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鳴

  (2019-05-10 雷鼎鳴 晴報)    醫委會終於僅以一票之差勉強通過鄧惠瓊教授提出的方案，以後海外醫生若要來港行醫，要在醫管局的醫院、衛生署或大學醫 學院工作3年，又通過考試才可以。這方案比過去一些歧視性很強且保護主義色彩更濃的方案是一種進步，但保護主義的思維 仍在。眾所周知，這個專業考試被弄得極為困難，及格率奇低，就算是香港或海外的名醫都毫無把握考得過，這樣如何能吸引 到人才？香港需要的是一種能保護病人健康及選擇權的一種制度，而不是千方百計防範人才來港服務的制度。 醫學會保護主義形象突出，不值得訝異，全世界醫學組織多多少少都有此通病，但為了社會總體利益，市民不會希望他們太過 分。不過，有一點我倒是同意醫學會前會長蔡堅所言，他相信香港能吸引到的海外名醫，頂多是屈指可數。我過去長期參與過 招聘海外一流學者到港工作，這是極艱巨的任務，每一個成功個案背後都包含?無數的心力。醫生與學者不盡相同，若是名醫，一定也有相當的社會地位與收入，別人也想留?他們，沒有足夠的條件，怎能打動他們？ 香港醫學界卻反其道而行，處處設限，擺出一副我不想你來的架勢，名醫怎會不拂袖而去？殖民地時期，外國人來港可享有海 外僱員條件，待遇特別豐厚，這帶有歧視港人成分，並不公平，但現在矯枉過正，歧視外地資歷，同樣不公。 培訓人才成本高 短期難紓壓 這種態勢對港十分不利。香港目前每1,000人口中，只有1.93名醫生，遠低於歐美國家與新加坡。反對引入外地醫生 的人，只肯承認醫管局管理不當才致公家醫院逼爆，但對是否醫生短缺卻顧左右而言他。公家醫院醫生不足，已是不證自明的 事實，但私家醫生是否足夠？從經濟觀點看來，醫療服務的供求有市場價格的調節，若是需求大於供應，價格會上升，短缺自 動消失。 但價格上升的方式，卻不只限於多收醫生費，而在於縮短見醫生的時間。時間愈短，等於醫生每分鐘的收費愈高。據好友芝大 醫學博士並在港大醫學院執過教鞭的肺科名醫陳真光總結港美兩地的經驗所言，香港醫生看一病人的時間不及美國的三分一， 此點與我的觀察相符，由此可知，香港的醫生費並不便宜。多些醫生來港工作，醫生才可有更多的時間照顧病人。 我深信若不增加醫生數量，香港的醫療體制只會每隔一段時間便陷入困境。香港人口未來20、30年會繼續迅速老化，危機 出現的頻率只會愈來愈高。自己多訓練醫生是一種方法，但訓練醫生需時甚久，且價格昂貴。多貴？大學訓練醫科生的單位成 本是訓練其他學生的3、4倍！ 日前看新聞時得悉，港大醫學院打算每年多取錄數十名醫科生，需要擴建醫學大樓，經費竟要100億元。我一向支持投資教 育，但這100億元的擴建費卻也確實反映醫療教育的昂貴。作為比較，科大早期建設時，整個校園的總建築費才是35億元 ，已被政客認為是超支。 世界頂尖醫院多 莫故步自封 培養醫生既慢又貴，輔助性的解決之道自然是輸入人才。港人子弟有不少在外國醫學院就讀，別人替你出錢培養，你還阻止他 們回來，其蝕底之處，已到天誅地滅的境界。明乎此，新加坡的做法比香港剛通過的方案依然優勝得多。新加坡在世界各頂尖 醫學院中選出百餘所，只要是這些醫學院畢業的，其學歷與新加坡本身的醫學院被相同看待。這既能保證醫生質量，又符合香 港開放社會的特性，香港的兩所醫學院雖然質量不錯，但總不能自欺欺人以為世上沒有更先進的醫學院吧。 香港本是人傑地靈的大都會，而且港人壽命幾可冠絕全球，可見其醫療體系有一定的優點。 有此生招牌，香港本可成為亞太區的一個重要的醫療中心，輸出醫療服務，外地的有財之士豈不蜂擁而來看病？現在當然是不 行的，基本的醫療服務尚未有足夠人手應付，更何論搞甚麼醫療中心、醫療港？不過，若氣魄夠大，大幅吸納外地人才，這倒 並非不可為，香港的醫生根本不用擔心病人不足、收入減少。 （本欄逢周五刊登）   撰文: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欄名: 雷鳴天下

