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2020-10-29 原載於新浪博客)    張五常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在上海2020中國地產金融峰會的講話 美國特朗普總統執政，幾番直言他在位之際不能讓中國的經濟整體的實力超過美國的，說得有聲有色，但也顯得白宮的謀士對 中國的文化與歷史的體會沒有什麼斤兩。我不要站在中國那方說話，但炎黃子孫歷來就認為他們有的是天下第一強國。可不是 嗎？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搞笑的義和團鬥不過西洋鬼子的槍槍炮炮，輸了，但多國的使者到北京簽辛丑合約時，慈禧安排 他們走的是歷來藩邦進貢的路！ 早上百多年的一七九三，英國使團到北京拜見乾隆皇帝，懇求跟中國通商貿易。乾隆給他們帶回給喬治三世的信十分經典，我 曾經拜讀，內容是說作為天下第一大國，中國什麼都有，沒有興趣跟蠻族貿易云云。 中國轉弱的原因 回顧歷史，中國的國勢轉弱可不是因為一八四〇的鴉片戰爭或一八四二的南京條約，而是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歷時十三年、死 人三千萬的太平天國的動亂。此亂也，是源於美國與墨西哥之戰（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導致產自墨國的銀兩減少。以銀 為貨幣本位的中國出現通縮，農產品賣不起價。期間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只是其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是的，神州大地歷來都缺乏金與銀。數千年歷史，紙鈔處理得像樣要等到一九九三年朱鎔基接掌中央銀行，而今天北京央行的 運作更是世界級水準的了。奇怪他們還沒有解除外匯管制。人類歷史說，紙鈔這回事，持鈔者信之則吉，不信則禍及天下矣！ 屬奇跡的八個年頭 我不要在這裡重複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先生南下說了一些話的重要影響，也不要重複算是同期推出的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的奇跡 。這些我都寫過。我也曾提及，有了這些基礎，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七這八個年頭，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冠於人類歷史。問題是 二〇〇八年初北京推出我曾經大聲反對過十多次的新《勞動合同法》。這裡要說的，是二〇〇七年美國出現了災難性的金融風 暴，而這風暴沒有禍及中國，是因為中國推出幾萬億搞基建。 經濟學者一般不贊同近于凱恩斯學派的政府花錢的行為。可幸的是這些基建項目早就打算要造，有了策劃，而中國的優勝處， 是這些專案做得快，也做得好。究竟這些專案的直接收費回報是否合算我找不到資料，但間接的回報卻大有可觀。這是帶起了 很多地區的地價，解決了這些地區的財政困難，也疏導了人口的分佈。 中國今天是天下第一大經濟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怎樣演算法倒要解釋一下。歷久以來，國際上的演算法是從國民收 入這方面看。這是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出現後，凱恩斯學派是這樣看。對中國來說，這演算法有困難。原因有三： 一、農業不抽稅，少了一項重要的資料。二、流動人口多，他們的收入難算。三、地區政府歷來有指標，幹部們知道，報低有 害，報高無益。 費雪之見可取也 在上述的約束下，我認為衡量中國的經濟實力要採用費雪（Irving Fisher）的財富演算法。國民收入的演算法基本上是凱恩斯的。費雪的演算法是先把預期收入折現為財富，而財富乘以利息率就 是一個穩定的川流收入。我的深交弗裡德曼當年就憑費雪的財富與一個穩定的川流收入，一九五七年寫成《消費函數理論》那 本書，一九七六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理論的主旨淺得五歲小孩也明白：市民的消費是基於他們的財富或預期的川流收入， 而不是基於他們的實際收入的。弗老的天賦名不虛傳，是源於他能用可以看得到的資料來證實該理論。 個人之見，是費雪的經濟學水準比凱恩斯的高出很多，而前者的思維的清晰是經濟思想史僅見。費雪之見，財富（wealt h）是預期收入的折現。因為將來或預期的收入高低不平，財富則變為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的折現，從而得到一條簡單的方程式：W=Y/r。這裡W是財富，Y是川流的年金收入，r是利息率。