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2019-05-23 張五常 新浪博客)  昨天晚上讀了任正非先生不久前接受的近兩萬字的長訪問，讀了幾遍，得到的結論是，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上，算得上是科學天 才的有一個楊振寧，算得上是商業天才的有一個任正非。其他的天才雖然無數，但恐怕不容易打進史書去。         謹在這裡向任先生致意。                     五常，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2019-05-23 張五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在深圳的講話）   各位朋友，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困難有幾年了。有些地方出現了負增長。北京的朋友當然知道，但真實的資料不容易掌握。有三 個原因。其一是農業不抽稅，少了一項重要的數字。其二是流動人口多，他們的收入為幾不容易知道。其三是數十年來中國愛 用一個指標制，不達標沒有獎金，幹部們知道報低有害，報高無益。 論財富要從費雪教的看 客觀地衡量，論財富比論收入可靠。這二者的衡量不一樣，因為費雪解釋得清楚：財富是預期收入的折現，而我們見到的國民 收入可不是預期的。我認為從費雪的天才之見衡量，中國的財富是高於美國的。如下幾點可信。第一，中國的高樓大廈到處林 立，其價高出美國不少。以房地產論財富，中國超出美國相當多是明顯的。第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聰明的腦子無數 。上蒼有知，這些腦子的總市值——財富也——是超過美國的。其三，中國的文化厚度冠於人類，怎樣算市值恐怕上蒼也不清 楚，只是聽說幾年前在英國某拍賣行的一個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億元人民幣，是真價。 可惜有了上述，我還不能肯定中國的總財富高於美國。這是因為中國的科技知識不及美國，差很遠。中國的大學教育辦得不夠 好，是以為難。 給舊朋友下斷言 兩年前，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竣工五十周年，美國一些舊同事與舊學生到深圳來開一個關於《佃農理論》的會議，給老 人家打個招呼。他們認為該陳年舊作是經濟發展學說的分水嶺，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中流砥柱。雖然經過那麼長時日只被引用 二千多次，該書或書中的文章還頻頻在西方的大學的讀物表出現。看來《佃農理論》這件作品將會歷久傳世。這也應該算進炎 黃子孫的財富吧。 在那次會議中，我有機會帶幾位來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記著我說的吧。你們這一剎 那站著的土地，就是這一點，分寸不差，有朝一日會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誇張嗎？那當然。將會靈光嗎？這類推斷老 人家很少錯。三十年前我推斷上海的經濟將會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斷深圳一帶將會超越上海。困難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時日 ，我應該對。 這推斷其實不難。國際經濟發展的中心歷來要靠一個灣區，舉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粵港澳當然也是一個灣區，只是 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內。無可置疑，名字打不進“粵港澳”的深圳將會是這灣區的龍頭。可不是嗎？今天還在發展中的深圳 的經濟不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個臺灣。兩年前我推斷十年後深圳一帶會超越美國的矽谷。雖然目前中國的經濟不好，還 有八年我認為在時間上這推斷不需要改——除非北京當局的經濟政策繼續錯下去。 與深圳的交往 從一些陳年舊事說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時廣州疏散，我的大哥帶我回港，途中遇上十號風球，火車 到深圳要停下來。大哥帶著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在狂風暴雨中步行，見到一間賣米的小店子，大哥說：“這間房子要 倒下來了。”果然，整間房子塌下，還豎著的是一個曲尺形的用作稱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不久，那是一別三十四年了。記得羅湖當時有一間電影院，滿街都是單車，一輛汽 車也沒有。據說當時深圳有二十萬人。三十七年後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帶弗裡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見到羅 湖開始在興建高樓大廈，不以為然——弗老歷來認為政府宣導的皆不成氣候。我沒有告訴他我為什麼不同意，因為一九八六年 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報》發表了《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建議深圳通過出售土地的方法來解決發展經濟需要的資金。文中我 說一個不是美國人的人，只要錢夠多，可以將整個美國的土地買下來！一九八七年初，因為讀到該文，深圳政府邀請我到深圳 研討。我對他們說要先搞好有關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標競投，而最好是賣給外地的發展商。我毫不客氣地直言，他們 不會懂得怎樣建造！當時我可沒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國的基建水準冠於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幾個月後他們就搞土地拍賣了。他們選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舉行土地拍賣 ，是中國的第一次。事前他們到香港大學找我，問哪裡可以借得一個拍賣時用的木槌。我敎他們到哪裡去找。該槌今天竟然在 深圳的主要博物館展出，作為鎮館之寶，可見深圳的博物館的文化水準有點問題（一笑）。 約法三章論中國 說起來，我和內地的幹部朋友的交往是來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廣州一行，就認識梁尚立。該年十月我發表了《 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是回應孫冶方先生的。當時我不懂得用中文書寫，由我口述，楊懷康與侯運輝執筆。一 九八二年回港作港大的經濟講座教授，在香港新華社工作的一位姓葉的女士找我——因為她是我在佛山華英念小學時的高中師 姊——希望我能多為國家分析經濟發展的路向。我對葉師姊說我沒有用過中文動筆，要學一下。跟她約法三章：我可以不說， 我可能說錯，但我不能說我不相信的。從那時到今天，北京上頭從來沒干預過我說什麼，只是下面自作聰明的人無數。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在《信報》動筆寫後來結集成書的《賣桔者言》，跟著的結集是《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過程 中査濟民先生提供一些資助，讓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尋資料的助手。