  (2019-05-03 雷鼎鳴 晴報) 日本明仁天皇在位30年後遜位，在日本，這是頭等大事，這會否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日本並無朝代之分，按照官方的說法，明仁是第125任的天皇。明仁並無劣績，起碼他在位期間並無像他父親裕仁般發動過 侵略戰爭，他對日本人也算愛民如子，但在他任內，卻正好碰上日本由盛而衰，不知歷史學家將來如何評價他？ 在近代史中，明仁的曾祖父睦仁（即明治天皇，1867至1912年在位）自然最受日本人尊崇，他把日本從一落後的農業 國變為一工業與軍事霸權，影響不可謂不大。但若論一生見盡大上大落，卻要數明仁的父親裕仁（1926至1989在位） 。在裕仁在位的63年間，日本發動過侵華戰爭，又在亞洲各處燃起戰火。嚴格來說，發動戰爭的是日本軍閥，但天皇被日本 人奉若神明，裕仁不可能脫得掉責任。 日本GDP 被中國遠遠拋離 在上世紀30年代後期，美國軍隊只有335,000人，但同期的日本卻有85萬士兵；到了1941年，美國軍人增至1 60萬，但日本也增至240萬，後來更上升至773萬，美國人曾有段時間不願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因之一便是怕打不 過德國與日本。但美國資源終究比日本豐富得多，在1944年期間，日本敗局已現，美國政府卻顯出其遠見，找了位傑出的 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其研究報告寫成了《菊花與劍》一書，深刻地影響美國的對日策略。 據潘乃德的發現，日本人欺善怕惡，階級分明，美國若表現出強大，日本便會低頭貼服；反之，日本人認為中國國民政府要以 德報怨，這被視為低一層次國家對日本此等上國理所當然的行為，所以日本不用感謝，更遑論向中國賠償認罪。潘乃德亦認為 天皇制度不可廢，否則日本人會覺得天塌了下來，日本會混亂非常，難以服務美國利益。這一發現便使天皇制度保存下來，裕 仁也撿回性命。有了戰爭的失敗後，日本刻意發展經濟，其GDP總量在上世紀80年代直逼美國。不少人認為美國為了遏止日本經濟的冒升，在1986年逼她簽下《廣場協議》，日圓被指 令要大幅升值，從此使日本經濟一蹶不振，明仁這30年，正好碰上這噩運。 日本經濟在這期間當然不好，經濟停滯不前，日本政府的欠債從GDP的一半左右上升至幾近GDP的2.5倍。日本GDP世界第2的位置，大約10年前也被中國取代了。到了今天，日本GDP只有4萬餘億美元，中國卻已增至13萬億美元了，日本被遠遠拋在後面，這對日本人的心理打壓頗大，尤其在近代史中，不 少日本人是視中國人為次等的。 拓展經濟 需保持政治中立 不過，我卻不相信《廣場協議》的作用這麼大。它不是沒有影響，但其效果不會維持這麼久。日本經濟之停滯與衰落，與她的 人口有關。日本人壽命長，出生率低，人口大量老化，卻無多少人口出來工作。社會負擔加重，工作人口減少，日本人本來樂 於儲蓄，資本積累不錯，但退休者不但不會儲蓄，還會把過去積累起來的資金吃掉，所以總體資本累積便緩慢。日本政府屢屢 想通過擴開支及減稅去刺激經濟，但投入的資金卻如泥牛入海，毫無作用。用了這麼多錢後，日本的欠債更易增加，難以減少 ，光是償還巨債的利息，已使日本難以翻身。 明仁退位後又如何？人口結構改變的速度十分緩慢（其實在這方面，香港正面對?相同的問題），日本又不願輸入移民，所以她經濟的困境會持續很久。日本所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的環境去拓展市場，否則她實 在難以頂得住人口老化帶來的負面效果。發展科技應有正面作用，但搞了這麼多年也未足以使日本脫困，恐怕是不可倚靠的了 。要擴大市場，日本的政治立場有需要改變。她若不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在中國這一龐大市場所能爭到的份額，終究有限。沒 錯，美國正為日本提供軍事保護傘，她敢不敢拋棄美國？其實她若保持中立，鄰近地區又有哪個國家會向她進攻？美國的保護 傘可有可無。日本倒是要想清楚未來的政治經濟如何定位。 （本欄逢周五刊登） 撰文: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欄名: 雷鳴天下  

