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2019-01-22 張五常　新浪博客)   歷來少見媒體的任正非先生，最近連續兩次見了。他說得好，我徘徊於他說的字裡行間，若有所悟，對一位同學說，任正非是 二十一世紀的哈代。經過解釋後，這位同學同意我說的。   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1947）何許人也？他是英國劍橋的數學大師，著作等身，是中國數學家華羅庚的老師。最為重要的 貢獻，是他發掘了印度的年輕數學天才拉馬努金（Ramanujan）。拉馬努金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數學天才，沒有讀 過什麼書，自修學數，1914年寄了一些數學文稿給哈代，哈代驚為天人，力排眾議，把拉馬努金邀請到劍橋去。這個近於 神話式的故事今天拍成了一部很好的電影。     說任正非給我的印象是哈代，是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哈代寫了一本很小的算是自傳類的書，題為《一個數學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在該書的開頭哈代說了一段話很有名，常被引用。雖然他的英文是好的，但因為哲理湛深，不易懂，我在這裡先附錄 他的英語原文，然後再翻為中文給讀者吧：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 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 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 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 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 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plain. Exposition,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翻譯過來的大意是：   “一個職業數學家寫關於數學的事是悲哀的。數學家的本分是做點什麼，創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數學增加一點，而不是談論自 己或其它數學家做了些什麼。政治人物鄙視評論政治的人，畫家鄙視藝術評論者，生理學家、物理學家，或數學家通常都有類 似的感受。沒有任何嘲笑，能比創作者對解釋者的嘲笑來得深奧，或在整體上更為合理。闡釋、批評、欣賞，都是只有二等腦 子的人的工作。”   哈代是說作為數學家，他只是要在數學上作出一點貢獻，批評或讚賞的人很有點無聊，屬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為什麼我 想到任正非那邊去呢？因為在媒體的訪問中，他說得清楚：“華為不是上市公司，我們不需要漂亮的財報。如果他們不想讓華 為進入某些市場，我們可以縮小規模。只要我們能生存下去，養活我們的員工，我們就有未來。”   大家知道，作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企業家，任先生曾經被人拍攝到排隊輪候的士、坐地鐵，對物質的享受沒有多少興趣。不同的 是，哈代從事數學研究只需要一支筆及一些紙張，但任先生從事華為那種行業的研發需要賺不少錢才有可為。華為去年的研發 開支高逾人民幣一千億，擁有八萬七千多個授權專利。行業不同，資金的需要有別。但賺錢永遠是那麼困難，何況華為參與的 行業不像房地產那樣可以憑有利的時間與地點而賺得需要的資金。無可置疑，今天的華為是一個現象。   我自己從事的經濟學研究需要的資金微不足道，但要比哈代只需要一支筆一些紙的金錢成本多一點。在美國時我幾番獲得那裡 的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但今天回顧其實用不著那麼多。從1982年回到香港任教職到今天，我把稿酬與出書獲得的版稅全 部給予協助我找尋資料及整理文稿的朋友，足夠。華為需要的研究資金是天文數字。然而，歸根究底，哈代為的只是要做出一 些什麼，我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麼，任正非為的也只是要做出一些什麼。借用王羲之的話，其致一也。   是不容易明白的行為。我要等到自己退休的2000年才開始動筆寫我在1970年就決定要寫的《經濟解釋》，因為我要累 積關於真實世界的現象。我歷來認為最愚蠢的經濟學者，是那些試行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我等到2000年六十五歲才 動筆，是最後的時間了。當時我可沒有想到，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我要花上十九年。快要在中信出版的《經濟解釋》的新版， 分五卷，應該是最後的了。記得有人說過，一件藝術作品是永遠沒有被完成的，只是被遺棄了。快將出版的五卷《經濟解釋》 算是被遺棄了吧。我恐怕再改下去會改差了。一些朋友把自己的大作一版一版地改下去，最後是改差了的。   我自己日暮黃昏，但任正非只七十四歲，來日方長。我希望任先生不要管他人怎樣說，因為哈代說得清楚，“沒有任何嘲笑， 能比創作者對解釋者的嘲笑來得深奧，或在整體上更為合理。闡釋、批評、欣賞，都是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   說起來，任先生可能比我晚一輩。我是這樣算的。哈代的後一輩是他的學生華羅庚，後者與陳省身同輩。陳省身的後一輩是丘 成桐。後者今天七十，與任先生應該是同輩。經濟學家中與哈代同輩的我想到弗裡德曼的老師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與科斯的老師普蘭特（Arnold Plant，1898-1978）。雖然弗裡德曼與科斯比我年長二十多歲，我和他們應該是同輩。這是因為雖然我二十四歲 才進入大學讀本科一年級，但三十二歲寫好《佃農理論》後，弗裡德曼、科斯、斯蒂格勒、阿羅、詹森、諾斯等人喜歡跟我平 起平坐地研討。我曾經說過，我是有機會跟二十世紀多位經濟大師交往的最後一個人。經濟學者長壽，無端端地把我的輩分抬 高了！   話得說回來，儘管我認識的世界級學者一律智商高，用功，分析力強，但算進事業的難度論高下，我們沒有一個比得上任正非 先生。

(2019-01-14  張五常  新浪博客)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德姆塞茨謝世，十三日我寫此文，憶往事，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初期發展作了些片段的解釋。）   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2019）謝世了。因為他是新制度經濟學其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不少同學希望我能說一下他在 這個範疇上的貢獻。   我是一九五九年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讀經濟本科的，一九六一學士，一九六二碩士。那時德姆塞茨在該校任教，一九六二年我 是他的改卷員。此君善忘，後來他竟然完全不記得我曾經為他改過試卷！其後他轉到芝加哥大學，受到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賞識與科斯（Ronald Coase）的影響，成為大師。這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躍進是源於一篇一九六三年他寫成的五十多頁的長文稿，後來分為兩篇在 學報發表。該文稿他寄到洛杉磯加大給我的老師阿爾欽（Armen Alchian），阿師偷偷地給我看了，因為德姆塞茨說明不能讓外人看。   這篇文稿對我的影響很大。德氏加進交易費用，把帕累托至善點再闡釋，帶來了一番新天地。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解釋清楚 德姆塞茨在這方面的貢獻。這例子是我從他的論點想出來的。我們到餐館吃自助餐，支付一個固定的餐費後，吃多吃少餐館完 全不管。於是，一位顧客會吃到最後一口對他的價值是零，但這最後一口食品的成本可不是零。邊際成本於是高於邊際用值， 傳統的觀點會說這是浪費，違反了帕累托至善點。但德姆塞茨說如果引進監管顧客食量的費用——這監管費用屬交易費用的一 部分，但自助餐不用支付——帕累托至善點可沒有被違反。這是因為節省了的監管費用大於食品的邊際產出成本超出邊際用值 那部分的浪費。換言之，如果引進交易費用，傳統的違反帕累托至善點不能成立，而正確的帕累托看法是要加進這交易費用才 對。 德姆塞茨無疑是對的。但我在一九七四年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的結論中說得清楚，如果我們引進所有無可避免的局限，帕 累托至善點永遠達到滿足。