北京上頭提供兩位，不僅由他們出錢，而 且我要在內地考查什麼他們立刻處理。不是很舒適的考查。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鋼的宿舍住了兩個晚上，不清潔，讓我 有臥薪嚐膽的感受。我在首鋼講話時，建議中國的發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他們不同意，但後來北京還是依我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廈門，一位姓習的副市長請我和太太在鼓浪嶼的一間古老的大宅的後園進午膳，談得好，過了兩天習 先生又再請我倆進晚膳。考察溫州時，那裡的副市長帶我和兩位助手到雁蕩山腳下的一間小賓館住宿，傾談到淩晨三時，該市 長叫人拿出紙筆，請我題字。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詩，寫下“雁蕩奇峰高千尺，尚有溫州待我情”。 當年在內地考察國家的經濟發展，作點建議，可不是一律愉快。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參觀一間國營的製藥廠，在他們接待的 會議中我直指他們漠視市場的引導不對，吵了起來。帶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替我們緩解氣氛，今天還健在的王麗莉當時 也在座，會記得這件事。為了真理我半步不讓的個性，內地的幹部朋友知道。他們不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任何要求的檔或 檔案他們一律提供，但我總是認為檔怎樣說跟實際上怎樣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堅持要見到實踐的一面。這解釋了為什 麼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跟科斯與王寧二〇一二年出版的《變革中國》有那麼大的分離。他們用的檔資料 詳盡，我卻憑實地考察。將來寫中國經濟史的人這兩本書都要參考，衡量起來可能很頭痛。 地價、科技、惡法 回頭說深圳，二〇〇六年初我見到那裡的樓價開始穩步地上升，其圖案反映著有商業價值的科技知識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長。這 個話題上世紀七十年代我跟阿爾欽等人研討過，得到啟發：資金的回報是利息，勞力的回報是工資，而科技知識的回報減除研 發者的收入，是跑到地價那邊去。炒買炒賣的樓價（源於地價）上升其市價的方差會比較大。從那時起，我就開始注意幾家今 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業了。無可置疑，自新世紀初到今天，整個國家的優質青年喜歡跑到深圳找工作。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是一個災難性的法例。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是同一市場 ，只是為了減少交易費用，二者採用不同的合約安排。政府干預勞動或生產要素合約，這市場的交易費用必會提升。為了減低 這交易費用的提升，工廠紛紛拆小，或搬到越南等地，或乾脆關門去也。回歸故里的勞動力不少，而為了生存工廠多安排生產 線，要工人操作不停，學不到工業運作的商務知識。近幾年，本來因為該勞動法而變得一片蕭條的東莞，因為華為擴展到那裡 而見到起色。深圳受到該勞動法的不良影響比較小，因為該市有華為、騰訊、大疆、順豐等，走的是科技較高的路線，在比例 上受該勞動法的影響較小。我曾經建議採用以合約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來退出勞動法，即是工人與雇主之間如果有私訂的合約，可以退出政府的勞動合同法。這合約退出的方法源自英 國，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曾採用。今天，如果中國的勞動市場採用此法，經濟會立刻上升。 是不容易理解的問題。回顧中國開放改革的四十年，可取的經濟政策大多是炎黃子孫自己想出來，但對經濟為禍不淺的一律是 從國外抄回來的。新《勞動合同法》是從外間百鳥歸巢地抄；社保抄美國，搞得一團糟（北京可以考慮抄香港或新加坡的有清 楚權利界定的強積金）；不久前推出的複雜新稅制也抄自美國（北京應該抄香港）。崇洋媚外明顯，但為什麼要搞得這樣複雜 呢？我想到的一個答案，是開放改革了約二十年後，中國的利益團體增加了不少。這是一個經濟發展得有看頭的國家必會遇到 的沙石。 東莞的存在有決定性 地理的形勢非常好當然是深圳發展得有看頭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個可能更為重要的因素，是東莞就在隔壁。東莞不是一個普 通的工業區，不是溫州那樣專於小商品，不是蘇州工業園那樣名牌滿布，不是陽江那樣專于一兩項行業。東莞（某程度也要算 進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無數種產品皆可製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我認識不少在東莞設廠的朋友，非常相熟 的一個造玩具，一個造模具，一個造餐具，一個造展出架。他們做得辛苦，但從他們那裡知道，在東莞，廠與廠之間，廠與山 寨之間的互相發放的方便是我平生僅見。我也對昆山這個大名的工業區有點認識，因為先父遺留下來的拋光蠟廠是在昆山。昆 山多是臺灣客，廠家一般專於自己的名牌，但論到行業的多元化與工作的互相發放的方便，東莞冠於地球應該沒有疑問。 我肯定地推斷深圳將會超越矽谷，主要是矽谷沒有一個像東莞水準的工業區。不僅今天沒有，永遠也不會有。今天，東莞一間 工廠專業員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資，約美國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東莞的工業最低市價工資是遠高於我也知道的江西與 河南等地——高一倍多。這是地理的位置之別使然。 國際的工資比較 拿著東莞的一個勞動員工的最低市價工資（包括食宿）在國際上比較，東莞約美國的三分之一，約歐洲的先進國家的四分之一 。另一方面，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則又倒轉過來：印度的工廠員工的最低工資，約東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約東莞的四分之 一，非洲約東莞的五分之一。換言之，從國際工業產出的最低層的市價工資看，東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我喜歡用這分 水嶺來衡量國際上的工業產出競爭，大概的產品勝負可以算得快。 讓我解釋清楚一點吧。目前東莞的工業的最低市價工資是發展中國家最高的，但跟發達國家卻最少是一與三之比，有三分之二 的闊度差距。把這分水嶺強行收窄，中國的工業就會轉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我們希望這闊度收窄，但要由闊度更大的國家 ——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這解釋了為什麼十一年前我反對新《勞動合同法》反得那麼厲害。經濟學不是深學問， 只是能把幾個簡單原則用出變化的學者鳳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為有東莞與惠州的存在，在國際上競爭無疑是有著一個重要的甜頭。這優勝之處會因為工作人員的知識層面的 提升而逐步減少。換言之，工作人員的知識愈高，深圳與西方的先進之邦的工資差距愈小。