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2018-12-04 張五常 新浪博客)   一位朋友傳來一篇英語文章，作者Chi Wang，內容是說他曾經在美國華盛頓兩家政府機構工作了五十年，認識好些政要，知道他們一向支持及同情中國，但近十 年的情況改變了，對中國的友善不再。我沒有理由懷疑此君說的。好些報導從其他角度說的也是類同的話。   今天，不少報導說，中國學生去美國求學，簽證往往被拒，有些暑期回家探親後再去美國時不獲簽證，有些每年的例行續簽也 遭否決。看來是跟某些科目有關，但也不一定。這樣看，要申請到美國求學的中國學生人數將暴跌，因為讀到中途不獲續簽對 學生是災難！   美國的大學本身當然歡迎中國的學生。這些學生一般好學，而收取外來學生的學費，以公立的大學來說，通常遠比美國本土的 學生高。我大約地估計，是三個外來學生的學費可以養起一個助理教授，而一個助理教授通常教約十個full- time equivalent的學生，所以校方是賺了七個學生的學費。當然，大學還有好些其他費用，但在邊際上多教一個學生的 成本低，外籍學生對校方的財政是有助的。 昔日美國的求學氣氛   回顧歷史，美國對中國是友善的。雖然百多年前的八國聯軍美國有份，但庚子賠款協助不少中國的學子到美國讀書，培養出錢 學森、楊振寧、陳省身等高人。美國本土有一個大麻煩是種族歧視，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驅之不去。然而，我在美國生活 了二十五年，受到的種族歧視不嚴重。另一方面，在美國我受到多位經濟學大師的指導與關懷，使我終身感激。當年美國的師 友對我思想的重視，遠超我一九八二年回港後遇到的。是的，當年在西雅圖華大講課時，系主任諾斯坐著旁聽，不是監管，而 是做筆記。其他同事和我天天研討，誰對誰錯沒有誰管，真理的追求就是那麼愉快的事。楊懷康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到過西雅 圖華大，見過當時那裏的熱鬧。   早年我在香港讀書失敗，但美國那邊卻欣賞我那想得快想得怪的本領。考什麼公開試我無法過關，但在洛杉磯加大考四科博士 筆試，其中一科的教授多年後對我說，他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在說什麼，考慮良久還是給我個第一算了。環境適當，求學是一種 享受。   同樣，一九六六年春天我提交的十一頁紙的《佃農理論》的初稿，在加大研討時在座的數十位教授與研究生一律說我錯，吵了 幾個小時。該晚十一時多，我掛個電話給老師赫舒拉發，問他我的論文建議是否要放棄。他說：“你說什麼？那是我平生見過 最好的論文。”過了一天，另一位老師阿爾欽給我電話，說要在他的研究班上討論我那十一頁紙，一個月後他叫我動筆。要是 在今天的中國，我的《佃農理論》不可能寫出來。當年老師教的真理追求的意識對我有深遠的影響。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後來科斯的回憶寫下，我吸收了八位大師的思考方法。他說我不是仿效，而是吸收了然後發揮自 己的。今天，我怎可以說美國對中國人不好呢？種族上的歧視當然有，在學術界不嚴重，大可置之不理。 一家兩代的故事   我的外甥及自己的兒子在美國求學的運情也差不多。這個外甥當年雖然在香港的中學成績不錯，但沒有大學收容，我帶他到美 國去跟我求學。我給他定下來的規則簡單：週末不准讀書，要陪我去釣魚。教他的主要是一項：寫博士論文時一定要跟一位世 界級的大師。從本科一年級起，只六年此子獲博士，今天他屬一掌之數的生物細胞大師了。要是獲得諾貝爾獎我會敲榨他分我 一半。   我兒子的故事雷同。我教他不要管中學成績，不要管那些進入大學的公開試，因為他在美國出生，入大學容易。從來不管他的 讀書成績，只是知道本科畢業時他在整級考個第一。他自己不知道，而我懶得告訴他。教兒子，我又是說寫博士論文時要跟一 個世界級的。他當然受教，可惜在研究院他修的是兩個博士一起讀的課程，難度大，害得兒子吃得太多，變得太胖了。今天， 兒子從事西藥的研究，是商業的那種，獲諾獎的機會小很多，但不是零。我的女兒在美國的讀書成績跟她哥哥差不多，但本科 畢業後她不要再讀下去，是她的選擇，我尊重。   上述是我家的兩代人在美國求學的經歷。說美國人善待炎黃子孫是對的——撇開一些無聊又瑣碎的種族歧視，實在好。說實話 ，從求學這方面看，中國人不會對我們那麼好。可惜今天無端端地，美國對中國人不好了。我恐怕此“不好”也，會持續下去 。政治多麼可怕！   盜竊科技談何容易   我曾經寫過，開放改革前中國對外間的科技知識的所知是零，但在開放改革後，憑中外合資與以市場換技術這兩個法門，中國 學得快學得好。不久前北京取消合資的規限，做得對；但源自市場換技術的必須外銷的來料加工還在，也應該取消，因為今天 要多引進外資。 今天美國再不歡迎中國的學子到那裏求學。這些學子可以轉到加拿大或歐洲的大學去，只是有些重要的科目，美國還是最高明 。我不相信美國當局說的，中國頻頻盜竊美國的科技。當然不可以說完全沒有，但industrial espionage這回事，四十年前我得到美國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作過深入的研究，認為今天的中國人沒有本領從事。偶爾的小偷 當然存在，但專業性的工業盜竊談何容易！一九八二年我發表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Economic Inquiry, January 1982, P40-53），讀者可以參考。   引進人才的法門   那所謂“人才政策”——即是出資或較高的薪酬外聘科技學問人才——在內地的多個地區出現了好些年了。近幾年從國外出高 薪引進人才也明顯。這方面，一個要點是開放改革四十年來，從中國到美國求學的無數，其中不少學得好。人才政策當然是想 著這群人，但北京忽略了的，是這群人中的佼佼者，不願意回歸，一個原因是他們不能接受中國的大學制度與運作。他們不一 定打算到大學工作，而是任何在知識上有成就的人，喜歡在有上佳大學的鄰近工作。物以類聚，人以類聚，知識也類聚。   大家知道北京當局是花著鉅資支持大學教育的。然而，今天中國大學的運作，從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準則衡量，實在太 差勁了。無謂的約束太多，課程的規限太緊，創意不受重視，而政治上的思想教育，從外間回歸的知識高士沒有興趣，且往往 有反感。這些日子，網上的訊息是國際性的，什麼“翻牆”等玩意我這個老人家沒有學過，但我認識的內地學生沒有一個不懂 。另一方面，美國的學術朋友指出，中國內地的大學要講人際關係他們不能接受。   這就帶到一個最難處理但必須處理的問題：言論的約束。我不是個信奉言論自由的人，我的老友科斯不是，我的老師阿爾欽也 不是。四十年來，無論是講話或文章，我肯定北京上頭沒有干擾過我，但下麵卻無數次！在今天內地的大學處理言論的約束下 ，世界級的教育是搞不起來的。需要怎樣處理我不知道。從樂觀的那一小角看，我可以指出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了我很多書， 一個牽涉到內容的字他們沒有改過。所以在原則上，大學需要的言論自由是存在著一個可以接受的空間。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 把這空間放大一點。   都是越戰惹來的禍   更為頭痛的是算文章數量與論文章發表的學報高下這種無聊玩意，無疑是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現了某知名學報撤回一百零七篇 中國學者的論文，牽涉到五百多人的導火線。這些行為當然不是中國獨有，只是當年我在美國的追求真理的學術氣氛下，這些 行為不可思議。中國的大學要大事改進才有忠於真理的學術氣氛。   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來衡量升職與薪酬這些愚蠢玩意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越戰搞起來的，我知得清楚。一九六八年在芝加 哥，我問後來是林毅夫老師的詹森，在芝大升為正教授文章要發表多少。他說沒有這種規定。我繼續追問，最後他說，在芝大 升為正教授不一定要發表過一篇文章，但不能一句話也不說。   那時越戰開始了不久。一九六九年我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後，越戰引起的學生動亂就頻頻出現了。加州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出 現了炸彈恐嚇事件，因為一些學生說該系沒有聘用黑人作教授。在西雅圖華大，校方要動用保護人員才讓教授上學生人數多的 課。在經濟系內，一位年輕教授不僅在他的辦公室門上貼著胡志明的巨像，授課時他播放影片，不講課。   當時美國的私立大學好過一點，但公立的助理教授則對正教授說：“你們這些老頭子連數學方程式也不懂，為什麼薪酬比我們 高？”是在這樣的大吵大鬧的情況下，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的準則就出現了。這些鬧劇公立的大學遠比私立的為甚，因為 私立的要交不菲的學費，亂搞一通學生的家長不會出錢。   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這些無聊的衡量學問高下的準則，在美國源於越戰，八十年代後期引進香港的大學，再十年盛行於中 國的內地。今天，中國內地比美國嚴重很多。學報的高下排列分明，英文發表勝於中文也分明。這種玩意導致多人聯名發表， 也有埋堆互相引用文章等離奇行為。聽說在中國內地，一間大學的經濟系出獎金人民幣十萬，另一間出二十萬，給一篇發表在 《美國經濟學報》的文章。學術世界真的是變了。   大學改革有前車可鑒   我不知其他學者怎麼樣，但我自己在不自願動筆的情況下寫不出好文章。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圖華大，過了三個月他們 要升我為正教授。