓這一代的香港學生來回答吧。他們作出的選 擇,將決定這個城市是繼續隕落,還是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