升到最高的世界級人馬，深圳的工 資卻又高於西方的先進之邦了。 零關稅要加零手續才是零 是在上述的局限下，遇到這些日子美國推出的貿易戰，我幾番建議中國要立刻推出零關稅。我構思的戰略，是先從英國入手。 該國歷來近於零關稅，中、英互相零關稅，英國當然會開心得笑出聲來，何況他們目前遇到的脫歐困境，中、英實行零關稅會 解決這困境的所有問題。這是雪中送炭了。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對歐洲的先進之邦說大家一起零關稅，同時也要求他們抽英國 零關稅，他們一定會接受。這裡我要強調，中國進口零關稅，要加零手續才是零。這是我知道的中國：有任何麻煩手續利益團 體會出現，要搞什麼關係貨品才能過關。這不是零關稅。進出口的手續中國要學香港那麼簡單。 中國抽零關稅會震撼世界。想想吧，雖然中國還算不上是一個富有國家，但市場大得離奇。如果我們不算那些價值奇高的高科 技產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援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國的市場約占地球的一半！有這樣的優勢當然有話事權了 。所以我認為目前中美的貿易戰很有點無聊。是的，我絕對不認為中國免稅買進歐洲先進之邦的名牌珍品有任何害處。勞力士 手錶的真貨今天的市價是內地倍於香港。內地免稅進口勞力士，也是中國的香港人會到深圳來購買。購物天堂轉到內地，香港 會怎樣？經濟調整的彈性香港歷來冠於地球，中國的大事開放國際貿易香港人會找到他們的門路，何況他們做勞力士的中國代 理會賺得更多！不止此也，我主導了香港的經濟學高考三十年，那裡的商、政人士不少是我的學生，他們不會那樣沒出息。說 不得笑，當年我在香港主導的高考今天在維琪百科有介紹。 是的，我認為如果中國與西方的先進之邦提出互相零關稅，特朗普的天才會變為泡影。這是因為美國沒有多少像法國香水或勞 力士手錶那樣的名牌消費品。他們有飛機，有農產品，有先進的醫療藥物，也有比中國高明不少的大學教育。讓美國以出售知 識來賺取中國人的錢，不是皆大歡喜嗎？ 二十世紀的兩大商業發明 說起來，整個二十世紀有兩項價值連城的科技發明，皆出自該世紀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導體的發明，導致今天盛行的數碼科 技與產品。其二是雙螺旋的基因結構的發現，導致今天的醫藥發展。二者皆以人多好賺錢。 在數碼商業這方面，中國做得好，冠於地球沒有疑問。朋友們一致說用數碼付帳的普及中國自成一家，而深圳的專案如速遞、 網上遊戲，什麼智慧工具、無人機等皆可觀——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醫療儀器。從數碼協助商業的用途看，因為多服務一 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是零，中國因為人多今天占了先機是理所當然的。 困難是第二項二十世紀的重要商業——基因的研究帶來的醫藥發展。這方面中國遠為困難。這是因為數碼商業的表表者要講夠 聰明，但不需要讀很多書，二十歲出頭可以是能手。醫藥呢？要成為世界級的人馬三十年寒窗苦讀是起碼的要求。這方面，中 國的大學辦得不夠好。不少中國的學子在美國學有所成，聽說不下三千個，但因為種種原因他們不願意回歸。在生物與醫藥這 些方面我知得比較多，因為我帶到美國求學的外甥與自己的兒子皆以此為生計，聽說今天他倆屬世界級人馬。 從我自己的專業看，我確實認為中國的大學辦得不夠好。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學教育與研究重要，願意花很多錢，中國的學子夠 聰明也沒有疑問，只是大學的制度辦得不好。幾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題為《科學與文化》的書，作了解釋，也作了建議，可惜北 京的朋友不重視。 沒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害 是一個近于天方夜譚的故事，但確是發生了。深圳的有利之處是天時地利之外，深圳本土沒有深圳人——今天可能一個也沒有 ！美國有種族歧視，那裡的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驅之不去。上海說不上有多少種族歧視，但或多或少他們歧視不是上海人 。今天的深圳沒有深圳人，歧視的問題不存在是一個難得的優勝處。這優勢帶來的不幸，是深圳不僅沒有自己的文化，連中國 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類歷史上我們很少見到一個經濟發達而文化塵下的地方。不僅深圳的多間博物館一律沒有看頭，那裡的 音樂廳、劇場等，其層面皆與上海或北京相去甚遠！目前看深圳的經濟發展，沒有歧視的利是高於文化欠奉的害，因為我們見 到舉世的企業家都跑到深圳來看看究竟是發生著些什麼事。 解除匯管是前海的前途 最後要說的，是關於深圳的前海。這話題非常重要，因為據我的理解，前海的設立是要搞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把人民幣推出國 際。當然，沒有這樣的金融中心人民幣也可以推出去，但由北京的央行看著前海不僅有助，而且會有較大的作為。 要把人民幣大事推出國際不是那麼容易，因為任何貨幣在國際上要替代美元美國一定反對。這反對是合情合理的。從我知道的 經濟學衡量，美國今天搞的貿易戰屬無聊之舉，對美國人民的生活不會有助。然而，人民幣推出國際，某程度一定會取代國際 上的美元。你在市場賣花生，我也在同一市場賣花生，大家的利益怎會不出現衝突呢？ 印製鈔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可以接受多少你就賺多少，打回頭你就賺了利息。何況中國是那麼大的一個國家，國際上不普遍 地接受人民幣不成話。但真的要把人民幣大事推出國際，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是必需的。我們也要注意，美國沒有什麼外匯儲備 ，原因是國際接受美元，他們不需要有外匯儲備。不久前看資料，在國際上的美元儲備約百分之六十二，人民幣只約百分之二 。那麼大的分離對中國的外貿發展不利。 中國要解除所有外匯管制，讓人民幣推出國際這個觀點，一九八八年弗裡德曼就說要辦。當時弗老可沒有想到上文我提出的賣 花生的問題：人民幣被殺下馬來可以是災難。幾年前，前海試行解除外匯管制——這是人民幣推出國際必要做的——一下子央 行的外匯儲備流失得快，上頭鳴金收兵。 經濟邏輯是這樣的。一、人民幣要大事推出國際，全面解除外匯管制是需要的。二、解除匯管的初期，央行的外匯儲備會流失 ，也一定。三、外人接受人民幣，央行的外匯儲備會回升。四、調整人民幣的進出口與央行外匯儲備的一個法門，是調校人民 幣對外幣的匯率。因為上述，人民幣還遠沒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國際要先下一個錨。 說貨幣想到弗裡德曼 已故的二十世紀的貨幣大師弗裡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時屢次建議人民幣要解除所有外匯管制，也同意人民幣要下一個穩定 的錨。但弗老又說像中國那麼大的一個國家，要找到一個交易費用夠低的錨近於不可能。在人民幣下錨這個重要話題上我想了 多年，終於想出以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這個交易費用近於零而又是萬無一失的方法。是朱鎔基總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處 理好當時潰不成軍的人民幣給我啟發的。這方法我不厭其煩地解釋過多次，網上有載，這裡不再說。（按：無錨貨幣稱fiat money，人民幣今天是，美元也是，但後者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是。港元一九七一年之前有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之後也有錨， 七一至八三沒有。小經濟易下錨，大經濟難找錨下。這個不簡單的問題當年我跟香港的前後三位財政司、柴契爾夫人的經濟顧 問、英國央行的首席顧問、弗裡德曼等人有深入的爭論與研討。） 我不同意弗老的只有一點。我認為貨幣的主要用途是協助貿易或投資，不應該一石二鳥地也用作調控經濟。按我提出的下錨方 法把人民幣推出國際，要讓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也要讓中國的利率自由浮動。我也認為依我說的方法，下了錨，把人民幣 推出國際，其成果會比大家想像的來得快，來得大。這是因為滿布地球的有點錢的炎黃子孫無數，人民幣的幣值夠穩定，給祖 宗一個面子何樂不為？ 深圳是個現象嗎？應該是。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幣推出國際，不管用哪個法門，一定是。

