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2020-05-07 10:35:31 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為鳳凰網財經雲峰會稿，五月七日播出） 儘管我帶到美國求學的外甥與自己的兒子在生物與藥物的研究上今天皆有所成，我對有關病毒的話題卻近於一無所知。我是研 究經濟的，從一九五九到今天沒有停頓過。我也曾經在經濟歷史這方面下過功夫。當年教我歐洲經濟史的是史高維爾（War ren C. Scoville，1913-1969）。 從表面看，今天舉世出現的新冠病毒跟歐洲十四世紀出現的黑死病很相似。二者皆傳染力強，殺傷力強，而新冠病毒也有患者 的皮膚呈現黑色。史書說，當年歐洲的黑死病減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導致工資上升，地價下降，而整個地球的經濟受到影響 ，不景近一個世紀。 昔日的黑死病據說是一種鼠疫（bubonic plague），屬細菌——傳說是——要是今天出現可用抗生素藥物醫治。但新冠病毒是病毒，可靠的藥物還沒有，是以為難 。今天，處理病毒的主要方法還是疫苗，屬預防性質。目前好些地方正在研發新冠病毒的疫苗。這方面，我不懷疑中國會在幾 個月後首先推出。話雖如此，我還是有點懷疑昔日的黑死病與今天的新冠病毒可能是同一回事。昔日的黑死病源自老鼠，今天 的新冠病毒源自蝙蝠。蝙蝠不是有點像老鼠嗎？ 然而，時代畢竟是改變了。今天看，地球經濟不景百年是不會出現的。但大蕭條會出現嗎？會的，因為如果我們以昔日的準則 ，以失業率百分之十強為大蕭條的衡量，這不幸的情況今天在地球上好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好些地方的失業率遠超百分之十。 這樣，問題再不是大蕭條會不會出現，而是開始出現了的大蕭條需要怎樣挽救。 近代歷史上，稱得上是大蕭條的只有一九二九年起自美國那一次，歷久不振，要到一九四一年美國加入二戰後才終止。我們要 回顧當年是發生了些什麼事，好讓我們知道今天需要處理些什麼來拆解新冠病毒對經濟的禍害。 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過兩個多才多藝的經濟學天才。一個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凱恩斯（John M.Keynes，1883-1946），另一個是美國耶魯大學的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我個人認為費雪是古往今來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而凱恩斯在經濟理論的基礎掌握上是略嫌不足 的。問題是，曾經賺過很多錢的費雪，遇到一九二九年的大蕭條而破了產——連住所也要大學提供。凱恩斯呢？他曾經近於破 產，但謝世時卻是大富。這項近於無聊的區別，促使後來不少經濟學者為此重視凱恩斯而漠視費雪。無可置疑，凱恩斯與費雪 多才多藝，經濟學之外的多方面皆有建樹，令人拜服。 經濟學諾獎得主、英國學者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曾向我解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的主要成因，是舉世推出保護性的貿易關稅。另 一方面，我的深交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雖然同意貿易關稅增加了當年大蕭條帶來的禍害，但他支持費雪之見，認為貨幣政策 上的嚴重失誤是當年出現大蕭條的主要原因。 綜觀上述，面對目前新冠病毒帶來的經濟困境，加上中國的經濟已經轉弱了一些時日，我在下面提出七項政策建議給北京的朋 友考慮。 （一）切忌通縮出現。費雪提出的“負債通縮理論”（Debt-Deflation Theory）是重要的提點。目前中國的通脹率是百分之四與五之間。弗裡德曼認為通脹率二到五對經濟有利。我建議在目前的情況 下，通脹的上限可提升到百分之六。這些日子北京央行的運作，儘管不少朋友認為是過於複雜，有不少問題，我認為在物價指 數的調控上他們是可以的。要記著，可以由央行調校的通脹其實只是物價上升，在適當時期可以適當地調低。這不會導致對經 濟為禍不淺的惡性通脹的預期。 （二）切忌外貿收縮。當多年前希克斯向我指出外貿收縮是三十年代大蕭條的主要成因時，我有點懷疑，後來跟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1932- ）研討，再看資料，同意當年希克斯說的，外貿收縮對經濟的禍害不在貨幣政策失誤之下。 這裡要說的重點，是外貿的國際量的或大或小，其主導權力今天是在中國。這是因為排除科技產品與名牌珍品，只從人民的日 常用品看，中國的市場約占地球的一半。要是中國提出互相零關稅，沒有哪個國家會不接受。我首選向英國作此建議，跟著是 歐洲的先進國家，跟著是美國，再跟著是日本、韓國、印度、越南等國家。這個次序的排列是基於工業的低層工資的高下，由 高而下。選英國為先卻是因為他們歷來是近於零關稅，用不著怎樣洽商，跟著歐洲的其他先進之邦如果不接受他們的經濟會出 現災難。 （三）順勢推出人民幣。在推出相互零關稅的同時，中國的進口商可以順勢把人民幣推出國際。進口商可以要求對方用人民幣 或對方選擇的貨幣議價。千萬不要勉強。雙方用不同貨幣議價含意著的人民幣匯率，可能與北京央行的官價匯率不同。央行不 要干預。然而，各種貨幣的不同議價提供著關於匯率均衡點的訊息資料，央行可以據此調校他們的官價匯率。結算的銀行由雙 方議定。這樣處理，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左右人民幣推出國際，中國今天還存在的外匯管制因而可以先從貿易專案解除。這裡我 要澄清，我對目前還存在的中國的外匯管制的細節，因為常有變動，沒有跟進，只是在直覺上認為零關稅可以協助外匯管制的 解除。 （四）不要胡亂管制市場。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是同一市場，不是兩個不同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當年處理失誤。這是為什麼二〇〇七年我讀到將要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的九十八條細則後 ，多次提出反對。可惜皆如石沉大海。撤銷此法，讓勞資雙方自由選擇合約替代，中國的經濟會立刻出現轉機。 （五）中國的稅制越來越複雜，加上沒有清楚權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過地清理：抄香港的可以——我不明白，為什麼北京的 朋友老是要抄歐美的東西？ （六）政府的投資要算清楚回報。二〇〇八年西方出現金融風暴，溫家寶先生推出幾萬億搞基建，效果不俗是因為一方面那些 專案是早就計畫要做的，而更重要的另一面是帶起了很多地區的發展。我不同意弗裡德曼，認為政府不要參與市場可做的事項 。