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當年的系主任諾斯與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分別告訴我，算文章多少這項玩意與我無干，我 只做自己認為有趣的學問。在這樣的有利條件下，一個題材的思想成熟時，在半睡半醒中我會感到有點衝動，禁不住要在床上 起來，坐在書桌前動筆。這樣寫出來的文章今天一律成為經典。   三年多前我在《信報》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大學制度與學術爭取的文章，結集的書名為《科學與文化》，香港與內地皆出版。我 對這本書滿意，而在該書內我推薦歷史學家何炳棣二〇〇五年出版的《讀史閱世六十年》那本書。炳棣是我知道唯一的上世紀 三十年代在北京清華、六十年代在美國芝大的學者。那是清華與芝大的學術氣氛最好的兩個時期，難得炳棣能記錄下來。   北京的朋友對大學的資助是慷慨的。他們提供的研究金令美國的學者羡慕。香港的幾家大學收納的內地學子的成績，一般優於 香港本土的，而香港本土的，以我所知為例，在美國一律讀得好。美國今天歧視中國內地的學子，北京的簡單應對，可按我三 年多前出版的《科學與文化》的建議，或參考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大事改革中國的大學制度。     （《中國經濟的內憂外患》之二）

(2018-11-27 張五常 新浪博客)   中國的經濟情況不妙，有些地區出現了負增長。北京的朋友當然知道。美國的特朗普總統也知道，幸災樂禍，公開地說了些風 涼話。   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不可靠有悠久的歷史了。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約三分之一，這些“流民”的收入難算。 其二是中國的農民不用付稅，少了一項重要的資料。其三是地區的稅收及一些其他數字皆用上指標制，不達標沒有獎金，出現 了虛報的情況。不一定是報高的。在上世紀困難的九十年代，朱總理說保八，我考查所得是報低了不少。地區幹部不喜歡超標 ——所以超額不報——其理由何在讀者可以一猜就中。   三項利好局限   在分析目前中國的經濟困難之前，我要先指出幾項有利的局限情況，今天沒有改變。其一是中國的市場大，大得離奇，有助於 經濟學鼻祖斯密指出的大市場對專業發展帶來的優勢。中國的市場究竟有多大呢？最近網上出現這麼一個觀察：在剛過去的雙 十一那一天，只一天，中國人買光法國的牛油與西班牙的豬！有點搞笑，但人類文化五千年，只有今天的中國才說得出這樣的 笑話。 其二是中國的基礎建設實在好，冠於地球沒有疑問。不要問我是不是划算的投資：錢已經花去，這些基建的外部效應（例如帶 起地價）要怎樣算不容易，而覆水難收的成本今天回頭看再不是成本了。國債急升怎樣看呢？基建投資的回報率（包括外部性 ）很難算得可靠。我的簡單觀察，是只要人民幣的幣值繼續穩定，大家可以舒一口氣。我們可以說的，是中國的基建絕少是垃 圾工程。建造得快而好是事實，其他國家不容易見到。   其三是中國的商業天才多。大家熟知的名字這裏不說了。   兩項重要的商業發明   這裏我要順便指出，二十世紀人類有兩項商業價值奇高的發明，皆源於該世紀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導體，帶來今天的數碼科 技與商業。數碼商業的一個要點，是以人頭的服務算成本，其邊際成本是零。這樣，大市場會有很大的發展優勢。好些周遊多 國的朋友說，利用數碼付賬的頻密度，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中國。   第二項重要的商業發展，是基因結構的發現，導致今天西方的醫藥研究的急速發展。數碼與醫藥是今天商業價值最高的兩個行 業。性質很不相同。數碼商業要求的是智商夠高，但不需要讀過很多書，行內的老闆喜歡雇用二十歲出頭的青年。有關基因與 藥物的研發呢？三十年寒窗苦學是起碼的要求。這方面，我帶到美國求學的外甥與我自己的兒子今天在美國算是卓然成家，其 苦處與需要的際遇不足為外人道。我可以肯定，目前中國的大學教育培養不出這個水準的人才。是的，在藥物研發這方面，今 天的中國落後於印度是需要解釋的失敗。顯然，中國的醫療制度要改，大學制度更要改。 局限不俗言論有變   在上述的算是很不俗的局限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困難是不容易解釋的事。這困難不始於今天。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 我在廣州以《中國的經濟困難要怎樣處理才對？》為題講話，對中國經濟的失望溢於言表，提出的十一項建議皆如石沉大海— —儘管該講話的文稿在網上讀者多。   跟著中國的經濟見不到起色。今年一月十一日，人民大學的周新城教授發表一篇建議“消滅私有制”的文章，無端端地燒到我 這邊來，指出一些我從來沒有參與過的事。為此我用心地寫出《自私三解與市場應對》作回應。這篇回應寫得好，解釋得淺白 ，在網上風行。私產究竟是何物、市場的功用何在，是不可能解釋得更清楚的了。   再跟著是風聲四起，什麼私營經濟要離場，什麼企業要民主管理，什麼要回頭搞公私合營等建議都有。哪些算是官方的言論我 不懂。可幸習近平先生今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講話，堅持要保護民營經濟的發展，而十一月一日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先生再強 調民營企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合約專家看新《勞動合同法》   內憂外患，後者當然是指國際貿易戰與壓制中國追求科技知識等事項。內憂是說中國自己主導的政策有失誤。這裏先分析內憂 ，其中最嚴重的一項是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施行的新《勞動合同法》。該法今天還在，究竟修改過多少我沒有跟進。當二〇〇 七年十月我收到該法的九十八條版本時，知道該法是災難性，跟著發表了十一篇文章解釋，皆見不到效果。這次我把該法再提 ，因為意識到當時的解釋不夠清楚，何況當時該法對經濟的禍害沒有今天那樣塵埃落定，大家看得清楚了。   讓我先介紹一下自己吧。曾獲經濟學諾獎的諾斯說我是“華盛頓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始創人，可能對。應該更對的是前經濟學 諾獎主席沃因說的我是合約經濟學的始創人。沃因寫下，合約一詞在我之前經濟學很少提及，在我之後就變得家喻戶曉了。   一九六八年我發表《佃農分成》，六九年發表《合約選擇》，七〇年發表《合約結構》，七二年發表《婚姻合約》，七三年發 表《租蜂合約》，七四年發表《價管與合約的變動》……一路下來，到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與二〇〇八年發 表《中國的經濟制度》，所有重要文章都跟合約有關。這些作品被引用的次數差強人意，但西方的大學指定為學生讀物的，最 多應該是我的作品。少人注意的，是我曾經花了美國科學基金不少錢，研究過難度高不可攀的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租用合約 。更少人知的是我花了兩年時間研究石油工業的換油合約，可惜因為是收了石油公司的錢的顧問報告，不能發表。這報告當年 老師阿爾欽細讀後，說是他讀過的經濟實證研究最精彩的作品。石油行業的朋友稱這報告為《聖經》。 我不喜歡坐在辦公室內推敲外間的世界，或用回歸統計去分析那些不知怎樣弄來的數字，或試圖創立古怪的術語來混飯吃。作 為學者，我要知道真實世界發生著的是些什麼事。考查蜜蜂的租用合約我要到果園研究蜜蜂怎樣養怎樣飛；考查石油工業我要 到油田走，合約的真實版本擠滿一間車房；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我追查過的法庭檔案逾萬宗。這些行為是當年幾位學報編輯說 史提芬的文章不用評審的主要原因。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當我說某些管制合約的法例對經濟有嚴重的殺傷力，有關當局要注意我說的。在快要再版的《經濟解釋》 的卷四中，我有一長章題為《合約的一般理論》，指出合約的目的是要約束競爭，如果這約束受到干預，會增加交易費用，而 這些費用的增加夠高會為禍整個經濟。   公司與市場是同一回事   在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一文中，我指出公司也就是市場，只是合約的安排不同，也指出在產出的活動上，公 司與公司之間是沒有分界的。這些論點是否決了科斯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當時我對科斯批評得很含蓄，他的舊 文我盡可能指出可贊的下筆。在學術的研討上我這樣做當然不對，但該文是為科斯的榮休而寫，是一篇要表揚他的文字。這是 中國的禮教傳統了。   公司是不同合約形式的市場。支持市場的人，在邏輯上，是不能也支持新《勞動合同法》的。自由的市場永遠是在爭取降低交 易或制度費用。新《勞動合同法》是大幅地把這些費用提升了。我們要知道，做廠是地球上難度最高的行業，能夠賺回投資的 利息絕不容易。這些日子在東莞及昆山等地，做廠的，沒有專利或名牌的支持，堅持下去往往是希望樓房的地價上升，政府讓 他們改變土地的用途，工廠關門大吉去也。 在新《勞動合同法》的左右下，沒有專利或商標的工廠紛紛拆細，山寨紛紛複出。小市鎮的律師為勞工向雇主敲詐三幾千元常 有。這些都導致交易或制度費用的提升。另一方面，工廠的老闆可不是傻瓜。法例說要多給員工錢，他們就安排生產線，要員 工不停手地操作，工廠生意怎樣做工人一點也學不到。   零工資帶來大收穫   百多年前，我的父親從惠州到香港的工廠作學徒，沒有工資，可幸他高人一等，不用給工廠的老闆米飯錢。學了五年後，父親 自修英語，翻譯了一本《電鍍手冊》，其後自立門戶，進口銷售電鍍原料及用品。一九五四年謝世後，父親的生日被香港的電 鍍行業稱為“師傅誕”。我的叔叔伯伯，不一定有血緣關係的，也多是先走這種沒有工資的做學徒的路。   新《勞動合同法》害了工人的日後發展沒有疑問。對沒有專利的工廠來說，提升交易費用導致成本上升會是災難。有專利或有 名牌寶號的工廠好過一點，因為這勞動法導致的交易費用增加可以切進這些專利或名牌的租值。北京當局不是要鼓勵發明專利 或名牌的爭取嗎？   要怎樣處理新《勞動合同法》呢？不用取締，而是採用英國早就存在的用合約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這是說，一家工廠或企業的雇主可以讓勞工選擇另一張自由議定的工資與工作的合約，選擇後勞動合同法就被 此新約替代了。不簽此約，法定的勞動合同法有效。當然，辭職與解雇勞資雙方皆可以選擇。我認為生產力高的員工多會選這 退出勞動法的新合約。正如當年在西雅圖華大，怎樣我也不參加那裏的教師工會，因為參加了我的薪酬要由工會替我跟校方磋 商。我認為自己磋商為上：格外勤奮會帶給自己格外高的薪酬。   （《中國經濟的內憂外患》之一）

