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2020-03-07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回頭說廣西那沙那條小村落，一九四四年十月母親帶著去的六個子女中，比較年長的有我的三姊秀梅、四姊秀蘭、五姊秀桃。 年幼的有排行第八當時十歲的五倫、差兩個月才到九歲的我與三歲多的秀芳。還有五個我們事前不認識的成年男子漢，不知通 過什麼管道，比我們稍遲來到那沙。這些漢子來時互不認識，顯然是獨行俠，在那沙他們當然成為朋友。離開那沙時，他們各 顧各地走。 當年在那沙，我的三個姊姊比較年長，可以處理家務，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懂得為那裡的村民修補衣裳，賺取一些雞蛋等小食。 三個年幼的怎麼辦呢？大家都知道倫哥重要，會讓他先吃，而妹妹秀芳和我，母親在柳州時曾聽一位醫生朋友說能活下來的機 會不大，於是索性讓我背著三歲多的秀芳，在荒野覓食。 秀芳易養，在荒野中我找到些什麼可吃的，塞進她的口中她一律吞下去。這個當年醫生朋友說不容易生存的妹妹，就是這樣活 下來，活到今天！當時秀芳和我都很瘦，基本上沒有多少肉。我背著秀芳到處走，輕若無物。偷農民種的番薯，行動要快，而 我的本領是看著薯苗，可以判斷哪一根的土下會有上選的。某些草蜢可吃，但要生火烤熟了才吃。當年我自己想出來的、在山 間煨番薯的本領，可能無敵天下。 神奇的是我發現在溪水中可以用手捉到大蝦，近一兩一隻的。那是在淺而清澈的溪中行，細看水下圓滑的約兩掌大的石塊，有 蝦在其下會有一小點須或爪露出來。小心地慢慢拿開石塊，蝦不動，從蝦後捕捉就是。我這項發明姊姊們知道了，她們興高采 烈地跟著我去捉。很可惜，過了不久這秘密洩露了，那沙的村民不到幾天就把溪中的蝦捉個清光。長大後我想不通，為什麼那 沙的人在我之前不知道溪中有蝦可捉？ 赤著雙腳到處跑，我對中國農民的操作知得多。好比種稻穀，從下種到插秧到收成到化為紅米或白米的過程，我知道真的是粒 粒皆辛苦。各類瓜菜的種植，果樹的處理，輪植的方法——這些瑣事我天天見到。替人家放牛換取一小點零食，村民只讓我放 黃牛。當時我羡慕能放水牛的其他孩子，因為放水牛可以坐在牛背上。 二十二年後，在那沙所見的給我一項很大的回報。這是在驗證自己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時，我用著臺灣與亞洲其他地區的 農植數位，不同農作物的，寫出同學們今天可以讀到的第八章。一九六七年在洛杉磯加大，老師阿爾欽把該章捧到天上去，而 後來科斯讀到，直言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我的《佃農理論》不能被超越。是的，在芝加哥大學，後來作為林毅夫導師的蓋爾· 詹森（D. Gale Johnson），讀到該章後邀請我在該校教了一科農業經濟學。 這就帶到同學們要注意的一件事。我在《佃農理論》中能清晰地解通中國農業運作的密碼，是因為對著那些密密麻麻的資料資 料時，在我的腦海中，年幼時在那沙見到的農作景象一幅一幅地浮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多年以來，我不認同經濟學者頻頻用 回歸統計來分析資料，因為我認為他們基本上不知道有關的行業或市場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另一方面，如果從事研究的人清楚 地知道一個行業的真實運作情況，要解釋或推斷，回歸統計這個法門的用場不大。我自己的經驗是，只有一次，分析石油工業 的資料，回歸統計給我提供可喜的協助。 回頭說那沙的日子，饑荒歸饑荒，染上了瘧疾是更大的苦，但奇怪地也有意料不到的收穫。那是我到了那沙約五個月後染上的 。瘧疾是一種奇怪的病，每天會準時發冷，顫抖一個多小時，會散去，但過一天會準時再來。我的疾發時間是下午四時。當時 大家都知道，治此疾的唯一藥物，是金雞納。但那沙沒有這種藥，怎麼辦呢？母親想盡辦法，其中一法，是她知道金雞納是很 苦的，就讓我天天喝用苦瓜煮出來的水。當然無效。 母親又聽人說，如果在發冷顫抖之前，染此疾者能分心去做其他事，錯過了顫抖的時間，瘧疾會一去不返。聽來是無稽之談， 但卻真的有效。染該疾約三個月後，一天我剛好在疾發之前跟一個小孩子打架，此疾竟然一去不返。 在跟孩子打架之前的兩個月，母親每天在下午四時之前叫我離家，在荒野到處跑，希望可以讓顫抖忘記再來。不靈光，而每天 在下午四時顫抖後，還沒有到回家的時刻，我獨自呆坐于荒野，或山間，或溪旁，到夕陽西下才回家。在這些無所事事的夕陽 黃昏，我細看陽光在溪水與各種樹葉、草葉上的變化。後來一九六四年在美國洛杉磯加大，因為苦悶於選擇論文的題材，每天 下午拿著照相機靜坐於加大鄰近的一個小園林中，那沙見到的光再在腦子中浮現，拍攝出來的那組作品，在加大與長灘藝術博 物館展出，獲得大反響——某報的藝術版的頭條只用一個“光”字！ 寫過的，這裡再說，是因為我正在整理一本題為《光影話當年》的攝影集，放進去的作品多達三百七十幀，打算在中信出版。 有機會同學們要找這本厚厚的書看看，體會一下以光作畫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回頭說我在前文提到那五位漢子，也逃難到那沙村去的，其中一位是中學的國文老師。他帶著幾本古文與詩詞的書。這位國文 老師喜歡叫我替他在白天拾取樹枝，晚上燒火，讓他在火光中讀中國的詩、詞與古文。不是朗誦，但悠然自得地讀出聲來。我 在旁聽著，因為承受了母親過耳不忘的本領，因而可以背得出的古文與詩詞無數。但我只是懂得背，不懂得認字或寫。