(2019/03/29 晴報) 韓國瑜的確是個人物。他7天內訪問了香港、澳門、深圳及廈門，不但替高雄市爭取到52億元新台幣的訂單，還捲起了一股 新的「韓流」。幾名香港的反對派議員及一個主張香港自決的組織也坐不住，發表一個聲明，說他到訪中聯辦不適當，會對香 港市民發出錯誤信息云云。台灣陸委會又說要對他罰款，蔡英文也要發表一些「酸話」。 記憶當中，過去也有好些台灣的市長訪港，2001年台北市長馬英九、2009年台北市長郝龍斌、2009年台中市長胡 志強、2015年新北市長朱立倫，他們都獲得特首接見，但從無韓國瑜的聲勢，更遑論香港反對派的忌憚。 政治奇才獲人民支持 反對派說韓到中聯辦不當，這十分搞笑。中聯辦在港的主要職能之一便是處理涉台事務，一個台灣的市長到港、澳、深圳、廈 門推銷高雄的商品，不到中聯辦應到甚麼地方？韓國瑜擺明車馬的口號是「拼經濟」，沒有大陸的幫助，這怎可能成功？韓深 明此理，跑到中聯辦恰恰是發放了正確的信息。韓國瑜在台被喻為「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香港的小學雞政客要去碰他 ，真是自討沒趣。 為何反對派對韓如此忌憚？若不是他一旦肯出選，明年大有機會當選台灣的總統，反對派或會對他在港的活動選擇冷處理不聞 不問的策略。從陰謀論的角度看，美國並不希望台灣的總統與大陸有良好的關係，因為這會打亂美國今天圍堵及遏制中國的戰 略。也許反對派對此已心領神會，所以要加入唱衰韓的行列。 我對陰謀論一般抱高度懷疑的態度，反對派的批評韓，更大的可能是他的口號、理念與政策正好形成了一面鏡子，照出香港反 對派的錯誤。韓國瑜這個名稱已代表了一系列的政治含義及政策方向，每項都可使反對派招架乏力。 他是去年台灣九合一選舉中的大贏家，他不但創造奇迹，在深綠的大本營高雄市大勝民進黨對手，而且國民黨在其他縣市得他 助選，從原本的1都5縣的席位猛增至3都12縣，他獨力扭轉了台灣的政治形勢，這證明他的理念有人民的強大支持，反對 派不能說他並非代表人民。但更使反對派害怕的，是他敢於充當說破皇帝新衣的小孩，他指出高雄在民進黨執政下已是「又老 又窮」，他的口號是「經濟100分，政治0分」，手段是要爭取大陸的經濟合作及訂單，對反對他政策的人，他反諷︰「豬 八戒賣不了人參果，孫悟空在賣，你拖甚麼後腿？」 與大陸融合才是出路 台灣的台獨派與香港的反對派對他打的經濟牌難以抵擋，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兩地的人民早已開始厭倦不管經濟、只搞鬥爭的作 風。他們批評，韓的經濟牌其實充滿政治性。對於想改善生活的人而言，這是廢話；對於只懂鬥爭的人，這的確會構成強大的 政治壓力。韓不與他們正面交鋒，但他的策略卻正好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對香港而言，韓的策略正起着示範的作用。台灣搞民選已有多年，政治和經濟與內地若即若離，但韓卻發現，在政治上堅持一 個中國的「九二共識」及經濟上與大陸合作融合才是出路。這路綫酷似香港的一國兩制理念，香港的反對派大多不會喜歡他這 個結論，但韓卻靠此在台贏得選舉，這也許會引起唇亡齒寒的感覺。香港的反對派會從韓的成功得到啟示嗎？恐怕不易！他們 專注搞鬥爭這麼多年，已是此中的老手，你要他們轉行搞經濟，等於廢了他們的武功，他們是不會願意的。（編按︰作者外遊 ，4月停刊，5月3日復刊，敬希垂注） （本欄逢周五刊登）   撰文: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欄名: 雷鳴天下  

(2019/03/22 雷鼎鳴 晴報) 莫乃光、郭榮鏗及陳方安生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邀赴美「滙報」他們版本的香港情況，坊間猜測，這是美國有些政客要為 取消或重訂「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作準備。 這幾年來，美國深受「修昔底德陷阱」的力量所影響，害怕失去一哥地位，圍堵中國、遏制中國的發展已日漸成形為國策，倘 若美國政府在經過成本效益的分析後，認為打壓香港有利於這國策，他們不會給香港甚麼好果子吃，香港的法治、自由、人權 等是否出問題，只能是藉口，不會左右到美國對其利益的考慮。