（2018-11-7 張五常 新浪博客）   金庸謝世，追悼、評論的文字無數。是應該的。十八年前，為了回應北京寫手王朔對金庸的批評，我發表《我也看金庸》，提 到“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總銷量達一億，看來毛語錄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今天看 真的是破了：一個英語電臺報導，查先生小說的總銷量達三億！   一位廣州的同學說她沒有看過金庸。我促她趕緊買些看。過了一天，她說新版有售，但舊版被搶購一空，問我何解。我說自己 喜歡舊的，認為新的有些地方改得不好。我歷來認為可能自己以先入為主，看到新版有異，就看不慣，但今天的市場搶舊棄新 ，可能真的是改差了。不能說最原始的完全不要改。例如《碧血劍》初出現時，袁承志的大師兄名為林大可，到後來卻變作黃 真。   一九五四年，《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出現，我和西灣河太寧街的朋友就開始跟進了。查老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深遠。約 十年前一位朋友要求我替他的馬匹起個名字，我問他該馬是怎麼樣子的。他說有灰白色的毛，我就建議用“雪山飛狐”這個名 。不久前該友買了新馬，再要求起名，指定要與航空有關，我想兩分鐘就建議用“天池怪俠”。建議與接受皆容易，可見查老 小說的普及，自成一家。 說起來，我算不上是個受過正規中文教育的人。皇仁書院最低的第三級也沒有過關。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林山木邀請我寫專 欄，我勉為其難地嘗試，雖然初時有朋友代為修改一下，但過了不久就寫成今天這個樣子。來得那麼容易，有三個原因。其一 是抗日戰爭在廣西逃難時，有一位跟著一起逃的是國文老師。他帶著幾本詩詞古文的書，在夜間要我給他用樹枝生火，他就著 火光朗誦，我在聽。年幼時過耳不忘是母親傳給我的。其二是開始用中文動筆時，先有林山木後有舒巷城替我修改一下文字。 其三，最重要的，是當年多讀金庸的武俠小說。我是從香港讀到加拿大讀到美國那邊去。   說金庸的中語文字上佳當然沒有疑問。但他是浙江人，對平仄的音律處理得不夠好。例如在《碧血劍》中有一個回目，起為“ 懷舊鬥五老，仗義奪千金。”二四六分明，上下聯的第二個字皆仄音，違反了中國的文字規格。不單是對聯回目，文章內也往 往有平仄規格的要求。這方面，浙江、上海一帶的人是比不上廣東或四川的了。   我見過金庸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九〇年的春夏之交，淩晨二時多，我正在睡，收到梁鳳儀的電話，說查先生要見我。起初我以 為是査濟民，但聽下去卻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查良鏞。我當然樂意，叫梁鳳儀替我安排時間。殊不知鳳儀說：“查先生要你現在 去，在山頂道一號，他在家等你。”   那麼奇怪。約淩晨三時我駕車到查宅，是一間獨立房子，進門後見到一排一排的線裝書，在書架上放得很整齊，彷佛沒有人翻 過。有女傭款待上佳的茶。我遊目四顧，什麼都很整齊，一塵不染，跟我自己的書桌歷來亂七八糟，只餘約兩平方呎的空位寫 文章，要找什麼則大聲求救，差太遠了。 查先生出現，給我看一封英文信，記得是《南華早報》的信箋，內容是說要購買《明報》，出價可觀。查先生說，他老了，要 退下來，因為見到我的中語文章寫得生動可讀，希望我能轉到《明報》去替代他。這麼突如其來，我不知怎樣回應。他知道我 是港大的經濟系主任，不容易離職。大家傾談了約一個小時，約好日後再談。   大約過了兩個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說他在比利時看牙醫，回港後會再跟我討論過檔《明報》的事。後來遇到一位熟知比利 時的人，問他該國是否精於牙術，他說不知道。   再過幾個月，我邀請了剛來香港的劉詩昆到港大的一間音樂室演奏琴技，請了數十位知音人，查老也來了。詩昆演奏後我見到 查老小心地扶著胡菊人下梯級，心想，外間傳說查、胡兩人有過節，應該不嚴重。前幾天查老謝世後，想起故交，我掛個電話 給蔣芸，問她菊人與戴天怎樣了。蔣芸說，兩位皆在加拿大，生活寫意。我囑蔣小姐向胡、戴二兄問好，也要說我常想念他們 。   詩昆演奏後，在香港大學特別為我們安排的自助餐晚宴中，我見不到查老，想來他是先行離去了。跟我同桌的當然有詩昆，也 有我第一次見面的林燕妮。我這個人永遠是本性難移，美人一定記得，何況燕妮是個才女。香港的確是奇人雲集，以人口的比 例算，內地輸了幾條街。才女是一回事，她的弟弟林振強是另一回事的天才了。若干年前在臺灣跟振強同桌晚宴，我直對他說 他是個天才。   查先生再沒有跟我聯絡關於任職《明報》的事，而過了不久大家知道於品海接手了該報。二〇〇〇年一月，為了回應北京作家 王朔寫《我看金庸》對查先生的嚴厲文字批評，我發表了《我也看金庸》。《明報》的朋友說，查老當時在英國，讀到我的文 章很高興。   大約二〇〇二年，在杭州的一次晚宴中，查老跟我坐在一起。他提到我寫的《也看金庸》，要求我讓他放進一本文章結集中。 我當然同意。該文結尾時我寫道：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 ，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 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並之以雜學 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 裏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著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 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 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金庸舞罷歌臺；我自己日暮黃昏。回想二十八年前跟他的簡短交談，感受上是在跟他對弈，因為他感染著我要推敲他是在想什 麼。不是舒適的感受。我平生遇到過的學問高人無數，查先生是其中一個。只他一個給我那樣要推敲的不舒適的奇異感。從我 的視名頭如糞土的個性選擇，查先生是個不容易交為朋友的人。

(2018-10-22 11:34:26  張五常 新浪博客)   （按：本文是張五常教授2017年11月2日在上海藝博會講堂的講話錄音整理稿。）   各位朋友，經濟學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叫做消費者盈餘（消費者剩餘）。它的意思是說，你口渴了，願意出100塊錢喝一 杯水，但這杯水2塊錢就可以買到，那98塊錢就是消費者盈餘，消費者盈餘就是你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與這些商品的實際市 場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簡單概念的變化非常複雜，幾十年前的經濟學很重視這個消費者盈餘，為什麼重視呢？我是出售者， 知道你最高願意出100塊錢，但我的成本只2塊錢，怎麼能榨取那98塊錢呢？這個榨取消費者盈餘是個很複雜的學問，今 天我從這個消費者盈餘，講講中國的收藏。   首先我要講《聖經》裏所說的伊甸園，伊甸園裏面有夏娃跟亞當，他們的享受應有盡有，所需要付的價錢是零。也就是說在伊 甸園裏面，亞當跟夏娃的享受全部是消費者盈餘，沒有市價。他們的財富、國民收入、增長率永遠是零，但是消費者盈餘很大 ，受益很多。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外面所說的國民收入的比較、經濟增長、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根本就是胡說八道。美國的國 民收入，跟中國國民收入怎麼相比呢？你在美國買一棟全海景的花園洋房，那個價格還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你在海灘旁邊買 個房子，連海灘在內的價格也不到中國的百分之一。所以要以房子論財富，美國人不如中國人有錢。中國隨便一棟很普通的公 寓動不動一百萬美元，中國人很有錢，這是財富。事實上中國人是不是有這麼多的享受呢？這就是個問號。所以國與國之間的 財富比較是沒什麼意思的，我只是從房子方面來看，美國人的消費者盈餘很大，而中國人的房子很值錢，動不動就幾百萬、幾 千萬，但是消費者盈餘很少。你要說到真實的享受，那一定要把消費者盈餘算進去才可以。