很多年 後的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職後，香港新華社的一位曾經是我在佛山念書時的師姐要求我多寫關於中國經濟的文章，我初試 下筆時的錯字太多，聘請了年幼時在香港認識的詩文名家舒巷城替我修改，一時間香港的好事之徒譁然。 嚴格來說，我在學校學得的中文是小學生水準，但因為母親的遺傳，在那沙時過耳不忘，記得多，什麼平仄音韻，四六文體， 長短句法——這些方面今天的中文老師不容易比得過我。此乃那沙拾取樹枝的回報了。舒巷城幾番說，套用古人的詞或句，沒 有誰可以套得比我更自然！ 到了那沙約八個月後，一天深夜，大家熟睡之際，有幾個賊子到我們看似牛房的小房子打劫，搶去的多是衣物，不嚴重。那沙 的村長被驚動了，拿著長槍在我家門前向天鳴放。這件事之後，母親收到的消息是盜賊還要再來光顧，而另一項傳聞是日軍快 要敗走。跡象明顯：前文提到的逃難到那沙的五名漢子，開始有兩三位離開。 為恐盜賊再光臨，母親設法派人到平南縣求救。大約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初，母親叫我的四姊秀蘭去平南的縣政府求救。今天 還健在的四姊也真的了不起。因為戰亂而荒廢了求學四年，她後來還可在香港大學的醫學院畢業，成為醫生。秀蘭姊當時約十 八歲。母親選她去是因為這位姊姊曾經在香港的一間英語名校的初中畢了業，遇到西方人士她可應對一下。她找到平南縣的縣 長，告以實情，該縣長立刻派兩個持著槍的人到那沙護衛我們離開。到了平南縣，我們聽到美國在日本某島放下了原子彈，日 本迅速地投降了。我今天的估計，回到平南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後記 那沙的日子，對我日後生活的取向與學問的進取有深遠的影響。好比長大後我喜歡田園與果樹。在美國工作時，我曾經擁有小 農場、果園、牧場、林地，甚至養過蠔與鱒魚。 平生對衣著不講究，沒有用過一紙名片，但居住的房子要大，因為奇怪地，大的空間讓我在學術的推理思考時來得奔放，想像 力彷佛是增加了的。那可能又是那沙的曠野給我的影響了。 我平生做任何事項，不管是成是敗，不見到效果我不容易放手。好比一篇學術文章，決定要寫而又開了頭，是好是壞沒有寫完 我不會甘休。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今天我想，這很可能是在那沙那段日子，在饑荒中我就是愛見到農作物的收穫。滿地綠成一 片的農田，被果實墜得彎了下來的樹枝，水稻熟時的一串一串稻穗，不管是誰種的，永遠給我有難以形容的喜悅。 不久前我的兒子在美國購買了房子。他有兩個小女兒，我幾番要求兒子要在房子的前後小園地多植果樹，因為在感受上，孩子 在小時多見樹上結果，長大後的工作意向會偏於見到效果才甘休。 那沙的童年日子，也可能解釋了我退休後研習書法，揮毫下筆，為什麼最愛寫辛稼軒的《西江月》。其詞如下：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 忽見。 （《童年的回憶》之七）

(2020-03-05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從廣西桂平金田鎮到平南縣，今天的地圖說相隔三十多公里。走陸路，怎樣走我不記得了。憑記憶寫童年的往事，我總要想到 一些比較特別或有趣的瑣事，然後前、後連接起來。沒有一些瑣事就變得一片空白，無從下筆。是奇怪的腦子運作，只要有明 確的兩件瑣事，其間的細節會一點一點地浮現出來。 當年沒有任何交通工具，三十多公里要走一整天。到了平南，住在一個遠親的家，房子大的，逗留了約一個星期。記得這個地 方，因為在該房子外的草地上，我被一匹馬的後腿踢了一腳，沒有受傷，但奇怪馬的後腿可以把我踢離地面才掉下來。 當時我們一家要去的目的地是一條名為“那沙”的小村落，今天竟然可在地圖找到，離平南二十三公里。要走的是荒山野嶺的 小徑，走了十個小時。我們三個年幼的要坐在籃子內讓人挑著走。到了那沙我們住在一間據說曾經是牛房的小屋。今天回顧應 該不是牛房，因為那裡有閣樓，而我是睡在閣樓中。 那沙是一個小村落，只有十多戶人家。很窮，聽說那裡的人整生只可吃三次白米飯：小孩滿月、結婚、長輩謝世。沒有一個識 字，但因為有土匪，槍支卻是有的。據說日本仔也偶爾在鄰近出現，我們沒有見過，但後來我想，那時日本侵華近尾聲，走散 了的日軍在農村到處劫掠糊口，不奇怪。 那沙的村中人對外間的事知得很少。他們沒有聽過火車、汽車這些交通工具。在我們抵達之前紙張也沒有。鈔票他們是有的， 因為每十五天他們會帶農產品到一個集中的市場出售，稱趁墟。村民之間的交易一般以雞蛋的只數算價。 這些貧苦人家的主要糧食，是木薯。其實是一種樹根，有毒的，要泡在小溪中幾個星期才可以吃。有牛，有家禽，而多種農植 井然有序。但這些產品他們要拿到市場去。 風景優美：小溪、山坡、高高低低的田地，活像一幅一幅的圖畫。有黃牛與水牛，家禽不少。如果有人偷這些東西，可能是死 罪。從表面看，那沙這條小村落的確像陶淵明先生筆下的桃花源：“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 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也奇怪，除了要防土匪，那裡的村民對外間一無所知，正如淵明先生說的，“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那沙有個村長，也有一些長者處理村民之間的糾紛事項。離那沙郊區不遠處有另一條村，界限分明，其管治與農作跟那沙差不 多，但奇怪地，兩條村相隔那麼近，村民的口音不同。姓氏有別，很可能是中國文化故老相傳的各有各的“三家村”發展起來 的。 這裡的一個重點，是這兩條村的存在有很久的歷史，可見於二村各有各的口音。他們對外間的世事近於一無所知，而如果沒有 中日之戰帶來的波動與土匪的增加，他們知得更少。