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6 轉自新浪博客)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我的兒子四十八歲了。不過兩年多前，四十五歲，他才找到一份稱意的工作。論讀書考試，他是我家內內外外成績最好的一個。他的中學成績不怎麼樣，是因為我約束著，放學回家不准做功課，更不准請什麼補習老師。我認為求學這回事，是長途賽跑，早起步飛奔一定會敗下陣來。
兒子和他的妹妹進入了大學後，我完全不管他們的成績。永遠不問。只是一次在飛機上，見到一本刊物選出美國大學的幾百位成績最佳的本科生中，兒子與女兒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女兒讀大學只是為了給我作一個交代，畢業後她要結婚成家，是她的選擇，我不反對。兒子卻要不斷地讀下去，我當然也不反對。作本科生時他要購買很多課外的關於生物的書，而後來進入了研究院，買書的錢由校方提供，他當然買得更多了。
兒子放在書架上的書，看起來一律是全新的，彷佛沒有被翻過。一次我問他：“這些書你都讀過了嗎？”他答：“都讀過了。”
本科後，兒子進入一個要花十年時間的課程，是生物博士與醫學博士一起讀的。跟著他花了五年做些醫生專業與獲取牌照的操作，再跟著是進入了西雅圖的一家研究院，行醫的時間只約五分之一。困難的出現，是在美國，研究金的獲取越來越困難！是在這個困境中，喜歡從事研究工作的兒子，兩年多前轉向有直接商業價值的醫藥研究那方面去。
兒子說，有直接商業價值的醫藥研究與沒有直接商業價值的學術性研究，其趣味是一樣的，只是前者用不著發表學術文章。兒子有醫生牌照，做商業研究的價值較大，因為跟醫院與其他醫生的溝通是比較方便的。
為了轉向有商業價值的醫藥研究那方去，兩年多前兒子轉到該行業最集中的加州中部。我曾說過，他在那裡買了一間前後有小花園的房子。同樣的房子，十多年前美國之價倍於上海，但今天只約上海的一半，約深圳的五分之一！我也曾經說過，以房子舒適而言，比起中國，美國是遠為接近《聖經》說的伊甸園了。
我見兒子搬進了新購的房子，幾番建議他在前後的小園多植柑樹，因為加州一帶是植橙與柑最適宜的地方，但市場多見的是橙，少見的是柑。五十多年前，我在洛杉磯加大念書時，一位同學家的後園種著多棵柑樹，其果實甚佳。
我對兒子說，我希望兩個孫女在長大的過程中見到果樹結果。這是因為自己年幼在廣西逃難時，在貧困的村落中，老是愛看果樹上結著的果。我當然吃水果，不是很喜歡吃，但奇怪地喜歡見到樹上掛著滿是成熟的果實。是的，就是在日暮黃昏的今天，我在內地擁有一個果園，每年在果熟時我總要找機會去看看樹上結著的果實。
我也說過，愛看果樹結果的取向可能跟我在學術研究的取向有點關聯：凡是一個題材有了起點，或動了筆，或決定要寫，我歷來是見不到成果不會甘休。
遙想一九六七年寫好了論文《佃農理論》，到洛杉磯加大的校務處索取博士文憑時，因為外籍學生需要多交五十美元，我決定不要，因為論文已經寫好了，交了出去，幾位教授都簽了名，一紙文憑怎值五十美元呢？正要離開，校務處長史高維爾（他曾經教過我的歐洲經濟史）卻追了出來，要替我交那五十美元。我急忙在錢包掏出錢給他。
我是個平生沒有用過一紙名片的人。對我來說，名頭與文憑不是果實，但《佃農理論》這論文則無疑是。後來在芝加哥大學的兩間圖書館找到更多的有關資料，把該論文加長了約三分之一，在芝大出版後我把該書放在自己的床上，陪伴著我睡覺好幾晚。今天回顧，當年師友之間論英雄，大家只衡量思想的重要性，沒有誰管文章的數量與名頭的。
當年在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研究院，比我聰明的同學有的是，但決定要寫的文章，我一定會寫完的習慣卻不多見。老師阿爾欽曾經對他的女兒說，我永遠比他教過的其他學生多走幾步。其實這只不過是說，我要見到果實才甘休。