從無敵海景房的角度來看，美國人 的生活是遠為近於《聖經》裏面的伊甸園，而中國沒有這種廉價的無敵海景，消費者盈餘就不如美國了。從另外一方面來說， 中國有自己的伊甸園，那就是中國的文化。舉例來說，蘇東坡《赤壁賦》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 ，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那時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可以欣賞，因為它是免費的，這是伊甸園。美國人就 會說，我們也有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這無疑是對的。蘇東坡的《赤壁賦》現在小學生可以背出來，你能背出《赤壁賦》 就會有很大的感受，就知道值得欣賞，這個就是中國的文化，是國寶，是個伊甸園。     2013年，蘇東坡有爭議性的九個字《功甫帖》在紐約拍賣，那幅字到底是真是假，是很大的問題，因為沒有簽字。我個人 認為應該沒有問題，便試著打長途電話去紐約拍，有朋友幫忙，沒想到我提的價格一點都不接近。那幅字超過八百萬美金，沒 有簽字，只有九個字，將近一百萬美金一個字。這些是國寶，中國的文物，你沒有錢買你就去看看，欣賞一下，想想看它是不 是真的，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何況中國的文物當然不只蘇東坡，並不是只有《赤壁賦》那麼簡單。我學書法的時候念過孫過 庭的《書譜》，真的寫得好，我認為每一位青年都應該背這篇文章。我可以拿著《書譜》連看幾晚，這是絕對的享受，那個費 用是我自己的時間，是不需要花錢的。這個就是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是無底深潭。說到收藏品、書畫、出土的文物，我開 始重視這些東西的時候，是1975年，因為我要研究這個資訊費用的經濟問題。七十年代初期，有很多經濟學家寫有關資訊 的問題，不少人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我認為他們是一派胡言，完全不同意。他們根本沒有研究過市場，只是坐在自己的 辦公室裏面，胡亂猜想。   1975年，我對一位在西雅圖的同事說，我要回香港度長假，要去研究資訊費用，要從以物為本入手，拿著物品在手裏，研 究為什麼資訊費用這麼高，為什麼這麼難知道。以人來說，你資訊多，我資訊少，這方法沒有用的。所以你要研究資訊費用， 你要有真的物品。1975年那個暑假我回香港兩個星期，在廣東道研究當時的翡翠玉石市場。那個翡翠是緬甸出的翡翠，它 的資訊費用一向都是很高的。一塊原石還沒切開來就賣了，它的外面開一點點的水口，專家們全部拿著手電筒在照那些水口， 從外面看來猜裏面是什麼。為什麼不把它切開來呢？很多人花幾十年的時間研究怎麼看這個玉石。一粒小小的蛋面，有的賣幾 塊錢，有的可以賣幾百萬，要怎麼判斷呢？這是很深的學問。當年我在香港說我要調查翡翠市場，很多朋友幫助，教來教去我 都學不會。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日以繼夜的，無數的專家教來教去我都學不會，到今天我還不會。但是不會之中，我也寫出了 經濟學的《玉石定律》。然後從那時候開始，我認為凡是資訊費用高的，都跑去研究。1982年我回香港工作，1983年 到福建一看，留意到壽山石，見獵心喜。壽山石裏面的田黃跟翡翠不一樣，要知道什麼叫翡翠不難，但是要知道什麼翡翠好、 什麼翡翠不好就很困難，看起來一樣的，但是價格可以相差幾十倍，這是很專業的學問。   1983年我注意到田黃石的問題。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田黃，要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不是，是很困難的，這又是資訊費用的問 題了。但假如你明知是田黃的話，來鑒別它的高低優劣是不困難的。但是什麼東西才能叫田黃呢？是很深的學問，我算是學通 了，基本上我是懂了。品質夠高的我可以肯定是田黃，但是品質差的就會有爭議。尤其當田黃的價格起得快的時候，外面賣的 東西什麼都加個田字上去，現在外面很多所謂田黃根本不是在田裏面的，田黃應該是出自田裏。     接下來中國發展起來了，推土機到處運作，出土文物無數，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如說一件汝窯，臺灣故宮只有一件且還有殘 缺，當年估價市值十億八億。街邊也看到，兩百塊錢一件，也說是汝窯，那到底這件是不是真的？兩百元的比一億元的漂亮， 是真的嗎？所以當時我就在街邊學汝窯、鈞窯，凡是有資訊問題，我都涉及了。結果出土的東西越來越多，我見到街邊的那麼 便宜，自己認為是真的。當然也有很多假的，但是假中有真，因此我就用基金的錢去購買，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為國家保留，那 些真的我會想辦法還給國家。對這些東西我花了很多工夫，是為了增加自己在經濟學上對訊息費用的研究了。   首先要說清楚我不是什麼專家，純粹為了自己在經濟學方面的興趣來研究。舉例子說，我知道街邊的資訊費用不是高到天上去 ，為什麼市場這麼混亂？這是經濟學的問題。不管我是不是專家，在學習過程中，我很少向其他專家求教，因為其他專家無論 說真還是說假你都信不過。他為什麼要告訴你真話？當然我認識一些專家朋友，他們會對我說真話。我也知道，很多所謂的專 家是根本不懂的。我自己不是專家，我就是花了很長的時間，花了不少基金的錢去做這種鑒定、研究，學到很多。    我越來越欣賞中國的文化，這是龐大無比的伊甸園，這是一種樂趣。手上拿著一件古物，我幾個晚上睡不著覺。為什麼他們 這麼做，有什麼理由？我見過一塊古玉，明明是恐龍，但我們的文化只不過是五六千年的事，那何來恐龍呢？恐龍是過億年以 前的事，類似這種問題常常出現。所以在這種過程中，我涉及的出土和非出土的文物無數，凡是資訊費用高的，我都去研究一 下。久而久之，在感受上就認為自己有充分的掌握。老實說，我與專家的觀點不一定相同，我做我自己的研究。除非是很熟的 朋友，你也很難知道他告訴你的是不是真話，就算他講真話也未必是對的。我研究古文物花了很多工夫，都是研究我自己的， 算不上是專家。   再來講講中國文物的問題。首先我要講瓷器，為什麼要說瓷器的問題呢？這是一個很神奇的物品，曆久不變，埋在泥土裏面不 管多久，你拿出來用草酸去洗一下，瓷器就像新的一樣。外面的專家很多，他們有很多理論，是好是壞很難說。然而，不管瓷 器有多舊，很容易把它翻新到像是昨天才做的，這就是瓷器的神奇。很多出土的瓷器不是陪葬品，大部分我知道應該不是盜墓 的，普通老百姓的墳墓裏面的東西不是那麼重要的，除非是皇帝的墓，那就是另外一種。但是重要的皇帝的墳墓不會放那麼多 瓷器的。你看八九十年代那個時候的報紙，常常有消息說什麼地方挖出一條坑，很長，都是瓷器，為什麼會是這樣子？這些不 是墳墓。我想了很久，得到瞭解釋，因為瓷器可以曆久不變，那些人早就知道了，所以有錢人家喜歡把瓷器在地上挖一條坑藏 在裏面，當作是財富的累積，不夠錢就拿幾件出去賣。你看看以前的報紙，八九十年代的，說很長的一條坑，滿是瓷器。     說說瓷器的重要發展吧。晉朝就有瓷器了，但是晉朝以前不是多重要。重要的瓷器起源不是那麼久遠的，使瓷器正式開始發揚 光大的是一位叫柴榮的人，就是後來變成皇帝的柴世宗（在位時間西元955-959）。他是個天才，是一個非常好的皇帝 ，在中國歷史上精明的皇帝只要數五個就必有他。他只是做了五年皇帝，很可惜。柴窯的柴不是說燒柴的，現在的窯有的是用 柴燒的。柴窯是這個人姓柴，叫柴榮，他做了皇帝以後叫柴世宗，去世以後他的手下趙匡胤就是宋朝的開國皇帝。   講到柴窯，很多書上沒有提到柴窯這回事。其實是有的，且變化最多，顏色很鮮豔。“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說將來 ”就是講它的。真的好像是雨過天晴的顏色。瓷器很薄，器皿的底下有時候寫個柴字，有時候會落款柴世宗，也有很多是不落 款的。當然是下了個柴字是很重要。還有一樣重要的發現，有些柴窯鑲了紅寶石、綠寶石在上面。寶石從哪兒來呢？應該不是 中國的寶石，金屬器皿鑲上寶石，戰國的時候就有這種工藝了，但是瓷器鑲嵌寶石是從柴世宗開始的。英國有名的韋奇伍德， 1759年到1775年，突然間出來的，而一直做到今天的前三年左右才破產的，是景德鎮把它們打倒了。這是英國最出名 的瓷器公司，它也把東西鑲在瓷器上，把象牙、珠寶等鑲進去。當年英國皇室奉他做爵士，因為覺得有這個發明很厲害。我們 現在知道，鑲上寶石的瓷器是從柴榮開始的，有鐵一般的證據。至於是怎麼鑲上去的還要再研究，瓷器上還有很多文字，凡是 收藏品有文字都重要。可惜上面的文字我往往看不懂。我拿到一件東西，上面寫的是什麼呢？假如能夠解開，比如是衛子夫的 那就完全不一樣。你看到一樣東西，這個是漢文帝的，感受又不一樣了。所以文字說的是很多很有趣的、古靈精怪的，我有自 己研究的享受，不喜歡去問專家，因為他講錯了就誤導我了。偶爾找文字專家，他們也未必認得，尤其是戰國的文字，專家大 多看不懂。柴窯變化很多，非常精彩。中國瓷器有很多例子，任何設計替一個皇帝做，只做兩件，換顏色再做兩件，換大小可 以再做兩件，但是基本上一個同樣大小、同樣顏色的只做兩件。你說柴世宗做了這麼多變化出來，這就是人類瓷器的正式的鼻 祖。   第二個重要的皇帝是宋徽宗。宋朝有五大名窯，我純粹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其中鈞窯不是那麼重要的；金絲鐵線的哥窯，我不 重視；官窯，我初期的研究結論是根本沒有官窯這回事，後來發現是有的。再後來，我看到一些哥窯與官窯有宋徽宗的署名， 就改變了主意，重視起這兩個窯了。   嚴格來說，宋代的定窯和汝窯，也屬於官窯，因為很多是經過官方主理的。定窯主要是產自河北，所以叫北定，也有人說北定 是指北宋。定窯變化多，相當精彩。由政府部門、當時的皇宮部門處理的，下麵會寫著“官”字，有的寫的是“易定”，也是 專門做給官員的，幫皇家打工的。這個定窯容易鑒別，你看多了就知道了。