從一九四四年十月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離開，我們在那沙住了約十個月。 這就帶到多年後我想到的關於經濟學的兩個話題。其一是我的深交巴澤爾（Yoram Barzel）曾經出版過一本題為《國家理論》（A Theory of the State）的書，其中給“國家”的定義與必需的條件——即是要有什麼的條件才算是國家，我在自己的《經濟解釋》的第 五卷中，直指其非。理由是巴兄給國家下的定義，那沙那條小村落全部吻合。但那沙怎樣也不能稱為國家。當然，一個人可以 在一個小島上自封為國，但有什麼意思呢？我因而在《經濟解釋》中，指出國家之所以為國，要歷史書籍說是國家才算。 第二項經濟學者的失誤更為嚴重。那是一九六七年我的好友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美國經濟學報》發表的那篇大名文章，題為“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解釋私人財產為什麼會出現。他引經據典，寫得邏輯井然，其大意是說，界定私人財產的交易費用低於這界定帶來的 經濟利益，私人財產會出現。當然對，但那只不過是套套邏輯，說了等於沒有說。 經濟學者老是喜歡自己騙自己，騙了多年，騙過無數次！ 那沙這條小村落給我對私產出現的啟發，是簡單清楚而又明確的。這是：如果土地不是私產或沒有某程度的使用權利的界定， 種植不可能成事！房子的建造如是，某些家禽的飼養也如是。羊群、牛群的飼養，需要廣大的草原，在某些情況下用不著清楚 的土地權利界定。 上述的土地界定使用權利的發展，可能始於中國。這是因為種植這項活動，在中國的歷史起碼有幾千年。回顧人類歷史，在西 方，種植應該比中國遲很多。歐洲出現的十字軍東征還不到一千年，歷史有載劫掠，但沒有提到稻穀等。種植一般要植著不動 ，土地不可以沒有權利界定的協助。俠盜羅賓漢的故事當然是虛構，但完全沒有提到種植這回事。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也是虛 構，但提到的良田、美池一定有權利界定。那是晉太元（西元376—396年）中。我自己不是專家的考查，中國在上古時 期的竹簡，不少是合約，有涉及土地的租用。租地來做什麼呢？當然是種植了。事實上，不管有沒有種植，土地凡有租約一定 有權利界定。 所以我認為在土地種植是人類的偉大發明，是不是中國首先這樣處理我不知道。在歐洲，因為種植而出現的土地使用的權利界 定應該始於英國。這是在斯密的《國富論》其中分析土地的使用權利那一章看到的。 結語：重要的種植定律 凡有種植，必有土地的權利界定。這又是一個張氏定律——我稱為種植定律——可以驗證，因而有解釋力與推斷功能。德姆塞 茨提出的關於產權成因的理論，文字寫得漂亮，其實是套套邏輯，空空如也。那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雖然名不虛傳，但科斯假 設交易費用為零是大錯，因為沒有交易費用不會有市場。另一方面，科斯提出該定律的一九六〇年的鴻文有一個嚴重的疏忽： 他在該文中沒有提到奈特！奈特在他一九二四年發表的鴻文中，提出同樣的定律，比科斯早上三十六年。科斯不可能不知道奈 特的大文比他先說同樣的話，因為一九三一年他從英國跑到芝加哥大學去，旁聽奈特的課。 這裡提出的種植定律重要，因為種植不僅帶出土地使用的權利界定，跟著也帶到房子與家禽需要使用的土地的權利界定，又因 為管治的需要，我們可以推出從為家到為村、為鎮、為市，以至為國的程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這句《詩經》說的話，可不是憑空想像的。 （《童年的回憶》之六）

(2020-03-03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一九四三年進入柳州的中正附小，不是按孩子的年歲與學歷來議定班級，而是哪一級有位就放進哪一級。沒有入學試那回事。 我和倫哥一起進入該校的小四。沒有固定的老師，因為大家都在逃難。小同學們也一樣，只是死去的多。我曾經寫過一個變得 黃、腫的女孩子，問我她是不是快要死，我說是。她再問她做錯了什麼事，我無法回答。這經歷解釋了為什麼長大後，在回憶 中，除了三歲時在香港山頭認識的吳惠玲，我數不出兒時有其他的小友朋。 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初，母親把我從柳州送到桂林位於山麓下的真光中學的附小，讀小六。那時我八歲。五姊秀桃、倫哥與妹妹 秀芳則留在柳州跟母親在一起。 兩個原因母親這樣選擇。其一是我有三個姊姊在廣西桂林醫學院。其二是真光是名校。應該源自廣州，逃難到桂林，二戰後轉 到香港成為那裡有名的真光女子中學。又是哪級有位就進入哪級。我依稀記得是小六，那時我八歲。寄宿，三位姊姊總有一兩 位每星期來看我一次。食有定時，腿上腐爛的頻密度是下降了。 當年我們不明白，為什麼日本仔對桂林那麼有興趣，頻頻轟炸。今天看資料，才知道他們要打通到越南的路，方便輸送物資。 真是發神經，他們就是要到處打。 史書有載的桂林大疏散開始了。我那三位在桂林醫學院的姊姊先走，其中二姊秀英轉到貴州的貴陽醫學院繼續她的學業，二戰 後成為醫生，今天九十八歲，還健在。其他兩位去了哪裡我不知道，只是後來在桂平見到她們。她們比我先離開桂林，別時到 真光找我，叫我千萬不要亂跑，說不久後有一位元我認識的名為“林哥”的會來帶我到柳州會母親。 呆在真光，同學的人數一天比一天少，林哥始終沒有出現。一天我早上起來，整個校園一個人也沒有。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斃， 到校中的廚房容易地找到東西吃，然後步行到不是很遠的火車站，碰碰運氣。沿路一個人也見不到，但到了火車站卻見人山人 海。是最後的一班火車。聽說是向柳州那方行。