如此類推，樓 價是租金收入的折現，即是 V=R/r。這裡的問題是，目前在中國，發展得比較優越的城市，其實際租金的收入，除以利息率而求得的現值，是遠遠地 低於市場可見的樓價。 比方說，目前的上海或深圳，租金的收入不到樓價的百分之二，而市場的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強。這樣，買樓收租或自住，每年 要虧蝕約樓價的百分之四。這個看來是非理性行為的解釋，就是買樓的人預期——也是市場預期——樓價會上升，而這也是說 預期的租金會上升。為什麼市場會出現這種預期呢？近於深不可測的答案，是市場是預期著科技的引進，在可見的將來會急升 。當然，這預期可能錯——樓價可能大跌——但目今的預期就是這樣。 科技所值跑進土地那方去 說起來，這裡涉及的土地價值觀是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和幾位經濟大師研討所得的。樓價上升主要是源於地價上升，而地價 上升跟人口的增加可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好比中國的人口歷來都是那麼多，但八、九十年代的樓價不值錢。深圳的樓價上升 遠比上海的來得遲——大約起於二〇〇六年——到今天十四年上升了約八倍。 可以這樣看吧。勞動力的回報是工資，資金的回報是利息。知識的回報跑到哪裡去呢？當年我們想到的答案，是跑到地價那邊 去。是的，當年大家同意的看法，是二戰之後，先進之邦的房地產的投資回報率，一般而言遠高於其他資產的投資，是源於科 技知識的增加的價值，累積到永遠存在的土地那方去。人會謝世，樹會凋零，但知識與土地是永遠存在的。 倉庫理論源於我 這其中涉及到的是一個我創立的有點新意的倉庫理論。土地（或房地產）無疑是財富累積的一種倉庫。這倉庫可容納的上限， 是預期收入以利息率折現的上限。經濟學的傳統，在財富累積的理論有解決不了的困難，是預期收入到了土地可以容納的上限 ，國民收入再增加，花不掉的積蓄不知放進哪裡去。這是為什麼十多年前我提出一個倉庫理論，其中指出，收藏品因為沒有收 入的約束，其市值沒有上限，因而可以用作一個沒有上限的財富累積的倉庫。從收藏品的價值變動看中國的經濟增長，幾類受 寵的收藏品，其最高的升值速度也是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七這八個年頭，上升了約二十倍。 中國是地球上的第一大經濟嗎？從財富的角度看絕對是。十五年前，上海房地產之價約美國加州矽谷的一半，今天約矽谷的一 倍。也是今天，中國的高樓大廈隨處可見，遠多於美國的。這也是代表著財富的高下之別。勞動力呢？如果今天舉世還有奴隸 市場，拿去拍賣，中國勞動力的總市值會遠比美國的高。當然，文物也有市值，這方面也是中國遠勝。 結語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中國的大學制度辦得不好，導致無數的聰明腦子得不到適當的指導與培養。這方面的不足，以及需要怎樣 改進，我已經在《科學與文化》一書內解釋清楚了。 北京的朋友還需要做的——一定要做的——是把人民幣推出國際，而與此相連的是解除外匯管制。這些工程不會容易，牽涉到 不少問題，需要怎樣處理我在其他文章解釋過了。 用財富的總值排列經濟整體的高下，中國超越美國相當多是沒有疑問的。從基建投資帶起舉國地價上升這角度衡量，我的大約 估計，是中國的總經濟超越美國，始於二〇一二年。如果沒有二〇〇八年初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的左右，這超越是不需要 有基建的大興土木的協助的。 今天，因為新冠病毒對美國的禍害遠較中國為甚，疫情過後中國的總經濟可能拋離美國了。如果北京的朋友能接納幾年前我提 出的十一項建議，此“拋離”也，勢在必然。可不是嗎？中國的人口跟美國是四與一之比，沒有種族歧視，只要人均財富達美 國的一半，中國的總財富會倍於美國。好些朋友沒有注意到，富裕如美國，因為有種族歧視，那裡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他們的貧 民區——稱ghetto——其慘情今天整個神州看不到。 回頭說美國特朗普總統幾番說的，他不要讓中國的總經濟在他在任之際超越美國。這點，他不用擔心，因為在他上任之前已經 超越了。  