所謂鑒別這個事情，主要就是看它的瑕疵，後來仿 製做不出那個瑕疵，比如定窯上面那層薄霧怎麼樣都沒法再做一樣的，一拿上手就知道了。定窯有一部分是由官方監製，做來 送給外國人的禮物，或者是給高官的獎賞。有些定窯上面有一首詩，而詩上的文字是反體字，為什麼會反過來呢？我百思不得 其解。在宋代來說，定窯的地位很高。   宋朝重要的窯還有汝窯。汝窯曾經很少，只有一件，後來有六件，最近又說有二十一件，其實有相當多的，只是市場沒見過而 已。最重要的汝窯是宋徽宗親自監製的，出手不凡，歎為觀止！柴窯裏面不少由柴世宗監製，簽了柴世宗的款。汝窯的的變化 沒有柴窯、定窯那麼多，但是那個高雅的感受一看就是宋徽宗的品味。所以在宋代，最重要的就是定窯跟汝窯。說到宋徽宗的 高雅品味，他自成一家，是個藝術天才，反而柴世宗是一個很聰明、很厲害的皇帝，但是他藝術品味就不如宋徽宗那麼高雅。     宋朝以後，很少有人注意到忽必烈這個皇帝，元青花釉裏紅，是忽必烈自己主導發揚廣大的最重要。歷史記載忽必烈在126 6年做皇帝，1278年在景德鎮建立了浮梁瓷局。這個窯存在了七十多年。青花釉裏紅始於元朝，這一點是我在八十年代說 出來的。這個浮梁瓷局顯然是替國家賺了很多錢，因為歐洲非常喜歡，有很大的市場。絲綢之路一帶挖掘到的青花不少，我要 提一提的，是一個很可惜的問題，因為元代瓷器上面畫的那些圖，畫家是沒有簽字的。後來到清朝，琺瑯彩提了一首詩之後， 有人名、圖章，那些不是真名，都是別名。中國瓷器歷史有作者簽字的第一人是郎世寧，要到雍正的時候才有。我為什麼說可 惜呢？我看元朝的青花釉裏紅有些藝術的造詣非常高，可以直追20世紀的超現實主義的那些畫派。說元朝的瓷器很大件，這 是對的。很多人也說元朝畫的那些圖像都很天真，這一點也對。但是很少人知道，其中有少量畫上去的藝術畫是頂級藝術作品 ，但是我們不知道是誰畫的。我見過幾件，非常佩服，你不要笑元青花是小學生水準，它是天真的，有些藝術深度非常高，越 看越佩服。不是很多，但是好得不得了，可惜不簽字。要是當年有簽字今天可以賣上天價。到清朝郎世寧開始就有簽字了，再 來就是文革了，文革的瓷器作畫的人也是有簽字的。現在景德鎮每個稱得上是名家的都簽了，所以元朝的瓷器藝術家很可惜， 這麼好的作品沒說是誰的。但是中國有一種傳統，《溪山行旅圖》這幅畫，是範寬畫的，現在如果拿出來拍賣起碼幾十億。範 寬的簽字在畫裏面，找了幾百年找不到，是在裏面，後來有人找到了。   明朝憲宗也是大方家。雞缸杯是很小的一個杯子，做得很精緻。元朝做的很大，但明朝做的很小，為什麼是這樣子呢？我自己 武斷的答案，因為明憲宗迷戀一個女人，叫萬貴妃，他是為萬貴妃做的。萬貴妃喜歡小件，這是我的解釋，因為他有很多小件 的作品都寫的是萬貴妃，查歷史說他很喜歡這個女人。這個女人死了沒多久，他就跟著死了。憲宗在瓷器上有幾項創意。第一 ，琺瑯彩是他引進瓷器的，是他早幾年把用在景泰藍上面的搬到瓷器上去應用。第二，描金也是他開始的，而最重要的就是青 花鬥彩，一定要有青花，燒兩次，先燒好青花在釉裏面，1300，然後外面再畫第二種顏料，有時候用琺瑯彩再燒700。 說起這個青花，我認為他這個發現是意外的。你看元青花很有名，單單講青花，你看看忽必烈做青花，現在很多人說康熙的青 花好，但忽必烈的青花變化很大，他很多嘗試，我見過最好的青花還是忽必烈的，做得很認真。青花原料在唐朝就開始有了， 當時燒出來是黑色的，很奇怪他們上了一層奶白色的釉之後燒出來就變成藍色，所以才有青花的出現，這是很大的發現。話得 說回來，在誰先誰後的判斷上我不僅可能錯，而且錯過無數次。中國的文化就是這樣複雜。   你回到宋朝，看回那個定窯的時候，是刻上線條再填顏色上去，不是畫上去的。畫上去應該是從元朝開始的，兩種顏色一起畫 上去，是元朝很偉大的貢獻。我曾經寫文章批評過元朝的藝術發展，但是看到忽必烈的作品，就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到明朝引 進琺瑯彩。你看看明清的瓷器，一個很重要的方法是看琺瑯彩。那時候燒琺瑯彩一定有一種瑕疵，用十倍放大鏡就可以看到， 現在燒不出這種瑕疵。一堆瓷器在你面前，有琺瑯彩，你假如找到那種瑕疵，肯定不是現在做的，你辨別唐三彩也是看它的瑕 疵。琺瑯彩很神奇，景德鎮的朋友們做來做去都做不出那種瑕疵，這是很特別的，不是那麼容易找，但是一定有。   現在說到了清朝。有四位重要的，康熙、雍正、乾隆，還有郎世寧——後者是從義大利來的。康熙對中國的藝術貢獻是被低估 了，他重視元青花，有一個窯叫做白滸孤窯，康熙很重視這個窯，是燒青花的。有一點很難明白，歷史上說這個白滸孤窯是替 景德鎮燒的，窯址在撫州，撫州離景德鎮有250公里，但泥土是景德鎮的，如何運250公里的泥去燒？當年的250公里 比你現在去美國還遠，那是不是真的呢？這點搞不清楚。白滸孤窯康熙皇帝很重視，但是為什麼離景德鎮250公里，泥土為 什麼運了那麼遠，這是很難明白的。當年故宮的那些瓷器都是在景德鎮燒好了才拿去北京畫的。康熙搞多變化，田黃是他發現 出來的，芙蓉石也是他發現的，一個日理萬機的人，怎麼有空去管這些呢？所以我很佩服這個皇帝。康熙有件事情我不明白， 他把金屬鋅熔化了以後，燒在一個青花的花瓶上面，這是康熙的發明，我不明白為什麼以後沒有人做了。用鋅能夠燒到瓷器上 ，然後配上青花，有很好效果的，但據我所知只有康熙時代才有。到了雍正的時候，他開始多用琺瑯彩，郎世寧於是嶄露頭角 了。雍正這個皇帝很高雅，清朝皇帝中品味最高的就是他，書法寫的最好的皇帝是他，有書法家的水準。這個皇帝是好皇帝， 太辛苦，因而早逝。   乾隆什麼東西都要多，這個人比較俗氣，他什麼都做，而他重視郎世寧。郎世寧跟乾隆很多年，他叫郎世寧把稿子畫好，什麼 東西應該怎麼畫，怎麼擺法，他都要親自去參與。在歷史上郎世寧對中國瓷器貢獻很大，很少人知道他貢獻很大，他的畫工好 得不得了。你們知道中國的畫是講線條的，外國的畫是講陰影的，郎世寧可以把中國的線條加上外國的陰影，是很特別、很有 趣的風格。他線條怎麼來的？他是個道士，在意大利是畫教堂畫的，教堂畫主要是用線條的，畫耶穌、畫天使都是線條。所以 郎世寧的畫很難假的，他的功夫特別好，我曾經拿一件郎世寧畫的瓷器給景德鎮的大師看，我說我不是來問你這件東西是真的 還是假的，因為那些專家什麼東西都說是假的，我不是來求教真假——郎世寧的假瓷畫在景德鎮到處都是。我只是想問，這件 郎世寧的作品你們景德鎮有沒有人能畫得出來，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郎世寧，他們說不可能。     講到最後，我要講文革瓷：歌功頌德畫紅旗那類的，畫毛主席、紅衛兵。值得收藏，為什麼？因為那是反映了中國片段的政治 氣氛很濃厚的一個時期，我個人認為有意義，值得收藏。假如你們要開辦一間正式的瓷器博物館，文革瓷應該給他們一間特別 的房間。有一位我不認得的人，畢生收藏文革瓷，他交代下來，把這批貨讓給我，我也樂意為國家收藏。周尚均大師雕的石作 ，十多年前，有一位老人家在河北省叫人帶了十六件周尚均的作品給我，石料是善伯洞與芙蓉青，有名的石頭，一代大師周尚 均雕的，他說交給教授，叫我給他一點錢過剩下的幾年。我當然同意。收藏的人不舍得割愛，也不舍得拆散，所以需要找人集 中幫他接手。你經常會看到很多收藏品有這種集中的現象。宋徽宗有署名的瓷器也有集中的現象。回看中國瓷器的發展，跟歐 洲相比，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五百年前，文藝復興的意思就是本來受到宗教的約束，當解除了約束，一下子爆發出來，十七世紀 畫風改變，馬上歐洲的藝術整個發揚光大。中國沒有這種情況。在中國，瓷藝往往由皇帝主導。剛才我提到的那幾個是比較重 要的，他們是為自己的品味去做，看不到有重要的宗教約束。每一個皇帝有自己的品味、貢獻，所以整體來看，從柴世宗到郎 世寧，變化很大，但這種不是歐洲的爆發性，是一步一步地走。    說完瓷器，其他東西比如說玉器，最好是漢朝。而玉器在紅山文化時就有，一直到漢，真正的漢玉是很大件很複雜的。漢朝 的青銅器變得很簡單的，但是那些玉器變得很複雜。以金屬來說，也是一直追上去的時候，從青銅到發揚光大，歎為觀止。永 遠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嘗試，變化小但很多，這就是中國文化。中國的文化不是不變，而是變得很細微。玉器以漢為高，金屬 器皿最精彩的是春秋戰國，金器最好的是唐太宗和武則天。   另外方面，關於中國的印章文化，我研究了很久都沒有研究清楚。民間用的印章體積小，但涉及到官員方面的就變得很大。我 不知道是用來做什麼，沒有理由用那麼大的印章，尤其那時候還沒有紙張，那要那麼大的章來做什麼呢？我開始以為這是一種 獎章、勳章，但沒有留用反面字。看到書上說中國印章很小，普通人用的是很小的，但是涉及到將軍，有官職的都很大，要來 做什麼呢？我到現在都不明白。但是技術方面是令人佩服，很多是鎏金、包金，有些我懷疑整件都是金的。我們只能是各種猜 測，有些我猜是金的，純度不是很高，但整件都是金的。   用石頭做印章，很明顯西漢漢武帝已經有了，重要的發展在清朝，壽山石。清代的石章文化是由康熙開始主導的，康熙、雍正 、乾隆都有很大的石章癮。主要就是三種石頭。一種是基本上現在沒有，稱艾葉綠，一種是芙蓉石，而最重要的還是田黃。田 黃基本上今天沒有產出。我曾經批評中國的藝術，在雕刻方面中國不及西方，我說錯了。西方用大理石，作品一般是大的，中 國用玉的可以大，但壽山石料一般是小品，尤其是田黃石或者是接近田黃石的那類石頭。在一塊獨石上，把中國的國畫雕上去 ，神乎其技。康熙時候，出了位楊玉璿，他應該是明代末期出生的人，主要是康熙養著他。但同期有一個董滄門，主要是雕刻 硯臺，也有雕刻壽山石，也是康熙時候的大師人物。    跟著到乾隆，主要人物就是周尚均，既多產而又精彩。頂點人物是林清卿，歎為觀止，他是清末民國人。開放改革以還，壽 山石雕的大師輩出，好不熱鬧。可惜再沒有田黃——壽山的藝術沒有田黃永遠是美中的不足吧。自康熙以還，到今天，我認為 最高的壽山石雕藝術家還是林清卿。可惜我認為今天在拍賣行見到的是另一回事了。清卿的作品一定有簽名，這觀點只我一人 這樣說。   我喜歡收藏中國的書法，因為中國書法比較容易看，你學過書畫你就知道，教我書法的周慧珺老師，你問她某張字是不是某個 專家的，她不敢說，但是你問她寫得好不好她是很肯定的。所以書法比較易看，國畫較難。