換言之，不能滿足帕累托至善點的情況，是源於我們漠視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或交易費用。在好些問 題上，我們解釋一個現象，不需要引進所有的局限，因此會出現違反帕累托至善點的情況。這違反可不是真實世界的實情，而 是從事經濟解釋的人不需要引進某些與解釋現象無關的局限。   我奇怪德姆塞茨沒有看到我提出的觀點。他差不多所有的文章都是批評政府的干預，但政府的存在是因為一些無可避免的交易 或制度費用的存在而起的。無論執掌政權的人把人類弄得多麼悲慘，甚至人類毀滅自己，只要我們能引進所有的局限，帕累托 至善點怎可能被違反了呢？違反帕累托至善點的存在，用德姆塞茨的思維推理，只能源於我們漠視了某些局限或其轉變。德姆 塞茨的整生都在說市場經濟怎樣好，政府干預或主導怎樣不好，但依照他提出的帕累托至善觀點，要引進有關局限作闡釋，他 的作品難以自圓其說。科斯曾經對我說，文字的表達沒有誰寫得比德姆塞茨更清晰。這點應該對，問題是，如果我們依照他一 九六三年的雄文提出的帕累托至善點的重要新闡釋，他後來寫的無數批評政府的文章皆不容易自圓其說。   經濟學者批評政府常有，也容易，但從有解釋力的科學角度看，作為經濟學者，我們關心的是問為什麼一個現象會發生，不要 問一個現象的發生是好還是不好。後者是價值觀的問題，與科學解釋無關。所以我認為德姆塞茨是走錯了路向。好比他批評薩 繆爾森（Paul Samuelson）與阿羅（Kenneth Arrow）等大師的關於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的傳統觀點。這觀點說如果增加產量而平均成本不斷下降的話，自然壟斷會出現，政府要干預。德姆塞茨反對，舉出如 下的例子：一間製造汽車的鐵塊車牌的工廠，數量越多每塊車牌的成本不斷下降，這是自然壟斷，但政府無需干預，因為還有 其他競爭者。然而，我認為這間車牌製造廠的產品平均成本不應該以每個車牌算，而是要用每次開機的成本算。以後者算，這 間工廠的平均成本就不是不斷地下降的，而是碗形。經濟學要問的是為什麼，不要問好不好。 經濟學者對世事知道得不多，批評政府容易，批評市場也容易。如果經濟學者完全不管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只是集中於解釋 ，為什麼工廠會那樣運作，為什麼市場有時會那樣離奇，為什麼政府要左管右管——只要能引進有關的局限轉變，求得可以驗 證的假說，作瞭解釋，那就是經濟學者可以做而又應該做的事情。至於什麼有益社會，什麼可以改進民生，是主觀的問題，與 科學的要求是扯不上關係的。   我也要提到在我的《佃農理論》的第四章，後來又獨立以文章發表的關於合約選擇的。其中我提出卸責（shirking）這個概念。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老師阿爾欽到該校訪問，跟他進午膳時我提出兩個人抬石頭下山的例子 。甲、乙兩個人一起抬石下山，其重量比兩個人各自抬的加起來為大，但在抬石時，甲會卸責把石頭的一些重量推到乙那邊去 ，同樣乙也會如此。所以兩個人抬石下山的重量是會低於他們不卸責的重量。但一定會高於他們各自分開抬的總重量，因為如 果他們分開抬的總重量高於一起抬的重量，他們不會一起抬。那麼在有卸責而又一起抬的情況下，其重量是怎樣決定的呢？換 言之，如果分開抬，每人每次可抬100斤，如果沒有卸責兩個人一起抬可達250斤，在有卸責的情況，我們知道兩個人一 起抬的總重量會是在200與250斤之間，比如是230斤。這個重量是怎樣決定的呢？阿師當時答不出我的問題，如果沒 有引進很多人抬石的競爭，這問題到今天我還沒有答案。   這個抬石例子沒有引進我在一九六九年發表的關於合約選擇的文章，但卸責（shirking）這個今天看因為無從觀察因而沒有什麼用途的理念，是在該文提出了。一九七二年阿爾欽與德姆塞茨聯名發表 了一篇關於機構組織的雄文，以卸責（shirking）為主題。這篇文章大紅大紫，是美國經濟學報（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歷來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我自己認為因為shirking無從觀察，這個理念沒有用途，所以再也不用了。可惜shirking自我提出之後不脛而走，影響了阿爾欽與德姆塞茨的雄文，跟著又影響了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無數無從觀察的術語的發展，再跟著就是博弈理論了。這是shirking帶來的大悲劇。可惜少人知道，阿師在謝世前幾年，認為他跟德姆塞茨合著的大文是錯了。   還要順便一提的是Klein、Crawford和Alchian一九七八年聯名發表的一篇關於vertical integration的文章，其中提出敲竹槓（hold-up）的屬於shirking那一類的無從觀察的術語，也是大紅大紫。該文提到因為有敲竹槓的問題，石油公司不會租用輸油管，要自己建 造，但會租用運油船。當時我是加州標準石油的顧問，對石油的運輸知之甚詳，對他們說石油公司喜歡租用油管，但擁有自己 的油船隊。他們只是把石油運輸的例子刪除，其餘不改。 一九七六年我作加州標準石油的經濟顧問，兩年後該機構問我要不要多聘用一位經濟顧問，我建議德姆塞茨。他們很高興。為 標準石油我寫了兩份加起來逾兩英吋厚的關於石油合約的研究報告，阿爾欽讀後說是他見過的最精彩的經濟學實證研究。德姆 塞茨也幾番對外人提到這兩份報告。   說到今天不少同學有興趣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以年歲的長幼排列，有關的幾位的貢獻大概如下：戴維德的貢獻，是問為什 麼會有捆綁銷售這個怪現象。科斯的貢獻，是問權利界定與交易費用的關係。阿爾欽的貢獻，是問價格的用途是什麼。德姆塞 茨的貢獻，是問帕累托或有經濟效率的至善點要怎樣闡釋才對。張五常的貢獻是問合約的用途是什麼與為什麼合約有時是這樣 有時是那樣。在知識的茫茫大海中，上述五者的貢獻微不足道，但說不定皆可傳世！有機會傳世，因為這些問題要不是沒有前 人提出過，就是提出過但答得不夠深入。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德姆塞茨和他太太到上海一行。我和太太跟他們相聚了兩天，甚歡。

(2018-12-16 張五常 新浪博客)   最近發生的華為事件使我心境難平。不僅我這樣，朋友之間也這樣。從西方的輿論讀到的，有如下幾點：   一、華為賣給伊朗的產品中，有美國的零件在內，是以為罪。這樣的罪名在美國本土之外從來沒有出現過。西方也有人指出， 如果從外間輸進伊朗的產品，有美國製造的成分在內是罪，無數國家也犯了這個罪。   二、小題大做。加拿大政府早就知道，為什麼不跟中國的駐加領事打個招呼，讓小事化無？要是什麼嚴重的罪行當作別論。   三、中國人買起加國的物業，增加該國不少稅收，也是該國的農產品與原料的大客戶，為什麼因為一些無足輕重的瑣事而弄得 這麼糟？看來加國的政客的智商有點問題。   四、輿論說，美國這樣做，是為了協助美國與中國快將舉行的貿易談判。但我想不到在哪方面可以協助，何況北京歷來是吃軟 不吃硬的。   五、整件事的唯一獲益者，應該是華為。一般的言論，對華為的產品評價實在好。我們不容易想像有更震撼的免費好廣告。有 說美國要打垮華為，可能是，但這次看來有反效果。   六、孟晚舟女士的表現從容得體，很多朋友都這樣說。因為這件事的發生，我參閱了一些關於任正非發展華為的故事，知道他 處理的研發與製造的行業難度極高，打進國際非常複雜。他竟然能做得那麼好，是異數。     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個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應該是蘋果，因為不少使用蘋果手機的炎黃子孫轉用華為。   八、據說美國還沒有交出華為的罪證，若如是，加國把孟女士釋放，說聲對不起，不是很恰當嗎？