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解釋過了：只要有清楚的權利界定，在某些局限下政府的操作可比市場有較低的交易費用，因而 有更好的成果。這裡的關鍵問題，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指引，計算準確的回報很困難，何況利益團體的參與是近於無可避免的。 （七）從凱恩斯學說引申出來的爭議，西方的經濟學者得到一個肯定的結論：要振興經濟，政府花錢遠不及減稅那麼有明確的 效果。所以我認為如果中國的經濟明顯地惡化，北京的朋友不妨仿效乾隆皇帝，全國免稅一年，或選擇性地對中小型企業免稅 一年。 回頭說新冠病毒，我要在這裡肯定中國的處理。當這病毒出現後不久我這樣說時，一些朋友以為我發神經。但今天他們見到人 口只中國四分之一的美國，這病毒禍及的人數卻比中國高出十多倍，就認為我有先見之明。我是個學者，可以不說，可能說錯 ，但不能說自己不相信的話。 不久前，九十六歲的政治外交大師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 ）撰文說，新冠病毒的出現與全球性的普及，將會改變世界的秩序。我同意這觀點，但不知道這秩序會改變成怎樣。

  (2020-04-16 轉自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我的兒子四十八歲了。不過兩年多前，四十五歲，他才找到一份稱意的工作。論讀書考試，他是我家內內外外成績最好的一個 。他的中學成績不怎麼樣，是因為我約束著，放學回家不准做功課，更不准請什麼補習老師。我認為求學這回事，是長途賽跑 ，早起步飛奔一定會敗下陣來。 兒子和他的妹妹進入了大學後，我完全不管他們的成績。永遠不問。只是一次在飛機上，見到一本刊物選出美國大學的幾百位 成績最佳的本科生中，兒子與女兒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女兒讀大學只是為了給我作一個交代，畢業後她要結婚成家，是她的選 擇，我不反對。兒子卻要不斷地讀下去，我當然也不反對。作本科生時他要購買很多課外的關於生物的書，而後來進入了研究 院，買書的錢由校方提供，他當然買得更多了。 兒子放在書架上的書，看起來一律是全新的，彷佛沒有被翻過。一次我問他：“這些書你都讀過了嗎？”他答：“都讀過了。 ” 本科後，兒子進入一個要花十年時間的課程，是生物博士與醫學博士一起讀的。跟著他花了五年做些醫生專業與獲取牌照的操 作，再跟著是進入了西雅圖的一家研究院，行醫的時間只約五分之一。困難的出現，是在美國，研究金的獲取越來越困難！是 在這個困境中，喜歡從事研究工作的兒子，兩年多前轉向有直接商業價值的醫藥研究那方面去。 兒子說，有直接商業價值的醫藥研究與沒有直接商業價值的學術性研究，其趣味是一樣的，只是前者用不著發表學術文章。兒 子有醫生牌照，做商業研究的價值較大，因為跟醫院與其他醫生的溝通是比較方便的。 為了轉向有商業價值的醫藥研究那方去，兩年多前兒子轉到該行業最集中的加州中部。我曾說過，他在那裡買了一間前後有小 花園的房子。同樣的房子，十多年前美國之價倍於上海，但今天只約上海的一半，約深圳的五分之一！我也曾經說過，以房子 舒適而言，比起中國，美國是遠為接近《聖經》說的伊甸園了。 我見兒子搬進了新購的房子，幾番建議他在前後的小園多植柑樹，因為加州一帶是植橙與柑最適宜的地方，但市場多見的是橙 ，少見的是柑。五十多年前，我在洛杉磯加大念書時，一位同學家的後園種著多棵柑樹，其果實甚佳。 我對兒子說，我希望兩個孫女在長大的過程中見到果樹結果。這是因為自己年幼在廣西逃難時，在貧困的村落中，老是愛看果 樹上結著的果。我當然吃水果，不是很喜歡吃，但奇怪地喜歡見到樹上掛著滿是成熟的果實。是的，就是在日暮黃昏的今天， 我在內地擁有一個果園，每年在果熟時我總要找機會去看看樹上結著的果實。 我也說過，愛看果樹結果的取向可能跟我在學術研究的取向有點關聯：凡是一個題材有了起點，或動了筆，或決定要寫，我歷 來是見不到成果不會甘休。 遙想一九六七年寫好了論文《佃農理論》，到洛杉磯加大的校務處索取博士文憑時，因為外籍學生需要多交五十美元，我決定 不要，因為論文已經寫好了，交了出去，幾位教授都簽了名，一紙文憑怎值五十美元呢？正要離開，校務處長史高維爾（他曾 經教過我的歐洲經濟史）卻追了出來，要替我交那五十美元。我急忙在錢包掏出錢給他。 我是個平生沒有用過一紙名片的人。對我來說，名頭與文憑不是果實，但《佃農理論》這論文則無疑是。後來在芝加哥大學的 兩間圖書館找到更多的有關資料，把該論文加長了約三分之一，在芝大出版後我把該書放在自己的床上，陪伴著我睡覺好幾晚 。今天回顧，當年師友之間論英雄，大家只衡量思想的重要性，沒有誰管文章的數量與名頭的。 當年在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研究院，比我聰明的同學有的是，但決定要寫的文章，我一定會寫完的習慣卻不多見。老師阿爾欽曾 經對他的女兒說，我永遠比他教過的其他學生多走幾步。其實這只不過是說，我要見到果實才甘休。 有些題材，從意識著要寫到到寫出成果很容易。好比寫座位票價，實地考查兩個星期，下筆只一個週末。有些題材很困難，好 比寫價格管制，只二十頁紙我反復重寫，花了一整年。有些題材重視變化，要多累積觀察，歷時甚久。好比寫《公司的合約性 質》，我在一九六九年回港考察工廠時，就決定該題材要以件工合約為核心，到完工發表時卻是一九八三年了。最遺憾是兩份 厚厚的石油工業的研究。老師阿爾欽認為是他讀過的最優秀的經濟實證研究報告，可惜當時因為是顧問工作，不能發表。今天 是可以出版的，但是非常專業的學問，出版商恐怕沒有興趣。 這就帶到我要向同學們推薦的《經濟解釋》。我從二〇〇〇年退休後，才開始動筆，因為要多積累對世事的觀察。最初是分三 卷的，跟著是分四卷，到今天，則成為五卷了。寫了整整二十年！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一個原因是上述的，我要見到結果。另一個原因——近於無從解釋的——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歷久傳 世。要爭取自己沒有機會見到的身後事，是不容易解釋的行為。說實話，多年以來，寫作的稿酬或版稅，我是全部由協助找尋 資料或整理文稿的助手收取。但論著卻是我的，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果實了。一九七六年道金斯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提出的 論點可能解釋：要養育自己的下一代是自私的基因使然，那麼從這一點看，要自己的思想傳世也是自私的基因使然了。 朱錫慶曾經說我那套《經濟解釋》將會傳世一千年。是過於誇張嗎？當朱兄這樣說時我認為是，但今天看可能不是。這是因為 今天見到很多商人與幹部都在讀這套不容易讀的書。聽說他們認為那套書有實際的用場。經濟學本來就是要有實際用場的，只 是數十年來從事者為了爭取多發表文章與在大學的升職，轉到數學方程式與無數無從觀察——因而無從驗證——的術語的“新 ”經濟學那些方面去。 