其實美國的法治、自由、人權等狀況，在國際排名上甚至比不 上香港，但這是無關宏旨的，只要找一些人唱衰香港便可。港人在中美角力中處於夾縫，避無可避，對美國的政策要有最壞的 預想，才可作出最佳的應對。但話說回來，改動或中止上述的「政策法」是否對美國有利？恐又未必。 對港貨加關稅 損失僅幾億 這條法案在1992年出爐，主要內容是承認中英聯合聲明，視香港為與大陸不同的地區，承認香港的護照，也把香港當作獨 立關稅區。但是，如果美國政府認為香港「一國兩制」走了樣，總統有權中止此法。換言之，如果美國認為打壓香港有利遏制 大陸，她便可通過取消此法來打擊香港，打擊的手段主要是不承認香港為獨立關稅區。 中央政府一直反對美國這條法案，認為這是美國在干預香港的事務。以中止一條中央政府反對的法案來遏制中國，邏輯上難以 起到脅逼中國的作用。但從香港的角度看，撤去這條法案，又是否真的能使香港吃不消？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可帶來兩 大後果。 第一，香港出口到美國的貨品會被當作是大陸貨，有可能要加關稅。此事若在1992年立此法時出現，的確有些威脅力，那 時香港本地產品出口到美國的總值是646億港元，佔當年GDP的8.29%。但在2017年，香港與美國貿易已主要是轉口，自己產品出口到美國的，只得34.7億港元，佔當年GD P低至0.13%，美國就算對港貨加關稅，香港的總體損失也不過是幾億元而已，毫無威脅力！ 第二，美國對香港及大陸一視同仁，某些與國防或敏感科技有關的產品以後禁止輸港。美國既然已大有可能與中國展開科技戰 ，香港怎麼還可指望美國對港不加諸任何限制？有沒有「美港政策法」，都是如此，美國輸港的科技，高極有限。 由此可見，這條法案已無甚意義，成了美國的雞肋。美國立這條法的原意，也許是視它為懸在香港頭上的一把刀，香港若不順 美國的旨意，刀便會掉下來，但若是真的撤銷了此法，便等於刀已經掉下，那麼威脅力也不再存在，美國反而變得被動，香港 政府更不用理會美國對港說三道四。若中美進一步鬧翻，魚死網破，中國還可順勢把美國在港的勢力連根拔起，不用再顧忌。 港外滙儲備豐 難衝擊聯滙 「美國—香港政策法」在今天的條件下已無多大的意義，廢與不廢都不重要，但也許美國可用獨立關稅區以外的手段威脅香港 ，例如打擊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但這恐怕也只會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一直希望中國能更開放金融市場 ，使她們能分一杯羹，這也是中美貿易談判重點之一。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今天正是西方金融界進入中國市場的通道，摧毀了她 ，對西方國家無好處，而且美國不要香港的金融服務，不等於別人不要，美國就算積極游說別國參與打擊，作用也不大。 打擊港元的聯繫滙率又如何？港元並非普通的法定貨幣，而是背後有美元儲備支持的貨幣。流通的鈔票有百分百的支持，香港 總外滙儲備共3.39萬億，是總貨幣量M3的46%，也是貨幣基礎的兩倍，美國如果不舉國用上洪荒之力，很難沖垮港元 ，而且港元與美元掛鈎及用美元作儲備，有利美國，若是胡搞一通，美國及世界都會有金融危機爆發，美國不敢這樣做。倘若 真的做了，港元可能便與人民幣掛鈎，也沒有大礙。 （本欄逢周五刊登）   撰文: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欄名: 雷鳴天下