今天查資料，確實是有那麼的一班車。那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 是難忘的景象。我走進人堆，見到一個女人苦苦地哀求一個男人帶她走。我年小，沒有誰注意，就爬上已經坐滿了人的火車頂 上。到柳州用了好幾個小時，但只停了一會，下車的只我一個。火車繼續前行了。 原來柳州也在擺空城計。容易地找到位於沙街的家，進門見到母親，她只是坐著，流下淚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堅強的母親流 淚。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說倫哥與秀芳妹都在生病，而自己不夠錢再走。但她又說，屋後的小房子還養著一頭豬，大的，不 知還有沒有人要買豬肉。 我二話不說，從廚房找到一把菜刀，到屋後把豬宰了。前文寫過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懂得在深夜偷米煮飯吃。殺豬時我八歲又 九個多月了。 母親和五姊把豬劏開兩半，在街上找到一輛木板車，有兩個輪子的，連我在內，三個人把豬推到在江邊的市場去，希望有顧客 。到處空無一人，江邊的市場也如是。天氣酷熱，蒼蠅佈滿豬身，見蠅不見肉。堅強的母親又再流淚了！ 正彷徨無計，卻見江上有近百艘漁艇湧到該市場購買糧食，顯然也是為了逃難之需。他們見到只有我們一家，只賣豬肉，當然 要搶購。母親賣得好價，不到半個小時整頭豬賣光了。 母親果斷，跟其中一艘漁艇議價，回家收拾一下，一家五口立刻走。母親的目的地是哪裡呢？是平南。母親要先找的是一位我 們孩子要叫“呂舅”的人。 要到平南，從柳州水路南下，只可以到桂平，那太平天國洪秀全起義的地方。從柳州起步，我們租的小漁艇只走一小程，跟著 換可坐數十人的大船，繼續水路走。是在轉換大船的過程中，母親對我說的一些話，後來影響了西方整個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 ！ 大船要雇用十多個縴夫，在岸上用繩子拉著船行，也有一個拿著鞭子的人監管他們要用力拉。母親有參與雇用這些苦力的議價 。船行後，母親對我說：“阿常，你猜得中嗎？那個拿著鞭子的人是那些要被鞭的縴夫聯手聘用的！” 一九六九年，在西雅圖，我把這個縴夫與鞭子監管的故事告訴了來自多倫多大學的John McManus。此君把該例寫進一篇文章內，提到例子源於我。跟著W. Meckling與M. Jensen發表了一篇大名文章，提到該例，再跟著一位澳洲教授又再提，竟然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標題上。一九七二年 ，阿爾欽與德姆塞茨在《美國經濟學報》發表了那篇後來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以卸責（shirking）為主題，也是源于這縴夫卸責會受鞭的思維。在注腳中他們提到我。但究竟那持鞭者是否由縴夫雇用，則有待 考證。我說過了，母親是我平生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這裡要說的是她喜歡編造故事給我聽。 船到桂平就要轉到地上走。到了桂平，可喜的是見到第三與第四這兩個姊姊。第二的去了貴陽，三、四出現，母親帶著五、八 、九、十一，子女共七人，全部活著。 記得在桂平，是一九四四年的十月中左右，參訪一間學校，遇到他們有校慶之會，有表演的。知道我們來自香港，校長要求我 們上臺表演一個節目。怎麼辦呢？第三的姊姊想出一個主意：我們不懂得唱，要唱他們聽不懂的。母親不唱，不是聖誕，我們 六人唱一首英文聖誕歌：Hark! The HeraldAngels Sing。這裡執筆回顧，歷歷若前日事。  （《童年的回憶》之五）  

(2020-03-02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 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淪陷後不久，要逃難到內地去是普遍的考慮。但要逃到哪裡，怎樣逃，不是容易的選擇。報章的言 論有對有不對，而過了不久友儕間大都懂得怎樣判斷報導的可靠性。例如內地的報章的標題說“我軍轉移有利陣地”，大家都 知道“我軍”是在敗退。什麼電話、電報都困難，“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是當時最可靠而又最迅速的消息傳達 方式。 要逃到內地去當然也是我們的家的立刻考慮。但家中的子女與親戚那麼多，加上香港的物業與父親的生意，要怎樣處理，大費 思量。父親的生意當然要關門，但存貨不能不管，而員工要怎樣處理或安置都是問題。 我記得父母的一項重要考慮，是不要把所有雞蛋放進一個籃子內。逃難因而要分散，不要讓所有的家屬一起死掉。父母跟著決 定的安排如下：父親留在香港；排第七與第十的女兒留在香港陪伴父親；我的長兄當時已經結了婚，跟大嫂也留在香港，處理 需要奔跑的工作。 向內地逃，父母的約定是兵分兩路，其中的一個困難是父母皆認為不要讓子女們荒廢學業，逃到哪裡要有學校收容。這基本上 是一個無從處理的棋局，但後來畢竟是嘗試了。 母親自己帶著三個年紀最幼的：大我一歲多的五倫、我和小我三歲的秀芳。其他的二姊、三姊、四姊、五姊這四位跟母親在內 地聚散不常。換言之，母親是帶著七個孩子到內地逃難，從一九四二年八月動身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歸，剛好三年，竟然沒有 一個死掉，親友們都說是奇跡。沒有死，但我和妹妹秀芳差不多死掉。 四個姊姊怎樣逃我一時知道一時不知道。但我們三個跟著母親的，怎樣逃我還記得清楚。是非常古怪的行程，因為日軍在內地 行蹤無定，而親友可以在哪裡幫忙一下，也變化無定。