物理學是一門有公理性的科學，而又因為有關的變數皆可觀察，所以可以推斷，因而可以驗證。建築工程不是物理學，但要基 於物理學的公理才可把建築物建造起來。我從事的經濟學也是公理性，然而，除了“需求量”這項不是真有其物的無從觀察的 “量”，我否決了所有其他無從觀察的變數。只一個無從觀察、不是真有其物的“需求量”，我就深思了幾十年才處理得好， 但今天的經濟學卻發展為滿是無從觀察的術語的學問。 有些朋友說，這不幸的發展是源於我在《佃農理論》第四章提出的那無從觀察的“卸責”這個概念。可能是，因為這個沒有驗 證用途的術語影響了阿爾欽與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發表的關於經濟組織的大文，跟著就是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一本滿是 無從觀察的術語的書，再跟著就是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流行過一段日子的博弈理論的捲土重來了。 其實，爭取思想傳世是近於無聊的玩意，因為作者本人沒有機會見到。但在無聊中我們還是要問：王羲之為什麼要寫他的《蘭 亭集序》？蘇東坡為什麼要寫他的《赤壁賦》？羲之當年要在數十個文人中表演一下，不難明白，但蘇子寫好《赤壁賦》後是 不敢示人的。我在退休後花了二十年，多番修改才寫成今天同學們可以見到的五卷《經濟解釋》，為的是些什麼呢？答案是要 見到自己創造或培植出來的果實，而希望的是自己不可能見到的歷久傳世的追求。 我從事經濟學六十一年了。在這門學問的創作上我不斷地嘗試了五十五年。今天回顧，作品能傳世半個世紀不困難，但一定要 有三個因素的存在，其一是作品要有點新奇——英語稱novelty是也。不一定要有震撼性，但總要給讀者有點新奇的感受。其二是作品要有趣。這是品味上的問題——天生沒趣的 人在經濟學的研究上不會有大成。其三是作品提出的論點一定要是真理——或起碼要經得起一段長時日的蹂躪。 這些傳世條件的要求，解釋了純為興趣與滿足作者的好奇心而追求的學問，其傳世的機會一定比追求其他目的為高。純從學問 或知識的角度衡量，沒有趣味的作品傳世三幾十年是近於不可能的了。  （《童年的回憶》之十二，完）

  (2020-04-07 轉自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五日 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寫自己的傳記，但我認為自己算不上是什麼人物，不值得勒碑誌之。然而，寫散文，我久不久提到自己的已 往，而比較有系統的有《求學奇遇記》、《〈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一蓑煙雨任平生》等幾個系列。 這次寫《童年的回憶》，是源于一位朋友傳來香港西灣河山頭的一幀攝於一九六七年的照片。再早上二十多年我是在那裡的山 頭長大的。思往事，我用英文寫了一封長信給一些朋友，略說在該山頭長大的情況。這些朋友譁然，其中一位竟然說我有寫《 荷馬史詩》的本領！我嘗試把該英文信翻為中文給同學們看，但動了筆就覺得不妨多寫幾篇。《童年的回憶》於是寫了十篇， 這最後的兩篇是要寫些結語了。 我認為一個人的腦子有三方面不同的功能。其一是記憶力，其二是分析力，其三是想像力。我認為記憶力是天生的，分析力是 訓練出來的，而想像力則要靠培養而得。這些觀點是我這個在地球上活了八十多年的人，憑自己回顧平生的或成或敗的經歷而 獲得的意識。 先談記憶力吧。每個人的記憶力通常都不差，但有些人好得神奇，而且往往在年幼時就顯示出來了。最明顯的例子是下象棋。 那所謂“十八歲不成國手，終生無望”之說，是指下棋。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美國昔日的國際象棋天才費雪，只十歲就走出被譽 為二十世紀最佳的一局棋。記載說此子的記憶力好得神奇：在他之前的所有名家對局他全部記得！ 當然，象棋要下到世界級水準，記憶力不僅要好得近於奇跡，分析力也要大有可觀。然而，我要在這裡指出的，是想像力於下 棋不重要。可以這樣看吧：凡是可以譜入今天的電腦、可用方程式處理的玩意，皆跟我在這裡要說的想像力沒有多大關聯。 轉談分析力，其天賦也可在年幼時就展現出來。數學是一個例子。數學的天賦跟下棋的天賦沒有關聯！很多人認為有，其實沒 有——這是五十多年前我跟美國的一些師友討論後大家同意的結論。數學的天賦不重視記憶力，而是重視分析或邏輯推理的本 領。當然，任何人都可以學數，也應該學一點，但要成為世界級的數學人馬，沒有明顯的天賦我勸你不要進軍。 音樂也是展現得早的天賦。想想吧，二百多年前，通訊落後，五歲的莫札特的音樂天賦就名動整個歐洲。早發的音樂天賦跟早 發的下棋天賦沒有關聯，但奇怪地跟也屬早發的數學天賦是掛上了鉤的。為什麼會是這樣是個有趣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音樂與 數學的天賦有關，是因為二者皆重視符號的掌握與“量”的相差或相等的感受。 上述之外，在音樂上要有大成，耳朵的聽覺要生得特別好。這後者我早知自己有所不逮。當然，任何人都可以學音樂，也應該 學一點，但如果你要成為師級人馬，耳之於音有所不逮我勸你不要嘗試。另一方面，跟任何藝術的表達一樣，要有大成其從事 者的品味一定要好。品味這回事的確很重要，我認為不是天生的，有機會我會說得具體一點。 這就帶到這裡我要說的“想像力”這個主題。我認為想像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後天的成長中培養出來。物理學大師愛因斯坦 曾經說想像力是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一環，應該是。我對物理學完全不懂，但所有我讀到的關於愛氏的文字，都提到他的想像力 。 嚴格地說，我認為物理學是難度最高的學問。我不敢談物理，但經濟學則大可一談——這後者，我不僅認真地操作了六十年， 而且當年在美國的師友近于一致地認為我是行內最富想像力的一個。我可舉幾個簡單的示範例子。 例一。寫佃農分成，是關於生產要素的市價厘定。傳統的分析說，雇用勞動力，有了一個工資，雇主會雇用某量。佃農分成呢 ？我見租用土地沒有一個租金，就問：那麼地主要給農戶多少土地呢？ 例二。寫座位票價，我見當時香港的電影院的戲票炒黃牛，其價較高的優質座位的票永遠是先售罄，就問：為什麼優座票的定 價一般是偏低了？ 例三。蜜蜂采蜜的服務是一種產品，蜜蜂傳播花粉的服務是另一種產品。傳統的分析用兩條函數方程式處理，複雜得很。我說 ，二者加起來是一種產品，正如養羊，既有羊毛，又有羊肉。 如上述例子，示範著的想像力，我寫的英語論文篇篇皆是，而六十五歲退休後寫了近二十年、今天成為五卷的《經濟解釋》， 差不多頁頁皆是。好些朋友說讀我的文章，讀了一段怎樣也猜不中下一段會是說什麼。他們當然猜不中，因為下筆時我自己也 不知道下一段會說什麼。 楊小凱曾經白紙黑字地直言，斯蒂格利茨抄襲我《佃農理論》的第四章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替我抱不平。其他行內人指出 ，抄襲我的思想而獲諾獎的，不下一掌之數。