(2019/03/15 雷鼎鳴 晴報) 根據近日公布的美國官方數據，2018年美國雖大肆增加關稅，挑起了與中國及其他國家的貿易戰，但美國的貿赤卻是不減 反加。在商品貿易上，2018年美國的逆差是8,913億美元，比2017年增加了10.3%；在服務業貿易上，美國 素來有順差，所以在包括商品與服務業的總體貿易上，美國的逆差低一點，但也高達6,210億美元，比2017年上升了 12.5%。 這些「成績」，對特朗普而言，是很沒有面子的。大約一年前，他才說過，「貿易戰是好的，很易取勝」（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他進行貿易戰的目的，是要消除逆差（雖然這不見得對美國有利，但這無疑是特朗普心中的意圖）。現在經過近一 年的貿易戰大龍鳳，逆差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這不是徹底的失敗是甚麼？香港某些報刊的評論人不懂經濟，但卻跟車太貼 ，一早便附和特朗普，現在情何以堪？ 不削開支增欠債 壓低儲蓄 但此等結果，卻是稍有見識的經濟學家都一早可預料到的。在過去一年，我在不同報刊寫文章，多次指出，經濟學有一放諸四 海而皆準的定律︰貿易順差（或逆差）必然等於該國的總儲蓄減去其總投資量，若儲蓄大於投資便是順差，反之則是逆差。由 此可知，消除逆差的辦法是增加儲蓄（亦即減低消費），或減少投資，但2017年底開始，美國減稅（此亦為何去年頭9個 月美股能上漲的主因），政府卻不減開支，欠債更多，這自然會進一步壓低儲蓄，美國貿易逆差上升，早已是可預見之事，增 加關稅與否都改變不了這事實。美國經濟學界高手如雲，當然明白這道理，但特朗普卻無此智力聽懂他們的看法，終於現眼報 。 美國貿易戰的主要對手是中國，特朗普也最想通過關稅戰來削減對華的貿赤，但2018年的數據也顯示，美國對華商品貿易 的逆差，一樣也在上升，從2017年的3,750億美元增至4,192億美元。說特朗普在貿易戰必勝的人，是否應無地 自容？不過，話說回來，經濟理論只可推斷去年美國總體逆差會擴大，但不能明確判斷美國與單一國家的貿赤會增加還是減少 。現在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更擴大，特朗普更無面子，但將來這現象未必持續，不可不知。如果美國經濟下滑，出現衰退，那麼 美國的消費會下降，貿易逆差反而會減低。 經過近一年的貿易戰與各名家的實證檢驗，我們大致還可確定更多的事實，而這些事實，也是一年前已有論述過的，我自己也 寫過同樣的論點。因為中美兩國都是大國，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利，但兩國的損失並不會太大。據經濟學網誌Slate的一篇 報道，聯儲局及世界銀行各自的研究都說明美國有損失，世界銀行的報告估算出美國大約損失了78億美元，不算多，但也不 可視而不見。我也曾寫過，估計中國的損失大約等於GDP的0.1至0.2個百分點左右，去年中國GDP增長率從6.8%降至6.6%，與此大致相符。也有人估計過，對鋼鐵的關稅使到美國鋼鐵業增加了2,400個職位，但 創造每一個職位的成本，竟是使美國在其他地方損失65萬美元！ 華經濟增長率高 較能忍痛 以貿易戰去削減貿赤現已證明是蠢招，美國的政客後知後覺，但在事實面前亦已改口說現在主打的是科技戰，其中一招便是繼 續靠關稅等手段迫使中國在知識產權等問題上讓步，當然在華為一事上，美國也想壓迫其他國家不用中國的通訊設備。現在我 們已可更清楚看到用增加關稅的辦法只是七傷拳，傷人也傷己，此類手段能有多少作用，要看誰的容忍痛苦能力強，但我們足 可相信，中國經濟增長率遠超美國，忍痛力也比美國強，在貿易談判中，中國或許會與美國虛與委蛇，在小地方作點讓步，但 美國要用貿易手段遏制中國科技的發展，不但難以成功，反而更可能促使中國加大研發的力度。長遠而言，5G此等科技中國 領先世界，可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但美國竟無一間公司能攖其鋒，異數！ （本欄逢周五刊登）   撰文: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欄名: 雷鳴天下