我清楚地記得離開香港的第一程是乘船到澳門，跟著是水陸並用地到了 廣東的惠州。那是父親的故鄉，他的親屬也是我們的親屬，招待了我們一天。跟著是直走北上，到曲江，又稱韶關。這是非常 奇怪的事，因為我們認識的逃難朋友，差不多一律都先走曲江。 我清楚地記得曲江，因為我們三個孩子都生了病，住在那裡的河西醫院。十多年前我刻意地到曲江一行，問那裡的人有沒有河 西醫院這回事。他們說有，但早就拆掉再重建，轉到另一個地點。當年我住過的河西醫院在江邊，今天的不是。 跟著是從曲江西走到桂林。那應該是一九四二年的九月。該年十月十日的國慶我是在那裡過的。不容易見到國慶那麼熱鬧。母 親當時在桂林租了一間兩層的小房子，國慶那天晚上，我在二樓向下看，街上擠滿了人，燈籠無數，爆竹之聲不絕於耳。聽說 不少是來自香港的逃難者。 過了不久，我的四個姊姊也到桂林跟我們相聚，住在一起。這時母親決定做一件怪事。你道是什麼？她把房子的地面那層做店 子，賣豆腐花！好生意，因為顧客大都是來自香港的逃難者。這店子的名字是“豆精專家”，請了一位書法家朋友題字，而姊 姊們的“香港相”一望而知，所以逃難的顧客多。問題是逃難客的行蹤飄忽似雲，不出半年店子就關門了。 第二、三、四這三個姊姊留在桂林讀書，進入了那裡的廣西桂林醫學院。戰亂如斯，當然不可能讀完，只望讀得多少就讀多少 。母親帶著我的五姊和我們三個小的轉到柳州。那是一九四三年，我七歲。在柳州我們住在沙街。有幾件我還記得清楚的事不 妨說給同學們聽聽。 其一是我家有一個親戚叫琴姨，也逃難到柳州來，在我們沙街的家暫住。柳州以盛產木材知名，大樹被砍下後，其搬運是浮在 江上，下流。離我們沙街不遠處的一個地方，江上浮著無數被砍下來的樹幹。琴姨窮，天天走到浮在水面的樹幹上，把開始脫 離的樹皮一塊一塊地剝下來，然後紮好，拿給收購樹皮的人換一小點錢。有好些人跟著琴姨那樣在剝樹皮，有時我也去幫琴姨 多剝一些。 其二是當時自己的肚子吃不飽，見到鄰近有一間刻石章的店子，母親不管時我去幫該店的窮老闆清潔一下地方，換得幾角錢。 是從那時起我對石章用的石料有興趣，四十年後開始動用母親的基金收藏壽山石。約兩年前北京的中信出版社為我出版了一本 題為《清宮田黃方印錄》的書。 其三是我和哥哥五倫進了柳州中正中學的附小。跟著頻頻跟那些廣西仔打架。不是我要打，而是我的哥哥沉默寡言，怕事，廣 西仔老是要欺負他。我知道母親最愛倫哥，替他出手。當時我是說得一口流利的廣西話的，今天全部忘記了。 其四是悲劇。我的母親不知道逃難會逃多久，而沒有一個孩子可以賺錢，身上帶著的鈔票不一定可用，而金飾一般不敢示人。 這樣，一切都要儘量節省了。我當時的感受，是母親認為她帶著的三個孩子不可能都活下來！只選一個活著應該選倫哥。 我的雙腳開始腐爛。其過程永遠是一樣的：先在皮下的肉生出一小白點，過了幾天破裂，流出一些液體，跟著是一個約一公分 直徑的傷口，幾個星期後這傷口會癒合，留下一個疤痕。過不了幾天另一個小白點又出現了。七十多年後的今天，我的雙腳還 滿是疤痕。這些因為營養不足而出現的皮肉腐爛當時很普遍，而不少人知道，再壞下去是整個人會呈現腫狀，膚色會變黃，成 了絕症。可幸我沒有達到黃、腫之境。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認識那裡的教授Zvi Griliches——此君後來轉到哈佛，再後來成為哈佛的經濟系主任。一次跟他聊天，說到在廣西逃難時的饑荒日子，我展示自己滿是 疤痕的兩腿給他看。他也立刻展示自己的兩腿，竟然也滿是同樣疤痕。此君是猶太人，年少時在德軍的集中營呆過好些時日。 可幸他的腦子跟我的一樣，沒有因為營養不足變得愚蠢了。 我在這裡說起這些不好說的往事，是要同學們知道兩點。其一是戰爭只宜於作為富有的人的玩意。其二是如果真的要學有所成 ，金錢不可以沒有，但不是那麼重要。 （《童年的回憶》之四）  

  (2020-02-29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是我六歲的生日。過了幾天的十二月八日的早上，我和哥哥五倫剛穿好校服，正準備到山下的永光小學 上課，卻聽到炮聲隆隆。起初以為是軍事演習，但收音機說是日軍的飛機正在轟炸位於九龍沿海的啟德機場。我們住在西灣河 的山上可說是近水樓臺，看到日機一架一架地飛到啟德那方去。 不用上課了。我不知道倫哥怎樣想，但我最討厭上課，很高興。這高興不到半天，因為被母親關進屋內，不能再爬到桑樹上去 。 是一個瘋狂的時代。我們在收音機很快就知道，在同一天，日軍的飛機也轟炸了夏威夷的珍珠港。香港的有關當局早就知道日 本有攻打香港這個可能，駐港的英軍早就頻頻準備。在空襲珍珠港約前半年，在香港，高射炮的演習差不多天天有，而在夜間 那些照到天上去的探射燈掃來掃去，熱鬧，我的保姆群姐喜歡伴著我在家門外的地堂抬頭看。 事實上，日本侵華的行為我三歲時就常聽父母說，而在一九三七的盧溝橋事件之後約兩年多，母親就開始大事準備了。當時我 的大哥擁有今天的同學們可能不知道的“留聲機”，即是可以播放唱片的。最常聽到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沒有誰想到這首 歌後來成了中國的國歌。大家最愛聽的是郎毓秀唱的救國歌。很遺憾沒有機會認識這位元知名神州的女歌唱家。她的父親朗靜 山是個攝影奇才，約三十年前在香港的一個攝影家的聚會中，在他講話前我介紹過他。 同學們不要相信歷史的記載，說日軍攻佔香港用了兩個月。其實他們只用了“三日三夜”——這是香港的老人家會記得的典故 。母親事前做了的準備，主要是儲存糧食——米、油、鹽，加上大量的花生麩。後者是一塊一塊的，像加大了的西樵大餅，堆 滿曾經用作養豬的房子。為什麼要儲存花生麩呢？母親的解釋是既可充饑，其中也有少許的花生油。據說後來母親帶著七個孩 子逃難到廣西後，父親把這些大量儲存著的糧食，分派給鄰居，救了好些人。母親也收藏了好些小金塊、金幣，推算著紙鈔可 能不值錢。 