(2019-02-25 張五常 新浪博客)   （按：從二〇〇〇年起，我用了十九年寫《經濟解釋》，香港與北京兩地皆發行，三卷變為四卷再變為五卷，其版次與刷次算 不清楚了。這次中信出版的應該是最後的版本。在最後的卷五我加上如下的後記，略說一下這艱巨工程的歷程。）       二〇一九年二月的某天晚上，我無意間讀到關於老人癡呆的醫學文獻，知道這種不治之症通常起於一個人的六十五歲左右，而 就是沒有這種病，人在六十五歲左右其記憶力會逐漸減弱，因而某程度上會影響這個人的推理能力。   上蒼對我格外仁慈可以肯定，因為我是在二〇〇〇年，只幾個月就六十五歲，才開始動筆寫今天修為五卷的《經濟解釋》。不 是我不知道人老了其智力會退化，而是我不知道通常的規律是六十五歲左右會開始減弱。   曾經提及，一九五九年的秋天，近二十四歲，我才有機會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讀本科。急起直追，八年後寫好《佃農理論》這 個博士論文，在芝加哥大學作了一年博士後，一年助理教授，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幾個月後那些正教授 們無端端地一致投票升我為正教授。   當時華大的社科院院長貝克曼與經濟系主任諾斯不約而同地對我說，算文章數量與論文章發表的學報高下這些當時開始盛行的 衡量準則，皆與我無干，我只是要做自己喜歡做的研究。結果是我在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三年發表的一系列英語文章，今天一律 成為經典。沒有大紅大紫的，但數十年過去，還有不少人提及。被引用的次數只是差強人意，但西方的大學的經濟讀物表，出 現最多的是我的作品——好比俄勒岡州一間大學的經濟研究院的一份讀物表，推薦的五十一件作品中我占其九。   一九六九年我離開芝大的主要原因，是那裡的學術氣氛過於熱鬧，而我是個喜歡獨自思考的人。相比起來，西雅圖的華大是一 個寧靜的地方。該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看看母親，也到那裡的眾多小市場與工廠視察。當時我已經被西方的行內朋友認為是 經濟學中最關鍵的價格理論的一個人物，也被英國的一份刊物選為歐美經濟學者足球大賽中代表美國的一位後備前鋒。然而， 該年暑期的香港之行，在市場與工廠見到的現象，十之七八我沒有解釋。我想，一個物理學博士見到日常的物理現象不會那樣 無知，但經濟學怎會是那樣不管用呢？   是這個有震撼性的經歷使我決定不再讀他家的作品——認為是讀夠了——需要集中地想自己的。西雅圖華大的同事，尤其是諾 斯、麥基、巴澤爾這三位，一致認為我是他們知道的唯一可以全面革新經濟理論的人——他們也認為經濟學的整體太不成話， 其解釋力跟自然科學相去甚遠。   我曾經提及在洛杉磯加大時是那裡的經濟系的黃金時期，在芝加哥大學時也是那裡經濟系的黃金時期。今天回顧，對我日後從 事的經濟學風格影響最大的，可能是當年在加大的卡爾納普與布魯納這兩位精於科學方法的邏輯大家。跟著到了也重視科學驗 證的芝大，我不僅對假說驗證的方法知之甚詳，而且堅信“看不到則驗不著”這個簡單的重要哲理。這哲理可能就是今天被外 人稱為“華盛頓經濟學派”的中流砥柱。後來獲諾獎的諾斯曾經寫下，我是西雅圖華盛頓學派的創始人。   大約一九七三年，一間大名的出版社的經濟主編找我，給我優厚條件，要求我寫一本關於經濟學整體的書。他說明不需要經過 外人評審，我要怎樣寫都可以。當時我不打算寫什麼巨著，但在他的要求下，我還是給了他一個書名——Economic Explanation（《經濟解釋》）。是的，從那時到今天，我認為除了解釋行為或現象，經濟學沒有其他好去處。   不同類別的經濟學我學過不少，回歸統計也曾經是個專家。但解釋現象可不是那麼容易，更不是什麼統計出來的資料關聯那種 往往是自欺欺人的玩意。我追求的是在複雜世事的變化中，用簡單的理論推出可以驗證的因果關係。走這樣的路，從複雜的世 事推出簡單的因與果，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事實觀察，不斷地驗證，才可以把幾個簡單的經濟原則用出有深度的內容，才能把 這些原則用到虛無縹緲、得心應手之境。   純為興趣做學問，不斷地追求，是學問思想可以歷久傳世的基本要求。這些，任何有識之士，只要願意付出代價，都可以做到 。還需要的可不是什麼創見，更不是發明什麼術語，而是思想要有一個奇異的層面。我用心寫下的英語文章傳世逾三十年，今 天可以確定。《佃農理論》一九六八年發表，逾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還在。今天八十三歲了，腦子還可以想是上蒼的照顧。然 而，這次再修為五卷的《經濟解釋》，應該是最後的二〇一九年的版本。為恐修改壞了——這是經濟學者中常見的不幸——我 每章易稿都徵求一些朋友與同學的意見。他們讀後說是改進了我才放心。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匆匆地補加這個後記，解釋當年為了要累積真實世界的現象觀察，我耐心地等到退了休後的二〇 〇〇年，六十五歲，才大興土木，動筆寫《經濟解釋》。當時我可沒有想到腦子會老化這個問題，也不知道老人癡呆或腦子老 化，根據醫學的考查，六十五歲是或然率最常見的不幸轉捩點。   上蒼就是這樣幫忙，甚至在攝影、書法、散文、收藏等事項上也幫忙了不少，讓我不枉此生。有這樣的際遇，《經濟解釋》當 可歷久傳世。

(2019-01-22 張五常　新浪博客)   歷來少見媒體的任正非先生，最近連續兩次見了。他說得好，我徘徊於他說的字裡行間，若有所悟，對一位同學說，任正非是 二十一世紀的哈代。經過解釋後，這位同學同意我說的。   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1947）何許人也？他是英國劍橋的數學大師，著作等身，是中國數學家華羅庚的老師。最為重要的 貢獻，是他發掘了印度的年輕數學天才拉馬努金（Ramanujan）。拉馬努金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數學天才，沒有讀 過什麼書，自修學數，1914年寄了一些數學文稿給哈代，哈代驚為天人，力排眾議，把拉馬努金邀請到劍橋去。這個近於 神話式的故事今天拍成了一部很好的電影。     說任正非給我的印象是哈代，是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哈代寫了一本很小的算是自傳類的書，題為《一個數學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在該書的開頭哈代說了一段話很有名，常被引用。