(2019/03/08 雷鼎鳴 晴報) 兩周前到英國牛津參加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的座談會，主持人是一位印裔英國人，也是中國通，他有關中國抗日戰爭政治與歷史 的巨著我幾年前已讀過。在交流中，他提到中國會否大量向「一帶一路」國家借出款項而最終使它們跌入債務陷阱，從而控制 它們？這是很典型的西方傳媒及美國政府經常提出的問題，但事實基礎卻十分薄弱。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一研究機構，一直默默工作，把中國對非洲54個國家18年來的貸款額及其他經濟活動的數據都整 理出來，從其數據庫可看到（網上很易找到這數據庫），中國從2000年至2017年對非洲所有國家的貸款，加起來總共 只有1,430億美元（有部分已償還），大約是中國4天的生產總值，佔非洲國家的GDP比例也很低，通常在兩三成以下，中國如何可能靠債務為工具去「殖民化」這些國家？ 中國高儲蓄率易被忽略 反觀美國，政府欠債超過GDP 100%，家庭及企業欠債接近GDP的200%，即社會總欠債是GDP 300%左右，比非洲國家更不穩健。由此可知，西方的知名媒體往往也會不看數據，因而作出誤導性的評論。 主持人不是經濟學家，不掌握一些經濟數據並不失禮，但顯然他平常讀過不少西方媒體的評論，他接着問我，中國不是也欠債 率甚高，以致近年要去槓桿化嗎？這些問題我過去曾多有思索，於是立即回答，中國的債務並不構成危機，而且我不認同去槓 桿化的政策。他對此答案很感驚訝，只有細細述說。 從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可見，今年1月底社會融資規模總存量共205萬億人民幣，但這筆款項並非全部都是債項，人民幣債 項是138萬億元，外幣債項等約2.2萬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企業債券及其他形式的欠債，以去年中國GDP超過90萬億計，私人市場中個人和企業的總欠債最多只是稍超過GDP的200%。政府欠債大約是GDP 19%，若加上有些國企的欠債，中國的總欠債只是GDP的2.6倍左右，低於美國的3倍、日本的3.3倍。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47%，遠高於美國的17%。這意味着中國可借出的款項，源源不絕地有新的供應，西方媒體一直都說中國債務快將爆煲 ，但一直都沒有發生，原因是他們把西方國情亂套入中國，忽略了中國的高儲蓄所致。 將來如何？我相信債項佔GDP的比例還應上升，這是因為中國的股市並不發達，甚至是一個賭場，只有9%的國民戶擁有股票，而且大多是短綫持有，每年 四十餘萬億元新增的儲蓄款項如何進入資本市場投資於企業？因股市不濟，只能靠債市，或是銀行直接把存款借給企業（或用 以買屋的國民），若債款不增，中國的資本累積過程便會遭到窒礙。債股比重傾向於前者，並不表示經濟的總風險增加，只意 味着債權人是主要的風險承擔者。 精準借貸可避免呆壞帳 中國政府近年也有擔憂債項過高問題，亦即槓桿太高，例如我們擁有100萬的房子，只付出了20萬，其餘80萬是借來的 ，這樣20萬控制着100萬，槓桿便是5倍，一旦房子價格掉了20萬以上，便成負資產。從此角度考慮，去槓桿化，即減 低槓桿比率，當然有其道理。問題是中國的去槓桿化（或十年前四萬億救市時的大水漫灌增加槓桿）往往是一刀切，容易使需 要資金，但投資有好回報的企業也無法融資，這便是最近兩、三年，甚至在貿易戰出現之前，經濟有下行壓力的重要原因。 更精準的做法是要把優秀企業與蝕本企業分開。有些企業（其中不少是國企），長期虧蝕產能過剩，或回報甚低，對它們的確 要去槓桿，減少借貸，甚至不借，以免銀行有呆壞帳風險。不過，對能賺錢應擴充的企業卻應多提供融資。對劣質企業去槓桿 ，對優質企業加大槓桿才是中國應有的政策，靠此化解貿易戰的負面衝擊並不困難。在執行上也許這並不簡單，但今天大數據 開始出現，銀行較易知道哪些企業優秀，借錢的精準度可望提高。 （本欄逢周五刊登）   撰文: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欄名: 雷鳴天下