(2018-12-10 張五常 新浪博客)   （一）生物的起源一定要有氨基酸。多年前一位科學家證實，有海水加上行雷閃電，氨基酸會在海水中出現。此君為此獲諾貝 爾獎。既然你們論及，讓我簡略地說一下我知道的關於生物的起源與人類的發展，分點如下： （二）第一個生物細胞在海水中出現的難度，當年一位專家教授對我說，等於用一萬塊磚頭拋上天，掉下來剛好砌成一間屋。 近於不可能，但機會不是零，而地球有數十億年的時間，不斷地嘗試。 （三）只要有一個生物細胞出現，而這個細胞可以繁殖，跟著經過不知多少個億年的基因轉變（mutation），不同的生物就出現了。 （四）適者生存不是達爾文說的意思，而是基因的轉變讓不適於環境的基因遭淘汰。最清晰的例子是長頸鹿，本來有長頸與短 頸的基因，但因為短頸的吃不到樹上的葉，遭淘汰，短頸的基因再不存在。換言之，適者生存要從基因的轉變看。 （五）“人”的定義，是地球上唯一可以站起來用兩只腳在地上行走的哺乳動物，pithecanthropus erectus是也。 （六）猩猩不能用兩腳行走，但我不懷疑人類源自猩猩。猩猩的智慧高，懂得計算，雖然遠不及人類。這跟《聖經》之說有別 ，但不是說沒有上帝這回事。對宇宙的神秘有點認識的學者，不少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七）人類出現的歷史只有幾萬年，在宇宙的時間表上只是一剎那。所有生物，從宇宙的時間看，其存在都是一剎那，只是有 些生物存在得較為長久。人類將會滅絕是早晚的問題，這是生物的宇宙規律。這裏的關鍵是人類的腦子冠於所有生物，會否因 而出現一個永不滅絕的情況不得而知，也可能有朝一日，人類因為腦子了得，用今天大吵大鬧的基因研究而把自己改變，成為 另一種非人的人，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地認為，人類可能因為自己的智商奇高，武器發達，互相殘殺而毀滅人類自己。 （八）人類腦子想出來的醫療長進，導致人類的壽命增加不止三十年，但這腦子發明的武器，卻在毀滅人類。在所有生物中， 只有人類出現著這兩方面的矛盾。這是我在《經濟解釋》寫自私那一章轉向悲觀的原因。 （九）有智慧的人類（homo sapience）有不少不同種族，其智商的高下不同，正如不同種類的犬的智商有很大的差別。昔日發明半導體的一位大師說， 亞洲的孩子天生最聰明，非洲的黑人最蠢。這些話當然給外人罵個半死，但可能對。 （十）我認為人類的腦子有三種功能。其一是記憶力，其二是想像力，其三是推理力。愛因斯坦說最重要的是想像力。這方面 ，從中國歷代詩人的作品看，炎黃子孫這個民族的想像力可能冠於人類。可惜中國人的推理能力是太差勁了！我認為中國人的 推理能力弱不是天生的，而是傳統的禮教、學而優則仕與今天還不幸地存在的所謂思想教育使然。 （十一）我同意不同種族的人類的智商有別，也同意智商的高下有很大的遺傳因素，但不認為家境較好或學識較高的家庭的孩 子，同種族的，比較聰明。十多年前我跟進過中國的農家的窮孩子，認為他們的先天智商跟有識之士的沒有分別。 （十二）從多種出土文物中，我非常欣賞炎黃子孫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智慧，但認為不一定比得上小小的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 。然而，客觀地看，沒有中國在上古時期的金屬變化的發明，英國很可能不會有什麼工業革命。當時的英國，在經濟學上出現 了斯密、李嘉圖、米爾；文學出現了莎士比亞、狄更斯；物理出現了牛頓；生物出現了達爾文；藝術出現了脫爾諾……。中國 的人口比英國的多出無數倍，竟然沒有出現過一個這個水準的大師！是的，像李白、蘇東坡等人的天賦無疑蓋世，但從作品的 斤兩衡量，我們確實是輸了。有點不服氣，我花了十八年時間寫下五卷本的《經濟解釋》，自覺可把斯密比下去，可惜日暮黃 昏，是成是敗我不會見到。 （十三）我可以肯定，在科學的造詣上，中國遠不及西方的佼佼者，不是基因或種族的問題，而是制度與教條等危害的效果。 證據是只我們一家就出現了三個——我的外甥、兒子與我——雖然稱不上是什麼歷史可載的高人，但機會不是零。我自己知道 自己在學問上的位置，外甥知道他的位置，兒子也知道他的位置。這類判斷外人不容易，但從事者達到某層面自己會知道。我 可以只聽一個經濟學家說幾句話就知道他是站在哪個位置；我的外甥聽他人說細胞，我的兒子聽他人說白血病，也立刻知道這 個人站在哪個位置。 （十四）今天大吵大鬧的基因工程有機會改變人類，信奉基督教的人不會贊同，因為《聖經》的一個闡釋，是上帝造人有專利 權。問題是，闡釋《聖經》，我們也可以說，既然改變人類的人類是上帝造出來的，那麼因為基因的改變而出現的怪人也是上 帝的主意。我自己出生不到一個月就成為基督徒。今天我欣賞基督教，喜歡聖誕歌，童年時聖誕是我最喜歡的節日，可惜我曾 經認識的一些人，因為信教過度而出現了問題。另一方面，宇宙與生物的存在是深不可測的學問，人類的天才只可以猜測，說 是理解一切是狂妄的想法。我自己希望能久不久到教堂安息一下，但今天的教堂改變了，再沒有昔日的安息感。  

(2018-12-04 張五常 新浪博客)   一位朋友傳來一篇英語文章，作者Chi Wang，內容是說他曾經在美國華盛頓兩家政府機構工作了五十年，認識好些政要，知道他們一向支持及同情中國，但近十 年的情況改變了，對中國的友善不再。我沒有理由懷疑此君說的。好些報導從其他角度說的也是類同的話。   今天，不少報導說，中國學生去美國求學，簽證往往被拒，有些暑期回家探親後再去美國時不獲簽證，有些每年的例行續簽也 遭否決。看來是跟某些科目有關，但也不一定。這樣看，要申請到美國求學的中國學生人數將暴跌，因為讀到中途不獲續簽對 學生是災難！   美國的大學本身當然歡迎中國的學生。這些學生一般好學，而收取外來學生的學費，以公立的大學來說，通常遠比美國本土的 學生高。我大約地估計，是三個外來學生的學費可以養起一個助理教授，而一個助理教授通常教約十個full- time equivalent的學生，所以校方是賺了七個學生的學費。當然，大學還有好些其他費用，但在邊際上多教一個學生的 成本低，外籍學生對校方的財政是有助的。 昔日美國的求學氣氛   回顧歷史，美國對中國是友善的。雖然百多年前的八國聯軍美國有份，但庚子賠款協助不少中國的學子到美國讀書，培養出錢 學森、楊振寧、陳省身等高人。美國本土有一個大麻煩是種族歧視，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驅之不去。然而，我在美國生活 了二十五年，受到的種族歧視不嚴重。另一方面，在美國我受到多位經濟學大師的指導與關懷，使我終身感激。當年美國的師 友對我思想的重視，遠超我一九八二年回港後遇到的。是的，當年在西雅圖華大講課時，系主任諾斯坐著旁聽，不是監管，而 是做筆記。其他同事和我天天研討，誰對誰錯沒有誰管，真理的追求就是那麼愉快的事。楊懷康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到過西雅 圖華大，見過當時那裏的熱鬧。   早年我在香港讀書失敗，但美國那邊卻欣賞我那想得快想得怪的本領。考什麼公開試我無法過關，但在洛杉磯加大考四科博士 筆試，其中一科的教授多年後對我說，他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在說什麼，考慮良久還是給我個第一算了。環境適當，求學是一種 享受。   同樣，一九六六年春天我提交的十一頁紙的《佃農理論》的初稿，在加大研討時在座的數十位教授與研究生一律說我錯，吵了 幾個小時。該晚十一時多，我掛個電話給老師赫舒拉發，問他我的論文建議是否要放棄。他說：“你說什麼？那是我平生見過 最好的論文。”過了一天，另一位老師阿爾欽給我電話，說要在他的研究班上討論我那十一頁紙，一個月後他叫我動筆。要是 在今天的中國，我的《佃農理論》不可能寫出來。當年老師教的真理追求的意識對我有深遠的影響。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後來科斯的回憶寫下，我吸收了八位大師的思考方法。他說我不是仿效，而是吸收了然後發揮自 己的。今天，我怎可以說美國對中國人不好呢？種族上的歧視當然有，在學術界不嚴重，大可置之不理。 一家兩代的故事   我的外甥及自己的兒子在美國求學的運情也差不多。這個外甥當年雖然在香港的中學成績不錯，但沒有大學收容，我帶他到美 國去跟我求學。我給他定下來的規則簡單：週末不准讀書，要陪我去釣魚。教他的主要是一項：寫博士論文時一定要跟一位世 界級的大師。從本科一年級起，只六年此子獲博士，今天他屬一掌之數的生物細胞大師了。要是獲得諾貝爾獎我會敲榨他分我 一半。   我兒子的故事雷同。我教他不要管中學成績，不要管那些進入大學的公開試，因為他在美國出生，入大學容易。從來不管他的 讀書成績，只是知道本科畢業時他在整級考個第一。他自己不知道，而我懶得告訴他。教兒子，我又是說寫博士論文時要跟一 個世界級的。他當然受教，可惜在研究院他修的是兩個博士一起讀的課程，難度大，害得兒子吃得太多，變得太胖了。今天， 兒子從事西藥的研究，是商業的那種，獲諾獎的機會小很多，但不是零。我的女兒在美國的讀書成績跟她哥哥差不多，但本科 畢業後她不要再讀下去，是她的選擇，我尊重。   上述是我家的兩代人在美國求學的經歷。說美國人善待炎黃子孫是對的——撇開一些無聊又瑣碎的種族歧視，實在好。說實話 ，從求學這方面看，中國人不會對我們那麼好。可惜今天無端端地，美國對中國人不好了。我恐怕此“不好”也，會持續下去 。政治多麼可怕！   盜竊科技談何容易   我曾經寫過，開放改革前中國對外間的科技知識的所知是零，但在開放改革後，憑中外合資與以市場換技術這兩個法門，中國 學得快學得好。不久前北京取消合資的規限，做得對；但源自市場換技術的必須外銷的來料加工還在，也應該取消，因為今天 要多引進外資。 今天美國再不歡迎中國的學子到那裏求學。這些學子可以轉到加拿大或歐洲的大學去，只是有些重要的科目，美國還是最高明 。我不相信美國當局說的，中國頻頻盜竊美國的科技。當然不可以說完全沒有，但industrial espionage這回事，四十年前我得到美國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作過深入的研究，認為今天的中國人沒有本領從事。偶爾的小偷 當然存在，但專業性的工業盜竊談何容易！一九八二年我發表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Economic Inquiry, January 1982, P40-53），讀者可以參考。   引進人才的法門   那所謂“人才政策”——即是出資或較高的薪酬外聘科技學問人才——在內地的多個地區出現了好些年了。近幾年從國外出高 薪引進人才也明顯。