什麼不完整合約、效率工資、卸責偷懶、風俗產權等獲諾獎的話題，皆源於我。 我懶得回應，因為認為他們連抄也抄錯了。 科斯我當然是敬仰的。但他那大名鼎鼎的定律說，如果交易費用是零，市場的運作會怎樣怎樣。我卻說，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是 零，不會有市場。這點重要，而科斯也認為是對的。對我來說，這項科斯的大錯是一項重要的貢獻，因為給了我啟發，讓我後 來在《經濟解釋》中推出今天看有機會名垂思想史的“交易費用替代定律”。有點可惜，我曾提及那“科斯定律”出現的一九 六〇年的鴻文有一個大漏，不是因為上述的錯，而是在該文內科斯沒有提及奈特。後者於一九二四年提出同樣的觀點，科斯不 可能不知道，少了一個提及奈特的注腳，將來寫經濟思想史的會指出這件不幸的事。科斯的貢獻，因為加進了交易費用，其實 很大，只一個提及奈特的注腳就會永遠地過了關。 如果我真的有當年在美國的師友說的不凡的想像力，那麼今天回顧，這本領是源于年幼時在廣西荒山野嶺，背著妹妹到處尋尋 覓覓的艱苦日子，以及二戰後因為讀書不成，繼續在荒野流浪，或跟香港西灣河山頭的窮孩子遊玩而需要自己想辦法取勝的玩 意。年幼時我的父母沒有給我買過一件玩具，年長後養育自己的一子一女，我也沒有給他們買過一件玩具。 回想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為兒女選學校，我逼著要把他們送進英語學校，因為這些學校放學後回家不用做功課。我要他 們想出自己的玩意。大學畢業後女兒要結婚生養兒女，這是她的選擇，我不干預，雖然我認為進入研究院她會卓然成家。兒子 呢？他要走我的路，以學問為生計。先專於生物與醫學，後轉醫藥研究，今天也屬世界級人馬。我的一位外甥當年在香港沒有 大學收容，把他帶到美國，教他怎樣去釣魚，今天該外甥在細胞的研究上也卓然成家。 我們三個當年考那些墨守成規的公開試都不會在香港有大學收容——我自己連初中也沒有過關。然而，我們三個皆憑想像力而 在西方嶄露頭角。我的中學成績最差，兒子次之。中學成績最好的是我的外甥，可幸當年香港的大學不收他。奇怪地，我們三 個以想像力論英雄，其高下排列剛好跟中學成績倒轉過來！ 今天看，我們三個會獲諾貝爾獎嗎？當然不會。不久前我對外甥說：“你是不會拿得諾貝爾獎的。但關鍵的問題是，如果你獲 諾獎，沒有人會說不值得。”他很高興，因為這些日子獲該獎彷佛是中了邪，給行內的眾君子罵得死去活來的。儘管我的外甥 及兒子今天皆屬世界級人馬，但要打進將來的史書他們的機會可要比我低一點：年幼時他們可沒有在荒山野嶺流浪過，想像力 因而比我不上！ （《童年的回憶》之十一）

(2020-03-13 轉自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回頭說寫這系列回憶文字，起筆時我提到香港西灣河太富街十二號二樓，我出生的地方。二戰後，神州局勢混亂，國共之爭嚴 峻，不少內地客逃到香港去。作為平南縣長的歐陽先生，字拔英，也逃到香港來。因為他曾經幫過我們逃難到平南縣郊外的那 沙村的一家七口，母親安排歐陽先生、他的夫人與兩個侄兒住在太富街那間公寓式的單位。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離開佛山的華英附小，回港後父親收到該校的校長的一封信，說我讀書成績太差，要另謀高就，這是把我逐 出校門了。有點奇怪，開除一個小學生校長無須親自寫信給學生的家長。後來知道，我家幾個孩子進入華英，是因為那裡的校 務主任，姓呂的，跟我的母親有點疏遠的親戚關係，所以華英的校長要來信解釋一下為什麼要把我逐出校門。 今天回頭看，當年離開華英回港是好事，因為過了幾年朝鮮戰爭開始，有幾位元我在華英認識的同學參與該戰事，消息傳來皆 醉臥沙場。 我寫過一九四八年回港後在灣仔書院的一些往事，其中遇到的郭偉民老師讓我蹺課而還把我升到皇仁書院去。我也寫過在皇仁 書院遇到黃應銘老師的賞識，見我升不了級還對其他同學說我是特別的。我在皇仁被逐出校門是一九五四年。 我也寫過西灣河太寧街的二十七號，在那裡遇到的能人異士對我後來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太寧街當時稱第二街，而歐陽先生 住的太富街是第四街，二者相隔步行約三分鐘。流連于太寧街，我久不久跑到太富街跟歐陽先生傾談一下，而這傾談越來越頻 密，一九五四年離開皇仁之後我每星期總要找歐陽先生傾談三幾次。 歐陽先生是我平生認識的對中國文化知得最有深度的人。他喜歡跟我談風水，論掌相，但他自己是信與不信之間。每天清早他 到廉價食肆喝茶，永遠是普洱，一盅兩件。 做縣長時他無疑是個清官，來港時一點錢也沒有，我的母親按月給他一點家用。 跟他談中國的古文，他認為是上選的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孔明的前後《出師表》，李華的《吊古戰場文》，蘇東坡的兩 篇《赤壁賦》。教我背古文，他推薦一本今天沒有多少人知道的《東萊博議》。 歐陽先生最擅長的是寫書法，精研漢碑字體，而他認為自己寫得最稱意的是《石門銘》。當時我聽到，歐陽先生是廣西一帶寫 漢碑的第一把手。多年後我自己對書法有了深入的認識，才意識到盛行於清代的漢碑書法，沒有一個寫手的功力比得上歐陽先 生。是的，我認為那極負盛名的清人金農寫的漢代《華山碑》，比不上歐陽先生寫漢碑的功力。 跟歐陽先生論書法，他講的是哲理，跟多年後上海周慧珺老師教的是兩回事——周老師教的主要是用筆之道。想當年，歐陽先 生喜歡帶著我，坐在走得慢的電車的頭等座（即上層），票價二角，然後觀望路旁店子的招牌展示著的書法。他逐一品評，向 我解釋什麼是可取什麼是敗筆。他討厭北魏的碑體，認為是矯揉造作，犯了書法藝術的大忌。 這就帶到多年後我愛收藏中國文物的一個重要起點。那是一九五六年，我在香港嚤囉街的一間舊書店見到一個書法拓本，稱《 婁壽碑》，據說是從日本回流的。我帶歐陽先生去看，他立刻認為是他見過的最重要的漢碑拓本的真跡。那時我已經聽到歐陽 先生曾經是收藏漢碑拓本的廣西名家，只是逃難時沒有帶到香港來。 該《婁壽碑》封面的題簽說明是《宋拓婁壽碑》。要價七十港元，當時是很高的價格了——其他的漢碑拓本當時只賣幾塊港元 。歐陽先生堅持要買下來。他沒有錢，我要把自己的零用錢積蓄了幾個月才湊夠七十港元這個數目。 後來我考查所得，《婁壽碑》無疑是漢碑中的王牌，但眾人只是聽過，沒有見過。再後來我見到清人何紹基藏的《婁壽碑》拓 本的複印，字是相同的，但何氏收藏的字體支離破碎，完整的字沒有幾個，顯然是宋代之後的拓本。今天網上也有另一份有龔 自珍題跋與很多名家鑒賞章的版本，也說是宋拓，但比我的少了二十四個字，而且字體明顯地有別，弱了很多，也跟何紹基藏 的不同。 我見到的是漢代的《婁壽碑》沒有疑問，但是否仿製而不是宋拓的真跡呢？有三個不同的看法：一位專家說有問題，不敢肯定 是真；另一位專家說是宋拓本無疑問，但究竟是不是那經典的《婁壽碑》他不敢說；我自己呢？認為是宋拓《婁壽碑》的真跡 無疑問。三個原因。其一是歐陽先生的學問與對漢碑拓本的研究，是遠遠地高於後來的人。其二是有何紹基舊藏的破碎版本的 支援。其三是嚤囉街的那家舊書店的女老闆我當年認識，她是專於出售二戰後從日本回流的中國書籍。她完全不知道《婁壽碑 》是何方神聖。 