(2020-05-07 10:35:31 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為鳳凰網財經雲峰會稿，五月七日播出） 儘管我帶到美國求學的外甥與自己的兒子在生物與藥物的研究上今天皆有所成，我對有關病毒的話題卻近於一無所知。我是研 究經濟的，從一九五九到今天沒有停頓過。我也曾經在經濟歷史這方面下過功夫。當年教我歐洲經濟史的是史高維爾（War ren C. Scoville，1913-1969）。 從表面看，今天舉世出現的新冠病毒跟歐洲十四世紀出現的黑死病很相似。二者皆傳染力強，殺傷力強，而新冠病毒也有患者 的皮膚呈現黑色。史書說，當年歐洲的黑死病減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導致工資上升，地價下降，而整個地球的經濟受到影響 ，不景近一個世紀。 昔日的黑死病據說是一種鼠疫（bubonic plague），屬細菌——傳說是——要是今天出現可用抗生素藥物醫治。但新冠病毒是病毒，可靠的藥物還沒有，是以為難 。今天，處理病毒的主要方法還是疫苗，屬預防性質。目前好些地方正在研發新冠病毒的疫苗。這方面，我不懷疑中國會在幾 個月後首先推出。話雖如此，我還是有點懷疑昔日的黑死病與今天的新冠病毒可能是同一回事。昔日的黑死病源自老鼠，今天 的新冠病毒源自蝙蝠。蝙蝠不是有點像老鼠嗎？ 然而，時代畢竟是改變了。今天看，地球經濟不景百年是不會出現的。但大蕭條會出現嗎？會的，因為如果我們以昔日的準則 ，以失業率百分之十強為大蕭條的衡量，這不幸的情況今天在地球上好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好些地方的失業率遠超百分之十。 這樣，問題再不是大蕭條會不會出現，而是開始出現了的大蕭條需要怎樣挽救。 近代歷史上，稱得上是大蕭條的只有一九二九年起自美國那一次，歷久不振，要到一九四一年美國加入二戰後才終止。我們要 回顧當年是發生了些什麼事，好讓我們知道今天需要處理些什麼來拆解新冠病毒對經濟的禍害。 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過兩個多才多藝的經濟學天才。一個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凱恩斯（John M.Keynes，1883-1946），另一個是美國耶魯大學的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我個人認為費雪是古往今來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而凱恩斯在經濟理論的基礎掌握上是略嫌不足 的。問題是，曾經賺過很多錢的費雪，遇到一九二九年的大蕭條而破了產——連住所也要大學提供。凱恩斯呢？他曾經近於破 產，但謝世時卻是大富。這項近於無聊的區別，促使後來不少經濟學者為此重視凱恩斯而漠視費雪。無可置疑，凱恩斯與費雪 多才多藝，經濟學之外的多方面皆有建樹，令人拜服。 經濟學諾獎得主、英國學者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曾向我解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的主要成因，是舉世推出保護性的貿易關稅。另 一方面，我的深交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雖然同意貿易關稅增加了當年大蕭條帶來的禍害，但他支持費雪之見，認為貨幣政策 上的嚴重失誤是當年出現大蕭條的主要原因。 綜觀上述，面對目前新冠病毒帶來的經濟困境，加上中國的經濟已經轉弱了一些時日，我在下面提出七項政策建議給北京的朋 友考慮。 （一）切忌通縮出現。費雪提出的“負債通縮理論”（Debt-Deflation Theory）是重要的提點。目前中國的通脹率是百分之四與五之間。弗裡德曼認為通脹率二到五對經濟有利。我建議在目前的情況 下，通脹的上限可提升到百分之六。這些日子北京央行的運作，儘管不少朋友認為是過於複雜，有不少問題，我認為在物價指 數的調控上他們是可以的。要記著，可以由央行調校的通脹其實只是物價上升，在適當時期可以適當地調低。這不會導致對經 濟為禍不淺的惡性通脹的預期。 （二）切忌外貿收縮。當多年前希克斯向我指出外貿收縮是三十年代大蕭條的主要成因時，我有點懷疑，後來跟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1932- ）研討，再看資料，同意當年希克斯說的，外貿收縮對經濟的禍害不在貨幣政策失誤之下。 這裡要說的重點，是外貿的國際量的或大或小，其主導權力今天是在中國。這是因為排除科技產品與名牌珍品，只從人民的日 常用品看，中國的市場約占地球的一半。要是中國提出互相零關稅，沒有哪個國家會不接受。我首選向英國作此建議，跟著是 歐洲的先進國家，跟著是美國，再跟著是日本、韓國、印度、越南等國家。這個次序的排列是基於工業的低層工資的高下，由 高而下。選英國為先卻是因為他們歷來是近於零關稅，用不著怎樣洽商，跟著歐洲的其他先進之邦如果不接受他們的經濟會出 現災難。 （三）順勢推出人民幣。在推出相互零關稅的同時，中國的進口商可以順勢把人民幣推出國際。進口商可以要求對方用人民幣 或對方選擇的貨幣議價。千萬不要勉強。雙方用不同貨幣議價含意著的人民幣匯率，可能與北京央行的官價匯率不同。央行不 要干預。然而，各種貨幣的不同議價提供著關於匯率均衡點的訊息資料，央行可以據此調校他們的官價匯率。結算的銀行由雙 方議定。