有些題材，從意識著要寫到到寫出成果很容易。好比寫座位票價，實地考查兩個星期，下筆只一個週末。有些題材很困難，好比寫價格管制，只二十頁紙我反復重寫，花了一整年。有些題材重視變化，要多累積觀察，歷時甚久。好比寫《公司的合約性質》，我在一九六九年回港考察工廠時，就決定該題材要以件工合約為核心，到完工發表時卻是一九八三年了。最遺憾是兩份厚厚的石油工業的研究。老師阿爾欽認為是他讀過的最優秀的經濟實證研究報告，可惜當時因為是顧問工作，不能發表。今天是可以出版的，但是非常專業的學問，出版商恐怕沒有興趣。
這就帶到我要向同學們推薦的《經濟解釋》。我從二〇〇〇年退休後，才開始動筆，因為要多積累對世事的觀察。最初是分三卷的，跟著是分四卷，到今天，則成為五卷了。寫了整整二十年！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一個原因是上述的，我要見到結果。另一個原因——近於無從解釋的——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歷久傳世。要爭取自己沒有機會見到的身後事，是不容易解釋的行為。說實話，多年以來，寫作的稿酬或版稅，我是全部由協助找尋資料或整理文稿的助手收取。但論著卻是我的，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果實了。一九七六年道金斯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提出的論點可能解釋：要養育自己的下一代是自私的基因使然，那麼從這一點看，要自己的思想傳世也是自私的基因使然了。
朱錫慶曾經說我那套《經濟解釋》將會傳世一千年。是過於誇張嗎？當朱兄這樣說時我認為是，但今天看可能不是。這是因為今天見到很多商人與幹部都在讀這套不容易讀的書。聽說他們認為那套書有實際的用場。經濟學本來就是要有實際用場的，只是數十年來從事者為了爭取多發表文章與在大學的升職，轉到數學方程式與無數無從觀察——因而無從驗證——的術語的“新”經濟學那些方面去。
物理學是一門有公理性的科學，而又因為有關的變數皆可觀察，所以可以推斷，因而可以驗證。建築工程不是物理學，但要基於物理學的公理才可把建築物建造起來。我從事的經濟學也是公理性，然而，除了“需求量”這項不是真有其物的無從觀察的“量”，我否決了所有其他無從觀察的變數。只一個無從觀察、不是真有其物的“需求量”，我就深思了幾十年才處理得好，但今天的經濟學卻發展為滿是無從觀察的術語的學問。
有些朋友說，這不幸的發展是源於我在《佃農理論》第四章提出的那無從觀察的“卸責”這個概念。可能是，因為這個沒有驗證用途的術語影響了阿爾欽與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發表的關於經濟組織的大文，跟著就是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一本滿是無從觀察的術語的書，再跟著就是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流行過一段日子的博弈理論的捲土重來了。
其實，爭取思想傳世是近於無聊的玩意，因為作者本人沒有機會見到。但在無聊中我們還是要問：王羲之為什麼要寫他的《蘭亭集序》？蘇東坡為什麼要寫他的《赤壁賦》？羲之當年要在數十個文人中表演一下，不難明白，但蘇子寫好《赤壁賦》後是不敢示人的。我在退休後花了二十年，多番修改才寫成今天同學們可以見到的五卷《經濟解釋》，為的是些什麼呢？答案是要見到自己創造或培植出來的果實，而希望的是自己不可能見到的歷久傳世的追求。
我從事經濟學六十一年了。在這門學問的創作上我不斷地嘗試了五十五年。今天回顧，作品能傳世半個世紀不困難，但一定要有三個因素的存在，其一是作品要有點新奇——英語稱novelty是也。不一定要有震撼性，但總要給讀者有點新奇的感受。其二是作品要有趣。這是品味上的問題——天生沒趣的人在經濟學的研究上不會有大成。其三是作品提出的論點一定要是真理——或起碼要經得起一段長時日的蹂躪。
這些傳世條件的要求，解釋了純為興趣與滿足作者的好奇心而追求的學問，其傳世的機會一定比追求其他目的為高。純從學問或知識的角度衡量，沒有趣味的作品傳世三幾十年是近於不可能的了。
（《童年的回憶》之十二，完）