這方面，一個要點是開放改革四十年來，從中國到美國求學的無數，其中不少學得好。人才政策當然是想 著這群人，但北京忽略了的，是這群人中的佼佼者，不願意回歸，一個原因是他們不能接受中國的大學制度與運作。他們不一 定打算到大學工作，而是任何在知識上有成就的人，喜歡在有上佳大學的鄰近工作。物以類聚，人以類聚，知識也類聚。   大家知道北京當局是花著鉅資支持大學教育的。然而，今天中國大學的運作，從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準則衡量，實在太 差勁了。無謂的約束太多，課程的規限太緊，創意不受重視，而政治上的思想教育，從外間回歸的知識高士沒有興趣，且往往 有反感。這些日子，網上的訊息是國際性的，什麼“翻牆”等玩意我這個老人家沒有學過，但我認識的內地學生沒有一個不懂 。另一方面，美國的學術朋友指出，中國內地的大學要講人際關係他們不能接受。   這就帶到一個最難處理但必須處理的問題：言論的約束。我不是個信奉言論自由的人，我的老友科斯不是，我的老師阿爾欽也 不是。四十年來，無論是講話或文章，我肯定北京上頭沒有干擾過我，但下麵卻無數次！在今天內地的大學處理言論的約束下 ，世界級的教育是搞不起來的。需要怎樣處理我不知道。從樂觀的那一小角看，我可以指出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了我很多書， 一個牽涉到內容的字他們沒有改過。所以在原則上，大學需要的言論自由是存在著一個可以接受的空間。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 把這空間放大一點。   都是越戰惹來的禍   更為頭痛的是算文章數量與論文章發表的學報高下這種無聊玩意，無疑是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現了某知名學報撤回一百零七篇 中國學者的論文，牽涉到五百多人的導火線。這些行為當然不是中國獨有，只是當年我在美國的追求真理的學術氣氛下，這些 行為不可思議。中國的大學要大事改進才有忠於真理的學術氣氛。   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來衡量升職與薪酬這些愚蠢玩意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越戰搞起來的，我知得清楚。一九六八年在芝加 哥，我問後來是林毅夫老師的詹森，在芝大升為正教授文章要發表多少。他說沒有這種規定。我繼續追問，最後他說，在芝大 升為正教授不一定要發表過一篇文章，但不能一句話也不說。   那時越戰開始了不久。一九六九年我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後，越戰引起的學生動亂就頻頻出現了。加州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出 現了炸彈恐嚇事件，因為一些學生說該系沒有聘用黑人作教授。在西雅圖華大，校方要動用保護人員才讓教授上學生人數多的 課。在經濟系內，一位年輕教授不僅在他的辦公室門上貼著胡志明的巨像，授課時他播放影片，不講課。   當時美國的私立大學好過一點，但公立的助理教授則對正教授說：“你們這些老頭子連數學方程式也不懂，為什麼薪酬比我們 高？”是在這樣的大吵大鬧的情況下，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的準則就出現了。這些鬧劇公立的大學遠比私立的為甚，因為 私立的要交不菲的學費，亂搞一通學生的家長不會出錢。   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這些無聊的衡量學問高下的準則，在美國源於越戰，八十年代後期引進香港的大學，再十年盛行於中 國的內地。今天，中國內地比美國嚴重很多。學報的高下排列分明，英文發表勝於中文也分明。這種玩意導致多人聯名發表， 也有埋堆互相引用文章等離奇行為。聽說在中國內地，一間大學的經濟系出獎金人民幣十萬，另一間出二十萬，給一篇發表在 《美國經濟學報》的文章。學術世界真的是變了。   大學改革有前車可鑒   我不知其他學者怎麼樣，但我自己在不自願動筆的情況下寫不出好文章。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圖華大，過了三個月他們 要升我為正教授。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當年的系主任諾斯與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分別告訴我，算文章多少這項玩意與我無干，我 只做自己認為有趣的學問。在這樣的有利條件下，一個題材的思想成熟時，在半睡半醒中我會感到有點衝動，禁不住要在床上 起來，坐在書桌前動筆。這樣寫出來的文章今天一律成為經典。   三年多前我在《信報》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大學制度與學術爭取的文章，結集的書名為《科學與文化》，香港與內地皆出版。我 對這本書滿意，而在該書內我推薦歷史學家何炳棣二〇〇五年出版的《讀史閱世六十年》那本書。炳棣是我知道唯一的上世紀 三十年代在北京清華、六十年代在美國芝大的學者。那是清華與芝大的學術氣氛最好的兩個時期，難得炳棣能記錄下來。   北京的朋友對大學的資助是慷慨的。他們提供的研究金令美國的學者羡慕。香港的幾家大學收納的內地學子的成績，一般優於 香港本土的，而香港本土的，以我所知為例，在美國一律讀得好。美國今天歧視中國內地的學子，北京的簡單應對，可按我三 年多前出版的《科學與文化》的建議，或參考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大事改革中國的大學制度。     （《中國經濟的內憂外患》之二）

(2018-11-27 張五常 新浪博客)   中國的經濟情況不妙，有些地區出現了負增長。北京的朋友當然知道。美國的特朗普總統也知道，幸災樂禍，公開地說了些風 涼話。   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不可靠有悠久的歷史了。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約三分之一，這些“流民”的收入難算。 其二是中國的農民不用付稅，少了一項重要的資料。其三是地區的稅收及一些其他數字皆用上指標制，不達標沒有獎金，出現 了虛報的情況。不一定是報高的。在上世紀困難的九十年代，朱總理說保八，我考查所得是報低了不少。地區幹部不喜歡超標 ——所以超額不報——其理由何在讀者可以一猜就中。   三項利好局限   在分析目前中國的經濟困難之前，我要先指出幾項有利的局限情況，今天沒有改變。其一是中國的市場大，大得離奇，有助於 經濟學鼻祖斯密指出的大市場對專業發展帶來的優勢。中國的市場究竟有多大呢？最近網上出現這麼一個觀察：在剛過去的雙 十一那一天，只一天，中國人買光法國的牛油與西班牙的豬！有點搞笑，但人類文化五千年，只有今天的中國才說得出這樣的 笑話。 其二是中國的基礎建設實在好，冠於地球沒有疑問。不要問我是不是划算的投資：錢已經花去，這些基建的外部效應（例如帶 起地價）要怎樣算不容易，而覆水難收的成本今天回頭看再不是成本了。國債急升怎樣看呢？基建投資的回報率（包括外部性 ）很難算得可靠。我的簡單觀察，是只要人民幣的幣值繼續穩定，大家可以舒一口氣。我們可以說的，是中國的基建絕少是垃 圾工程。建造得快而好是事實，其他國家不容易見到。   其三是中國的商業天才多。大家熟知的名字這裏不說了。   兩項重要的商業發明   這裏我要順便指出，二十世紀人類有兩項商業價值奇高的發明，皆源於該世紀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導體，帶來今天的數碼科 技與商業。數碼商業的一個要點，是以人頭的服務算成本，其邊際成本是零。這樣，大市場會有很大的發展優勢。好些周遊多 國的朋友說，利用數碼付賬的頻密度，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中國。   第二項重要的商業發展，是基因結構的發現，導致今天西方的醫藥研究的急速發展。數碼與醫藥是今天商業價值最高的兩個行 業。性質很不相同。數碼商業要求的是智商夠高，但不需要讀過很多書，行內的老闆喜歡雇用二十歲出頭的青年。有關基因與 藥物的研發呢？三十年寒窗苦學是起碼的要求。這方面，我帶到美國求學的外甥與我自己的兒子今天在美國算是卓然成家，其 苦處與需要的際遇不足為外人道。我可以肯定，目前中國的大學教育培養不出這個水準的人才。是的，在藥物研發這方面，今 天的中國落後於印度是需要解釋的失敗。顯然，中國的醫療制度要改，大學制度更要改。 局限不俗言論有變   在上述的算是很不俗的局限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困難是不容易解釋的事。這困難不始於今天。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 我在廣州以《中國的經濟困難要怎樣處理才對？》為題講話，對中國經濟的失望溢於言表，提出的十一項建議皆如石沉大海— —儘管該講話的文稿在網上讀者多。   跟著中國的經濟見不到起色。