雖然他的英文是好的，但因為哲理湛深，不易懂，我在這裡先附錄 他的英語原文，然後再翻為中文給讀者吧：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 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 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 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 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 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plain. Exposition,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翻譯過來的大意是：   “一個職業數學家寫關於數學的事是悲哀的。數學家的本分是做點什麼，創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數學增加一點，而不是談論自 己或其它數學家做了些什麼。政治人物鄙視評論政治的人，畫家鄙視藝術評論者，生理學家、物理學家，或數學家通常都有類 似的感受。沒有任何嘲笑，能比創作者對解釋者的嘲笑來得深奧，或在整體上更為合理。闡釋、批評、欣賞，都是只有二等腦 子的人的工作。”   哈代是說作為數學家，他只是要在數學上作出一點貢獻，批評或讚賞的人很有點無聊，屬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為什麼我 想到任正非那邊去呢？因為在媒體的訪問中，他說得清楚：“華為不是上市公司，我們不需要漂亮的財報。如果他們不想讓華 為進入某些市場，我們可以縮小規模。只要我們能生存下去，養活我們的員工，我們就有未來。”   大家知道，作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企業家，任先生曾經被人拍攝到排隊輪候的士、坐地鐵，對物質的享受沒有多少興趣。不同的 是，哈代從事數學研究只需要一支筆及一些紙張，但任先生從事華為那種行業的研發需要賺不少錢才有可為。華為去年的研發 開支高逾人民幣一千億，擁有八萬七千多個授權專利。行業不同，資金的需要有別。但賺錢永遠是那麼困難，何況華為參與的 行業不像房地產那樣可以憑有利的時間與地點而賺得需要的資金。無可置疑，今天的華為是一個現象。   我自己從事的經濟學研究需要的資金微不足道，但要比哈代只需要一支筆一些紙的金錢成本多一點。在美國時我幾番獲得那裡 的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但今天回顧其實用不著那麼多。從1982年回到香港任教職到今天，我把稿酬與出書獲得的版稅全 部給予協助我找尋資料及整理文稿的朋友，足夠。華為需要的研究資金是天文數字。然而，歸根究底，哈代為的只是要做出一 些什麼，我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麼，任正非為的也只是要做出一些什麼。借用王羲之的話，其致一也。   是不容易明白的行為。我要等到自己退休的2000年才開始動筆寫我在1970年就決定要寫的《經濟解釋》，因為我要累 積關於真實世界的現象。我歷來認為最愚蠢的經濟學者，是那些試行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我等到2000年六十五歲才 動筆，是最後的時間了。當時我可沒有想到，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我要花上十九年。快要在中信出版的《經濟解釋》的新版， 分五卷，應該是最後的了。記得有人說過，一件藝術作品是永遠沒有被完成的，只是被遺棄了。快將出版的五卷《經濟解釋》 算是被遺棄了吧。我恐怕再改下去會改差了。一些朋友把自己的大作一版一版地改下去，最後是改差了的。   我自己日暮黃昏，但任正非只七十四歲，來日方長。我希望任先生不要管他人怎樣說，因為哈代說得清楚，“沒有任何嘲笑， 能比創作者對解釋者的嘲笑來得深奧，或在整體上更為合理。闡釋、批評、欣賞，都是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   說起來，任先生可能比我晚一輩。我是這樣算的。哈代的後一輩是他的學生華羅庚，後者與陳省身同輩。陳省身的後一輩是丘 成桐。後者今天七十，與任先生應該是同輩。經濟學家中與哈代同輩的我想到弗裡德曼的老師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與科斯的老師普蘭特（Arnold Plant，1898-1978）。雖然弗裡德曼與科斯比我年長二十多歲，我和他們應該是同輩。這是因為雖然我二十四歲 才進入大學讀本科一年級，但三十二歲寫好《佃農理論》後，弗裡德曼、科斯、斯蒂格勒、阿羅、詹森、諾斯等人喜歡跟我平 起平坐地研討。我曾經說過，我是有機會跟二十世紀多位經濟大師交往的最後一個人。經濟學者長壽，無端端地把我的輩分抬 高了！   話得說回來，儘管我認識的世界級學者一律智商高，用功，分析力強，但算進事業的難度論高下，我們沒有一個比得上任正非 先生。

(2019-01-14  張五常  新浪博客)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德姆塞茨謝世，十三日我寫此文，憶往事，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初期發展作了些片段的解釋。）   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2019）謝世了。因為他是新制度經濟學其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不少同學希望我能說一下他在 這個範疇上的貢獻。   我是一九五九年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讀經濟本科的，一九六一學士，一九六二碩士。那時德姆塞茨在該校任教，一九六二年我 是他的改卷員。此君善忘，後來他竟然完全不記得我曾經為他改過試卷！其後他轉到芝加哥大學，受到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賞識與科斯（Ronald Coase）的影響，成為大師。這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躍進是源於一篇一九六三年他寫成的五十多頁的長文稿，後來分為兩篇在 學報發表。該文稿他寄到洛杉磯加大給我的老師阿爾欽（Armen Alchian），阿師偷偷地給我看了，因為德姆塞茨說明不能讓外人看。   這篇文稿對我的影響很大。德氏加進交易費用，把帕累托至善點再闡釋，帶來了一番新天地。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解釋清楚 德姆塞茨在這方面的貢獻。這例子是我從他的論點想出來的。我們到餐館吃自助餐，支付一個固定的餐費後，吃多吃少餐館完 全不管。於是，一位顧客會吃到最後一口對他的價值是零，但這最後一口食品的成本可不是零。邊際成本於是高於邊際用值， 傳統的觀點會說這是浪費，違反了帕累托至善點。但德姆塞茨說如果引進監管顧客食量的費用——這監管費用屬交易費用的一 部分，但自助餐不用支付——帕累托至善點可沒有被違反。這是因為節省了的監管費用大於食品的邊際產出成本超出邊際用值 那部分的浪費。換言之，如果引進交易費用，傳統的違反帕累托至善點不能成立，而正確的帕累托看法是要加進這交易費用才 對。 德姆塞茨無疑是對的。但我在一九七四年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的結論中說得清楚，如果我們引進所有無可避免的局限，帕 累托至善點永遠達到滿足。換言之，不能滿足帕累托至善點的情況，是源於我們漠視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或交易費用。在好些問 題上，我們解釋一個現象，不需要引進所有的局限，因此會出現違反帕累托至善點的情況。這違反可不是真實世界的實情，而 是從事經濟解釋的人不需要引進某些與解釋現象無關的局限。   