你要講收藏，那就要看紙，看絹， 看印章的顏色，你要先學會看這些。你看古畫，這個紙是對的，絹是對的，印章顏色是對的，畫得又好，是不是某個人畫的不 是那麼重要。書法就比較容易，我自己研究書法很多年，但是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容易看的。現在比如說林風眠在外面很多都是 假的，有些林風眠很難分的。林老自己都說過，有些畫蘆薈、白鶴的畫，他自己也分不出來，所以說是不容易的。在書法方面 ，你們知道周慧珺老師的書法非常好，我認識她幾十年了，有些外面賣的的書法明知不是她的，但是我分不出來。不止我分不 出來，她的其他徒弟也分不出。但不管怎麼說，相對而言，書法還是比較容易看的。瓷器你就不要信別人講的，我自己認為是 不難分的，因為在技術上有變化，瑕疵上面有變化，你要看多一點就行了，看得少就比較困惑。也就是說我教你很容易，我給 很多給你看，你看多了就容易看，書上講的沒有用的。你要起碼知道它是什麼窯的，然後你就知道了，就像看田黃一樣，你要 看得多。但是田黃有些品質比較差的就很難看是不是田黃，因為有田黃的田地那麼小，稍稍偏一點算不算呢？所以有很多複雜 的問題。       研究中國的文物真是一個伊甸園，不需要用錢去買的，地攤有時候可以看到好東西，這是一種享受。但現在問題是， 出土文物不准買賣，反而是害到那些青年沒有機會去學。但是你不看得多，你是學不到的，所以我個人認為中國的這種文化絕 對是一個龐大無比的金礦，對自己的知識有幫助，我認為青年人就是應該這樣子著手，背一下古文、詩詞，去博物館多走走。 我見到的所謂專家他們自己也見得不夠多，要學得通、學得懂，就要見得多。看得多，你拿上手你就知道，怎麼說都沒有用的 。所以我認為在街邊擺地攤的那些，通常來說他們的水準都很不錯。   總結來說，中國文化是一個龐大無比的伊甸園，你可以廢寢忘食。今天這文化開始復興了，已經倒楣了兩百年，現在開始復興 。我要批評的，是國家上頭對這些文化的物品處理得不夠好。   謝謝各位。

(更新於：2018-09-19 18:09:05)   （五常按：這篇文章是今年九月六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邀請我在廣州的講話，是網上的第二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該局的 簡要記錄，由一位同學整理，並加進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關於反托拉斯的資料。這裏刊登的是當天講話錄音的全文，由我的一 位助手整理出來，較為詳盡。我歷來對反托拉斯或反壟斷的任何機構都是批評的多，讚賞的少。但這次跟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簡 短交流，他們給我好印象。   昨天晚上，在半睡半醒中，看到一位同學傳來李克強總理公佈不准追討歷史社保費，寥寥數言，擲地有聲，不由得站起來。   張五常，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各位朋友，一九七八年的暑期，我從美國回來度假的時候，開始跟進中國的發展，到今天剛好四十年。這四十年來，我未曾見 過有像今天這麼大的經濟麻煩。該怎樣處理很難說。即便是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遇到很大困境，我們還有很多理由樂觀。目前 情況不同，很難解釋，美國人開始對中國敵視，根據美國民意的看法，是插水式下跌。為什麼會這樣，我不知道，但困難是存 在的，所以我要趁著這次反托拉斯會議的機會，說說中國應對的方法。因為這是關於反壟斷的會議，我只能說很小的一部分。 困難的全面，要很長時間才說得清楚。   反壟斷也叫反托拉斯，在這方面的研究我可能知道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今天我八十多歲了，我那些從事反托拉斯研究的老友大 多不在了。有三方面我對反壟斷有深的認識。第一方面，研究反托拉斯是從芝加哥的戴維德帶起的，跟著是十幾二十個反托拉 斯專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普通的朋友。現在只有一兩人還在。第二個理由，我在發明專利、商業秘密這些方面在七十年代 受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大力資助，花了好幾年研究。關於發明專利、商業秘密等的租用合約，都是有關壟斷的問題。這些方面 我知道比較多。第三方面，我曾經做過美國兩個大反托拉斯案件的經濟顧問。那是七十年代。我約略提一下這兩個案件，讓你 們明白處理反托拉斯的困難。   第一件我參與的大案是美國電話公司（AT&T）。AT&T為什麼被告呢？他們拒絕其他電話公司接線路進來。他們拒絕， 也不賣電話機，不和任何通訊的人合作。官司打了很多年，我回到香港後還繼續，最後要瓦解。美國電話公司為什麼有這個問 題呢？當年我的理解，是電話公司的實驗室發明了半導體。這是整個20世紀商業價值最大的發明。數碼科技全是半導體引起 的。很奇怪，根據他們的資料，因為他們發明了半導體，美國政府當局不讓他們從事電腦方面的發展，只讓他們做電話、通訊 。他們當時以為有這些的專利權，拒絕和任何競爭者合作。告起來，卻找不到政府給他們特權的證據。這是個大問題，後來要 瓦解。     第二件我參與的大案，也是七十年代。那是加州標準石油公司被政府控告，說他們串謀壓低油價。關鍵問題是他們的換油合約 。我那邊挖到油，你這裏也有，我們交換石油減低運輸成本。他們的換油合約有一種叫“三刀”的合約，全世界只加州獨有。 為什麼這樣呢？合約裏說，你要用華氏405度蒸發出來的是第一刀，405到650度蒸發出的是第二刀，再到1000度 是第三刀。他們是按每一刀換，不是用價錢換。政府說他們隱瞞價格，欺騙政府。我在1976年做他們顧問，做到1982 年離開回香港。官司一直打到這個世紀。有趣的問題，是石油公司本身不知道他們為何這樣做，為什麼要分成三刀交換。這種 做法是加州獨有，用了幾十年。被人告，石油公司解釋不了為什麼這樣做。我花了兩年時間，解釋得很清楚為何那樣做，現在 那份很厚的報告，當時不能發表，現在應該可以了。   要點是：在市場你看到的一些奇怪的、不合情理的行為，認為是壟斷、串謀，你說要禁止，說違反了反壟斷法，這可能是大錯 。提到加州石油因為我是他們主要的反托拉斯顧問，做了六年，我給他們寫的報告他們稱為聖經。市場一些行為，從事者本身 可能不知道。政府說是違反了市場規律，不讓他們這樣做，可能對市場有很大的不良影響。所以反托拉斯或反壟斷這個問題， 是你要先明白為何市場這樣做。如美國電話這事，拒絕把線接進來，政府說有問題，但為何他們發明了半導體就不讓他們進軍 電腦呢？半導體是20世紀最有價值的發明，現在整個網路行業都是這個帶起的。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應該怎樣做。你要反壟斷，我問你為何要反。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個壟斷者。我讀書跟你競爭，我怎不想 壟斷呢？有獎金我想要不讓你拿。市場也一樣。但說要公平競爭，競爭怎可能公平呢？考試我十次贏你九次，怎可能公平？公 平競爭是說遊戲規則要公平，勝負、能力本身是不公平的。這才是人類進步的根源。你回看中國的發展，永遠都是爭取壟斷。 鄧麗君唱歌，她是壟斷者，有獨特之處。你看馬雲、馬化騰，都是壟斷者，你不讓他們壟斷，經濟就搞不起來。所謂公平競爭 ，是遊戲規則要公平，大家要遵守遊戲規則，當然有勝有負。勝的人就稱為壟斷者。社會裏頭，每人都在爭取壟斷的權利，這 才有進步。但是你要遵守一種遊戲規則，那就是市場，就是權利界定，這都是遊戲規則。有時候你看到一些現象，不是那麼容 易明白。如加州石油，不明白你就說他們串謀，要封殺，這會對社會帶來很大的問題。   關於中國的問題，很麻煩。我不是說你們這個組織不應該存在，我不是說公平競爭不應該推行。我只是說遊戲規則要說清楚。 任何優勝者都是壟斷者，我們每個人每天都爭取出人頭地，即是要爭取壟斷。遊戲規則重要，有人犯規，你要管，但問題就是 ，看到一些現象，你認為不合理，如標準石油，為何不用價格交換，為什麼小的石油公司不能參與。這石油官司打到這世紀初 ，二十多年才打完。     說起來，反壟斷，也稱反托拉斯、反信託，整件事起於1882年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把四十多家公司組合成立一家信 托公司，叫標準石油信託，到了1890年，美國政府認為公司太大不可以，要拆開，瓦解了。跟著反托拉斯的反壟斷法，第 一件最出名的案件，是1910年出了個掠奪性減價的案件。你跟我競爭，我財雄勢大，減價減到你破產，法律說你不能以本 傷人。這個是很出名的案件，我的朋友John McGee寫了篇很出名的文章，他的結論說沒掠奪性減價這回事。他說標準石油去買下對方都不需要這麼大成本，為何不買 呢？有些人新開業時候大手減價，希望低於成本打進市場，但是持久下去，你再財雄勢大，減價也可減到你關門。能變成獨裁 者的例子沒見過。你價格上去就有人進入，你減之不盡的。   其他的反托拉斯案件的研究很多，主要是當時的芝加哥大學。可以這樣說，二十世紀研究反托拉斯的重要人物全部是我的朋友 。戴維德研究捆綁銷售，也是研究反托拉斯。萬國商業機器公司（IBM）不賣機器，只租給你用，包你維修保養。當時機器 用紙卡，數字通過電流經過紙卡小孔。但是萬國機器說你租用我電腦，一定要買我的紙卡，否則我不租給你。那些6×3吋的 紙卡到處可以買到，IBM的紙卡只收貴一小點而已。捆綁銷售這現象，害得萬國機器被控告說他們將電腦的專利延伸到紙卡 那邊。他們有電腦專利權，但紙卡誰都會做。他們捆綁著，一定要購買紙卡才租到機器。因此被控告要將電腦專利權伸延到紙 卡。這很難令人相信的。專利權在我手上，我要收租而已，綁定紙卡對我有什麼好處呢？這官司打了很久，芝加哥大學的朋友 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IBM當時說他們紙卡好一點，沒有證據。經濟學者感興趣的是這個奇怪現象，問為什麼IBM要這樣 做。