拓本上蓋著兩個印章，歐陽先生說用上的印泥是難得一見的上品，不可能是等閒人物蓋上去的。其一的篆文為“均初所得海外 金石文字”（見附圖一）。均初即沈樹鏞（1832－1873），是清代有名的金石學家。其二的篆文為“子垣鑒賞”—— 查不出“子垣”是誰，但中國嘉德二〇一九年春季拍賣“漢朝侯小子殘碑、紙本”上，有同樣“子垣鑒賞”的印（見附圖二） 。 這裡我也附上歐陽拔英先生的題跋（見附圖三），印章“綠谷樵夫”是他的齋號。跋文如下： 丙申年夏與五常弟于舊書肆中以七十港元得之碑字魄力雄強骨肉洞達他碑殊難與相比真神品也。                              綠谷樵夫謹志于香江 這裡也附圖示範我今天還珍藏著的《婁壽碑》開頭的八個字（見附圖四）。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被皇仁書院逐出校門，無所事事。我的父親臥病于養和醫院，當時家境好，他住的是一間私人病房。歐陽 先生常常到那裡陪伴他。一天父親招我去見他，說：“醫生說我還有約兩個月的壽命，你讀書不成大家都知道。我去世後你可 到文來行學做生意。這些日子歐陽先生常來這裡跟我傾談，他屢說你是他見過的最有天賦的青年。最近我對你觀察多了，認為 歐陽先生說得對。有機會你要再讀書，因為我平生最佩服的是有學問的人。我對你的改觀，已經對你媽媽說了。她會知道怎樣 做。”                    最後要說一個小遺憾。那是我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臨行前把上述的《婁壽碑》放在香港西灣河澳背龍村的舊屋中的一個衣 櫃內。一九七五年回港一行，再找到該《婁壽碑》，卻見有些被蛀蝕的痕跡。我立刻拿該碑帖到九華堂去重新裝裱，裱得好， 但取回時卻少了封面的題簽。                 （《童年的回憶》之十）

  (2020-03-12 轉自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英語“inflation”一詞譯作通貨膨脹是恰當的。“通貨”是指流通的貨幣量，膨脹是指此量增加。這其中含意著的是，貨幣量增加會導致物 價一般性地上升。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of money）的核心思想了。 在西方，這幣量理論起於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是不淺的學問，因為貨幣在市場使用時的轉手速度對物價的變動也有決定性。這轉手速度（ velocity）有沒有穩定性這個問題，上世紀下半葉經濟學界吵得熱鬧，而我的深交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是其中的主角。是的，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貨幣理論大師我差不多全都認識，其中Ka rl Brunner（1916-1989）是我的老師，Allan Meltzer（1928-2017）是我的師兄。 個人的選擇，我認為古往今來最傑出的幣量理論大師是耶魯大學的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此君比他同期也參與幣量理論研究的凱恩斯（John M. Keynes，1883-1946）高明多了。當然這只是我個人之見。 寫童年的往事，我要在這裡用一期的篇幅寫中國當年的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是因為自己當時身在其中。只是當年我還年幼，對實情的掌握不夠全面。國民黨時期的中國大陸，發生著些什麼事是書 所難盡的。然而，憑自己回憶年幼時的所見所聞，用今天自己所知分析中國當年的惡性通脹，或多或少對今天的貨幣經濟學有 點貢獻。 上世紀上半葉，國民黨把貨幣的供應量搞得一團糟，是他們要跑到臺灣去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今天回顧，我們不能說他們不 懂幣量理論。我知道宋子文懂，可能比我懂得多。我讀過一篇他為祝賀費雪而寫的文章，很清楚中國當時的通貨膨脹是什麼一 回事。但他沒有我們今天那麼多的關於世事局限轉變的認識，所以我在這裡分析的要比他當年所見來得較為全面。我認為幣量 理論要跟整個經濟的好些其他方面一起衡量。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個經濟的實力與貨幣的關係。回頭看國民黨當年在神州大地，政府需要維持社會秩序或公安，加上 有戰亂的軍費開支，他們的經費從何而來呢？國貧，抽稅微不足道；出售土地，地價低；引進外資嗎？沒有誰會問津。 餘下來的財政處理方法，是政府發行貨幣，作為一項間接性的稅收。我曾經指出，在一個正常運作的經濟下，政府用貨幣政策 搞起一點通脹，是有著抽間接稅的效果。然而，國民黨當年是迫著要用這個選擇，所以失敗。 什麼是通貨膨脹呢？我同意弗裡德曼的觀點，物價一般性地上升不一定是。弗老之見，是如果大家一覺醒來，見到所有的物價 上升了一倍，但不會導致市場預期物價再升，沒有誰會採取預防的行為——這只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 通脹是需要有一個市場的預期，市民認為一般物價會繼續上升，促使他們採取防守策略或行動，從而影響市場的運作，導致經 濟有不良的發展。另一方面，市場“預期”這回事，只有天曉得是什麼。這裡的要點，是物價一般性地上升，小孩子也懂得判 斷，而假若這上升不斷地繼續，促使市民採取防守行動，經濟學者就說這些行動是源於那無從觀察的通脹預期。 惡性通脹英語稱hyper-inflation。通脹率高當然是一個需要的衡量準則，但不足夠，還需要的是這通脹率歷久不下。好比一九九二年，在中國，通脹率逾二 十厘。這算是高通脹了，但還不到三年朱鎔基總理把這通脹率調校為零，跟著出現通縮，所以我們不要把當時的通脹算進惡性 通脹。惡性通脹之所以為惡，像惡性癌症那樣，是近於無藥可救的。 奇怪，我今天的記憶，跟網上記載的有出入。我記得國民黨推出銀圓券是先於金圓券，但網上的資料卻是倒轉過來。我記得清 楚的是當國民黨一九四八年推出金圓券時，我在廣州，為了好奇，在推出的早上，我以官價七港元兌換了一元金圓券，但到了 傍晚，這二者的黑市匯率卻倒轉過來，一港元兌七元金圓券！ 我也記得清楚，當時在廣州，面值小的金圓券稱“濕柴”，面值大的——百萬到億元面值的——稱“乾柴”。基本上“濕柴” 在市場沒有人要。我也記得當時的港鈔，稱“咸水”，當然是受寵之物；而金圓券或銀圓券則稱“淡水”，市場見而拒之。明 顯地，這是把經濟學中的神話——那有名的“格雷欣定律”——倒轉過來，不是劣幣把良幣逐出市場，而是良幣把劣幣逐出市 場。 說起來，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混帳貨幣遊戲不始於中日之戰，也不始于國共之爭，而是在我出生之前就開始胡作非為了。一九 九九年七月，在揚州，我花光身上帶著的錢，從一個地攤小販買下他全部的國民黨時期的多種不同的鈔票，還跟該小販到他家 中盡購他的所藏，共千多張。