今年一月十一日，人民大學的周新城教授發表一篇建議“消滅私有制”的文章，無端端地燒到我 這邊來，指出一些我從來沒有參與過的事。為此我用心地寫出《自私三解與市場應對》作回應。這篇回應寫得好，解釋得淺白 ，在網上風行。私產究竟是何物、市場的功用何在，是不可能解釋得更清楚的了。   再跟著是風聲四起，什麼私營經濟要離場，什麼企業要民主管理，什麼要回頭搞公私合營等建議都有。哪些算是官方的言論我 不懂。可幸習近平先生今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講話，堅持要保護民營經濟的發展，而十一月一日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先生再強 調民營企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合約專家看新《勞動合同法》   內憂外患，後者當然是指國際貿易戰與壓制中國追求科技知識等事項。內憂是說中國自己主導的政策有失誤。這裏先分析內憂 ，其中最嚴重的一項是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施行的新《勞動合同法》。該法今天還在，究竟修改過多少我沒有跟進。當二〇〇 七年十月我收到該法的九十八條版本時，知道該法是災難性，跟著發表了十一篇文章解釋，皆見不到效果。這次我把該法再提 ，因為意識到當時的解釋不夠清楚，何況當時該法對經濟的禍害沒有今天那樣塵埃落定，大家看得清楚了。   讓我先介紹一下自己吧。曾獲經濟學諾獎的諾斯說我是“華盛頓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始創人，可能對。應該更對的是前經濟學 諾獎主席沃因說的我是合約經濟學的始創人。沃因寫下，合約一詞在我之前經濟學很少提及，在我之後就變得家喻戶曉了。   一九六八年我發表《佃農分成》，六九年發表《合約選擇》，七〇年發表《合約結構》，七二年發表《婚姻合約》，七三年發 表《租蜂合約》，七四年發表《價管與合約的變動》……一路下來，到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與二〇〇八年發 表《中國的經濟制度》，所有重要文章都跟合約有關。這些作品被引用的次數差強人意，但西方的大學指定為學生讀物的，最 多應該是我的作品。少人注意的，是我曾經花了美國科學基金不少錢，研究過難度高不可攀的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租用合約 。更少人知的是我花了兩年時間研究石油工業的換油合約，可惜因為是收了石油公司的錢的顧問報告，不能發表。這報告當年 老師阿爾欽細讀後，說是他讀過的經濟實證研究最精彩的作品。石油行業的朋友稱這報告為《聖經》。 我不喜歡坐在辦公室內推敲外間的世界，或用回歸統計去分析那些不知怎樣弄來的數字，或試圖創立古怪的術語來混飯吃。作 為學者，我要知道真實世界發生著的是些什麼事。考查蜜蜂的租用合約我要到果園研究蜜蜂怎樣養怎樣飛；考查石油工業我要 到油田走，合約的真實版本擠滿一間車房；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我追查過的法庭檔案逾萬宗。這些行為是當年幾位學報編輯說 史提芬的文章不用評審的主要原因。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當我說某些管制合約的法例對經濟有嚴重的殺傷力，有關當局要注意我說的。在快要再版的《經濟解釋》 的卷四中，我有一長章題為《合約的一般理論》，指出合約的目的是要約束競爭，如果這約束受到干預，會增加交易費用，而 這些費用的增加夠高會為禍整個經濟。   公司與市場是同一回事   在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一文中，我指出公司也就是市場，只是合約的安排不同，也指出在產出的活動上，公 司與公司之間是沒有分界的。這些論點是否決了科斯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當時我對科斯批評得很含蓄，他的舊 文我盡可能指出可贊的下筆。在學術的研討上我這樣做當然不對，但該文是為科斯的榮休而寫，是一篇要表揚他的文字。這是 中國的禮教傳統了。   公司是不同合約形式的市場。支持市場的人，在邏輯上，是不能也支持新《勞動合同法》的。自由的市場永遠是在爭取降低交 易或制度費用。新《勞動合同法》是大幅地把這些費用提升了。我們要知道，做廠是地球上難度最高的行業，能夠賺回投資的 利息絕不容易。這些日子在東莞及昆山等地，做廠的，沒有專利或名牌的支持，堅持下去往往是希望樓房的地價上升，政府讓 他們改變土地的用途，工廠關門大吉去也。 在新《勞動合同法》的左右下，沒有專利或商標的工廠紛紛拆細，山寨紛紛複出。小市鎮的律師為勞工向雇主敲詐三幾千元常 有。這些都導致交易或制度費用的提升。另一方面，工廠的老闆可不是傻瓜。法例說要多給員工錢，他們就安排生產線，要員 工不停手地操作，工廠生意怎樣做工人一點也學不到。   零工資帶來大收穫   百多年前，我的父親從惠州到香港的工廠作學徒，沒有工資，可幸他高人一等，不用給工廠的老闆米飯錢。學了五年後，父親 自修英語，翻譯了一本《電鍍手冊》，其後自立門戶，進口銷售電鍍原料及用品。一九五四年謝世後，父親的生日被香港的電 鍍行業稱為“師傅誕”。我的叔叔伯伯，不一定有血緣關係的，也多是先走這種沒有工資的做學徒的路。   新《勞動合同法》害了工人的日後發展沒有疑問。對沒有專利的工廠來說，提升交易費用導致成本上升會是災難。有專利或有 名牌寶號的工廠好過一點，因為這勞動法導致的交易費用增加可以切進這些專利或名牌的租值。北京當局不是要鼓勵發明專利 或名牌的爭取嗎？   要怎樣處理新《勞動合同法》呢？不用取締，而是採用英國早就存在的用合約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這是說，一家工廠或企業的雇主可以讓勞工選擇另一張自由議定的工資與工作的合約，選擇後勞動合同法就被 此新約替代了。不簽此約，法定的勞動合同法有效。當然，辭職與解雇勞資雙方皆可以選擇。我認為生產力高的員工多會選這 退出勞動法的新合約。正如當年在西雅圖華大，怎樣我也不參加那裏的教師工會，因為參加了我的薪酬要由工會替我跟校方磋 商。我認為自己磋商為上：格外勤奮會帶給自己格外高的薪酬。   （《中國經濟的內憂外患》之一）

（2018-11-7 張五常 新浪博客）   金庸謝世，追悼、評論的文字無數。是應該的。十八年前，為了回應北京寫手王朔對金庸的批評，我發表《我也看金庸》，提 到“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總銷量達一億，看來毛語錄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今天看 真的是破了：一個英語電臺報導，查先生小說的總銷量達三億！   一位廣州的同學說她沒有看過金庸。我促她趕緊買些看。過了一天，她說新版有售，但舊版被搶購一空，問我何解。我說自己 喜歡舊的，認為新的有些地方改得不好。我歷來認為可能自己以先入為主，看到新版有異，就看不慣，但今天的市場搶舊棄新 ，可能真的是改差了。不能說最原始的完全不要改。例如《碧血劍》初出現時，袁承志的大師兄名為林大可，到後來卻變作黃 真。   一九五四年，《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出現，我和西灣河太寧街的朋友就開始跟進了。查老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深遠。約 十年前一位朋友要求我替他的馬匹起個名字，我問他該馬是怎麼樣子的。他說有灰白色的毛，我就建議用“雪山飛狐”這個名 。不久前該友買了新馬，再要求起名，指定要與航空有關，我想兩分鐘就建議用“天池怪俠”。建議與接受皆容易，可見查老 小說的普及，自成一家。 說起來，我算不上是個受過正規中文教育的人。皇仁書院最低的第三級也沒有過關。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林山木邀請我寫專 欄，我勉為其難地嘗試，雖然初時有朋友代為修改一下，但過了不久就寫成今天這個樣子。來得那麼容易，有三個原因。其一 是抗日戰爭在廣西逃難時，有一位跟著一起逃的是國文老師。他帶著幾本詩詞古文的書，在夜間要我給他用樹枝生火，他就著 火光朗誦，我在聽。年幼時過耳不忘是母親傳給我的。其二是開始用中文動筆時，先有林山木後有舒巷城替我修改一下文字。 其三，最重要的，是當年多讀金庸的武俠小說。我是從香港讀到加拿大讀到美國那邊去。   說金庸的中語文字上佳當然沒有疑問。但他是浙江人，對平仄的音律處理得不夠好。例如在《碧血劍》中有一個回目，起為“ 懷舊鬥五老，仗義奪千金。”二四六分明，上下聯的第二個字皆仄音，違反了中國的文字規格。不單是對聯回目，文章內也往 往有平仄規格的要求。這方面，浙江、上海一帶的人是比不上廣東或四川的了。   我見過金庸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九〇年的春夏之交，淩晨二時多，我正在睡，收到梁鳳儀的電話，說查先生要見我。起初我以 為是査濟民，但聽下去卻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查良鏞。我當然樂意，叫梁鳳儀替我安排時間。