關於捆綁銷售的解釋，要到八十年代由我來解釋。   談起反壟斷，說起自由公平競爭，遊戲規則大家都要遵守。但是競爭有勝負之分。市場某些行為你覺得古怪，認為不公平，這 可能是，但從這麼多反托拉斯案件來看，那些被指責的行為，經濟學者後來終於解釋了，都不支持政府的說法。如掠奪性減價 ，政府的判斷是不對的，捆綁銷售也是。我不明白IBM為什麼當時他們也不知道為何要捆綁呢？我後來的解釋是幾十年後的 事。之前有一個解釋認為是價格分歧。你想想，租用一臺電腦，有些人用卡多，有些用得少，多用的給多點租，他們用價格分 歧來解釋。我說不是價格分歧，機器租金和紙卡大家的價格一樣，何來分歧呢？我買個蘋果，2元，你買也是，沒有價格分歧 ，但是我買回來，我吃了兩口就扔了，你吃了五口才扔，每一口你價錢低於我，這個不是價格分歧。像萬國機器，機器租金和 紙卡都是同價，算起來求出一個不同的價錢，這不是價格分歧，如果這也算價格分歧，吃蘋果也是。     單單是捆綁銷售的問題，經濟學者花了幾十年爭論，最後由我找到答案。石油斬三刀問題，官司打了這麼久。奇怪的是不但政 府不知道為何這樣做，石油公司自己也不知道。如捆綁銷售，萬國機器也不知道為何這樣做。我對捆綁銷售紙卡的解釋，是維 修保養的合約。你用得多，機器容易壞，我租機器給你，擔保維修，是免費維修，但你要用我的紙卡。你紙卡用得多，機器就 容易壞，就多付維修費。這是我的解釋，但為何萬國機器自己不知道呢？石油公司為何不知道斬三刀的解釋呢？這不是什麼串 謀，不是試行壟斷，你硬要改變他們的行為，可能對社會有很大害處。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標準石油的大律師請我過去，說：“張教授，我們有事情求你，別人控告我們標準石油串謀，我不知道有 沒有，我要你告訴我到底有沒有，我要你說真話，你不用替我們公司辯護，不需要出庭作證，你要解釋給我們聽，我要知道我 們為何這樣做。”後來我做出來，他們很滿意，那兩份幾百頁的報告當時不給發表。當時石油賣一塊兩毛一桶，現在賣六十美 元。時間不同了。   關於反壟斷的問題，很多經濟學家是反對反托拉斯的。但是有經濟學家贊成，其中最有分量的是夏保加，我的好朋友。當年智 利的經濟復蘇他是功臣。芝加哥學派裏他是唯一一位認為反壟斷法律對智利有幫助的。我跟他聊了好久，得到的結論，是他的 反壟斷其實是反政府壟斷。一個政府機構是很難反自己的壟斷的。但是市場的一些怪現象，你去干預，可能害了市場運作。   舉個例，當年的香港財政司彭勵治（後來是曾蔭權）是很熟的朋友。當時他經常跟我吃午飯，問我意見。我說香港深水港是全 亞洲最好的，你多放一些海邊地給別人做貨櫃碼頭，你不能只給兩家，他沒照做。只給兩家，政府能多收很多錢，如果按我說 的大手開放，政府收錢就少了。政府維護的壟斷容易闖禍，後果就是你看現在都到了深圳，深圳的吞吐量比香港大。還有香港 政府汽車進口抽高稅，政府壟斷；計程車牌照賣到幾百萬一個很普遍，這是政府的壟斷行為。所以反壟斷有這個問題，很多壟 斷是政府的壟斷，政府怎反政府呢？   現在美國推出的貿易戰牽涉到你們這個機構，跟這個會議特別有關。貿易戰的一個效果，因為中國的市場大，如果中國抽你的 稅，你要得到中國的市場，就直接來中國設廠。我知道中國現在取消了合資的要求，很對，也應該取消市場換技術這個政策。 中國應該大手開放，如果能再大手增加引進外資，他們的貨品去美國，等於美國抽自己的稅而已。這是一個辦法。   我們知道數碼科技是個偉大的行業，中國發展得不錯。你現在去餐館不用現金付錢。市場大，方便數碼科技的發展。但另外一 個行業，比數碼科技更重要的，發展得不好，那就是對醫藥的研究。這是很大的行業，中國一定要大手引進。我知道中國重視 ，但是引進醫藥的研究你要給專利權，要花很大費用去研究。從事數碼科技十八歲青年夠聰明就可以了，但是醫藥研究起碼要 寒窗三十年。你要發展這個行業，要很多方面的人才引進。   在面對貿易戰這個時刻，你們這個機構，在鼓勵競爭的同時，要給某些專利適當的保障。專利本身不是壞事，每個人都在爭取 專利權，爭取專利是社會進步的關鍵，但是過程中有些人違反了遊戲規則，這個要管。但有些現象你認為不合理，可能有他們 的理由。目前貿易戰的困難，一個重要的處理辦法，外資引進的時候要儘量放寬，要把你們的遊戲規則說清楚一點，哪些可以 做哪些不可以。外資進來，只要有一家無端端給控告說違反了反壟斷，一傳開來，可能其他都會跑掉。我希望你們要營造客觀 、合理的競爭環境，鼓勵競爭的同時，要尊重壟斷的權利。任何發明都屬壟斷性，有些壟斷你要儘量保護，政府本身的壟斷你 要慎重處理。   只爭朝夕，現在的形勢非常不好。你不要問我為何這樣，為何中國忽然受到美國敵視。美國的民意調查，對中國的印象是插水 式下跌。這問題存在的時候，我希望你們這個處理競爭的機構，說得清楚一點。某些市場行為政府認為不對，但如萬國機器、 加州石油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何那樣做。所以在這相當緊要的關頭，為國家的利益設想，我不想提，但還是要提一下。最近因 為疫苗事件，有一個叫畢井泉的人下馬了。我不認識他，但我注意到，西方一些重要的專業刊物，認為這個人對中國貢獻很大 。他是管理西藥的。人才難求啊！這些瑣碎問題，加起來很多很多，目前要慎重處理。謝謝各位。

(更新於：2018-07-03 08:03:51)   朋友傳來一篇英語文章，是Peter Navarro 寫的。此君以敵視中國知名，寫過一本題為《中國致命》（Death by China）的書。目前他是特朗普總統的製造與外貿政策委員會的主席。顧名猜意，他是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外可以致命。這不 是傳統經濟學的看法，但這些日子特總統的言論，主導著的貿易戰，有這樣的味道。我曾經說過，特總統是大好商人，競爭要 把對手殺下馬來。然而，國際上的貿易，基於互相得益，要賺他家的錢你要讓他家賺你的錢。   Navarro的文章是為特總統辯護，題為《特朗普抽進口稅是為了防守中國的侵略》。文內的重點，是指責中國盜竊了美國的科技知識， 提出一位中國的女士因為這類盜竊而認罪的例子。那所謂工業間諜活動（industrial espionage）在美國歷來是大話題，這方面的盜與防盜，花上的錢每年以百億計。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給我資助，要求我考查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這些難度甚高的話題。無論是深度或廣闊度， 在經濟學者中沒有另一組人比我和幾位助手調查得更全面。但我說過，因為難度太高，我們以失敗收場。話雖如此，如果讀者 參閱我的《英語論文選》中的《產權與發明》那章，會知道我們當年的考查與研究是有著深度甚高的一面。   中外合資的成因   說今天特總統要大手徵收中國有高科技含量的產品的進口稅，其中的科技知識是從西方引進，是沒有疑問的。不是局部——是 全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闊別了二十多年的廣州一行，見到那裏的幹部朋友，讀過大學的，對外間有點科技含量的產品所 知一律是零。鄧小平比我知得早：一九七五年他就說中國要引進西方的先進科技才可以把經濟搞起來。那當然，但要怎樣才能 把西方的科技引進呢？   關鍵是一九七八年十月，美國通用汽車的董事長造訪中國，提出與中國合資經營（joint venture）這個當時中國人沒有聽過的安排。這建議傳到鄧小平那裏，他說：“合資經營可以辦。”一九七九年七月， 鄧老提出的選擇合資的理由清楚明確： “現在比較合適的是合資經營，比補償貿易好，因為合資經營風險是雙方承擔。搞補償貿易，我們得不到先進的東西。搞合資 經營，對方就要經濟核算，它要拿出先進的技術來。儘管它對某些技術有保留權和擁有權，但不管怎麼樣，總在這裏用了，用 了我們總會學會一點。”     研究院同學執到寶   十多年前，一位在內地念經濟研究院的同學，拿著八套中外合資的合約來找我，不知是怎樣弄來的，問這些合約提供的數據可 否作為博士論文的題材。所有合資皆以五十、五十合股。真巧，這些合約中竟然有中方與通用汽車的合資合約。見到這批真實 的中外合資合約的樣板，我只翻閱幾分鐘，就跳起來。每項合資有幾份合約，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那說明科技的投入與商標 名牌的收費，說明外間的銀行戶口號碼，中方要按時匯款。這是說，除了合資所獲的分成，中方還要付的是商標、科技等費用 。其他七家外資跟中國的合資合約也大約如是。真替通用高興，今天，他們的汽車在中國的銷量比在美國還要多。   當我見到那些合資合約時，感到震撼，因為意識到，合資之外，一個街上人看不到的要點是商業或科技秘密的租用。發明專利 的租用合約容易，但牽涉到商業秘密租用的合約很困難，因為秘密這回事，一經外泄就去如黃鶴，無法收回。一項值錢的商業 秘密，要找買家，不容易寫出給秘密的擁有者可靠的保護的文字。一般的習慣是：你要把值錢的秘密給我考慮購買或租用嗎？ 先給我簽一張如有外泄我概不負責的合約（稱submission agreement）吧。   這裏的問題，是一部汽車必有多項發明專利的保護，這些專利是什麼發明在申請註冊時一定要公開說明，今天任何人可在網上 找到。商業秘密沒有明確的保護。任何人見到成果而可以追溯成因或可複製出來的，法律皆不能保護。像雲南白藥那樣能曆久 地守秘的例子罕有。問題是一般的商業機密不像藥方那樣清晰明確。一項做生意的程式可以是重要的秘密——好比多年前美國 一間航空公司出售機票的程式就曾經惹來商業秘密盜竊的官司。相比起來，一間有斤兩的工廠，其產出程式及無數的其他數據 一般要員工守秘——美國工廠的運作，很多瑣碎的事項不要讓外人知道。中美簽訂的合資合約容許中方知道產出中的無數方法 與程式，合資可以協助守秘，因為外資可派人到現場監管。     市場換技術的發展   這就帶到另一項有趣的發展，也跟鄧小平有關：市場換技術。這裏的理念是說，外資到中國設廠，科技含量越多，中國會越開 放本土的市場給有關的外商。這個理念起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那麼早有點奇怪，因為那時中國還算不上有什麼市場。