儘管英國上頭早就為香港的防守做了準備，但只三日三夜就失守，今天回顧，是因為歐洲有義大利及德國的軍事威脅，英國自 身恐怕難保。守護香港的英軍不少是印度人，不是好戰的民族。日軍登陸香港可能有好幾處，從我們的家可以見到的是從鯉魚 門上岸登山，在山腰走好一段路才下山去。 日軍殘忍無道，殺人如麻，而我們家中養著的狗動不動就把什麼人的手或腳叼回家。盟軍的飛機偶爾也飛來炸日軍。其實是幫 倒忙。有名的是地毯式地炸灣仔一帶，殺的盡是香港的居民。 香港人當時給日本仔起的別號是“蘿蔔頭”。後者當然需要香港本土的人協助他們的日常生活，而凡是協助蘿蔔頭的都被稱為 漢奸。有價格管制，也有糧票，但那所謂黑市不怎麼黑。排隊輪購的現象常見，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 我最記得如下的一個真實故事。在我前文提及的太富街十二號二樓，我家遷出後讓一些親戚住。那裡有一個三歲大的小孩子， 因為餓得要命，在深夜大家熟睡之際，爬起床來，偷家中的米自己煮飯吃。三歲懂得煮飯，比我聰明多了。 排隊輪購的故事，糧票的故事，搞關係的故事，黑市、灰市的故事，當年我天天受教，加上香港戰前與戰後的租金管制的故事 ，給我提供了足夠的資料，讓我在一九七四年發表了那篇題為《價格管制理論》的文章。這篇文章會歷久傳世。 說到在市場流通的鈔票，日軍當然強迫香港人用他們發行的“軍票”。印製軍票的成本近於零，如果不強迫他們侵佔的地方使 用，他們怎會有那麼多錢打仗呢？ 然而，雖然名義上是禁用，但港鈔還在市場流通，貶了值當然無可避免。貶值最厲害的，是五百元面值的鈔票，因為找贖困難 ，市場一般不接受。我的母親就用面額小的，或用日本的軍票，去購買這些貶了不少的五百元面值的港鈔，大張的，放進一個 黑色的小鐵箱內，在家旁的園地挖一個洞，把小鐵箱埋藏在土下。 二戰後，母親向我解釋說，她當時就是不相信日本可以佔領整個中國，如果有朝一日英國再回頭治港，他們不會不接受五百元 面值的港鈔。 這就是我的母親。 （《童年的回憶》之三）  

  (2020-02-27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我是在香港西灣河太富街十二號二樓出生的。那時用“接生”，用不著到醫院去。太富街是太古船塢的房子，是在太古工作的 親戚轉租給我母親的。這些轉租或轉讓或分租，當時很普及，船塢當局不管。太富街又稱第四街，因為當時有五條橫排向出海 面的，一律用紅磚建造。太富街的日子，今天我絲毫記憶也沒有。 找到一幀出生後三個月母親抱著我的照片，是在太富街時期拍攝的。附錄在這裡給同學們看看。那是八十四年前！ 男女不論，母親是我平生認識的最聰明的人。姓蘇，名鴻，又名燕琦，廣東江門人，蘇氏是那裡的一個大姓。母親沒有進過學 校，但過耳不忘。她在教會聽道而能把整本《聖經》讀出來。守舊、迷信、講意頭，但也信奉基督教。一九九二年謝世，享年 九十歲。 我的父親張文來是廣東惠州人，一九五四年謝世，六十歲。據說是個養子。約十歲時從惠州到香港做學徒，其實是做些洗碗、 掃地等粗活。曾經在街旁賣香煙，也曾經在一個石礦錘石與抬碎石下山，導致他的右肩比左肩低。曾經在香港的灣仔書院念過 兩三年書，他的中、英二文都寫得好，文采斐然。他自學而寫的字有書法家的水準。 父親的崛起源於他轉到當時香港的天祥洋行做電鍍學徒，有了基礎的認識，他用中文翻譯了一本源自美國的電鍍手冊。滿師後 他在永樂街二十號開設文來行，銷售從美國進口的電鍍原料與拋光用品，也給電鍍行業的朋友傳授有關的技術。那是遠在我出 生之前，而文來行這個老字型大小，今天還在昆山存在。逾百年的老字型大小稀有，文來行算是過了關。保持文來行是母親當 年的要求。父親謝世後，香港的電鍍行業把他的生日稱為“師傅誕”。 我出生的一九三五年，文來行如日方中。母親為了要父親多吸新鮮的空氣，一九三八年在我前文提到的成安村再上一層的澳背 龍村建造一間以石頭及水泥砌成的大房子（見圖）。我還記得的懂事的第一天是一九三八年的二月，那時我兩歲又兩個多月。 記得清楚，因為母親叫我坐在一張小凳子上，監管著泥水工人，三鏟沙要用一鏟水泥，不要讓工人騙了。是二月，因為記得那 棵苦楝樹（見圖）正在開花。是一九三八年，因為建好的房子上頭用浮雕刻著“一九三八”這四個字。我們一家是該年搬到澳 背龍村去的。 該村當時算不上是村，沒有名字，家中人稱之為“山頂”。連我們的家整個山頭只有三間房子，跟著很快就有第四間了。那是 母親讓出近鄰的一塊地給一位教會的朋友建他的房子。姓吳的，有兩個女兒，長女叫“吳姑娘”。我的幼兒班是吳姑娘教的。 學生三個：我的哥哥張五倫比我年長十六個月，吳姑娘的妹妹叫吳惠玲，比我年長約一歲，我是最小的，約三歲。 吳姑娘的脾氣好得出奇，因為我最小，對我萬般遷就。記得有一次，吳姑娘要我們三個孩子背書，叫五倫先背。我大哭大鬧地 反對。吳姑娘於是讓我先背。我一句也背不出來。吳姑娘問：“你不是要先背嗎？”我說：“我說要先背，但沒有說我懂得背 ！”老是趕著下課，因為喜歡爬到自己家的牆外的一顆桑樹上摘桑子吃。吳惠玲就是喜歡吃我摘下來的桑子。 求學的災難出現了。當年小學一年級的入學年齡是五、六歲之間。比我年長一歲多的哥哥是個讀書奇才，他生於八月，母親決 定讓他五歲又一個月讀小學一年級。學校的名字是永光小學，在山下的電車路，不遠的，但要讓保姆背下山。最年小的我怎麼 辦呢？母親要我跟哥哥一起去讀小一。但那時我只有三歲又九個月，太小了。 是的，在近二十四歲進入大學之前，我在中小學讀書讀得一團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讀小一時起步太早！倫哥是讀書奇才， 他剛滿五歲讀小一可以應付，但我還有三個月才四歲，讀小一是太早了。這是為什麼後來我終於學有所成時，不少朋友問我孩 子求學的事，我永遠建議小學起步不要早，最好是比其他同學年長一歲。理由簡單。在幼年，年長一歲是長很多，成績可以容 易超于其他同學。