殊不知鳳儀說：“查先生要你現在 去，在山頂道一號，他在家等你。”   那麼奇怪。約淩晨三時我駕車到查宅，是一間獨立房子，進門後見到一排一排的線裝書，在書架上放得很整齊，彷佛沒有人翻 過。有女傭款待上佳的茶。我遊目四顧，什麼都很整齊，一塵不染，跟我自己的書桌歷來亂七八糟，只餘約兩平方呎的空位寫 文章，要找什麼則大聲求救，差太遠了。 查先生出現，給我看一封英文信，記得是《南華早報》的信箋，內容是說要購買《明報》，出價可觀。查先生說，他老了，要 退下來，因為見到我的中語文章寫得生動可讀，希望我能轉到《明報》去替代他。這麼突如其來，我不知怎樣回應。他知道我 是港大的經濟系主任，不容易離職。大家傾談了約一個小時，約好日後再談。   大約過了兩個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說他在比利時看牙醫，回港後會再跟我討論過檔《明報》的事。後來遇到一位熟知比利 時的人，問他該國是否精於牙術，他說不知道。   再過幾個月，我邀請了剛來香港的劉詩昆到港大的一間音樂室演奏琴技，請了數十位知音人，查老也來了。詩昆演奏後我見到 查老小心地扶著胡菊人下梯級，心想，外間傳說查、胡兩人有過節，應該不嚴重。前幾天查老謝世後，想起故交，我掛個電話 給蔣芸，問她菊人與戴天怎樣了。蔣芸說，兩位皆在加拿大，生活寫意。我囑蔣小姐向胡、戴二兄問好，也要說我常想念他們 。   詩昆演奏後，在香港大學特別為我們安排的自助餐晚宴中，我見不到查老，想來他是先行離去了。跟我同桌的當然有詩昆，也 有我第一次見面的林燕妮。我這個人永遠是本性難移，美人一定記得，何況燕妮是個才女。香港的確是奇人雲集，以人口的比 例算，內地輸了幾條街。才女是一回事，她的弟弟林振強是另一回事的天才了。若干年前在臺灣跟振強同桌晚宴，我直對他說 他是個天才。   查先生再沒有跟我聯絡關於任職《明報》的事，而過了不久大家知道於品海接手了該報。二〇〇〇年一月，為了回應北京作家 王朔寫《我看金庸》對查先生的嚴厲文字批評，我發表了《我也看金庸》。《明報》的朋友說，查老當時在英國，讀到我的文 章很高興。   大約二〇〇二年，在杭州的一次晚宴中，查老跟我坐在一起。他提到我寫的《也看金庸》，要求我讓他放進一本文章結集中。 我當然同意。該文結尾時我寫道：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 ，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 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並之以雜學 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 裏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著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 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 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金庸舞罷歌臺；我自己日暮黃昏。回想二十八年前跟他的簡短交談，感受上是在跟他對弈，因為他感染著我要推敲他是在想什 麼。不是舒適的感受。我平生遇到過的學問高人無數，查先生是其中一個。只他一個給我那樣要推敲的不舒適的奇異感。從我 的視名頭如糞土的個性選擇，查先生是個不容易交為朋友的人。

(2018-10-22 11:34:26  張五常 新浪博客)   （按：本文是張五常教授2017年11月2日在上海藝博會講堂的講話錄音整理稿。）   各位朋友，經濟學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叫做消費者盈餘（消費者剩餘）。它的意思是說，你口渴了，願意出100塊錢喝一 杯水，但這杯水2塊錢就可以買到，那98塊錢就是消費者盈餘，消費者盈餘就是你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與這些商品的實際市 場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簡單概念的變化非常複雜，幾十年前的經濟學很重視這個消費者盈餘，為什麼重視呢？我是出售者， 知道你最高願意出100塊錢，但我的成本只2塊錢，怎麼能榨取那98塊錢呢？這個榨取消費者盈餘是個很複雜的學問，今 天我從這個消費者盈餘，講講中國的收藏。   首先我要講《聖經》裏所說的伊甸園，伊甸園裏面有夏娃跟亞當，他們的享受應有盡有，所需要付的價錢是零。也就是說在伊 甸園裏面，亞當跟夏娃的享受全部是消費者盈餘，沒有市價。他們的財富、國民收入、增長率永遠是零，但是消費者盈餘很大 ，受益很多。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外面所說的國民收入的比較、經濟增長、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根本就是胡說八道。美國的國 民收入，跟中國國民收入怎麼相比呢？你在美國買一棟全海景的花園洋房，那個價格還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你在海灘旁邊買 個房子，連海灘在內的價格也不到中國的百分之一。所以要以房子論財富，美國人不如中國人有錢。中國隨便一棟很普通的公 寓動不動一百萬美元，中國人很有錢，這是財富。事實上中國人是不是有這麼多的享受呢？這就是個問號。所以國與國之間的 財富比較是沒什麼意思的，我只是從房子方面來看，美國人的消費者盈餘很大，而中國人的房子很值錢，動不動就幾百萬、幾 千萬，但是消費者盈餘很少。你要說到真實的享受，那一定要把消費者盈餘算進去才可以。從無敵海景房的角度來看，美國人 的生活是遠為近於《聖經》裏面的伊甸園，而中國沒有這種廉價的無敵海景，消費者盈餘就不如美國了。從另外一方面來說， 中國有自己的伊甸園，那就是中國的文化。舉例來說，蘇東坡《赤壁賦》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 ，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那時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可以欣賞，因為它是免費的，這是伊甸園。美國人就 會說，我們也有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這無疑是對的。蘇東坡的《赤壁賦》現在小學生可以背出來，你能背出《赤壁賦》 就會有很大的感受，就知道值得欣賞，這個就是中國的文化，是國寶，是個伊甸園。     2013年，蘇東坡有爭議性的九個字《功甫帖》在紐約拍賣，那幅字到底是真是假，是很大的問題，因為沒有簽字。我個人 認為應該沒有問題，便試著打長途電話去紐約拍，有朋友幫忙，沒想到我提的價格一點都不接近。那幅字超過八百萬美金，沒 有簽字，只有九個字，將近一百萬美金一個字。這些是國寶，中國的文物，你沒有錢買你就去看看，欣賞一下，想想看它是不 是真的，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何況中國的文物當然不只蘇東坡，並不是只有《赤壁賦》那麼簡單。我學書法的時候念過孫過 庭的《書譜》，真的寫得好，我認為每一位青年都應該背這篇文章。我可以拿著《書譜》連看幾晚，這是絕對的享受，那個費 用是我自己的時間，是不需要花錢的。這個就是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是無底深潭。說到收藏品、書畫、出土的文物，我開 始重視這些東西的時候，是1975年，因為我要研究這個資訊費用的經濟問題。七十年代初期，有很多經濟學家寫有關資訊 的問題，不少人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我認為他們是一派胡言，完全不同意。他們根本沒有研究過市場，只是坐在自己的 辦公室裏面，胡亂猜想。   1975年，我對一位在西雅圖的同事說，我要回香港度長假，要去研究資訊費用，要從以物為本入手，拿著物品在手裏，研 究為什麼資訊費用這麼高，為什麼這麼難知道。以人來說，你資訊多，我資訊少，這方法沒有用的。所以你要研究資訊費用， 你要有真的物品。1975年那個暑假我回香港兩個星期，在廣東道研究當時的翡翠玉石市場。那個翡翠是緬甸出的翡翠，它 的資訊費用一向都是很高的。一塊原石還沒切開來就賣了，它的外面開一點點的水口，專家們全部拿著手電筒在照那些水口， 從外面看來猜裏面是什麼。為什麼不把它切開來呢？很多人花幾十年的時間研究怎麼看這個玉石。一粒小小的蛋面，有的賣幾 塊錢，有的可以賣幾百萬，要怎麼判斷呢？這是很深的學問。當年我在香港說我要調查翡翠市場，很多朋友幫助，教來教去我 都學不會。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日以繼夜的，無數的專家教來教去我都學不會，到今天我還不會。但是不會之中，我也寫出了 經濟學的《玉石定律》。然後從那時候開始，我認為凡是資訊費用高的，都跑去研究。1982年我回香港工作，1983年 到福建一看，留意到壽山石，見獵心喜。