但鄧小平 顯然是意識到中國的市場發展起來將會是非常大。始於一九八二年沿海的經濟特區。本意是外資到特區設廠，必須外銷，讓中 國賺點外匯。跟著的改變是，如果外資的工廠帶進可觀的科技，內地的市場可放一點給該外資。   市場換技術這項戰略性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變得清楚明確。記載說： “中央領導同志一再指出，這個問題要解決（即打開利用外資、引進技術的局面），要讓出部分國內市場換取我們需要的先進 技術，凡屬外商確實提供了先進工藝、技術、設備的產品，要讓出部分國內市場，允許一定比例內銷；國內緊缺需要大量進口 的產品，要允許內銷以替代進口……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和辦好經濟特區，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錢，主要是給政策，一是 給前來投資和提供先進技術的外商以優惠待遇，稅收低一些，內銷市場讓一些，使其有利可圖。”   這裏要注意，市場換技術是不需要跟中國合資的。這是說，要在中國設廠製造出口貨，可讓中國賺取外匯，歡迎，但要賣到內 地市場賺錢，那麼你設的廠要有相當的科技才成。換言之，來自香港的無數的所謂“來料加工”的廠商，其產品一律要出口， 管得很嚴。     作為經濟學者，我不能完全同意上述的政策，但北京上頭就是這樣處理，而跟著的科技引進無疑是成功的。今天外間見到的有 相當科技含量的中國產品，其科技知識不是盜竊而得，也不是明碼實價地在外間市場買回來，而是通過合資與“市場換技術” 弄回來的。   聽說北京將逐步取消合資的規限，到二〇二二年全部取消。我認為可以早點這樣做：只要有點科技斤兩的外資進來設廠，不能 不多用中國的員工，其科技知識會擴散，雖然不及合資那麼快，但夠多可以彌補。這裏的有趣問題，是如果讓外資自由選擇， 我認為他們大多數會選跟中國合資，雖然中方的股份多半會低於百分之五十。他們會要求合資，因為有中方的參與所有經營必 須辦理的手續會來得遠為容易。這不是說在中國經商的手續格外麻煩，而是外商不容易弄清楚什麼是門什麼是路。   深圳是鄧小平的代表作   今天，中國每年申請國際發明專利的數量超越了日本，估計約兩三年會超越美國。這些數據不一定能正確反映科技的進度或水 準，何況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國科技邁步前走的證據，是深圳的發展。那裏中外名家雲集。年多前我推斷十 年後深圳的發展會超越矽谷。這推斷主要是因為該市有一個工業重鎮——東莞——在旁邊。十年前東莞因為《新勞動合同法》 的引進而變得一片蕭條，今天，深圳的急速發展擴散到東莞與惠州去，導致這兩個城市的樓價跳升。   是深圳之幸。東莞的工業不像昆山那樣，廠家各有各的產品牌子，也不像蘇州工業園那樣，廠家各有各的名牌。東莞有的多是 接單工廠。一個到深圳投資的機構，要造一件產品的樣板，東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這樣的服務矽谷沒有。難怪天下的知名 品牌今天紛紛跑到深圳去。   回頭說“中國致命”這個話題，我怎樣也想不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整體會有害。美國某些行業需要轉型，某些行業需要放棄 ，但整體而言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一定是利大於害。美國今天的經濟增長率，是雷根總統以來最好的。去年我對一些朋友說美國 今年的經濟增長率，有機會超越雷根一九八四年的六點八五。現在看不會。貿易的保護政策歷來是害人也害己的。（《燃犀集 》）

(更新於：2018-06-26 08:12:36)   十多年前，格林斯潘當美國聯儲主席時，幾次提到中國的廉價物品進口協助美國壓制通貨膨脹，為中國說了不少好話。今天， 特朗普總統顯然認為某些中國貨的進口價太低，要抽這些貨的進口稅。當年格林斯潘歡迎的是中國製造的日常用品；今天特朗 普不歡迎的是中國製造的有相當科技含量的物品。這顯示著特總統擔心的不是中國物品的價格低廉，而是中國威脅著半個世紀 以來美國雄視地球的科技發展。   特總統的有趣排列   十多年前，中國製造的日常用品滿布地球，有一本美國出版的書，作者說家中的用品不容易找到沒有“中國製造”這幾個字。 今天，這幾個字在美國的家庭用品中漸漸消失，換來的是越南、巴基斯坦等其他國家。有趣地，特朗普今天徵收關稅的選擇是 把昔日的落後國家今天的經濟發展的速度排列。   執筆寫此文時，特氏建議第一輪抽的進口稅是中國貨值五百億美元，印度則抽貨值十五億美元。這是特氏對這兩個人口相若的 大國的科技產品的排列。炎黃子孫可以站起來：四十年前印度的經濟遠超中國。就是十多年前，說到數碼科技，印度被認為是 他們的天賦所在，先進之邦喜歡把數碼工作外派的，以印度為首選。今天從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看，特氏的打分是中國勝印度 ，五比零點一五。當然我是在說笑，但英諺有雲：笑話中有真理。     有點奇怪是除了鋼與鋁這兩項金屬產品，歐洲的國家沒有受到中國那樣的歧視待遇。這顯然是因為他們的工資遠比中國、印度 等地區為高。選擇性地抽稅是一種歧視行為，自古皆然，有時是歧視富有，有時是歧視窮人，但特總統可沒有作這種歧視。他 不是歧視產出成本比美國低的物品，而是從商業的角度看，歧視某些對美國的科技產品有威脅的競爭者。   中國優勢的起源   歸根究底地追尋，我認為今天中國具有的國際產出競爭力的優勢是源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文化大革命。這個不幸的災 難性史實，炎黃子孫付出了驚人的代價，總算帶來了兩方面今天見到的收益。其一是該革命弄得妻離子散，人民被調來調去， 到今天中國再沒有什麼南方與北方分歧的問題。二戰時我母親帶著幾個孩子在廣西逃難，兩條相鄰的小村可以語音不同，不論 婚嫁。南方稱北方人為外江佬，彷佛他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今天，到深圳走走，你不僅會發現那裏沒有深圳人，基本上沒有 誰管你是來自何方。這對經濟發展當然大有好處。   其次是在文革期間，教育那方面，除了政治課，大學教育可以安全地選擇的基本上只有數學和工科。某程度上，這傳統今天還 在。效果有幾方面。其一是可以處理數學微積分的中學生中國比美國遠為普及。長大後稱得上是數學家的當然不多見，但見到 方程式沒有恐懼感的青年甚眾。這對跟半導體有關的商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其二是懂得一點工程操作的人也甚眾。在沒 有工會約束的環境下，從事建築行業的人一般懂得幾方面，不像西方那樣分門別類，河水不許犯井水。結果是懂得設計機電的 人才無數，而從基建工程到樓房建築，中國造得好而快。     工資的排列   在上述的發展中江澤民做了一件很對的事：他在九十年代後期大事推廣大學教育。結果是，從本世紀初的每年約一百萬大學畢 業生升至今年的八百二十萬。超越了美國，雖然從人口的百分率看還是遠低於美國的。然而，從總人口算，中國內地大學畢業 生的百分比超過香港的一倍算是有看頭了。   我的大約估計，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起點工資，今天中國內地的約香港的一半，比一九九六年只有四分之一追近了不少。另一方 面，工作能力比較優秀的大學畢業生，起步後其工資上升的速度內地遠比香港快。   另一項有關的重要數據，是製造廠的工資比較。我選東莞的工廠為例，化作美元，跟美國的工廠相比，包括社保、食宿，一個 工人的最低市值工資——不是法定的——約美國的三分之一。這些是有實據的數字。聽回來的，是中國工廠工人的最低市值工 資，約高於印度的一倍，越南的兩倍，非洲的三倍。   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上述的數字，顯示在國際競爭下，中國今天是站在一個相當舒適的位置。美國大抽中國產品的進口稅，不管怎樣慎重地選擇， 不會對中國有大害。中國當然會受損，但美國的消費者要買貴貨，而被抽的可能是美國投資到中國的稅。關稅通常不穩定，何 況美國總統四年一任，暫時性的保護不會鼓勵建設新廠的投資。   背道而行的角力   要維護一項工業的發展而設立進口稅是另一回事。這後者沒有多少經濟學者會贊同，但北京是明顯地這樣做。可幸這些年他們 懂得把這保護關稅逐步下調，下調了不少。從習近平先生的言論闡釋，他是希望中國的進口稅減到零。怕什麼呢？香港的關稅 歷來是零，而在無數難民湧進的艱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的工業發展得非常好。今天的香港沒有土地發展工業，早就把工 業推到內地去。楊懷康說撤銷所有關稅與外匯管制是“王道”。昔日香港走的是王道，贏得東方之珠這個稱呼。要是習先生終 於走成此道，中國不是成為世界之珠嗎？   發展到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大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二百個香港。從消費那方面衡量，中國本土的市場非常大，本身有足夠 的實力獲取工業產出的比較優勢定律的好處。經濟學鼻祖斯密有一句名言：專業產出的程度是由市場的廣闊度約束著的。這方 面，中國今天本土市場的廣闊度足以鼓勵斯前輩高舉的專業產出帶來的利益。   面對特總統抽中國貨的進口稅，中國可以置之不理，何況北京正在推出一帶一路這個理念來打通世界市場。事實上，正如我在 另一篇文章提及，特總統對中國沒有歧視——他的保護政策對他的友好之邦是一視同仁的。北京選擇以同量進口稅作回敬，希 望有阻嚇對方之效，難以厚非。然而，從經濟利益看，不回敬，甚至減美國貨的進口稅，利益更大。至於其他友好之邦，在習 近平主張的開放政策下，中國大可藉這次難得一遇的機會，建議大家一起推出零關稅。《燃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