這樣，有了一個優越感的起步，跟著就來得順利了。 回頭說母親，她合共生了十一個兒女！第一個是男的，是我的長兄。在一個重男輕女的舊禮教家庭，這位名為張五洲的長兄當 然是家中最重要的人物。然而，奇怪地，自父親一九五四年謝世後，這位長兄逐漸地跟母親不和。我完全不知道發生著些什麼 事，因為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求學超齡六歲，需要拼搏的集中難為外人道。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職，其中一個原因是 母親老了，見她獨居，我要回港照顧她。 長子之後，母親跟著連生了六個女兒，其中一個夭折，所以我出生時有五個姊姊。第八就是倫哥，當然是母親最寵愛的了。倫 哥這個人的確是值得愛，我歷來不想寫他，因為這個音樂天才，繪畫天才，讀書天才，文字天才，一九五八年在美國患上精神 分裂症，一九六七年初在香港自殺了。當時我在美國，想著母親的傷心我連問也不敢問。在我之後母親還再生兩個女兒，第十 的名秀貞，讀書也了不起，可惜一九四七年因為腦膜炎病逝。第十一的名秀芳，又稱“張十一”，曾經是香港一間醫院的頭頭 ，今天還健在。 總的來說，年幼時在澳背龍村的日子是美好的。家境好，我和倫哥各有各的保姆。我的保姆叫群姐，晚上喜歡伴著我在戶外看 天星，說什麼牛郎織女、嫦娥奔月及其他我長大後才知道是群姐自己想像或編造出來的故事。然而，好景不常，在我六歲生日 過後幾天，這些溫馨的日子終結了。 （《童年的回憶》之二）  

  (2020-02-25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不久前一位元朋友傳來這裡附上的圖片，是一九六七年攝的香港西灣河成安街對上的山頭，稱成安村。我是在圖中一帶長大的 。二戰後，除了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我到佛山華英中學的附小混了幾年，到我離港赴北美碰運氣的一九五七，大部分的時間我 是住在這成安村再向上走一點的澳背龍村。當時那裡的房子遠沒有圖中見到那麼密集。 圖中見到的路大約建於一九五二，當年我是走慣了的。也有石階可以拾級而上。我少年時的好友容國團當年是住在這屋村東行 約一公里的地方，依稀記得名為南安坊。一九五二年我認識他，一九五四年我跟他差不多日夕與共。他是沒有錢讀書，要打工 ；我是沒有學校收容——一九五四年被逐出位於銅鑼灣的皇仁書院。算是初一，我兩次不能升級，要離校，同學們說是因為一 個姓梁的作文老師不喜歡我——他們說沒有見過作文只差一分不及格的。那是“主要”科，不及格升級免問。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離港到加拿大碰運氣，要坐船十八天。是商業之行。到了多倫多，只幾天解決了那裡的出口商要處 理的事，就決定留在北美讀書。在加拿大沒有正規的大學收容，只能在那裡自修英語。我以超齡的資格進入了洛杉磯加州大學 時，快二十四歲。那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十年人事幾番新，圖中所見的一九六七是我離港十年，運情不錯。早一年我在長灘 獲十八間州立大學的最佳教授獎。六七年初，論文《佃農理論》只寫好一章，芝加哥大學給我一個“政治經濟學博士後”獎， 要我到芝大去。我對他們說我還沒有博士，怎可以接受“博士後”？收到的回應是他們不管我是不是博士，但我一定要去芝加 哥一年才可以獲該獎金。這樣，六個星期後我就把論文寫完了。斬瓜切菜，但不少師友認為那是他們見過最好的經濟學博士論 文。 也是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長灘藝術博物館舉行攝影個展，盛況一時，多份報章大事報導，展期延長兩次，也有好幾間其他博物 館要請我去展出。考慮了幾天，我決定放棄攝影，專研經濟學。一九六九年我轉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做副教授，幾個月後他們 無端端地升我為正教授。 容國團是個天才，但運情沒有我那麼好。比我年長一歲的哥哥當年認為他是個音樂天才，但學音樂，彈什麼鋼琴的，家境欠佳 的當年免問。其實阿團什麼都是天才。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那一年，他和我皆無所事事——我在父親的商店工作，因為遇上韓 戰禁運，上不上班都一樣。我們兩個於是在街頭巷尾到處跑，找其他孩子出氣，賭小錢。凡賭乒乓球與踢毽子由他出手，而我 則善於下棋（任何孩子玩的棋）與擲毫（即硬幣）。桌球阿團也有兩手。正規的桌球要付錢，他付不起，但那些窮孩子玩的康 樂球他是所向無敵的。還有，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阿團寫得一手好字。 一九五五年的暑期，我在父親位於永樂街的商店隔壁的一間涼茶店認識一位元名為關大志的攝影天才。他替我買了一部二百港 元的舊照相機，教了我半個小時，我就攝得兩幀作品入選香港國際攝影沙龍，而且兩幀都被刊登在該年的年鑒上，所以興趣轉 到攝影那方去。阿團的家境沒我那麼好，在灣仔修頓球場旁邊的一間工會的小圖書館工作。其實沒有什麼書，但有乒乓球桌一 張，他天天在那裡獨自研究發球。記得一九五七我離港的早上，到該工會找他，他教了我兩招發球，也送我他慣用的球拍。該 球拍遺失後幾年前複得，今天又不見了。如果再出現，我會拿去拍賣，把錢捐出去。 認識阿團之前，我老是喜歡在附圖位置再上一點的澳背龍村，到處找其他孩子遊玩比賽。最好玩的是鎅風箏，其他有射或捕飛 鳥、擲毫、彈玻璃珠子，我無所不精，所向無敵。我也喜歡翹課，獨自步行約一個小時到當時一個人也見不到的柴灣去釣魚。 永遠是在水退時爬上水不深的巨石，等潮漲，把魚絲一次又一次地拋出去。根本沒有魚，只是偶爾有很小的上釣，但還是一次 又一次地拋，幻想著有大魚上釣，到夕陽西下才回家。今天我以想像力知名經濟學行內，主要是這些孩子玩意訓練出來的。 一九五二年，在灣仔書院，班主任叫郭煒民，因為我常常翹課、缺課，其他老師當然會大興問罪，但郭老師永遠遷就我。一次 ，在大考前，我缺課，郭老師對其他同學說：“張五常看來是在家中準備考試了。你們不要學他，因為只他一個可以在一天自 修一個學期的功課。”其實那天我也是去了釣魚。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我有幸能跟郭老師進過兩次午膳，表達他給我的教誨之恩。去年我的五卷《經濟解釋》竣工了，急 著要送他一套，卻得知他在幾年前謝世了。 （《童年的回憶》，之一）