這樣處理，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左右人民幣推出國際，中國今天還存在的外匯管制因而可以先從貿易專案解除。這裡我 要澄清，我對目前還存在的中國的外匯管制的細節，因為常有變動，沒有跟進，只是在直覺上認為零關稅可以協助外匯管制的 解除。 （四）不要胡亂管制市場。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是同一市場，不是兩個不同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當年處理失誤。這是為什麼二〇〇七年我讀到將要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的九十八條細則後 ，多次提出反對。可惜皆如石沉大海。撤銷此法，讓勞資雙方自由選擇合約替代，中國的經濟會立刻出現轉機。 （五）中國的稅制越來越複雜，加上沒有清楚權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過地清理：抄香港的可以——我不明白，為什麼北京的 朋友老是要抄歐美的東西？ （六）政府的投資要算清楚回報。二〇〇八年西方出現金融風暴，溫家寶先生推出幾萬億搞基建，效果不俗是因為一方面那些 專案是早就計畫要做的，而更重要的另一面是帶起了很多地區的發展。我不同意弗裡德曼，認為政府不要參與市場可做的事項 。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解釋過了：只要有清楚的權利界定，在某些局限下政府的操作可比市場有較低的交易費用，因而 有更好的成果。這裡的關鍵問題，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指引，計算準確的回報很困難，何況利益團體的參與是近於無可避免的。 （七）從凱恩斯學說引申出來的爭議，西方的經濟學者得到一個肯定的結論：要振興經濟，政府花錢遠不及減稅那麼有明確的 效果。所以我認為如果中國的經濟明顯地惡化，北京的朋友不妨仿效乾隆皇帝，全國免稅一年，或選擇性地對中小型企業免稅 一年。 回頭說新冠病毒，我要在這裡肯定中國的處理。當這病毒出現後不久我這樣說時，一些朋友以為我發神經。但今天他們見到人 口只中國四分之一的美國，這病毒禍及的人數卻比中國高出十多倍，就認為我有先見之明。我是個學者，可以不說，可能說錯 ，但不能說自己不相信的話。 不久前，九十六歲的政治外交大師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 ）撰文說，新冠病毒的出現與全球性的普及，將會改變世界的秩序。我同意這觀點，但不知道這秩序會改變成怎樣。

  (2020-04-16 轉自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我的兒子四十八歲了。不過兩年多前，四十五歲，他才找到一份稱意的工作。論讀書考試，他是我家內內外外成績最好的一個 。他的中學成績不怎麼樣，是因為我約束著，放學回家不准做功課，更不准請什麼補習老師。我認為求學這回事，是長途賽跑 ，早起步飛奔一定會敗下陣來。 兒子和他的妹妹進入了大學後，我完全不管他們的成績。永遠不問。只是一次在飛機上，見到一本刊物選出美國大學的幾百位 成績最佳的本科生中，兒子與女兒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女兒讀大學只是為了給我作一個交代，畢業後她要結婚成家，是她的選 擇，我不反對。兒子卻要不斷地讀下去，我當然也不反對。作本科生時他要購買很多課外的關於生物的書，而後來進入了研究 院，買書的錢由校方提供，他當然買得更多了。 兒子放在書架上的書，看起來一律是全新的，彷佛沒有被翻過。一次我問他：“這些書你都讀過了嗎？”他答：“都讀過了。 ” 本科後，兒子進入一個要花十年時間的課程，是生物博士與醫學博士一起讀的。跟著他花了五年做些醫生專業與獲取牌照的操 作，再跟著是進入了西雅圖的一家研究院，行醫的時間只約五分之一。困難的出現，是在美國，研究金的獲取越來越困難！是 在這個困境中，喜歡從事研究工作的兒子，兩年多前轉向有直接商業價值的醫藥研究那方面去。 兒子說，有直接商業價值的醫藥研究與沒有直接商業價值的學術性研究，其趣味是一樣的，只是前者用不著發表學術文章。兒 子有醫生牌照，做商業研究的價值較大，因為跟醫院與其他醫生的溝通是比較方便的。 為了轉向有商業價值的醫藥研究那方去，兩年多前兒子轉到該行業最集中的加州中部。我曾說過，他在那裡買了一間前後有小 花園的房子。同樣的房子，十多年前美國之價倍於上海，但今天只約上海的一半，約深圳的五分之一！我也曾經說過，以房子 舒適而言，比起中國，美國是遠為接近《聖經》說的伊甸園了。 我見兒子搬進了新購的房子，幾番建議他在前後的小園多植柑樹，因為加州一帶是植橙與柑最適宜的地方，但市場多見的是橙 ，少見的是柑。五十多年前，我在洛杉磯加大念書時，一位同學家的後園種著多棵柑樹，其果實甚佳。 