(2019/03/01 雷鼎鳴 晴報) 今年財政預算案在理財方針上，顯然延續了去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公共開支佔GDP的比重從過去一年的20.2%，在來年預計再增至21.6%，2020年度又將上升至21.8%，2021更突破至2 2.5%，2022至22.7%，到2023才稍回落至22.0%。 要知道，在近代香港財政史上，只有1998及2003年度才觸到22%這紅綫。但這兩次碰到22%，政府是被動的，主 要因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年GDP過於疲弱才出現，與現在的有計劃地推高公共開支比重不可混為一談。當年的財爺唐英年眼見連年赤字，也許又害怕違反《基 本法》，作了重大的努力，把這比重壓下去，但也要到2017年度才重返低於16%的水平。 擴張有違《基本法》原意 公共開支的比重擴大，為甚麼是一個問題？世界各地的免費午餐派都會喜歡政府擴大開支，這是因為政府往往是世上最大的「 水魚」，她用的錢都是別人的錢，用多了也不會肉痛，社會中的各路利益團體或政客，只要緊盯着政府，向她施壓，便可予取 予攜得其所哉，政府掌控的資源愈多，愈是肥肉一塊，真正付出代價的，是納稅人不是政府，後者並無強烈的反抗意志。 此種在民主體制下普世皆然的現象，對經濟並無好處。早有研究指出，政府開支佔GDP比重愈大，該地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便會下降。撰寫《基本法》的諸先輩其實很有眼光，《基本法》108條說明香港要奉行低 稅制，107條更指明「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這幾 個條件加起來，可歸結為公共開支（或稅收）佔GDP的比重要處於穩定的低水平。在撰寫《基本法》的年代，這個比重很多時低於15%，現在則以超出22%為長綫目標，這便 不由不使我們疑慮《基本法》的原意有沒有被違背了。 《基本法》107及108條是很有遠見的條文，它們保障了香港「小政府」這一模式，但未來幾十年，人口老化必會帶來更 巨大的財政擴張壓力，怎樣才可避免對《基本法》的碰撞？ 造地開支收入另帳計算 在政府的各項開支中，有一項頗為特別，就是基礎建設開支，亦即修橋築路填海的開支，在2019年度預留了851.57 億，大約佔GDP的3%，未來幾年它升勢預計會十分凌厲，到了2023年會達到1,389.36億，超過到時GDP的4%。這些基建開支的經費從何而來？答案是靠賣地收入，例如今年度估計可得1,430億收入。在概念上更準確的說法 是，這幾乎是一門獨立的生意，政府在經營着一「國企」，它的業務是靠基建去造地或增加土地的價值，然後將價值提高了的 土地或新增的土地賣出，所得收入放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中，基金中之儲備又可用來製造更多的土地，這「企業」的利潤 可被政府徵用以支付別的開支。 有不少人以為政府太倚靠賣地收入，其實土地並非免費午餐，要有基建開支才有地可賣，例如若不投資建設「明日大嶼」，將 來便無地可賣。歷年以來，政府使用這一模式淨賺了不少錢，以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今天已積累了1,492億的儲備。 既然造地而賣是一門政府優而為之的生意，造地的成本未必應劃入公共開支之內，以免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太高，違反《基本法》。政府大可在帳目中把這業務分拆出來，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視作一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 填海基建等開支不算入政府開支中，賣地收入也只歸入這公司，如此一來，政府的開支及收入佔GDP的比重都可減少3至4個百分點。以後公司可獨立運作，政府也暫不用擔心違反《基本法》。 （本欄逢周五刊登）   撰文: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欄名: 雷鳴天下