  (2020-02-18  新浪博客) 我有一個外甥，是我的三家姐的兒子，名趙承恩，當年在香港中學成績其實不錯，但香港大學不收他。他申請當時算是次級（ 今天不是）的香港中文大學，因為中學會考的中文考得不夠好，也遭拒於門外，害得當時中大的容啟東校長親自來信向我解釋 。今天看，中文大學是走了寶，因為 S. Y. Chiu 今天在生物細胞的研究上成了名。 我讀到容校長的信，一聲長歎，就把這外甥帶到美國求學。那大概是一九七一年。由我親自教。教法簡單：週末不准讀書，要 陪我去釣魚。就這樣，從本科一年級起只六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獲生物物理學博士。有點瘋瘋癲癲的，在華大時，因為他 的英語名字是 Bill Chiu，同學們給他的別號是“傻Bill”。 一老一少，我們什麼都鬥，好玩的。兩年前他來郵說：“常舅父，我的名字打進了教科書，哈、哈、哈！”這當然是了不起的 成就，但我回郵說：“我的名字不僅在教科書出現，而且經濟學出現了CheungianEconomics（張氏經濟學）這一詞。”沉底穴，打死車，這一著他無法回應，也是永遠地輸了。道理簡單，因為英文Cheung字後面可以容易地加上-ian，但Chiu字後面則怎樣也加不上去！過癮不過癮？ 我這個當年進不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外甥，奇怪地愛中國。正如我太太說他，凡是中國的他一律說好，任何批評中國的話他一律 不同意。這乃“傻Bill”是也。 昨天這個外甥傳來一個數字表，是關於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十個嚴重病毒的擴散與殺傷力的比較，茲附錄在這裡給同學們參考：  我的推斷，這圖表內的數位是在今年一月三十與三十一日之間統計的。從這些資料可見，武漢新冠病毒的殺傷力是十項病毒 中最弱的——跟二〇〇二年的沙士病毒相比，其殺傷力只約五分之一。新冠的殺傷力只占染者的百分之二，跟一些比較嚴重的 流行性感冒差不多。但新冠的傳染力強，到二月十八日受感染者升到七萬二千多例。殺傷力基本上不變。 同學要注意的是圖表下面有提供者的評語，顯然是站在中國那方說話。意譯為中文，大概如下： “就算最近的病例升至七萬宗，跟二〇〇九年在美國出現的H1N1相比，微不足道。但美國當局可沒有推出隔離設施，讓病毒擴散到全世界。然而，美國今天卻以這武漢病毒為藉口，重 擊中國。美國是一個有病的宣傳國家。 “這裡又是一個讓人睜大眼睛的記錄，說明美國怎樣創造錯誤的形象，重擊中國，從而獲取政治與經濟利益。” 我們當然希望這位評論家的判斷不對，而我自己不相信美國人會變得那樣沒出息，幸災樂禍。我在北美生活了二十五年，沒有 認識過一個美國人是這樣的。難道世界真的是改變了？ 依照上述，武漢肺炎不是那麼嚴重。然而，從經濟的影響看，我不敢苟同上海復旦大學的張軍教授與香港科技大學的雷鼎鳴教 授。都是朋友。我不同意他們認為今天武漢肺炎對經濟的殺傷力跟二〇〇二到〇三年的沙士相若，是因為今天的隔離與管制遠 比沙士時嚴厲。我欣賞這隔離的操控與全面，也欣賞市民的奉公守法。但當今天本來是鬧市的變得寂寂無人，娛樂、飲食、旅 遊等行業一律下降至近於零，我就不由得問一個不可能有答案的問題：人命何價？ 最為嚴重的是工業運作那方面。我知道北京的朋友已經盡可能地幫忙，但因病毒爆發於春節期間，流動人口多，無數在工廠操 作的回鄉，肺炎事發後他們不願意早回來。據說封路政府已經逐步放開，但回廠後需要填表，也要被隔離七天這些規限，嚇怕 了不少人。我在兩個工業區查詢的結果，是二月十六日的動工率不到往年同期的一半。 二月十三日我在這裡發表《從非典肺炎看新冠病毒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作了好些建議，今天再說，是要強調價格管制——無 論是消費物品之價還是生產要素之價——要立刻撤銷。很多做廠的朋友向我投訴，口罩不夠，員工回廠後也不能開工。聽說口 罩有價格管制。這不對，讓其價上升其產量必增，工廠買不起政府補貼就是。撤銷價管會讓製造口罩的發國難財嗎？當然不會 ，因為口罩不是什麼專利或機密物品——我自己的妹妹也正在自己家中造（不要忘記她是個天才，一笑）。 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經濟學者，這幾天我在想，經濟學的確無法回答一個問題：一個人的生命何價？這可見那些所謂福利經濟 學全是廢物。 昨天翻查資料，知道目前中國的通脹率達百分之五點四，輕微地超越了弗裡德曼認為是對經濟有利的通脹率百分之二至五之間 。我見這幾年央行運作得不錯，知道他們對物價的調控很有兩手，於是在這裡建議，增加貨幣量，讓有關的部門多花點錢救災 ，有需要時讓通脹率上升一點，但不要超過百分之七。災後再調減貨幣量，慢慢地把此率調回百分之四與五之間。 在今天的文明時代，人命無價。這是處理目前不幸遇上的病毒的一個主要困難。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