我對兒子說，我希望兩個孫女在長大的過程中見到果樹結果。這是因為自己年幼在廣西逃難時，在貧困的村落中，老是愛看果 樹上結著的果。我當然吃水果，不是很喜歡吃，但奇怪地喜歡見到樹上掛著滿是成熟的果實。是的，就是在日暮黃昏的今天， 我在內地擁有一個果園，每年在果熟時我總要找機會去看看樹上結著的果實。 我也說過，愛看果樹結果的取向可能跟我在學術研究的取向有點關聯：凡是一個題材有了起點，或動了筆，或決定要寫，我歷 來是見不到成果不會甘休。 遙想一九六七年寫好了論文《佃農理論》，到洛杉磯加大的校務處索取博士文憑時，因為外籍學生需要多交五十美元，我決定 不要，因為論文已經寫好了，交了出去，幾位教授都簽了名，一紙文憑怎值五十美元呢？正要離開，校務處長史高維爾（他曾 經教過我的歐洲經濟史）卻追了出來，要替我交那五十美元。我急忙在錢包掏出錢給他。 我是個平生沒有用過一紙名片的人。對我來說，名頭與文憑不是果實，但《佃農理論》這論文則無疑是。後來在芝加哥大學的 兩間圖書館找到更多的有關資料，把該論文加長了約三分之一，在芝大出版後我把該書放在自己的床上，陪伴著我睡覺好幾晚 。今天回顧，當年師友之間論英雄，大家只衡量思想的重要性，沒有誰管文章的數量與名頭的。 當年在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研究院，比我聰明的同學有的是，但決定要寫的文章，我一定會寫完的習慣卻不多見。老師阿爾欽曾 經對他的女兒說，我永遠比他教過的其他學生多走幾步。其實這只不過是說，我要見到果實才甘休。 有些題材，從意識著要寫到到寫出成果很容易。好比寫座位票價，實地考查兩個星期，下筆只一個週末。有些題材很困難，好 比寫價格管制，只二十頁紙我反復重寫，花了一整年。有些題材重視變化，要多累積觀察，歷時甚久。好比寫《公司的合約性 質》，我在一九六九年回港考察工廠時，就決定該題材要以件工合約為核心，到完工發表時卻是一九八三年了。最遺憾是兩份 厚厚的石油工業的研究。老師阿爾欽認為是他讀過的最優秀的經濟實證研究報告，可惜當時因為是顧問工作，不能發表。今天 是可以出版的，但是非常專業的學問，出版商恐怕沒有興趣。 這就帶到我要向同學們推薦的《經濟解釋》。我從二〇〇〇年退休後，才開始動筆，因為要多積累對世事的觀察。最初是分三 卷的，跟著是分四卷，到今天，則成為五卷了。寫了整整二十年！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一個原因是上述的，我要見到結果。另一個原因——近於無從解釋的——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歷久傳 世。要爭取自己沒有機會見到的身後事，是不容易解釋的行為。說實話，多年以來，寫作的稿酬或版稅，我是全部由協助找尋 資料或整理文稿的助手收取。但論著卻是我的，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果實了。一九七六年道金斯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提出的 論點可能解釋：要養育自己的下一代是自私的基因使然，那麼從這一點看，要自己的思想傳世也是自私的基因使然了。 朱錫慶曾經說我那套《經濟解釋》將會傳世一千年。是過於誇張嗎？當朱兄這樣說時我認為是，但今天看可能不是。這是因為 今天見到很多商人與幹部都在讀這套不容易讀的書。聽說他們認為那套書有實際的用場。經濟學本來就是要有實際用場的，只 是數十年來從事者為了爭取多發表文章與在大學的升職，轉到數學方程式與無數無從觀察——因而無從驗證——的術語的“新 ”經濟學那些方面去。 物理學是一門有公理性的科學，而又因為有關的變數皆可觀察，所以可以推斷，因而可以驗證。建築工程不是物理學，但要基 於物理學的公理才可把建築物建造起來。我從事的經濟學也是公理性，然而，除了“需求量”這項不是真有其物的無從觀察的 “量”，我否決了所有其他無從觀察的變數。只一個無從觀察、不是真有其物的“需求量”，我就深思了幾十年才處理得好， 但今天的經濟學卻發展為滿是無從觀察的術語的學問。 有些朋友說，這不幸的發展是源於我在《佃農理論》第四章提出的那無從觀察的“卸責”這個概念。可能是，因為這個沒有驗 證用途的術語影響了阿爾欽與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發表的關於經濟組織的大文，跟著就是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一本滿是 無從觀察的術語的書，再跟著就是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流行過一段日子的博弈理論的捲土重來了。 其實，爭取思想傳世是近於無聊的玩意，因為作者本人沒有機會見到。但在無聊中我們還是要問：王羲之為什麼要寫他的《蘭 亭集序》？蘇東坡為什麼要寫他的《赤壁賦》？羲之當年要在數十個文人中表演一下，不難明白，但蘇子寫好《赤壁賦》後是 不敢示人的。