壽山石裏面的田黃跟翡翠不一樣，要知道什麼叫翡翠不難，但是要知道什麼翡翠好、 什麼翡翠不好就很困難，看起來一樣的，但是價格可以相差幾十倍，這是很專業的學問。   1983年我注意到田黃石的問題。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田黃，要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不是，是很困難的，這又是資訊費用的問 題了。但假如你明知是田黃的話，來鑒別它的高低優劣是不困難的。但是什麼東西才能叫田黃呢？是很深的學問，我算是學通 了，基本上我是懂了。品質夠高的我可以肯定是田黃，但是品質差的就會有爭議。尤其當田黃的價格起得快的時候，外面賣的 東西什麼都加個田字上去，現在外面很多所謂田黃根本不是在田裏面的，田黃應該是出自田裏。     接下來中國發展起來了，推土機到處運作，出土文物無數，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如說一件汝窯，臺灣故宮只有一件且還有殘 缺，當年估價市值十億八億。街邊也看到，兩百塊錢一件，也說是汝窯，那到底這件是不是真的？兩百元的比一億元的漂亮， 是真的嗎？所以當時我就在街邊學汝窯、鈞窯，凡是有資訊問題，我都涉及了。結果出土的東西越來越多，我見到街邊的那麼 便宜，自己認為是真的。當然也有很多假的，但是假中有真，因此我就用基金的錢去購買，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為國家保留，那 些真的我會想辦法還給國家。對這些東西我花了很多工夫，是為了增加自己在經濟學上對訊息費用的研究了。   首先要說清楚我不是什麼專家，純粹為了自己在經濟學方面的興趣來研究。舉例子說，我知道街邊的資訊費用不是高到天上去 ，為什麼市場這麼混亂？這是經濟學的問題。不管我是不是專家，在學習過程中，我很少向其他專家求教，因為其他專家無論 說真還是說假你都信不過。他為什麼要告訴你真話？當然我認識一些專家朋友，他們會對我說真話。我也知道，很多所謂的專 家是根本不懂的。我自己不是專家，我就是花了很長的時間，花了不少基金的錢去做這種鑒定、研究，學到很多。    我越來越欣賞中國的文化，這是龐大無比的伊甸園，這是一種樂趣。手上拿著一件古物，我幾個晚上睡不著覺。為什麼他們 這麼做，有什麼理由？我見過一塊古玉，明明是恐龍，但我們的文化只不過是五六千年的事，那何來恐龍呢？恐龍是過億年以 前的事，類似這種問題常常出現。所以在這種過程中，我涉及的出土和非出土的文物無數，凡是資訊費用高的，我都去研究一 下。久而久之，在感受上就認為自己有充分的掌握。老實說，我與專家的觀點不一定相同，我做我自己的研究。除非是很熟的 朋友，你也很難知道他告訴你的是不是真話，就算他講真話也未必是對的。我研究古文物花了很多工夫，都是研究我自己的， 算不上是專家。   再來講講中國文物的問題。首先我要講瓷器，為什麼要說瓷器的問題呢？這是一個很神奇的物品，曆久不變，埋在泥土裏面不 管多久，你拿出來用草酸去洗一下，瓷器就像新的一樣。外面的專家很多，他們有很多理論，是好是壞很難說。然而，不管瓷 器有多舊，很容易把它翻新到像是昨天才做的，這就是瓷器的神奇。很多出土的瓷器不是陪葬品，大部分我知道應該不是盜墓 的，普通老百姓的墳墓裏面的東西不是那麼重要的，除非是皇帝的墓，那就是另外一種。但是重要的皇帝的墳墓不會放那麼多 瓷器的。你看八九十年代那個時候的報紙，常常有消息說什麼地方挖出一條坑，很長，都是瓷器，為什麼會是這樣子？這些不 是墳墓。我想了很久，得到瞭解釋，因為瓷器可以曆久不變，那些人早就知道了，所以有錢人家喜歡把瓷器在地上挖一條坑藏 在裏面，當作是財富的累積，不夠錢就拿幾件出去賣。你看看以前的報紙，八九十年代的，說很長的一條坑，滿是瓷器。     說說瓷器的重要發展吧。晉朝就有瓷器了，但是晉朝以前不是多重要。重要的瓷器起源不是那麼久遠的，使瓷器正式開始發揚 光大的是一位叫柴榮的人，就是後來變成皇帝的柴世宗（在位時間西元955-959）。他是個天才，是一個非常好的皇帝 ，在中國歷史上精明的皇帝只要數五個就必有他。他只是做了五年皇帝，很可惜。柴窯的柴不是說燒柴的，現在的窯有的是用 柴燒的。柴窯是這個人姓柴，叫柴榮，他做了皇帝以後叫柴世宗，去世以後他的手下趙匡胤就是宋朝的開國皇帝。   講到柴窯，很多書上沒有提到柴窯這回事。其實是有的，且變化最多，顏色很鮮豔。“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說將來 ”就是講它的。真的好像是雨過天晴的顏色。瓷器很薄，器皿的底下有時候寫個柴字，有時候會落款柴世宗，也有很多是不落 款的。當然是下了個柴字是很重要。還有一樣重要的發現，有些柴窯鑲了紅寶石、綠寶石在上面。寶石從哪兒來呢？應該不是 中國的寶石，金屬器皿鑲上寶石，戰國的時候就有這種工藝了，但是瓷器鑲嵌寶石是從柴世宗開始的。英國有名的韋奇伍德， 1759年到1775年，突然間出來的，而一直做到今天的前三年左右才破產的，是景德鎮把它們打倒了。這是英國最出名 的瓷器公司，它也把東西鑲在瓷器上，把象牙、珠寶等鑲進去。當年英國皇室奉他做爵士，因為覺得有這個發明很厲害。我們 現在知道，鑲上寶石的瓷器是從柴榮開始的，有鐵一般的證據。至於是怎麼鑲上去的還要再研究，瓷器上還有很多文字，凡是 收藏品有文字都重要。可惜上面的文字我往往看不懂。我拿到一件東西，上面寫的是什麼呢？假如能夠解開，比如是衛子夫的 那就完全不一樣。你看到一樣東西，這個是漢文帝的，感受又不一樣了。所以文字說的是很多很有趣的、古靈精怪的，我有自 己研究的享受，不喜歡去問專家，因為他講錯了就誤導我了。偶爾找文字專家，他們也未必認得，尤其是戰國的文字，專家大 多看不懂。柴窯變化很多，非常精彩。中國瓷器有很多例子，任何設計替一個皇帝做，只做兩件，換顏色再做兩件，換大小可 以再做兩件，但是基本上一個同樣大小、同樣顏色的只做兩件。你說柴世宗做了這麼多變化出來，這就是人類瓷器的正式的鼻 祖。   第二個重要的皇帝是宋徽宗。宋朝有五大名窯，我純粹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其中鈞窯不是那麼重要的；金絲鐵線的哥窯，我不 重視；官窯，我初期的研究結論是根本沒有官窯這回事，後來發現是有的。再後來，我看到一些哥窯與官窯有宋徽宗的署名， 就改變了主意，重視起這兩個窯了。   嚴格來說，宋代的定窯和汝窯，也屬於官窯，因為很多是經過官方主理的。定窯主要是產自河北，所以叫北定，也有人說北定 是指北宋。定窯變化多，相當精彩。由政府部門、當時的皇宮部門處理的，下麵會寫著“官”字，有的寫的是“易定”，也是 專門做給官員的，幫皇家打工的。這個定窯容易鑒別，你看多了就知道了。所謂鑒別這個事情，主要就是看它的瑕疵，後來仿 製做不出那個瑕疵，比如定窯上面那層薄霧怎麼樣都沒法再做一樣的，一拿上手就知道了。定窯有一部分是由官方監製，做來 送給外國人的禮物，或者是給高官的獎賞。有些定窯上面有一首詩，而詩上的文字是反體字，為什麼會反過來呢？我百思不得 其解。在宋代來說，定窯的地位很高。   宋朝重要的窯還有汝窯。汝窯曾經很少，只有一件，後來有六件，最近又說有二十一件，其實有相當多的，只是市場沒見過而 已。最重要的汝窯是宋徽宗親自監製的，出手不凡，歎為觀止！柴窯裏面不少由柴世宗監製，簽了柴世宗的款。汝窯的的變化 沒有柴窯、定窯那麼多，但是那個高雅的感受一看就是宋徽宗的品味。所以在宋代，最重要的就是定窯跟汝窯。說到宋徽宗的 高雅品味，他自成一家，是個藝術天才，反而柴世宗是一個很聰明、很厲害的皇帝，但是他藝術品味就不如宋徽宗那麼高雅。     宋朝以後，很少有人注意到忽必烈這個皇帝，元青花釉裏紅，是忽必烈自己主導發揚廣大的最重要。歷史記載忽必烈在126 6年做皇帝，1278年在景德鎮建立了浮梁瓷局。這個窯存在了七十多年。青花釉裏紅始於元朝，這一點是我在八十年代說 出來的。這個浮梁瓷局顯然是替國家賺了很多錢，因為歐洲非常喜歡，有很大的市場。絲綢之路一帶挖掘到的青花不少，我要 提一提的，是一個很可惜的問題，因為元代瓷器上面畫的那些圖，畫家是沒有簽字的。後來到清朝，琺瑯彩提了一首詩之後， 有人名、圖章，那些不是真名，都是別名。中國瓷器歷史有作者簽字的第一人是郎世寧，要到雍正的時候才有。我為什麼說可 惜呢？我看元朝的青花釉裏紅有些藝術的造詣非常高，可以直追20世紀的超現實主義的那些畫派。說元朝的瓷器很大件，這 是對的。很多人也說元朝畫的那些圖像都很天真，這一點也對。但是很少人知道，其中有少量畫上去的藝術畫是頂級藝術作品 ，但是我們不知道是誰畫的。我見過幾件，非常佩服，你不要笑元青花是小學生水準，它是天真的，有些藝術深度非常高，越 看越佩服。不是很多，但是好得不得了，可惜不簽字。要是當年有簽字今天可以賣上天價。到清朝郎世寧開始就有簽字了，再 來就是文革了，文革的瓷器作畫的人也是有簽字的。現在景德鎮每個稱得上是名家的都簽了，所以元朝的瓷器藝術家很可惜， 這麼好的作品沒說是誰的。但是中國有一種傳統，《溪山行旅圖》這幅畫，是範寬畫的，現在如果拿出來拍賣起碼幾十億。範 寬的簽字在畫裏面，找了幾百年找不到，是在裏面，後來有人找到了。   明朝憲宗也是大方家。雞缸杯是很小的一個杯子，做得很精緻。元朝做的很大，但明朝做的很小，為什麼是這樣子呢？我自己 武斷的答案，因為明憲宗迷戀一個女人，叫萬貴妃，他是為萬貴妃做的。萬貴妃喜歡小件，這是我的解釋，因為他有很多小件 的作品都寫的是萬貴妃，查歷史說他很喜歡這個女人。這個女人死了沒多久，他就跟著死了。憲宗在瓷器上有幾項創意。第一 ，琺瑯彩是他引進瓷器的，是他早幾年把用在景泰藍上面的搬到瓷器上去應用。