我奇怪德姆塞茨沒有看到我提出的觀點。他差不多所有的文章都是批評政府的干預，但政府的存在是因為一些無可避免的交易 或制度費用的存在而起的。無論執掌政權的人把人類弄得多麼悲慘，甚至人類毀滅自己，只要我們能引進所有的局限，帕累托 至善點怎可能被違反了呢？違反帕累托至善點的存在，用德姆塞茨的思維推理，只能源於我們漠視了某些局限或其轉變。德姆 塞茨的整生都在說市場經濟怎樣好，政府干預或主導怎樣不好，但依照他提出的帕累托至善觀點，要引進有關局限作闡釋，他 的作品難以自圓其說。科斯曾經對我說，文字的表達沒有誰寫得比德姆塞茨更清晰。這點應該對，問題是，如果我們依照他一 九六三年的雄文提出的帕累托至善點的重要新闡釋，他後來寫的無數批評政府的文章皆不容易自圓其說。   經濟學者批評政府常有，也容易，但從有解釋力的科學角度看，作為經濟學者，我們關心的是問為什麼一個現象會發生，不要 問一個現象的發生是好還是不好。後者是價值觀的問題，與科學解釋無關。所以我認為德姆塞茨是走錯了路向。好比他批評薩 繆爾森（Paul Samuelson）與阿羅（Kenneth Arrow）等大師的關於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的傳統觀點。這觀點說如果增加產量而平均成本不斷下降的話，自然壟斷會出現，政府要干預。德姆塞茨反對，舉出如 下的例子：一間製造汽車的鐵塊車牌的工廠，數量越多每塊車牌的成本不斷下降，這是自然壟斷，但政府無需干預，因為還有 其他競爭者。然而，我認為這間車牌製造廠的產品平均成本不應該以每個車牌算，而是要用每次開機的成本算。以後者算，這 間工廠的平均成本就不是不斷地下降的，而是碗形。經濟學要問的是為什麼，不要問好不好。 經濟學者對世事知道得不多，批評政府容易，批評市場也容易。如果經濟學者完全不管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只是集中於解釋 ，為什麼工廠會那樣運作，為什麼市場有時會那樣離奇，為什麼政府要左管右管——只要能引進有關的局限轉變，求得可以驗 證的假說，作瞭解釋，那就是經濟學者可以做而又應該做的事情。至於什麼有益社會，什麼可以改進民生，是主觀的問題，與 科學的要求是扯不上關係的。   我也要提到在我的《佃農理論》的第四章，後來又獨立以文章發表的關於合約選擇的。其中我提出卸責（shirking）這個概念。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老師阿爾欽到該校訪問，跟他進午膳時我提出兩個人抬石頭下山的例子 。甲、乙兩個人一起抬石下山，其重量比兩個人各自抬的加起來為大，但在抬石時，甲會卸責把石頭的一些重量推到乙那邊去 ，同樣乙也會如此。所以兩個人抬石下山的重量是會低於他們不卸責的重量。但一定會高於他們各自分開抬的總重量，因為如 果他們分開抬的總重量高於一起抬的重量，他們不會一起抬。那麼在有卸責而又一起抬的情況下，其重量是怎樣決定的呢？換 言之，如果分開抬，每人每次可抬100斤，如果沒有卸責兩個人一起抬可達250斤，在有卸責的情況，我們知道兩個人一 起抬的總重量會是在200與250斤之間，比如是230斤。這個重量是怎樣決定的呢？阿師當時答不出我的問題，如果沒 有引進很多人抬石的競爭，這問題到今天我還沒有答案。   這個抬石例子沒有引進我在一九六九年發表的關於合約選擇的文章，但卸責（shirking）這個今天看因為無從觀察因而沒有什麼用途的理念，是在該文提出了。一九七二年阿爾欽與德姆塞茨聯名發表 了一篇關於機構組織的雄文，以卸責（shirking）為主題。這篇文章大紅大紫，是美國經濟學報（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歷來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我自己認為因為shirking無從觀察，這個理念沒有用途，所以再也不用了。可惜shirking自我提出之後不脛而走，影響了阿爾欽與德姆塞茨的雄文，跟著又影響了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無數無從觀察的術語的發展，再跟著就是博弈理論了。這是shirking帶來的大悲劇。可惜少人知道，阿師在謝世前幾年，認為他跟德姆塞茨合著的大文是錯了。   還要順便一提的是Klein、Crawford和Alchian一九七八年聯名發表的一篇關於vertical integration的文章，其中提出敲竹槓（hold-up）的屬於shirking那一類的無從觀察的術語，也是大紅大紫。該文提到因為有敲竹槓的問題，石油公司不會租用輸油管，要自己建 造，但會租用運油船。當時我是加州標準石油的顧問，對石油的運輸知之甚詳，對他們說石油公司喜歡租用油管，但擁有自己 的油船隊。他們只是把石油運輸的例子刪除，其餘不改。 一九七六年我作加州標準石油的經濟顧問，兩年後該機構問我要不要多聘用一位經濟顧問，我建議德姆塞茨。他們很高興。為 標準石油我寫了兩份加起來逾兩英吋厚的關於石油合約的研究報告，阿爾欽讀後說是他見過的最精彩的經濟學實證研究。德姆 塞茨也幾番對外人提到這兩份報告。   說到今天不少同學有興趣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以年歲的長幼排列，有關的幾位的貢獻大概如下：戴維德的貢獻，是問為什 麼會有捆綁銷售這個怪現象。科斯的貢獻，是問權利界定與交易費用的關係。阿爾欽的貢獻，是問價格的用途是什麼。德姆塞 茨的貢獻，是問帕累托或有經濟效率的至善點要怎樣闡釋才對。張五常的貢獻是問合約的用途是什麼與為什麼合約有時是這樣 有時是那樣。在知識的茫茫大海中，上述五者的貢獻微不足道，但說不定皆可傳世！有機會傳世，因為這些問題要不是沒有前 人提出過，就是提出過但答得不夠深入。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德姆塞茨和他太太到上海一行。我和太太跟他們相聚了兩天，甚歡。

(2018-12-16 張五常 新浪博客)   最近發生的華為事件使我心境難平。不僅我這樣，朋友之間也這樣。從西方的輿論讀到的，有如下幾點：   一、華為賣給伊朗的產品中，有美國的零件在內，是以為罪。這樣的罪名在美國本土之外從來沒有出現過。西方也有人指出， 如果從外間輸進伊朗的產品，有美國製造的成分在內是罪，無數國家也犯了這個罪。   二、小題大做。加拿大政府早就知道，為什麼不跟中國的駐加領事打個招呼，讓小事化無？要是什麼嚴重的罪行當作別論。   三、中國人買起加國的物業，增加該國不少稅收，也是該國的農產品與原料的大客戶，為什麼因為一些無足輕重的瑣事而弄得 這麼糟？看來加國的政客的智商有點問題。   四、輿論說，美國這樣做，是為了協助美國與中國快將舉行的貿易談判。但我想不到在哪方面可以協助，何況北京歷來是吃軟 不吃硬的。   五、整件事的唯一獲益者，應該是華為。一般的言論，對華為的產品評價實在好。我們不容易想像有更震撼的免費好廣告。有 說美國要打垮華為，可能是，但這次看來有反效果。   六、孟晚舟女士的表現從容得體，很多朋友都這樣說。因為這件事的發生，我參閱了一些關於任正非發展華為的故事，知道他 處理的研發與製造的行業難度極高，打進國際非常複雜。他竟然能做得那麼好，是異數。     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個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應該是蘋果，因為不少使用蘋果手機的炎黃子孫轉用華為。   八、據說美國還沒有交出華為的罪證，若如是，加國把孟女士釋放，說聲對不起，不是很恰當嗎？