我在退休後花了二十年，多番修改才寫成今天同學們可以見到的五卷《經濟解釋》，為的是些什麼呢？答案是要 見到自己創造或培植出來的果實，而希望的是自己不可能見到的歷久傳世的追求。 我從事經濟學六十一年了。在這門學問的創作上我不斷地嘗試了五十五年。今天回顧，作品能傳世半個世紀不困難，但一定要 有三個因素的存在，其一是作品要有點新奇——英語稱novelty是也。不一定要有震撼性，但總要給讀者有點新奇的感受。其二是作品要有趣。這是品味上的問題——天生沒趣的 人在經濟學的研究上不會有大成。其三是作品提出的論點一定要是真理——或起碼要經得起一段長時日的蹂躪。 這些傳世條件的要求，解釋了純為興趣與滿足作者的好奇心而追求的學問，其傳世的機會一定比追求其他目的為高。純從學問 或知識的角度衡量，沒有趣味的作品傳世三幾十年是近於不可能的了。  （《童年的回憶》之十二，完）

  (2020-04-07 轉自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四月五日 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寫自己的傳記，但我認為自己算不上是什麼人物，不值得勒碑誌之。然而，寫散文，我久不久提到自己的已 往，而比較有系統的有《求學奇遇記》、《〈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一蓑煙雨任平生》等幾個系列。 這次寫《童年的回憶》，是源于一位朋友傳來香港西灣河山頭的一幀攝於一九六七年的照片。再早上二十多年我是在那裡的山 頭長大的。思往事，我用英文寫了一封長信給一些朋友，略說在該山頭長大的情況。這些朋友譁然，其中一位竟然說我有寫《 荷馬史詩》的本領！我嘗試把該英文信翻為中文給同學們看，但動了筆就覺得不妨多寫幾篇。《童年的回憶》於是寫了十篇， 這最後的兩篇是要寫些結語了。 我認為一個人的腦子有三方面不同的功能。其一是記憶力，其二是分析力，其三是想像力。我認為記憶力是天生的，分析力是 訓練出來的，而想像力則要靠培養而得。這些觀點是我這個在地球上活了八十多年的人，憑自己回顧平生的或成或敗的經歷而 獲得的意識。 先談記憶力吧。每個人的記憶力通常都不差，但有些人好得神奇，而且往往在年幼時就顯示出來了。最明顯的例子是下象棋。 那所謂“十八歲不成國手，終生無望”之說，是指下棋。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美國昔日的國際象棋天才費雪，只十歲就走出被譽 為二十世紀最佳的一局棋。記載說此子的記憶力好得神奇：在他之前的所有名家對局他全部記得！ 當然，象棋要下到世界級水準，記憶力不僅要好得近於奇跡，分析力也要大有可觀。然而，我要在這裡指出的，是想像力於下 棋不重要。可以這樣看吧：凡是可以譜入今天的電腦、可用方程式處理的玩意，皆跟我在這裡要說的想像力沒有多大關聯。 轉談分析力，其天賦也可在年幼時就展現出來。數學是一個例子。數學的天賦跟下棋的天賦沒有關聯！很多人認為有，其實沒 有——這是五十多年前我跟美國的一些師友討論後大家同意的結論。數學的天賦不重視記憶力，而是重視分析或邏輯推理的本 領。當然，任何人都可以學數，也應該學一點，但要成為世界級的數學人馬，沒有明顯的天賦我勸你不要進軍。 音樂也是展現得早的天賦。想想吧，二百多年前，通訊落後，五歲的莫札特的音樂天賦就名動整個歐洲。早發的音樂天賦跟早 發的下棋天賦沒有關聯，但奇怪地跟也屬早發的數學天賦是掛上了鉤的。為什麼會是這樣是個有趣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音樂與 數學的天賦有關，是因為二者皆重視符號的掌握與“量”的相差或相等的感受。 上述之外，在音樂上要有大成，耳朵的聽覺要生得特別好。這後者我早知自己有所不逮。當然，任何人都可以學音樂，也應該 學一點，但如果你要成為師級人馬，耳之於音有所不逮我勸你不要嘗試。另一方面，跟任何藝術的表達一樣，要有大成其從事 者的品味一定要好。品味這回事的確很重要，我認為不是天生的，有機會我會說得具體一點。 這就帶到這裡我要說的“想像力”這個主題。我認為想像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後天的成長中培養出來。物理學大師愛因斯坦 曾經說想像力是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一環，應該是。我對物理學完全不懂，但所有我讀到的關於愛氏的文字，都提到他的想像力 。 嚴格地說，我認為物理學是難度最高的學問。我不敢談物理，但經濟學則大可一談——這後者，我不僅認真地操作了六十年， 而且當年在美國的師友近于一致地認為我是行內最富想像力的一個。我可舉幾個簡單的示範例子。 例一。寫佃農分成，是關於生產要素的市價厘定。傳統的分析說，雇用勞動力，有了一個工資，雇主會雇用某量。佃農分成呢 ？我見租用土地沒有一個租金，就問：那麼地主要給農戶多少土地呢？ 例二。