第二，描金也是他開始的，而最重要的就是青 花鬥彩，一定要有青花，燒兩次，先燒好青花在釉裏面，1300，然後外面再畫第二種顏料，有時候用琺瑯彩再燒700。 說起這個青花，我認為他這個發現是意外的。你看元青花很有名，單單講青花，你看看忽必烈做青花，現在很多人說康熙的青 花好，但忽必烈的青花變化很大，他很多嘗試，我見過最好的青花還是忽必烈的，做得很認真。青花原料在唐朝就開始有了， 當時燒出來是黑色的，很奇怪他們上了一層奶白色的釉之後燒出來就變成藍色，所以才有青花的出現，這是很大的發現。話得 說回來，在誰先誰後的判斷上我不僅可能錯，而且錯過無數次。中國的文化就是這樣複雜。   你回到宋朝，看回那個定窯的時候，是刻上線條再填顏色上去，不是畫上去的。畫上去應該是從元朝開始的，兩種顏色一起畫 上去，是元朝很偉大的貢獻。我曾經寫文章批評過元朝的藝術發展，但是看到忽必烈的作品，就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到明朝引 進琺瑯彩。你看看明清的瓷器，一個很重要的方法是看琺瑯彩。那時候燒琺瑯彩一定有一種瑕疵，用十倍放大鏡就可以看到， 現在燒不出這種瑕疵。一堆瓷器在你面前，有琺瑯彩，你假如找到那種瑕疵，肯定不是現在做的，你辨別唐三彩也是看它的瑕 疵。琺瑯彩很神奇，景德鎮的朋友們做來做去都做不出那種瑕疵，這是很特別的，不是那麼容易找，但是一定有。   現在說到了清朝。有四位重要的，康熙、雍正、乾隆，還有郎世寧——後者是從義大利來的。康熙對中國的藝術貢獻是被低估 了，他重視元青花，有一個窯叫做白滸孤窯，康熙很重視這個窯，是燒青花的。有一點很難明白，歷史上說這個白滸孤窯是替 景德鎮燒的，窯址在撫州，撫州離景德鎮有250公里，但泥土是景德鎮的，如何運250公里的泥去燒？當年的250公里 比你現在去美國還遠，那是不是真的呢？這點搞不清楚。白滸孤窯康熙皇帝很重視，但是為什麼離景德鎮250公里，泥土為 什麼運了那麼遠，這是很難明白的。當年故宮的那些瓷器都是在景德鎮燒好了才拿去北京畫的。康熙搞多變化，田黃是他發現 出來的，芙蓉石也是他發現的，一個日理萬機的人，怎麼有空去管這些呢？所以我很佩服這個皇帝。康熙有件事情我不明白， 他把金屬鋅熔化了以後，燒在一個青花的花瓶上面，這是康熙的發明，我不明白為什麼以後沒有人做了。用鋅能夠燒到瓷器上 ，然後配上青花，有很好效果的，但據我所知只有康熙時代才有。到了雍正的時候，他開始多用琺瑯彩，郎世寧於是嶄露頭角 了。雍正這個皇帝很高雅，清朝皇帝中品味最高的就是他，書法寫的最好的皇帝是他，有書法家的水準。這個皇帝是好皇帝， 太辛苦，因而早逝。   乾隆什麼東西都要多，這個人比較俗氣，他什麼都做，而他重視郎世寧。郎世寧跟乾隆很多年，他叫郎世寧把稿子畫好，什麼 東西應該怎麼畫，怎麼擺法，他都要親自去參與。在歷史上郎世寧對中國瓷器貢獻很大，很少人知道他貢獻很大，他的畫工好 得不得了。你們知道中國的畫是講線條的，外國的畫是講陰影的，郎世寧可以把中國的線條加上外國的陰影，是很特別、很有 趣的風格。他線條怎麼來的？他是個道士，在意大利是畫教堂畫的，教堂畫主要是用線條的，畫耶穌、畫天使都是線條。所以 郎世寧的畫很難假的，他的功夫特別好，我曾經拿一件郎世寧畫的瓷器給景德鎮的大師看，我說我不是來問你這件東西是真的 還是假的，因為那些專家什麼東西都說是假的，我不是來求教真假——郎世寧的假瓷畫在景德鎮到處都是。我只是想問，這件 郎世寧的作品你們景德鎮有沒有人能畫得出來，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郎世寧，他們說不可能。     講到最後，我要講文革瓷：歌功頌德畫紅旗那類的，畫毛主席、紅衛兵。值得收藏，為什麼？因為那是反映了中國片段的政治 氣氛很濃厚的一個時期，我個人認為有意義，值得收藏。假如你們要開辦一間正式的瓷器博物館，文革瓷應該給他們一間特別 的房間。有一位我不認得的人，畢生收藏文革瓷，他交代下來，把這批貨讓給我，我也樂意為國家收藏。周尚均大師雕的石作 ，十多年前，有一位老人家在河北省叫人帶了十六件周尚均的作品給我，石料是善伯洞與芙蓉青，有名的石頭，一代大師周尚 均雕的，他說交給教授，叫我給他一點錢過剩下的幾年。我當然同意。收藏的人不舍得割愛，也不舍得拆散，所以需要找人集 中幫他接手。你經常會看到很多收藏品有這種集中的現象。宋徽宗有署名的瓷器也有集中的現象。回看中國瓷器的發展，跟歐 洲相比，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五百年前，文藝復興的意思就是本來受到宗教的約束，當解除了約束，一下子爆發出來，十七世紀 畫風改變，馬上歐洲的藝術整個發揚光大。中國沒有這種情況。在中國，瓷藝往往由皇帝主導。剛才我提到的那幾個是比較重 要的，他們是為自己的品味去做，看不到有重要的宗教約束。每一個皇帝有自己的品味、貢獻，所以整體來看，從柴世宗到郎 世寧，變化很大，但這種不是歐洲的爆發性，是一步一步地走。    說完瓷器，其他東西比如說玉器，最好是漢朝。而玉器在紅山文化時就有，一直到漢，真正的漢玉是很大件很複雜的。漢朝 的青銅器變得很簡單的，但是那些玉器變得很複雜。以金屬來說，也是一直追上去的時候，從青銅到發揚光大，歎為觀止。永 遠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嘗試，變化小但很多，這就是中國文化。中國的文化不是不變，而是變得很細微。玉器以漢為高，金屬 器皿最精彩的是春秋戰國，金器最好的是唐太宗和武則天。   另外方面，關於中國的印章文化，我研究了很久都沒有研究清楚。民間用的印章體積小，但涉及到官員方面的就變得很大。我 不知道是用來做什麼，沒有理由用那麼大的印章，尤其那時候還沒有紙張，那要那麼大的章來做什麼呢？我開始以為這是一種 獎章、勳章，但沒有留用反面字。看到書上說中國印章很小，普通人用的是很小的，但是涉及到將軍，有官職的都很大，要來 做什麼呢？我到現在都不明白。但是技術方面是令人佩服，很多是鎏金、包金，有些我懷疑整件都是金的。我們只能是各種猜 測，有些我猜是金的，純度不是很高，但整件都是金的。   用石頭做印章，很明顯西漢漢武帝已經有了，重要的發展在清朝，壽山石。清代的石章文化是由康熙開始主導的，康熙、雍正 、乾隆都有很大的石章癮。主要就是三種石頭。一種是基本上現在沒有，稱艾葉綠，一種是芙蓉石，而最重要的還是田黃。田 黃基本上今天沒有產出。我曾經批評中國的藝術，在雕刻方面中國不及西方，我說錯了。西方用大理石，作品一般是大的，中 國用玉的可以大，但壽山石料一般是小品，尤其是田黃石或者是接近田黃石的那類石頭。在一塊獨石上，把中國的國畫雕上去 ，神乎其技。康熙時候，出了位楊玉璿，他應該是明代末期出生的人，主要是康熙養著他。但同期有一個董滄門，主要是雕刻 硯臺，也有雕刻壽山石，也是康熙時候的大師人物。    跟著到乾隆，主要人物就是周尚均，既多產而又精彩。頂點人物是林清卿，歎為觀止，他是清末民國人。開放改革以還，壽 山石雕的大師輩出，好不熱鬧。可惜再沒有田黃——壽山的藝術沒有田黃永遠是美中的不足吧。自康熙以還，到今天，我認為 最高的壽山石雕藝術家還是林清卿。可惜我認為今天在拍賣行見到的是另一回事了。清卿的作品一定有簽名，這觀點只我一人 這樣說。   我喜歡收藏中國的書法，因為中國書法比較容易看，你學過書畫你就知道，教我書法的周慧珺老師，你問她某張字是不是某個 專家的，她不敢說，但是你問她寫得好不好她是很肯定的。所以書法比較易看，國畫較難。你要講收藏，那就要看紙，看絹， 看印章的顏色，你要先學會看這些。你看古畫，這個紙是對的，絹是對的，印章顏色是對的，畫得又好，是不是某個人畫的不 是那麼重要。書法就比較容易，我自己研究書法很多年，但是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容易看的。現在比如說林風眠在外面很多都是 假的，有些林風眠很難分的。林老自己都說過，有些畫蘆薈、白鶴的畫，他自己也分不出來，所以說是不容易的。在書法方面 ，你們知道周慧珺老師的書法非常好，我認識她幾十年了，有些外面賣的的書法明知不是她的，但是我分不出來。不止我分不 出來，她的其他徒弟也分不出。但不管怎麼說，相對而言，書法還是比較容易看的。瓷器你就不要信別人講的，我自己認為是 不難分的，因為在技術上有變化，瑕疵上面有變化，你要看多一點就行了，看得少就比較困惑。也就是說我教你很容易，我給 很多給你看，你看多了就容易看，書上講的沒有用的。你要起碼知道它是什麼窯的，然後你就知道了，就像看田黃一樣，你要 看得多。但是田黃有些品質比較差的就很難看是不是田黃，因為有田黃的田地那麼小，稍稍偏一點算不算呢？所以有很多複雜 的問題。       研究中國的文物真是一個伊甸園，不需要用錢去買的，地攤有時候可以看到好東西，這是一種享受。但現在問題是， 出土文物不准買賣，反而是害到那些青年沒有機會去學。但是你不看得多，你是學不到的，所以我個人認為中國的這種文化絕 對是一個龐大無比的金礦，對自己的知識有幫助，我認為青年人就是應該這樣子著手，背一下古文、詩詞，去博物館多走走。 我見到的所謂專家他們自己也見得不夠多，要學得通、學得懂，就要見得多。看得多，你拿上手你就知道，怎麼說都沒有用的 。所以我認為在街邊擺地攤的那些，通常來說他們的水準都很不錯。   總結來說，中國文化是一個龐大無比的伊甸園，你可以廢寢忘食。今天這文化開始復興了，已經倒楣了兩百年，現在開始復興 。我要批評的，是國家上頭對這些文化的物品處理得不夠好。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