(2018-12-10 張五常 新浪博客)   （一）生物的起源一定要有氨基酸。多年前一位科學家證實，有海水加上行雷閃電，氨基酸會在海水中出現。此君為此獲諾貝 爾獎。既然你們論及，讓我簡略地說一下我知道的關於生物的起源與人類的發展，分點如下： （二）第一個生物細胞在海水中出現的難度，當年一位專家教授對我說，等於用一萬塊磚頭拋上天，掉下來剛好砌成一間屋。 近於不可能，但機會不是零，而地球有數十億年的時間，不斷地嘗試。 （三）只要有一個生物細胞出現，而這個細胞可以繁殖，跟著經過不知多少個億年的基因轉變（mutation），不同的生物就出現了。 （四）適者生存不是達爾文說的意思，而是基因的轉變讓不適於環境的基因遭淘汰。最清晰的例子是長頸鹿，本來有長頸與短 頸的基因，但因為短頸的吃不到樹上的葉，遭淘汰，短頸的基因再不存在。換言之，適者生存要從基因的轉變看。 （五）“人”的定義，是地球上唯一可以站起來用兩只腳在地上行走的哺乳動物，pithecanthropus erectus是也。 （六）猩猩不能用兩腳行走，但我不懷疑人類源自猩猩。猩猩的智慧高，懂得計算，雖然遠不及人類。這跟《聖經》之說有別 ，但不是說沒有上帝這回事。對宇宙的神秘有點認識的學者，不少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七）人類出現的歷史只有幾萬年，在宇宙的時間表上只是一剎那。所有生物，從宇宙的時間看，其存在都是一剎那，只是有 些生物存在得較為長久。人類將會滅絕是早晚的問題，這是生物的宇宙規律。這裏的關鍵是人類的腦子冠於所有生物，會否因 而出現一個永不滅絕的情況不得而知，也可能有朝一日，人類因為腦子了得，用今天大吵大鬧的基因研究而把自己改變，成為 另一種非人的人，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地認為，人類可能因為自己的智商奇高，武器發達，互相殘殺而毀滅人類自己。 （八）人類腦子想出來的醫療長進，導致人類的壽命增加不止三十年，但這腦子發明的武器，卻在毀滅人類。在所有生物中， 只有人類出現著這兩方面的矛盾。這是我在《經濟解釋》寫自私那一章轉向悲觀的原因。 （九）有智慧的人類（homo sapience）有不少不同種族，其智商的高下不同，正如不同種類的犬的智商有很大的差別。昔日發明半導體的一位大師說， 亞洲的孩子天生最聰明，非洲的黑人最蠢。這些話當然給外人罵個半死，但可能對。 （十）我認為人類的腦子有三種功能。其一是記憶力，其二是想像力，其三是推理力。愛因斯坦說最重要的是想像力。這方面 ，從中國歷代詩人的作品看，炎黃子孫這個民族的想像力可能冠於人類。可惜中國人的推理能力是太差勁了！我認為中國人的 推理能力弱不是天生的，而是傳統的禮教、學而優則仕與今天還不幸地存在的所謂思想教育使然。 （十一）我同意不同種族的人類的智商有別，也同意智商的高下有很大的遺傳因素，但不認為家境較好或學識較高的家庭的孩 子，同種族的，比較聰明。十多年前我跟進過中國的農家的窮孩子，認為他們的先天智商跟有識之士的沒有分別。 （十二）從多種出土文物中，我非常欣賞炎黃子孫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智慧，但認為不一定比得上小小的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 。然而，客觀地看，沒有中國在上古時期的金屬變化的發明，英國很可能不會有什麼工業革命。當時的英國，在經濟學上出現 了斯密、李嘉圖、米爾；文學出現了莎士比亞、狄更斯；物理出現了牛頓；生物出現了達爾文；藝術出現了脫爾諾……。中國 的人口比英國的多出無數倍，竟然沒有出現過一個這個水準的大師！是的，像李白、蘇東坡等人的天賦無疑蓋世，但從作品的 斤兩衡量，我們確實是輸了。有點不服氣，我花了十八年時間寫下五卷本的《經濟解釋》，自覺可把斯密比下去，可惜日暮黃 昏，是成是敗我不會見到。 （十三）我可以肯定，在科學的造詣上，中國遠不及西方的佼佼者，不是基因或種族的問題，而是制度與教條等危害的效果。 證據是只我們一家就出現了三個——我的外甥、兒子與我——雖然稱不上是什麼歷史可載的高人，但機會不是零。我自己知道 自己在學問上的位置，外甥知道他的位置，兒子也知道他的位置。這類判斷外人不容易，但從事者達到某層面自己會知道。我 可以只聽一個經濟學家說幾句話就知道他是站在哪個位置；我的外甥聽他人說細胞，我的兒子聽他人說白血病，也立刻知道這 個人站在哪個位置。 （十四）今天大吵大鬧的基因工程有機會改變人類，信奉基督教的人不會贊同，因為《聖經》的一個闡釋，是上帝造人有專利 權。問題是，闡釋《聖經》，我們也可以說，既然改變人類的人類是上帝造出來的，那麼因為基因的改變而出現的怪人也是上 帝的主意。我自己出生不到一個月就成為基督徒。今天我欣賞基督教，喜歡聖誕歌，童年時聖誕是我最喜歡的節日，可惜我曾 經認識的一些人，因為信教過度而出現了問題。另一方面，宇宙與生物的存在是深不可測的學問，人類的天才只可以猜測，說 是理解一切是狂妄的想法。我自己希望能久不久到教堂安息一下，但今天的教堂改變了，再沒有昔日的安息感。  

(2018-12-04 張五常 新浪博客)   一位朋友傳來一篇英語文章，作者Chi Wang，內容是說他曾經在美國華盛頓兩家政府機構工作了五十年，認識好些政要，知道他們一向支持及同情中國，但近十 年的情況改變了，對中國的友善不再。我沒有理由懷疑此君說的。好些報導從其他角度說的也是類同的話。   今天，不少報導說，中國學生去美國求學，簽證往往被拒，有些暑期回家探親後再去美國時不獲簽證，有些每年的例行續簽也 遭否決。看來是跟某些科目有關，但也不一定。這樣看，要申請到美國求學的中國學生人數將暴跌，因為讀到中途不獲續簽對 學生是災難！   美國的大學本身當然歡迎中國的學生。這些學生一般好學，而收取外來學生的學費，以公立的大學來說，通常遠比美國本土的 學生高。我大約地估計，是三個外來學生的學費可以養起一個助理教授，而一個助理教授通常教約十個full- time equivalent的學生，所以校方是賺了七個學生的學費。當然，大學還有好些其他費用，但在邊際上多教一個學生的 成本低，外籍學生對校方的財政是有助的。 昔日美國的求學氣氛   回顧歷史，美國對中國是友善的。雖然百多年前的八國聯軍美國有份，但庚子賠款協助不少中國的學子到美國讀書，培養出錢 學森、楊振寧、陳省身等高人。美國本土有一個大麻煩是種族歧視，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驅之不去。然而，我在美國生活 了二十五年，受到的種族歧視不嚴重。另一方面，在美國我受到多位經濟學大師的指導與關懷，使我終身感激。當年美國的師 友對我思想的重視，遠超我一九八二年回港後遇到的。是的，當年在西雅圖華大講課時，系主任諾斯坐著旁聽，不是監管，而 是做筆記。其他同事和我天天研討，誰對誰錯沒有誰管，真理的追求就是那麼愉快的事。楊懷康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到過西雅 圖華大，見過當時那裏的熱鬧。   早年我在香港讀書失敗，但美國那邊卻欣賞我那想得快想得怪的本領。考什麼公開試我無法過關，但在洛杉磯加大考四科博士 筆試，其中一科的教授多年後對我說，他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在說什麼，考慮良久還是給我個第一算了。環境適當，求學是一種 享受。   同樣，一九六六年春天我提交的十一頁紙的《佃農理論》的初稿，在加大研討時在座的數十位教授與研究生一律說我錯，吵了 幾個小時。該晚十一時多，我掛個電話給老師赫舒拉發，問他我的論文建議是否要放棄。他說：“你說什麼？那是我平生見過 最好的論文。”過了一天，另一位老師阿爾欽給我電話，說要在他的研究班上討論我那十一頁紙，一個月後他叫我動筆。要是 在今天的中國，我的《佃農理論》不可能寫出來。當年老師教的真理追求的意識對我有深遠的影響。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後來科斯的回憶寫下，我吸收了八位大師的思考方法。他說我不是仿效，而是吸收了然後發揮自 己的。今天，我怎可以說美國對中國人不好呢？種族上的歧視當然有，在學術界不嚴重，大可置之不理。 一家兩代的故事   我的外甥及自己的兒子在美國求學的運情也差不多。這個外甥當年雖然在香港的中學成績不錯，但沒有大學收容，我帶他到美 國去跟我求學。我給他定下來的規則簡單：週末不准讀書，要陪我去釣魚。教他的主要是一項：寫博士論文時一定要跟一位世 界級的大師。從本科一年級起，只六年此子獲博士，今天他屬一掌之數的生物細胞大師了。要是獲得諾貝爾獎我會敲榨他分我 一半。   我兒子的故事雷同。