寫座位票價，我見當時香港的電影院的戲票炒黃牛，其價較高的優質座位的票永遠是先售罄，就問：為什麼優座票的定 價一般是偏低了？ 例三。蜜蜂采蜜的服務是一種產品，蜜蜂傳播花粉的服務是另一種產品。傳統的分析用兩條函數方程式處理，複雜得很。我說 ，二者加起來是一種產品，正如養羊，既有羊毛，又有羊肉。 如上述例子，示範著的想像力，我寫的英語論文篇篇皆是，而六十五歲退休後寫了近二十年、今天成為五卷的《經濟解釋》， 差不多頁頁皆是。好些朋友說讀我的文章，讀了一段怎樣也猜不中下一段會是說什麼。他們當然猜不中，因為下筆時我自己也 不知道下一段會說什麼。 楊小凱曾經白紙黑字地直言，斯蒂格利茨抄襲我《佃農理論》的第四章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替我抱不平。其他行內人指出 ，抄襲我的思想而獲諾獎的，不下一掌之數。什麼不完整合約、效率工資、卸責偷懶、風俗產權等獲諾獎的話題，皆源於我。 我懶得回應，因為認為他們連抄也抄錯了。 科斯我當然是敬仰的。但他那大名鼎鼎的定律說，如果交易費用是零，市場的運作會怎樣怎樣。我卻說，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是 零，不會有市場。這點重要，而科斯也認為是對的。對我來說，這項科斯的大錯是一項重要的貢獻，因為給了我啟發，讓我後 來在《經濟解釋》中推出今天看有機會名垂思想史的“交易費用替代定律”。有點可惜，我曾提及那“科斯定律”出現的一九 六〇年的鴻文有一個大漏，不是因為上述的錯，而是在該文內科斯沒有提及奈特。後者於一九二四年提出同樣的觀點，科斯不 可能不知道，少了一個提及奈特的注腳，將來寫經濟思想史的會指出這件不幸的事。科斯的貢獻，因為加進了交易費用，其實 很大，只一個提及奈特的注腳就會永遠地過了關。 如果我真的有當年在美國的師友說的不凡的想像力，那麼今天回顧，這本領是源于年幼時在廣西荒山野嶺，背著妹妹到處尋尋 覓覓的艱苦日子，以及二戰後因為讀書不成，繼續在荒野流浪，或跟香港西灣河山頭的窮孩子遊玩而需要自己想辦法取勝的玩 意。年幼時我的父母沒有給我買過一件玩具，年長後養育自己的一子一女，我也沒有給他們買過一件玩具。 回想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為兒女選學校，我逼著要把他們送進英語學校，因為這些學校放學後回家不用做功課。我要他 們想出自己的玩意。大學畢業後女兒要結婚生養兒女，這是她的選擇，我不干預，雖然我認為進入研究院她會卓然成家。兒子 呢？他要走我的路，以學問為生計。先專於生物與醫學，後轉醫藥研究，今天也屬世界級人馬。我的一位外甥當年在香港沒有 大學收容，把他帶到美國，教他怎樣去釣魚，今天該外甥在細胞的研究上也卓然成家。 我們三個當年考那些墨守成規的公開試都不會在香港有大學收容——我自己連初中也沒有過關。然而，我們三個皆憑想像力而 在西方嶄露頭角。我的中學成績最差，兒子次之。中學成績最好的是我的外甥，可幸當年香港的大學不收他。奇怪地，我們三 個以想像力論英雄，其高下排列剛好跟中學成績倒轉過來！ 今天看，我們三個會獲諾貝爾獎嗎？當然不會。不久前我對外甥說：“你是不會拿得諾貝爾獎的。但關鍵的問題是，如果你獲 諾獎，沒有人會說不值得。”他很高興，因為這些日子獲該獎彷佛是中了邪，給行內的眾君子罵得死去活來的。儘管我的外甥 及兒子今天皆屬世界級人馬，但要打進將來的史書他們的機會可要比我低一點：年幼時他們可沒有在荒山野嶺流浪過，想像力 因而比我不上！ （《童年的回憶》之十一）

(2020-03-13 轉自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回頭說寫這系列回憶文字，起筆時我提到香港西灣河太富街十二號二樓，我出生的地方。二戰後，神州局勢混亂，國共之爭嚴 峻，不少內地客逃到香港去。作為平南縣長的歐陽先生，字拔英，也逃到香港來。因為他曾經幫過我們逃難到平南縣郊外的那 沙村的一家七口，母親安排歐陽先生、他的夫人與兩個侄兒住在太富街那間公寓式的單位。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離開佛山的華英附小，回港後父親收到該校的校長的一封信，說我讀書成績太差，要另謀高就，這是把我逐 出校門了。有點奇怪，開除一個小學生校長無須親自寫信給學生的家長。後來知道，我家幾個孩子進入華英，是因為那裡的校 務主任，姓呂的，跟我的母親有點疏遠的親戚關係，所以華英的校長要來信解釋一下為什麼要把我逐出校門。 今天回頭看，當年離開華英回港是好事，因為過了幾年朝鮮戰爭開始，有幾位元我在華英認識的同學參與該戰事，消息傳來皆 醉臥沙場。 我寫過一九四八年回港後在灣仔書院的一些往事，其中遇到的郭偉民老師讓我蹺課而還把我升到皇仁書院去。我也寫過在皇仁 書院遇到黃應銘老師的賞識，見我升不了級還對其他同學說我是特別的。我在皇仁被逐出校門是一九五四年。 我也寫過西灣河太寧街的二十七號，在那裡遇到的能人異士對我後來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太寧街當時稱第二街，而歐陽先生 住的太富街是第四街，二者相隔步行約三分鐘。