回家後仔細研究，那個年代的中國真的是發神經。大概地查看那千多張鈔票後，一九九九年七月 二十三日我發表了《風雨時代的鈔票》一文，今天在網上可以找到，同學們不要錯過（見附錄）。 在那風雨時代，中國在貨幣上的處理與惡性通脹帶來的現象，是上選的經濟論文題材，絕對是，但為什麼同學們不去考查研究 呢？我見過有關該風雨時期中國貨幣的好些論著，認為這些作品的考查與研究不夠深入，存世的機會不高吧。 貨幣的存在無疑是為了協助市場的交易與投資，可以大幅地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一個簡單的實例可以說明。一九四五年，逃 難回歸之際，乘舟，中途在某地上岸一行，我見到一個街市，可以把一紙十元鈔票，撕開兩半而每半張作五元使用。這可見沒 有鈔票，一般的市場的交易費用是高不可攀的。 我也記得，一九八八年帶著弗裡德曼暢遊中國時，對他說因為數碼科技的發展，有朝一日貨幣量不知怎樣算才對。弗老瞪大眼 睛望著我，以為我是在說笑。然而，約十年前在北京跟蒙代爾把酒言歡，我又對他說在不久的將來，經濟學者不會再知道怎樣 算貨幣量。他立刻問：“你是什麼時候想到的？”我說是一九八八年，跟弗裡德曼說過了。原來蒙兄也是那樣想。 最後我要回答一個同學們會很想知道的問題：國民黨當年不斷地嘗試發行各種不同的鈔票，是為了貪污嗎？歷來我以為是，但 今天認為不是！今天我的看法，是每次發行一種新貨幣之初，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要穩定經濟，從而希望保著江山。只是新貨幣 推出後，因為沒有幾個人相信幣值可保，守不住，所以官員們就索性在新的貨幣完蛋之前，儘量多發，從而大貪一手。 我這個觀點是源於一個比較新的看法。我今天認為，不管一種貨幣有沒有鉤著一個明確的錨，但某種錨一定要有才可以成為市 場接受的貨幣。以金或銀為貨幣，本身就是錨，但如果只是寫在鈔票上說，市場相信則是，不信則不是。國民黨當年的鈔票只 是在鈔票上說，信之者蠢也。或明或暗地鉤著外幣也算是錨，有沒有人相信則要看國家的經濟形勢矣。我屢次建議的鉤著一籃 子物品的物價指數也是錨。推來推去，推到盡頭，沒有明確的錨存在，一種貨幣的發行總要鉤著發行該貨幣的國家的經濟。經 濟崩潰，沒有實物或外幣為錨，一個國家的貨幣不能守值。經濟可觀，只要央行當局懂得調控貨幣量，幣值可保。這是因為經 濟本身就是錨。我多次建議的用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人民幣之錨，主要是為了要防守人民幣推出國際時有可能受到的襲擊 。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在天津南開大學以《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為題講話，也就是從另一個角度說，一個經 濟本身有實力，基本上就是該國的貨幣的錨。 （《童年的回憶》之九）     附錄：風雨時代的鈔票  張五常，1999年7月23日  話說在揚州我花盡身上帶著的錢，向地攤小販購入了千多張舊鈔票。這些鈔票最早是一九一〇，最遲是一九五三（共產當道矣 ）。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回家後我花了一整晚審閱這批舊鈔，覺得有趣或不明所以的地方不少。茲僅選八項以饗讀者： （一）我找到四張一九三四年發行的壹圓鈔票，被一個膠印掩蓋著“中國農工銀行”，而在其下補加“中央銀行”，鈔票兩面 的中、英二文皆如此蓋上，四張一樣。 泱泱大國，主要銀行改名也懶得重印，其馬虎溢於票上，可謂奇觀。 （二）千多張舊鈔中只有三張差不多是全新的，皆由“美商北京花旗銀行”發行，紙質一流，印刷精美。五元及十元的是一九 一〇年，一元那一張是一九一九年。奇哉怪也的是，三張鈔票都是在橫中切斷，切得整齊，然後用兩張同值的鈔票的上半部以 膠水黏成一張。這樣，鈔票上下如倒影，只是號碼上下不同！ 因為鈔票極新，而上下以膠水相連又造得天衣無縫，顯然不是出自今天小販之手。我想來想去，一個解釋是發行者不想持鈔者 看到原來鈔票的下半部，而鈔票看來是在美國印製，所以一時間趕不及重印。但為什麼一九一〇與一九一九的皆如此？ （三）有十多張一九三〇年由廣東省銀行發行的鈔票，印上“銀毫券”之名，且說明“憑券兌換銀毫”。這擺明是以銀為本位 ，以銀作保障來增加信心。問題是，一個大的銀毫可以變小，而銀的分量下降仍可叫作銀毫。所以銀行若要出術，或與政府串 謀欺騙，易如反掌也。  我看這些銀毫券的第一個反應：是騙局！真誠的銀行發銀本位券，怎會不說明純銀的重量？ （四）更大的騙局是那大名鼎鼎的“關金”了。當然由中央銀行發行，我手上有的最早是一九三〇，最後是一九四八。 關金是以金為本位，一元說明是一個金單位，十元是十個金單位。後來貶值，鈔碼越來越高，五萬元就說明是五萬個金單位。 沒有說明的，是一個金單位究竟是多少金。更過癮的是，在整張中文的鈔票中，“金單位”（Gold Unit）卻用英語。 這個明顯的騙局，在中國竟然大搖大擺地施行了起碼十九年。要是今天任老弟志剛出這一招，香港人不把他殺了才怪！炎黃子 孫畢竟是學精了。 （語曾、任二兄：為什麼香港今天的鈔票不印明七點八元兌一美元？雖然要經發鈔銀行去兌換，但這是事實，而金管局沒有意 圖行騙。說明了可增加信心，但要改兌換率時則要發行另一種鈔票，比較複雜了。） （五）找到二、三十年代好幾家私營錢莊——如“陸宜和”、“黃山館德泰昶”之類——發行的鈔票，顯然是清代遺留下來的 “冇王管”的自由貨幣制，到了民國就與政府爭食的。海耶克生時極力提倡的自由發鈔制度，在中國早已存在。我想，在太平 盛世，如清康熙至乾隆的百多年間，這種自由銀行（錢莊）制應該有很理想的運作。我又想，今天數以千計的中國年青經濟學 者，怎可以放過這個絕對是一級的研究題材？ 我手頭上有的十多張錢莊鈔票，有些如合約，有些如憑單，有些則像政府發行的鈔票一樣。一張鈔票其實是一張合約——我在 三十年前就說過了。民國時期的錢莊鈔票，有以一串銅錢為本位的，稱為“一吊”，也有以政府騙人的“大洋”為本位的。政 府行騙，一些錢莊也就樂得同流合污，過癮一下。 （六）找到兩張有毛澤東肖像的鈔票，都是五百元的。東北銀行的是一九四七，長城銀行的是一九四八，二者皆印上中華民國 的年號，此一奇也；鈔票上沒有說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想當年，老毛靠打遊擊得天下，所以自製的鈔票也“不拘小節”。 但當時市場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則有待考究矣。 （七）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鈔票，一九四八及一些一九四九的用上中華民國的年號，但一些一九四九的已改用西元年號，此後 就淘汰了“中華民國”。 奇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間，人民銀行發行的好些票額很大——五千到五萬元——應該不是人民幣。但舊鈔中有一張一九 五二年的支票，說明是人民幣四萬五千元。那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了。 （八）我對鈔票上的“公仔”肖像很有興趣。用人物肖像的目的，顯然是要增加市場對鈔票的信心。一間名為“中國聯合準備 銀行”所用的肖像，可能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都是中國古時的聖賢豪傑。這家銀行起錯了名，意頭大為不妙。準備與儲備不 同。銀行要的是儲備（reserve），非準備（preparatory）也。銀行有什麼要“準備”的？準備執笠乎？果然，我所有的多張“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都是中華民國二十七 年（一九三八）。眾多聖賢也救它不了！ 一張一九二七年中南銀行發行的鈔票，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這銀行若非與慈禧的後人有關，其思維有點問題。 你道在那風風雨雨的四十多年中，中國鈔票上誰的肖像出現最多？無與倫比的冠軍，是孫中山。孫某本領平平，但被稱為“國 父”。既為國父，就是死後也要付出一點代價。凡是通脹急劇，鈔票貶值如石沉大海的人物肖像，都是孫中山。那搞笑的“關 金”，其肖像當然也是孫中山。 可以這樣說吧：凡是大騙局鈔票上有肖像的，皆國父也。天可憐見！

(2020-03-10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一九四四年十月母親帶著六個子女從平南縣走進那沙村，十個月後也帶著六個子女從那沙回到平南。進去時我是坐在籃子中讓 人挑著走，離開時我是自己步行的。在那沙我天天赤著腳在田野中流浪，離開時我是穿上皮鞋了。那是唯一的一對皮鞋。經過 了十個月，我的雙足當然是長大了一點。皮鞋不再合穿，但沒有選擇，害得今天我雙足的第二趾變作一半蓋在大拇趾上。 從早到晚走了八個小時，抵達平南，當然累，睡了，但今天清楚地記得，母親把我弄醒，把一口飯塞進我的嘴裡。那是十個月 來我有機會吃的第一口飯。 平南縣的縣長名歐陽拔英，母親囑我們稱他為歐陽先生。我們一家欠著這個人，而我欠他特別多。這系列文章，寫到近尾之際 ，我會以一整篇寫他和我的關係，感謝他給我的教誨與幫忙。然而，當年在平南，我年歲太小，沒有機會跟他說過一句話。 離開平南回香港去，是坐船沿江行的。記得抵梧州時，我們上岸吃過一頓飯。因為這小點回憶，十多年前我和太太也刻意地到 梧州走了一趟。從平南到香港，我記不起走過陸路，而今天看地圖，才知道從平南上船，先行潯江，轉西江，順流而下，可以 到香港。這解釋了為什麼當年逃難到廣西的朋友，皆先走陸路，先北上到曲江然後西去桂林。用人力，當年在江中逆流而上是 太困難了。 自一九四二年八月離港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歸，逃難逃了整整三年。二戰前的富裕家境不再。依照父親的回憶，他的老字型大 小、位於永樂街二十號的文來行，還在，但沒有錢，也有多個子女需要進學校，怎麼辦呢？父親說，他去信給美國的電鍍原料 供應商，問他們可否先提供貨品，賣得出才付錢。父親也說明，香港滿目瘡痍，不一定賣得出去。可幸美國那方立刻同意，而 且說明賣不出去不用付錢。就這樣，文來行就像一隻鳳凰，從火灰中飛起來了。 起步逃難時母親帶著七個孩子到大陸跑，回歸時帶著六個回港，秀英姊留在貴陽讀醫，全部活著。問題是怎樣安排孩子讀書。 都是讀書的年歲，怎樣處理呢？二姊秀英當然留在貴陽讀醫，畢業後跟一位元在桂林認識的也是讀醫的結了婚。三姊秀梅進入 了廣州的嶺南，後在那裡畢業。四姊秀蘭繼續在香港完成她的中學課程，考進了香港大學讀醫。第八的五倫留在香港，先讀灣 仔書院然後轉到香港位於九龍的拔萃男校。其他幾個，或先或後都跑到位於佛山文昌沙的華英中學與附小去。 選擇佛山華英（解放後不久改名一中）有幾個原因。其一是父親當時在廣州有文來行的分店，購買了一棟三層高的小房子，地 面為店，二、三樓住宿，幾個孩子週末從佛山到該店住宿，聚會一下是方便的。其二是華英的聲譽很不俗。其三在那裡寄宿的 學費相宜。 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我在佛山華英讀了三年，絕對是災難。進去時還有三個月我才十歲，該進哪一級呢？我的姊姊秀桃自 己進了華英，帶我去申請，他們問我要進哪一級，我說不知道。他們再問我以前讀過最高的是哪一級，我說小六。問我歲數， 我說不到十歲，他們把我放進小六。 我可能是華英歷史上唯一的從小六升初一而又再降到小六的學生。在二〇〇五年我發表的《求學奇遇記》中，我寫下了這樣的 回憶： 可能是廣西那沙培養出來的個性。我喜歡來去自如﹐獨自思考﹐老師說的我不喜歡聽就魂游四方。同學上課﹐我自己會跑到佛 山的田園呆坐到夕陽西下。華英的日子吃不飽﹐衣服殘破﹐無錢理髮﹐提到張五常，老師與同學無不搖頭歎息。小六一年升中 一﹐中一一年降小六﹐還是每試必敗﹐記過頻頻﹐不可能有再黑的日子了。  就是在華英的最後一年中﹐小六的呂老師給我指出一線生機。一天他帶我到校園靜寂之處﹐坐下來﹐說﹕“我不管你的行為﹐ 不知怎樣管才對﹐因為我沒有遇到過像你這樣的學生。你腦中想的脫離了同學﹐也脫離了老師﹐層面不同﹐有誰可以教你呢﹖ 我教不來﹐只希望你不要管他人怎樣說﹐好自為之﹐將來在學問上你會走得很遠﹐遠過所有我認識的人。” 上面提到的呂老師，全名我記不起。十多年前在香港報章寫自己的回憶，我幾次提到這個人，說明是姓呂的。後來有一位讀者 來信，說他知道這位呂老師，提供關於呂老師的細節絕對是。但該讀者又說呂老師在早兩年謝世了，是在汕頭謝世的。 說到拜師求學，沒有誰比我有更好的際遇。如果算進年長後學經濟，得到多位頂級大師的指導，我的運程絕對是不見古人，而 今天看是不容易有來者了。 （《童年的回憶》之八）

(2020-03-07 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回頭說廣西那沙那條小村落，一九四四年十月母親帶著去的六個子女中，比較年長的有我的三姊秀梅、四姊秀蘭、五姊秀桃。 年幼的有排行第八當時十歲的五倫、差兩個月才到九歲的我與三歲多的秀芳。還有五個我們事前不認識的成年男子漢，不知通 過什麼管道，比我們稍遲來到那沙。這些漢子來時互不認識，顯然是獨行俠，在那沙他們當然成為朋友。離開那沙時，他們各 顧各地走。 當年在那沙，我的三個姊姊比較年長，可以處理家務，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懂得為那裡的村民修補衣裳，賺取一些雞蛋等小食。 三個年幼的怎麼辦呢？大家都知道倫哥重要，會讓他先吃，而妹妹秀芳和我，母親在柳州時曾聽一位醫生朋友說能活下來的機 會不大，於是索性讓我背著三歲多的秀芳，在荒野覓食。 秀芳易養，在荒野中我找到些什麼可吃的，塞進她的口中她一律吞下去。這個當年醫生朋友說不容易生存的妹妹，就是這樣活 下來，活到今天！當時秀芳和我都很瘦，基本上沒有多少肉。我背著秀芳到處走，輕若無物。偷農民種的番薯，行動要快，而 我的本領是看著薯苗，可以判斷哪一根的土下會有上選的。某些草蜢可吃，但要生火烤熟了才吃。當年我自己想出來的、在山 間煨番薯的本領，可能無敵天下。 神奇的是我發現在溪水中可以用手捉到大蝦，近一兩一隻的。那是在淺而清澈的溪中行，細看水下圓滑的約兩掌大的石塊，有 蝦在其下會有一小點須或爪露出來。