(2019/02/22 雷鼎鳴 晴報) 美國有一個很奇怪的政策，申請到美國留學的學生在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證時，若是被問到為何想到美國，就算是出於禮貌，說 自己很仰慕美國，畢業後想留在那裏定居，那麼簽證幾乎必定被拒，我以前不少學生也中過招。不過，美國亦是一個移民國家 ，美國國力及科技水平之能維持，實又得功於她肯大量吸收新移民。 矽谷是美國創新科技最有活力的地方，這裏的科技研究人員（不計一般職員），泰半便是新移民或他們的第一代後裔。美國大 學理工科的課室中，往往大半學生都是亞洲人，其他學生選科時一看到這麼多亞洲人，往往便立刻跑掉，因害怕競爭不過人， 分數太低也。在80、90年前，麻省理工本來無甚名氣地位，只被看成是一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工專，但校方有眼光，把在歐 洲受到迫害的科學家大量吸納過來，終成就它的科技龍頭學府地位。 特朗普散布排外情緒 但這些情況近年有變，引起了美國有識之士的憂慮。我以前有一位老師、但亦是朋友的國際貿易與金融專家古魯格（Anne Krueger），她當過幾所名校的大教授，當過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及國際貨幣基金的第一副總裁，亦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榮 譽博士，近日她便撰文批評美國政府的政策導致了人才外流，大大不妙。 她指出，美國有大量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到美國留學的人是美國學生到別國留學的3倍，大學教育是美國重要的出口服務業， 每年淨賺340億美元，是美國出口大豆、煤與天然氣價值的總和。美國理工科學生中，大半便是外國人，若無留學生到美國 讀書，畢業後又留在那裏，美國必定出現科技人才的短缺。在2016年以前，到美國留學的人數每年都在上升（主要應得力 於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但在2016年，人數卻下降了3%，2017年又下降6.6%，2018年估計再跌7%。 為何這樣？一方面是美國學費愈來愈貴，另一方面是美國有些人開始排外。人才本應是要大力吸引的，但特朗普政府卻反其道 而行，不斷散布疑外排外的情緒，而且收緊學生簽證。已來到美國讀書的各國尖子，也恐慌會否外遊時受到壓制回不了美國繼 續學業。古魯格便直斥特朗普是把槍對準自己的腳發射。 美國是否自挖牆腳，我們或許留給美國有識之士去理會，古魯格說美國人才外流，用詞也許可以稍加修訂，美國只是暫時吸引 人才的能力削弱，會否仍未到本土人才大量流走的地步？因為到美國留學最多的人來自中國，要回答這問題，我們不妨看看中 國的數據。 中國市場吸引力大增 中國統計年鑑有出國留學及回流人士的數據。我分析這些數據有兩大結論。第一，現在每年出國的留學生仍在急速上升，20 17年有608,400人，比起2013年的399,600人或1985年的不足5,000人真的升幅巨大。赴美的人 數或許減少了，但中國出國留學的人只是移師往別的國家學習而已。 第二，為方便計算，我假設赴美留學平均約4年完成學業，要估算有多少比例的人完成學業後會回流，我們大可把某年回流的 海歸人數與4年之前出國的人數比較，例如2017年有超過48萬人回流，但4年前的2013年卻只有41.4萬的人出 國留學，這反映近年回流的人已多於出國的人。再細看數據，可知轉折點在2010年出現，那年回流13.5萬人，稍多於 2006年出國的13.4萬人。在這年之前，出的人比回流的人要多，例如，在80年代，大約只有3成的人畢業後會回國 。由此可知，中國已進入人才淨回流期，人才不是在外流，而是淨流入，正如台灣在8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情況一樣。 這對中國是好事，但既然這現象是在特朗普上台前已出現，人才淨回流的原因，應該是因中國經濟上升、市場吸引力大增所帶 動，而特朗普的疑外政策，將來則或更加快留學生的回流，特朗普實在是幫了中國的大忙。 （本欄逢周五刊登）   撰文: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欄名: 雷鳴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