我教他不要管中學成績，不要管那些進入大學的公開試，因為他在美國出生，入大學容易。從來不管他的 讀書成績，只是知道本科畢業時他在整級考個第一。他自己不知道，而我懶得告訴他。教兒子，我又是說寫博士論文時要跟一 個世界級的。他當然受教，可惜在研究院他修的是兩個博士一起讀的課程，難度大，害得兒子吃得太多，變得太胖了。今天， 兒子從事西藥的研究，是商業的那種，獲諾獎的機會小很多，但不是零。我的女兒在美國的讀書成績跟她哥哥差不多，但本科 畢業後她不要再讀下去，是她的選擇，我尊重。   上述是我家的兩代人在美國求學的經歷。說美國人善待炎黃子孫是對的——撇開一些無聊又瑣碎的種族歧視，實在好。說實話 ，從求學這方面看，中國人不會對我們那麼好。可惜今天無端端地，美國對中國人不好了。我恐怕此“不好”也，會持續下去 。政治多麼可怕！   盜竊科技談何容易   我曾經寫過，開放改革前中國對外間的科技知識的所知是零，但在開放改革後，憑中外合資與以市場換技術這兩個法門，中國 學得快學得好。不久前北京取消合資的規限，做得對；但源自市場換技術的必須外銷的來料加工還在，也應該取消，因為今天 要多引進外資。 今天美國再不歡迎中國的學子到那裏求學。這些學子可以轉到加拿大或歐洲的大學去，只是有些重要的科目，美國還是最高明 。我不相信美國當局說的，中國頻頻盜竊美國的科技。當然不可以說完全沒有，但industrial espionage這回事，四十年前我得到美國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作過深入的研究，認為今天的中國人沒有本領從事。偶爾的小偷 當然存在，但專業性的工業盜竊談何容易！一九八二年我發表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Economic Inquiry, January 1982, P40-53），讀者可以參考。   引進人才的法門   那所謂“人才政策”——即是出資或較高的薪酬外聘科技學問人才——在內地的多個地區出現了好些年了。近幾年從國外出高 薪引進人才也明顯。這方面，一個要點是開放改革四十年來，從中國到美國求學的無數，其中不少學得好。人才政策當然是想 著這群人，但北京忽略了的，是這群人中的佼佼者，不願意回歸，一個原因是他們不能接受中國的大學制度與運作。他們不一 定打算到大學工作，而是任何在知識上有成就的人，喜歡在有上佳大學的鄰近工作。物以類聚，人以類聚，知識也類聚。   大家知道北京當局是花著鉅資支持大學教育的。然而，今天中國大學的運作，從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準則衡量，實在太 差勁了。無謂的約束太多，課程的規限太緊，創意不受重視，而政治上的思想教育，從外間回歸的知識高士沒有興趣，且往往 有反感。這些日子，網上的訊息是國際性的，什麼“翻牆”等玩意我這個老人家沒有學過，但我認識的內地學生沒有一個不懂 。另一方面，美國的學術朋友指出，中國內地的大學要講人際關係他們不能接受。   這就帶到一個最難處理但必須處理的問題：言論的約束。我不是個信奉言論自由的人，我的老友科斯不是，我的老師阿爾欽也 不是。四十年來，無論是講話或文章，我肯定北京上頭沒有干擾過我，但下麵卻無數次！在今天內地的大學處理言論的約束下 ，世界級的教育是搞不起來的。需要怎樣處理我不知道。從樂觀的那一小角看，我可以指出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了我很多書， 一個牽涉到內容的字他們沒有改過。所以在原則上，大學需要的言論自由是存在著一個可以接受的空間。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 把這空間放大一點。   都是越戰惹來的禍   更為頭痛的是算文章數量與論文章發表的學報高下這種無聊玩意，無疑是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現了某知名學報撤回一百零七篇 中國學者的論文，牽涉到五百多人的導火線。這些行為當然不是中國獨有，只是當年我在美國的追求真理的學術氣氛下，這些 行為不可思議。中國的大學要大事改進才有忠於真理的學術氣氛。   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來衡量升職與薪酬這些愚蠢玩意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越戰搞起來的，我知得清楚。一九六八年在芝加 哥，我問後來是林毅夫老師的詹森，在芝大升為正教授文章要發表多少。他說沒有這種規定。我繼續追問，最後他說，在芝大 升為正教授不一定要發表過一篇文章，但不能一句話也不說。   那時越戰開始了不久。一九六九年我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後，越戰引起的學生動亂就頻頻出現了。加州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出 現了炸彈恐嚇事件，因為一些學生說該系沒有聘用黑人作教授。在西雅圖華大，校方要動用保護人員才讓教授上學生人數多的 課。在經濟系內，一位年輕教授不僅在他的辦公室門上貼著胡志明的巨像，授課時他播放影片，不講課。   當時美國的私立大學好過一點，但公立的助理教授則對正教授說：“你們這些老頭子連數學方程式也不懂，為什麼薪酬比我們 高？”是在這樣的大吵大鬧的情況下，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的準則就出現了。這些鬧劇公立的大學遠比私立的為甚，因為 私立的要交不菲的學費，亂搞一通學生的家長不會出錢。   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這些無聊的衡量學問高下的準則，在美國源於越戰，八十年代後期引進香港的大學，再十年盛行於中 國的內地。今天，中國內地比美國嚴重很多。學報的高下排列分明，英文發表勝於中文也分明。這種玩意導致多人聯名發表， 也有埋堆互相引用文章等離奇行為。聽說在中國內地，一間大學的經濟系出獎金人民幣十萬，另一間出二十萬，給一篇發表在 《美國經濟學報》的文章。學術世界真的是變了。   大學改革有前車可鑒   我不知其他學者怎麼樣，但我自己在不自願動筆的情況下寫不出好文章。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圖華大，過了三個月他們 要升我為正教授。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當年的系主任諾斯與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分別告訴我，算文章多少這項玩意與我無干，我 只做自己認為有趣的學問。在這樣的有利條件下，一個題材的思想成熟時，在半睡半醒中我會感到有點衝動，禁不住要在床上 起來，坐在書桌前動筆。這樣寫出來的文章今天一律成為經典。   三年多前我在《信報》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大學制度與學術爭取的文章，結集的書名為《科學與文化》，香港與內地皆出版。我 對這本書滿意，而在該書內我推薦歷史學家何炳棣二〇〇五年出版的《讀史閱世六十年》那本書。炳棣是我知道唯一的上世紀 三十年代在北京清華、六十年代在美國芝大的學者。那是清華與芝大的學術氣氛最好的兩個時期，難得炳棣能記錄下來。   北京的朋友對大學的資助是慷慨的。他們提供的研究金令美國的學者羡慕。香港的幾家大學收納的內地學子的成績，一般優於 香港本土的，而香港本土的，以我所知為例，在美國一律讀得好。美國今天歧視中國內地的學子，北京的簡單應對，可按我三 年多前出版的《科學與文化》的建議，或參考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大事改革中國的大學制度。     （《中國經濟的內憂外患》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