流連于太寧街，我久不久跑到太富街跟歐陽先生傾談一下，而這傾談越來越頻 密，一九五四年離開皇仁之後我每星期總要找歐陽先生傾談三幾次。 歐陽先生是我平生認識的對中國文化知得最有深度的人。他喜歡跟我談風水，論掌相，但他自己是信與不信之間。每天清早他 到廉價食肆喝茶，永遠是普洱，一盅兩件。 做縣長時他無疑是個清官，來港時一點錢也沒有，我的母親按月給他一點家用。 跟他談中國的古文，他認為是上選的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孔明的前後《出師表》，李華的《吊古戰場文》，蘇東坡的兩 篇《赤壁賦》。教我背古文，他推薦一本今天沒有多少人知道的《東萊博議》。 歐陽先生最擅長的是寫書法，精研漢碑字體，而他認為自己寫得最稱意的是《石門銘》。當時我聽到，歐陽先生是廣西一帶寫 漢碑的第一把手。多年後我自己對書法有了深入的認識，才意識到盛行於清代的漢碑書法，沒有一個寫手的功力比得上歐陽先 生。是的，我認為那極負盛名的清人金農寫的漢代《華山碑》，比不上歐陽先生寫漢碑的功力。 跟歐陽先生論書法，他講的是哲理，跟多年後上海周慧珺老師教的是兩回事——周老師教的主要是用筆之道。想當年，歐陽先 生喜歡帶著我，坐在走得慢的電車的頭等座（即上層），票價二角，然後觀望路旁店子的招牌展示著的書法。他逐一品評，向 我解釋什麼是可取什麼是敗筆。他討厭北魏的碑體，認為是矯揉造作，犯了書法藝術的大忌。 這就帶到多年後我愛收藏中國文物的一個重要起點。那是一九五六年，我在香港嚤囉街的一間舊書店見到一個書法拓本，稱《 婁壽碑》，據說是從日本回流的。我帶歐陽先生去看，他立刻認為是他見過的最重要的漢碑拓本的真跡。那時我已經聽到歐陽 先生曾經是收藏漢碑拓本的廣西名家，只是逃難時沒有帶到香港來。 該《婁壽碑》封面的題簽說明是《宋拓婁壽碑》。要價七十港元，當時是很高的價格了——其他的漢碑拓本當時只賣幾塊港元 。歐陽先生堅持要買下來。他沒有錢，我要把自己的零用錢積蓄了幾個月才湊夠七十港元這個數目。 後來我考查所得，《婁壽碑》無疑是漢碑中的王牌，但眾人只是聽過，沒有見過。再後來我見到清人何紹基藏的《婁壽碑》拓 本的複印，字是相同的，但何氏收藏的字體支離破碎，完整的字沒有幾個，顯然是宋代之後的拓本。今天網上也有另一份有龔 自珍題跋與很多名家鑒賞章的版本，也說是宋拓，但比我的少了二十四個字，而且字體明顯地有別，弱了很多，也跟何紹基藏 的不同。 我見到的是漢代的《婁壽碑》沒有疑問，但是否仿製而不是宋拓的真跡呢？有三個不同的看法：一位專家說有問題，不敢肯定 是真；另一位專家說是宋拓本無疑問，但究竟是不是那經典的《婁壽碑》他不敢說；我自己呢？認為是宋拓《婁壽碑》的真跡 無疑問。三個原因。其一是歐陽先生的學問與對漢碑拓本的研究，是遠遠地高於後來的人。其二是有何紹基舊藏的破碎版本的 支援。其三是嚤囉街的那家舊書店的女老闆我當年認識，她是專於出售二戰後從日本回流的中國書籍。她完全不知道《婁壽碑 》是何方神聖。 拓本上蓋著兩個印章，歐陽先生說用上的印泥是難得一見的上品，不可能是等閒人物蓋上去的。其一的篆文為“均初所得海外 金石文字”（見附圖一）。均初即沈樹鏞（1832－1873），是清代有名的金石學家。其二的篆文為“子垣鑒賞”—— 查不出“子垣”是誰，但中國嘉德二〇一九年春季拍賣“漢朝侯小子殘碑、紙本”上，有同樣“子垣鑒賞”的印（見附圖二） 。 這裡我也附上歐陽拔英先生的題跋（見附圖三），印章“綠谷樵夫”是他的齋號。跋文如下： 丙申年夏與五常弟于舊書肆中以七十港元得之碑字魄力雄強骨肉洞達他碑殊難與相比真神品也。                              綠谷樵夫謹志于香江 這裡也附圖示範我今天還珍藏著的《婁壽碑》開頭的八個字（見附圖四）。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被皇仁書院逐出校門，無所事事。我的父親臥病于養和醫院，當時家境好，他住的是一間私人病房。歐陽 先生常常到那裡陪伴他。一天父親招我去見他，說：“醫生說我還有約兩個月的壽命，你讀書不成大家都知道。我去世後你可 到文來行學做生意。這些日子歐陽先生常來這裡跟我傾談，他屢說你是他見過的最有天賦的青年。最近我對你觀察多了，認為 歐陽先生說得對。有機會你要再讀書，因為我平生最佩服的是有學問的人。我對你的改觀，已經對你媽媽說了。她會知道怎樣 做。”                    最後要說一個小遺憾。那是我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臨行前把上述的《婁壽碑》放在香港西灣河澳背龍村的舊屋中的一個衣 櫃內。一九七五年回港一行，再找到該《婁壽碑》，卻見有些被蛀蝕的痕跡。我立刻拿該碑帖到九華堂去重新裝裱，裱得好， 但取回時卻少了封面的題簽。                 （《童年的回憶》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