小心地慢慢拿開石塊，蝦不動，從蝦後捕捉就是。我這項發明姊姊們知道了，她們興高采 烈地跟著我去捉。很可惜，過了不久這秘密洩露了，那沙的村民不到幾天就把溪中的蝦捉個清光。長大後我想不通，為什麼那 沙的人在我之前不知道溪中有蝦可捉？ 赤著雙腳到處跑，我對中國農民的操作知得多。好比種稻穀，從下種到插秧到收成到化為紅米或白米的過程，我知道真的是粒 粒皆辛苦。各類瓜菜的種植，果樹的處理，輪植的方法——這些瑣事我天天見到。替人家放牛換取一小點零食，村民只讓我放 黃牛。當時我羡慕能放水牛的其他孩子，因為放水牛可以坐在牛背上。 二十二年後，在那沙所見的給我一項很大的回報。這是在驗證自己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時，我用著臺灣與亞洲其他地區的 農植數位，不同農作物的，寫出同學們今天可以讀到的第八章。一九六七年在洛杉磯加大，老師阿爾欽把該章捧到天上去，而 後來科斯讀到，直言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我的《佃農理論》不能被超越。是的，在芝加哥大學，後來作為林毅夫導師的蓋爾· 詹森（D. Gale Johnson），讀到該章後邀請我在該校教了一科農業經濟學。 這就帶到同學們要注意的一件事。我在《佃農理論》中能清晰地解通中國農業運作的密碼，是因為對著那些密密麻麻的資料資 料時，在我的腦海中，年幼時在那沙見到的農作景象一幅一幅地浮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多年以來，我不認同經濟學者頻頻用 回歸統計來分析資料，因為我認為他們基本上不知道有關的行業或市場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另一方面，如果從事研究的人清楚 地知道一個行業的真實運作情況，要解釋或推斷，回歸統計這個法門的用場不大。我自己的經驗是，只有一次，分析石油工業 的資料，回歸統計給我提供可喜的協助。 回頭說那沙的日子，饑荒歸饑荒，染上了瘧疾是更大的苦，但奇怪地也有意料不到的收穫。那是我到了那沙約五個月後染上的 。瘧疾是一種奇怪的病，每天會準時發冷，顫抖一個多小時，會散去，但過一天會準時再來。我的疾發時間是下午四時。當時 大家都知道，治此疾的唯一藥物，是金雞納。但那沙沒有這種藥，怎麼辦呢？母親想盡辦法，其中一法，是她知道金雞納是很 苦的，就讓我天天喝用苦瓜煮出來的水。當然無效。 母親又聽人說，如果在發冷顫抖之前，染此疾者能分心去做其他事，錯過了顫抖的時間，瘧疾會一去不返。聽來是無稽之談， 但卻真的有效。染該疾約三個月後，一天我剛好在疾發之前跟一個小孩子打架，此疾竟然一去不返。 在跟孩子打架之前的兩個月，母親每天在下午四時之前叫我離家，在荒野到處跑，希望可以讓顫抖忘記再來。不靈光，而每天 在下午四時顫抖後，還沒有到回家的時刻，我獨自呆坐于荒野，或山間，或溪旁，到夕陽西下才回家。在這些無所事事的夕陽 黃昏，我細看陽光在溪水與各種樹葉、草葉上的變化。後來一九六四年在美國洛杉磯加大，因為苦悶於選擇論文的題材，每天 下午拿著照相機靜坐於加大鄰近的一個小園林中，那沙見到的光再在腦子中浮現，拍攝出來的那組作品，在加大與長灘藝術博 物館展出，獲得大反響——某報的藝術版的頭條只用一個“光”字！ 寫過的，這裡再說，是因為我正在整理一本題為《光影話當年》的攝影集，放進去的作品多達三百七十幀，打算在中信出版。 有機會同學們要找這本厚厚的書看看，體會一下以光作畫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回頭說我在前文提到那五位漢子，也逃難到那沙村去的，其中一位是中學的國文老師。他帶著幾本古文與詩詞的書。這位國文 老師喜歡叫我替他在白天拾取樹枝，晚上燒火，讓他在火光中讀中國的詩、詞與古文。不是朗誦，但悠然自得地讀出聲來。我 在旁聽著，因為承受了母親過耳不忘的本領，因而可以背得出的古文與詩詞無數。但我只是懂得背，不懂得認字或寫。很多年 後的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職後，香港新華社的一位曾經是我在佛山念書時的師姐要求我多寫關於中國經濟的文章，我初試 下筆時的錯字太多，聘請了年幼時在香港認識的詩文名家舒巷城替我修改，一時間香港的好事之徒譁然。 嚴格來說，我在學校學得的中文是小學生水準，但因為母親的遺傳，在那沙時過耳不忘，記得多，什麼平仄音韻，四六文體， 長短句法——這些方面今天的中文老師不容易比得過我。此乃那沙拾取樹枝的回報了。舒巷城幾番說，套用古人的詞或句，沒 有誰可以套得比我更自然！ 到了那沙約八個月後，一天深夜，大家熟睡之際，有幾個賊子到我們看似牛房的小房子打劫，搶去的多是衣物，不嚴重。那沙 的村長被驚動了，拿著長槍在我家門前向天鳴放。這件事之後，母親收到的消息是盜賊還要再來光顧，而另一項傳聞是日軍快 要敗走。跡象明顯：前文提到的逃難到那沙的五名漢子，開始有兩三位離開。 為恐盜賊再光臨，母親設法派人到平南縣求救。大約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初，母親叫我的四姊秀蘭去平南的縣政府求救。今天 還健在的四姊也真的了不起。因為戰亂而荒廢了求學四年，她後來還可在香港大學的醫學院畢業，成為醫生。秀蘭姊當時約十 八歲。母親選她去是因為這位姊姊曾經在香港的一間英語名校的初中畢了業，遇到西方人士她可應對一下。她找到平南縣的縣 長，告以實情，該縣長立刻派兩個持著槍的人到那沙護衛我們離開。到了平南縣，我們聽到美國在日本某島放下了原子彈，日 本迅速地投降了。我今天的估計，回到平南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後記 那沙的日子，對我日後生活的取向與學問的進取有深遠的影響。好比長大後我喜歡田園與果樹。在美國工作時，我曾經擁有小 農場、果園、牧場、林地，甚至養過蠔與鱒魚。 平生對衣著不講究，沒有用過一紙名片，但居住的房子要大，因為奇怪地，大的空間讓我在學術的推理思考時來得奔放，想像 力彷佛是增加了的。那可能又是那沙的曠野給我的影響了。 我平生做任何事項，不管是成是敗，不見到效果我不容易放手。好比一篇學術文章，決定要寫而又開了頭，是好是壞沒有寫完 我不會甘休。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今天我想，這很可能是在那沙那段日子，在饑荒中我就是愛見到農作物的收穫。滿地綠成一 片的農田，被果實墜得彎了下來的樹枝，水稻熟時的一串一串稻穗，不管是誰種的，永遠給我有難以形容的喜悅。 不久前我的兒子在美國購買了房子。他有兩個小女兒，我幾番要求兒子要在房子的前後小園地多植果樹，因為在感受上，孩子 在小時多見樹上結果，長大後的工作意向會偏於見到效果才甘休。 那沙的童年日子，也可能解釋了我退休後研習書法，揮毫下筆，為什麼最愛寫辛稼軒的《西江月》。其詞如下：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 忽見。 （《童年的回憶》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